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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語言是翻译的载体，翻译使得语言在表达上更为丰富。语言与翻译从最初的形式对等过渡到不断迁移的话语互建体系，其演变过程是对互文要义的遵循。语言的通用性与广泛性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翻译，翻译用目的语回应原语亦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重述，其过程映射互文标记，更是对语言与翻译交叉互文的明示。
【关键词】语言;翻译;互文
引言
语言的诞生是为满足社会群体的需求，语言自身所携符号性、规约性、任意性、生成性、民族性等特性需被发掘以理解其本源系统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究其语言本体而言，洪堡特强调语言的动态性，他的语言哲学思想体现了语言工具论向语言本体论转变，语言研究方法从描写向解释倾斜的趋势对后世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对比语言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福柯将权力与话语进行结合，融入主体对话语的消解，由此产生知识、权力与话语的同构。海德格尔从存在与死亡视角进行现象图式解释，并认为其为一个循环。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思考本身体现一套不同于西方传统主体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海德格尔将现象学推向了本体论，突破了胡塞尔的现象还原论，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所谓“缘在”与“本成”有着诠释学本体构建意义。语言走向哲学阐释是其发展的价值所在，超越最初呈现时的规约与意图，正如劳伦斯·韦努蒂所言：“语言绝不仅仅是个人根据一套规则系统所使用的交流工具”。无论语言如何变化，在交流目的的驱使下不得不以翻译为桥梁。无论是语言本体论抑或主体论，还是权力话语的解构力，都对翻译思想或翻译学说的形成产生着导向作用。语言是交流工具的统称，而翻译便顺应交流而生。可以说，语言的多样性与功能性决定了翻译存在的必然性，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互文解读模式。
一、互文解读
通常意义上的“互文”一词认同为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她首次提出互文性并将此定义为两个或多个文本之间发生的互文性关系。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语言与语言的关系，而语言与文本之间不断关联并发生转换即为翻译过程所为。事实上，互文的最初模型被更多地标记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所设，正是因为文本本身与文本中人物、文本作者、读者、文化内涵、社会历史与实践的不断对话，使得不同读者与译者在解读或者翻译文本时得以多样化与个性化。将语言与翻译两者关系定义为互文关系时一种整合式理解与实践模式，此处考量的不仅有语言对翻译的广泛囊括性，更有着翻译过程对语言文本的多种互文解读性。
无论是作为纯语言学学科意义上理解的语言文字，还是以文化为视角的文学文字，都必将通过翻译的形式进行语义编排与重组，化解其语言符号，以保证语言在形式与内容上得以延续甚至重生。语言作为一种标记性符号，显性呈现出原语与的语之间的文本联系，而其背后的隐形施为者为翻译过程与译者本人。互为联系的语言与翻译在以文本为呈现形式的语场中交替释放其互文辐射效果，因此，互文对于学科的阐释力也得以加强。
二、语言定义翻译
古今中外对翻译的定义多以语言或文本转换为论。中国宋僧法云是古代考证第一位给翻译定义之人，“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左右不同耳”，“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语支言。音虽似别，义则不同。”梵语与汉语之间转换，唯语言涉及其中。唐代贾公彦在《周礼·义疏》中指出：“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此意明显视翻译为言语间转换以求理解之行为。玄奘“五不翻”原则，鸠摩罗什与释道安展开的文质之争都以文本语言为对象，前者为原语，后者求译语。近现代中国学者对翻译的定义虽表达上有区别，但都重语言，或将其视为语言活动。著名作家茅盾认为：“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原文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像原作一样的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翻译家沈苏儒认为“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王克非这样定义翻译：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文化活动。翻译家许钧将翻译定义为“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吕俊说：“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可见语言文字、语符意义、文化信息在中国译论中早已是翻译的载体。
西方翻译史不同翻译流派凸显的翻译目的与策略不尽相同，但在定义翻译时都异口同声专注于语言与文本。语言学派卡特福德认为“翻译是一个语言操作过程，即用一种语言文本取代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尤金·奈达视翻译为原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首先是意义，其次是风格。两位翻译理论家毫不掩饰语言对翻译定义的指引作用，强调翻译都是发生在语言之间的转换。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声称“翻译毫无疑问是对原文本的重写”。苏珊·巴斯内特将翻译视为“强加意义的主要方法，同时隐藏产生意义背后的权力关系”。文化转向理解翻译时虽然没有直接指称语言，但是文本与意义都是语言的表现形式，翻译依旧没有离开语言范畴。随后翻译走向意识形态与权力之争的后殖民解读阶段。本杰明认为翻译是来生的一部分，能够给原作带来新的生命。德里达提出释义：“文字与意识的关系、文学主体与理想感官内部关系都是翻译必经之路，这种转换称之为翻译”。从来生与原作对比到文字与意识关系，翻译过程与效果彰著，翻译的创造性、社会性、主体心理逐渐展露，时间性与时代性烙印更加深刻，但翻译的文本特征与语言倾向从未消退。
三、翻译镜射文本
