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近日上映引发热议。电影取材于小说《聂隐娘》，最早收录于宋初小说总集《太平广记》，作者是晚唐文人裴铏。故事的主角聂隐娘是一名技艺高超的“刺客”——这是一种古老的职业，其使命是通过暗中终结他人的生命来达到某种政治或个人目的。本文就聊一聊聂隐娘与其背后的时代故事。
刺客文化：“士为知己者死” 有关刺客的可靠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刺杀行为在政治或军事斗争中时有发生，《左传》中就有不少记载。当时，派遣刺客似乎已经是军事上的常规手段，《孙子兵法》就曾写道：“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其中“人之所欲杀”指的就是刺杀对方军中的关键人物，这里讲的是如何利用间谍获取信息，做好刺杀的前期准备。
从行动方式来看，刺客似乎是一种不怎么光明正大的职业，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职业却时常受到人们的赞扬和向往，这一切都要感谢司马迁。他在编写《史记》时特意收集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先秦刺客的故事，专门设立《刺客列传》，在事实中加入不少文学性的细节，将五人都描写成正面角色，赞扬他们“士为知己者死”的义勇行为。这样的赞颂使得“刺客”自此披上了一层名为“侠客”的鲜亮外衣。
刺客的故事之所以深受人们喜爱，还在于其中蕴藏着反权威的精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差序，上位者生杀予夺、无所不能，下位者俯首听命、任其摆布，而刺客的行动却能越过权威和社会规制。
中国历史中，乱世时刺客总是大有作为，但一到治世，皇帝们便会努力压制行刺的活动。三国时期可算是刺客们的天堂，孙策、柯比能、张飞、费祎等重要人物都是死于刺客之手，刘备、曹操也都经历过刺客的攻击。到了曹魏末期，司马昭专权以后，手下一位叫路遗的骑士自告奋勇，要去蜀汉行刺，而司马昭认为自己迟早要称帝，不应做出指派刺客这样的事，便驳回了路遗的请求。他的选择也代表了一位以天下共主为目标的人对刺客应有的态度。
中唐时期：“刺客满京师” 统一王朝控制刺客的最重要方式，是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但到了聂隐娘生活的中唐时代，局势极为不稳。安史之乱之后，战火中的北方百姓纷纷背井离乡，逃往南方，以田地为基础的户籍制度也随之宣告崩溃。唐代宗大历年间，朝廷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废除了以土地控制户籍的做法，出现了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他们便是中唐刺客的群众基础。
聂隐娘的故事虽是虚构的，但文学作品多少能反映出社会现实。按唐初的制度，官府每年都要进行人口登记，每隔三年就要将此前的记录制成册子，以便核对。隐瞒、缓报人口，都是重罪，掠夺人口为奴婢的，更是能被判处到绞刑。但聂隐娘被女尼掠夺五年之久，官府既没有对这样的人口异动进行任何追查，也没有去追究女尼的拐卖之罪，可见此时政府的人身控制能力已经到了极弱的地步。
同时，此事没有得到重视也与女尼的策略有关。在唐代的户籍管理制度中，偏重对劳动能力较强的男丁的管理，聂隐娘的师父掳掠了三个弟子，都是女孩，也许与唐代对女性户口的控制较松有关。
聂隐娘走上刺客之路，还与她家庭所处的地域有关。安史之乱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渐渐与皇权分庭抗礼。其中位于河朔地区的藩镇，主帅均为安史叛军出身，出于局势和利益的考虑才归降朝廷，他们与中央皇权的关系最为疏离。
