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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所记述的是德国外交部档案中记录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今天来看这些史料中的观察，仍然骇人听闻、令人发指。
拉贝的记载 约翰·拉贝，德国商人，1909年来到中国，1937年他和一些西方人在南京设立了一个安全区，他被推举为安全区主席，在最危险的时刻为难民提供了一个躲避的场所。
1937年12月13日，拉贝等将1000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安排在司法部大楼里，日军将其中的400至500名强行拖走杀害。拉贝“被这种做法惊呆了”。第一次的震惊很快被长期的噩梦所取代——日军将一个中国兵绑在竹床上杀害后扔在拉贝居所附近一直没有埋葬，在其后6周中，这具尸体成了日军对拉贝的一个威胁性提示，告诉他12月13日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果然，12月17日，拉贝记述道：16日夜仅安全区就有约1000个女性被强奸；12月22日，拉贝记述道：在安全区的池塘里发现许多被枪杀的平民的尸体，其中一个池塘就有30具，他们大部分被反绑双手，有些人脖子上还挂着石块。下关发电厂的43名工人被押到江边枪杀，理由是该厂曾经是国营工厂。由于对下关至燕子矶一带的大屠杀并不知情，1月3日，拉贝诚实地记述到：有关6万中国人被俘或被杀的事，他并不知道，他担心有2000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兵和数千平民被杀，他祈祷：“但愿就这么多了。”
然而，1938年1月7日，他记述道，1个妇女因全家其余17个亲人被杀，恍恍惚惚地在街上疯跑，另一个妇女的父母和3个孩子被杀，她用最后的钱买了棺木，日本人抢走棺木，并给出理由说：中国人不必被收殓。1月25日，他记述道，一个中国人给日本人干了一天的活疲惫地回到家中，妻子端上几碗稀饭，全家6口就指望着这顿饭，一个日本兵过来，在碗里撒了一泡尿，扬长而去。2月7日，拉贝等在西康路附近的两个水塘里捞出124具中国人尸体，都被日本人用铁丝反绑了双手，他们先被机枪扫射，后被浇上汽油焚烧，因为要节约汽油，日军将他们烧得半焦后扔进了水塘。
罗森的记载 12月21日，罗森乘坐英国军舰前往上海，经过下关时，罗森“除了见到严重的破坏情况外，还见到了好多堆尸体——尸体穿的都是平民衣服”。
妇女遭受的苦难是最令罗森痛苦的：“不断有妇女被送进美国教会医院，直至昨天还是这种情况。这些妇女身心受到严重损伤，她们先是遭受轮奸，然后不是被刺刀杀害就是被其他物件打伤。一位妇女的颈部被割开一半，这位不幸的妇女还活着，使威尔逊医生也感到吃惊。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一刀，腹中的胎儿被刺死。送进医院的还有许多被奸污的幼女，她们当中有一个先后被20人轮奸。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奸污，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家属的面满足他们的罪恶性欲。”
1937年12月18日到20日，罗森在英国军舰“蜜蜂”号上避难，“在这段时间里，日本海军少将近藤对英国海军上将（按：应为少将）霍尔特说，南京下游的大扬子岛（按：应指八卦洲）上还有3万中国部队，必须‘清除’掉。这种‘清除’或许像日本人说的‘肃清’，就是杀害已毫无防卫能力的敌人，是违反战争人道的最高原则的。除了用机枪大批杀害外，还采用了其他特殊的杀人方式，如在人体上浇汽油，然后点上火。”事实上，从下关到燕子矶的长江沿岸，正是日军屠杀国民党徒手官兵的主要场所之一，也是相当数量的遇难者无法精确统计的原因。罗森对八卦洲屠杀的记载，补充了这方面的资料。
陶德曼的记载 日军一旦激怒起来就会做出比其他国民残酷得多的事情。我想起了我任东京（德国）大使馆参事官时发生的事情。那是关东大地震之后不久的事。为了杀害一个社会主义者领袖的家人，日军军官给他们家年幼的孩子们甜东西吃，在孩子们正沉浸在得到东西的喜悦中时，军官从身后用绳子把他们绞死了。这种亚洲式的残暴性在中国人民面前完全暴露出来了。在南京，很多平民被枪杀，包括欧洲人的住宅在内的房屋遭到了掠夺，中国女性遭到了强奸。据美国大使说，仅仅从美国传教士们的家里就有13名中国女性被日军部队强行带走，对欧洲人住宅的掠夺现在仍在持续着。
同样，陶德曼也注意到了大屠杀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中国觉醒了。日军使埋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之前没有发觉的爱国主义萌芽了。日军试图树立独立政府的所有尝试，只产生出一种在日军的刺刀下才会存在的虚像。”
这一发现，在美国人士的观察中得到印证，《视野》记述道：“即使押往屠场的最后一刻，这些中国人脸上都流露着蔑视与反抗的神色，这也是我可以提供的最大的明证：中国终于成为我们西方人理解的‘爱国’民族。”