河北位处燕赵之地，是荆轲、豫让、毛遂等著名刺客的故乡，本身就有根深蒂固的游侠文化。河北藩镇不受唐朝皇庭控制，也没有天下共主“刑于四海，以德服远”的需求，再加上文化使然，便也开始蓄养流民，培育自己的刺客集团。聂隐娘父亲所仕奉的“魏帅”，便是河北藩镇的代表，唐德宗、唐宪宗时期担任魏博节度使的田季安。田季安的祖父，魏博的第一代藩镇田承嗣，就曾经指派刺客，暗杀了不听自己号令的卫州刺史薛雄，吞并了薛雄控制的相州和卫州。由此可见，田季安蓄养精精儿、空空儿、聂隐娘这样的刺客，正是保持了祖父传下的习俗。
当时的情况，史书曾用一句话概括，“奸人遍四海，刺客满京师”。
替人行刺：是为了交换尊重 刺客与刺客的指使者，看似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但是在实践中却经常发生刺客违背指挥，自作主张放过刺杀目标的情况。这类反转通常发生在刺客在蹲点观察时，他们被目标无意之间表露出的行动、语言或者生活方式感动，觉得自己接受的命令违背了更高尚的道德伦理，因而良心发现，自动终止了刺杀行动。
电影《刺客聂隐娘》自然是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这种戏剧性的反转，事实上类似事件在史书中也很常见。
唐太宗前期的太子李承乾，曾因行为不端多次被老师于志宁揭发，恼羞成怒，派遣自己蓄养的职业刺客前去刺杀于志宁。此时于志宁的母亲刚刚去世，本该回乡守孝，但被太宗强行留在太子身边。刺客到达于志宁家中时，发现他并没有住在舒适的寝室，而是用茅草搭了一座守孝的小屋，在小屋中作息。刺客被于志宁的孝心感动，最后没有忍心杀害他，直接放弃了任务。
大多数刺客虽以接受别人资助为生，但在他们的观念中，自己替人行刺，并不是为了交换金钱，而是为了交换别人对自己的尊重。按司马迁的说法，这种以刺杀报答尊重的行为，就叫“志”，刺客成功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立意较然，不欺其志”。以金钱为目的的刺杀行动，遵从的是出资者的要求；以“志”为目的的刺杀行动，遵从的却是刺客自己内心的判断。能够自己决断自己的行为，是无比自由愉快的事。
在小说《聂隐娘》中，当刘昌裔接纳聂隐娘，询问她的需求时，聂隐娘要求的只是“每日二百文”的资助，后来刘纵赠送聂隐娘缯彩，聂隐娘又“一无所受”，就是不想让这些赠物阻碍自己对人生的选择。
刺客文化：“士为知己者死” 有关刺客的可靠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刺杀行为在政治或军事斗争中时有发生，《左传》中就有不少记载。当时，派遣刺客似乎已经是军事上的常规手段，《孙子兵法》就曾写道：“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其中“人之所欲杀”指的就是刺杀对方军中的关键人物，这里讲的是如何利用间谍获取信息，做好刺杀的前期准备。
从行动方式来看，刺客似乎是一种不怎么光明正大的职业，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职业却时常受到人们的赞扬和向往，这一切都要感谢司马迁。他在编写《史记》时特意收集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先秦刺客的故事，专门设立《刺客列传》，在事实中加入不少文学性的细节，将五人都描写成正面角色，赞扬他们“士为知己者死”的义勇行为。这样的赞颂使得“刺客”自此披上了一层名为“侠客”的鲜亮外衣。
刺客的故事之所以深受人们喜爱，还在于其中蕴藏着反权威的精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差序，上位者生杀予夺、无所不能，下位者俯首听命、任其摆布，而刺客的行动却能越过权威和社会规制。
中国历史中，乱世时刺客总是大有作为，但一到治世，皇帝们便会努力压制行刺的活动。三国时期可算是刺客们的天堂，孙策、柯比能、张飞、费祎等重要人物都是死于刺客之手，刘备、曹操也都经历过刺客的攻击。到了曹魏末期，司马昭专权以后，手下一位叫路遗的骑士自告奋勇，要去蜀汉行刺，而司马昭认为自己迟早要称帝，不应做出指派刺客这样的事，便驳回了路遗的请求。他的选择也代表了一位以天下共主为目标的人对刺客应有的态度。
中唐时期：“刺客满京师” 统一王朝控制刺客的最重要方式，是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但到了聂隐娘生活的中唐时代，局势极为不稳。安史之乱之后，战火中的北方百姓纷纷背井离乡，逃往南方，以田地为基础的户籍制度也随之宣告崩溃。唐代宗大历年间，朝廷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废除了以土地控制户籍的做法，出现了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他们便是中唐刺客的群众基础。
聂隐娘的故事虽是虚构的，但文学作品多少能反映出社会现实。按唐初的制度，官府每年都要进行人口登记，每隔三年就要将此前的记录制成册子，以便核对。隐瞒、缓报人口，都是重罪，掠夺人口为奴婢的，更是能被判处到绞刑。但聂隐娘被女尼掠夺五年之久，官府既没有对这样的人口异动进行任何追查，也没有去追究女尼的拐卖之罪，可见此时政府的人身控制能力已经到了极弱的地步。
同时，此事没有得到重视也与女尼的策略有关。在唐代的户籍管理制度中，偏重对劳动能力较强的男丁的管理，聂隐娘的师父掳掠了三个弟子，都是女孩，也许与唐代对女性户口的控制较松有关。
聂隐娘走上刺客之路，还与她家庭所处的地域有关。安史之乱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渐渐与皇权分庭抗礼。其中位于河朔地区的藩镇，主帅均为安史叛军出身，出于局势和利益的考虑才归降朝廷，他们与中央皇权的关系最为疏离。
河北位处燕赵之地，是荆轲、豫让、毛遂等著名刺客的故乡，本身就有根深蒂固的游侠文化。河北藩镇不受唐朝皇庭控制，也没有天下共主“刑于四海，以德服远”的需求，再加上文化使然，便也开始蓄养流民，培育自己的刺客集团。聂隐娘父亲所仕奉的“魏帅”，便是河北藩镇的代表，唐德宗、唐宪宗时期担任魏博节度使的田季安。田季安的祖父，魏博的第一代藩镇田承嗣，就曾经指派刺客，暗杀了不听自己号令的卫州刺史薛雄，吞并了薛雄控制的相州和卫州。由此可见，田季安蓄养精精儿、空空儿、聂隐娘这样的刺客，正是保持了祖父传下的习俗。
当时的情况，史书曾用一句话概括，“奸人遍四海，刺客满京师”。
替人行刺：是为了交换尊重 刺客与刺客的指使者，看似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但是在实践中却经常发生刺客违背指挥，自作主张放过刺杀目标的情况。这类反转通常发生在刺客在蹲点观察时，他们被目标无意之间表露出的行动、语言或者生活方式感动，觉得自己接受的命令违背了更高尚的道德伦理，因而良心发现，自动终止了刺杀行动。
电影《刺客聂隐娘》自然是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这种戏剧性的反转，事实上类似事件在史书中也很常见。
唐太宗前期的太子李承乾，曾因行为不端多次被老师于志宁揭发，恼羞成怒，派遣自己蓄养的职业刺客前去刺杀于志宁。此时于志宁的母亲刚刚去世，本该回乡守孝，但被太宗强行留在太子身边。刺客到达于志宁家中时，发现他并没有住在舒适的寝室，而是用茅草搭了一座守孝的小屋，在小屋中作息。刺客被于志宁的孝心感动，最后没有忍心杀害他，直接放弃了任务。
大多数刺客虽以接受别人资助为生，但在他们的观念中，自己替人行刺，并不是为了交换金钱，而是为了交换别人对自己的尊重。按司马迁的说法，这种以刺杀报答尊重的行为，就叫“志”，刺客成功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立意较然，不欺其志”。以金钱为目的的刺杀行动，遵从的是出资者的要求；以“志”为目的的刺杀行动，遵从的却是刺客自己内心的判断。能够自己决断自己的行为，是无比自由愉快的事。
在小说《聂隐娘》中，当刘昌裔接纳聂隐娘，询问她的需求时，聂隐娘要求的只是“每日二百文”的资助，后来刘纵赠送聂隐娘缯彩，聂隐娘又“一无所受”，就是不想让这些赠物阻碍自己对人生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