大屠杀对新型中国国民的型塑作用，是过去长期被忽略的一个层面。陶德曼的观察发人深省。
拉贝的记载 约翰·拉贝，德国商人，1909年来到中国，1937年他和一些西方人在南京设立了一个安全区，他被推举为安全区主席，在最危险的时刻为难民提供了一个躲避的场所。
1937年12月13日，拉贝等将1000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安排在司法部大楼里，日军将其中的400至500名强行拖走杀害。拉贝“被这种做法惊呆了”。第一次的震惊很快被长期的噩梦所取代——日军将一个中国兵绑在竹床上杀害后扔在拉贝居所附近一直没有埋葬，在其后6周中，这具尸体成了日军对拉贝的一个威胁性提示，告诉他12月13日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果然，12月17日，拉贝记述道：16日夜仅安全区就有约1000个女性被强奸；12月22日，拉贝记述道：在安全区的池塘里发现许多被枪杀的平民的尸体，其中一个池塘就有30具，他们大部分被反绑双手，有些人脖子上还挂着石块。下关发电厂的43名工人被押到江边枪杀，理由是该厂曾经是国营工厂。由于对下关至燕子矶一带的大屠杀并不知情，1月3日，拉贝诚实地记述到：有关6万中国人被俘或被杀的事，他并不知道，他担心有2000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兵和数千平民被杀，他祈祷：“但愿就这么多了。”
然而，1938年1月7日，他记述道，1个妇女因全家其余17个亲人被杀，恍恍惚惚地在街上疯跑，另一个妇女的父母和3个孩子被杀，她用最后的钱买了棺木，日本人抢走棺木，并给出理由说：中国人不必被收殓。1月25日，他记述道，一个中国人给日本人干了一天的活疲惫地回到家中，妻子端上几碗稀饭，全家6口就指望着这顿饭，一个日本兵过来，在碗里撒了一泡尿，扬长而去。2月7日，拉贝等在西康路附近的两个水塘里捞出124具中国人尸体，都被日本人用铁丝反绑了双手，他们先被机枪扫射，后被浇上汽油焚烧，因为要节约汽油，日军将他们烧得半焦后扔进了水塘。
罗森的记载 12月21日，罗森乘坐英国军舰前往上海，经过下关时，罗森“除了见到严重的破坏情况外，还见到了好多堆尸体——尸体穿的都是平民衣服”。
妇女遭受的苦难是最令罗森痛苦的：“不断有妇女被送进美国教会医院，直至昨天还是这种情况。这些妇女身心受到严重损伤，她们先是遭受轮奸，然后不是被刺刀杀害就是被其他物件打伤。一位妇女的颈部被割开一半，这位不幸的妇女还活着，使威尔逊医生也感到吃惊。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一刀，腹中的胎儿被刺死。送进医院的还有许多被奸污的幼女，她们当中有一个先后被20人轮奸。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奸污，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家属的面满足他们的罪恶性欲。”
1937年12月18日到20日，罗森在英国军舰“蜜蜂”号上避难，“在这段时间里，日本海军少将近藤对英国海军上将（按：应为少将）霍尔特说，南京下游的大扬子岛（按：应指八卦洲）上还有3万中国部队，必须‘清除’掉。这种‘清除’或许像日本人说的‘肃清’，就是杀害已毫无防卫能力的敌人，是违反战争人道的最高原则的。除了用机枪大批杀害外，还采用了其他特殊的杀人方式，如在人体上浇汽油，然后点上火。”事实上，从下关到燕子矶的长江沿岸，正是日军屠杀国民党徒手官兵的主要场所之一，也是相当数量的遇难者无法精确统计的原因。罗森对八卦洲屠杀的记载，补充了这方面的资料。
陶德曼的记载 日军一旦激怒起来就会做出比其他国民残酷得多的事情。我想起了我任东京（德国）大使馆参事官时发生的事情。那是关东大地震之后不久的事。为了杀害一个社会主义者领袖的家人，日军军官给他们家年幼的孩子们甜东西吃，在孩子们正沉浸在得到东西的喜悦中时，军官从身后用绳子把他们绞死了。这种亚洲式的残暴性在中国人民面前完全暴露出来了。在南京，很多平民被枪杀，包括欧洲人的住宅在内的房屋遭到了掠夺，中国女性遭到了强奸。据美国大使说，仅仅从美国传教士们的家里就有13名中国女性被日军部队强行带走，对欧洲人住宅的掠夺现在仍在持续着。
同样，陶德曼也注意到了大屠杀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中国觉醒了。日军使埋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之前没有发觉的爱国主义萌芽了。日军试图树立独立政府的所有尝试，只产生出一种在日军的刺刀下才会存在的虚像。”
这一发现，在美国人士的观察中得到印证，《视野》记述道：“即使押往屠场的最后一刻，这些中国人脸上都流露着蔑视与反抗的神色，这也是我可以提供的最大的明证：中国终于成为我们西方人理解的‘爱国’民族。”
大屠杀对新型中国国民的型塑作用，是过去长期被忽略的一个层面。陶德曼的观察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