翻译理论倾向是一定社会语境背景下的产物，其实践效果离不开主体与客体的和谐与合作。回顾翻译理论研究发展历程，语言学视角重文本中心，文化学重等效阐释，心理学偏向认知建构。翻译的语言性、文化性、符号性一直是翻译理论工作者与翻译家认可的共性，从原语到目的语，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从一个符号到多个符号，其转换和变迁一旦投射到外围区域便引发千丝万缕的联系。雅各布森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代表人物对翻译的解读体现为三个层面：1.语内翻译;2.语际翻译;3.语符翻译或符际翻译。从理论维度看，翻译涉及文本、交流、符号转换，是一个由内到外，由语言到社会不断交替过程，翻译理解的多维度由此产生，关联过程及程度与哲学对接。贺麟认为：从哲学意义上讲，翻译是译者与原文本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包含了理解、解读、领会、移译等诸多环节，最终凝结完成的结果即为译文（张岂之，周祖达，1990）。目的论翻译理论视文本类型展开具体翻译实践既是对文本的尊重，也是为顺应读者所为。翻译研究学派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整合纯翻译理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图谱确立了“描述性”在翻译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图里（Gideo Toury）勾勒了系统的描写翻译研究方法与框架使得“描述”成为翻译研究新趋向。描述性翻译研究跳脱了之前规约性翻译樊笼，以目的语为导向，关注翻译结果，并将其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进行评价。
文本是语言的综合体，对文本的尊重是语言翻译的基本要素。然而，语言的范畴性要求翻译过程融入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传播途径等多元要素，从而让翻译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方法论探讨上更好地互文语言的多样性。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相互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一寸，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可见，无论是翻译缘起、理论推进，还是译者心理、译作价值，从语言文本到社会关系，翻译涉及的直接或间接要素在互文性视角下都可得以诠释，客体文本与主体意识在翻译转换交替过程中不断融合，互为前提，不断循环，成就了翻译的复杂与艰辛，也因此诞生了经典与永恒。
结语
文本之间具体形态取决于现实世界的变化，有或无，显或隐在边界飘荡游离，对翻译互文解读提供了一定的哲学思辨，互文本身是对一切事物之间关联性的肯定。翻译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过程均不能脱离语言的存在。有人将翻译视为临摹，因此“忠实”一直是译者所遵循标准之一;有人将翻译视为创造性叛逆，关注读者反应，从而出现了“不忠的美人”。无论最终的翻译效果如何，语言的真实存在是开展翻译的前提基础，两者之间的互文对应正是对无处不在的哲学联系的考证。
参考文献：
[1]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Lawrence Venuti.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3]Nida E.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4]吕俊.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J].外国语，1997（2）：6.
【关键词】语言;翻译;互文
引言
语言的诞生是为满足社会群体的需求，语言自身所携符号性、规约性、任意性、生成性、民族性等特性需被发掘以理解其本源系统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究其语言本体而言，洪堡特强调语言的动态性，他的语言哲学思想体现了语言工具论向语言本体论转变，语言研究方法从描写向解释倾斜的趋势对后世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对比语言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福柯将权力与话语进行结合，融入主体对话语的消解，由此产生知识、权力与话语的同构。海德格尔从存在与死亡视角进行现象图式解释，并认为其为一个循环。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思考本身体现一套不同于西方传统主体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海德格尔将现象学推向了本体论，突破了胡塞尔的现象还原论，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所谓“缘在”与“本成”有着诠释学本体构建意义。语言走向哲学阐释是其发展的价值所在，超越最初呈现时的规约与意图，正如劳伦斯·韦努蒂所言：“语言绝不仅仅是个人根据一套规则系统所使用的交流工具”。无论语言如何变化，在交流目的的驱使下不得不以翻译为桥梁。无论是语言本体论抑或主体论，还是权力话语的解构力，都对翻译思想或翻译学说的形成产生着导向作用。语言是交流工具的统称，而翻译便顺应交流而生。可以说，语言的多样性与功能性决定了翻译存在的必然性，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互文解读模式。
一、互文解读
通常意义上的“互文”一词认同为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她首次提出互文性并将此定义为两个或多个文本之间发生的互文性关系。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语言与语言的关系，而语言与文本之间不断关联并发生转换即为翻译过程所为。事实上，互文的最初模型被更多地标记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所设，正是因为文本本身与文本中人物、文本作者、读者、文化内涵、社会历史与实践的不断对话，使得不同读者与译者在解读或者翻译文本时得以多样化与个性化。将语言与翻译两者关系定义为互文关系时一种整合式理解与实践模式，此处考量的不仅有语言对翻译的广泛囊括性，更有着翻译过程对语言文本的多种互文解读性。
无论是作为纯语言学学科意义上理解的语言文字，还是以文化为视角的文学文字，都必将通过翻译的形式进行语义编排与重组，化解其语言符号，以保证语言在形式与内容上得以延续甚至重生。语言作为一种标记性符号，显性呈现出原语与的语之间的文本联系，而其背后的隐形施为者为翻译过程与译者本人。互为联系的语言与翻译在以文本为呈现形式的语场中交替释放其互文辐射效果，因此，互文对于学科的阐释力也得以加强。
二、语言定义翻译
古今中外对翻译的定义多以语言或文本转换为论。中国宋僧法云是古代考证第一位给翻译定义之人，“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左右不同耳”，“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语支言。音虽似别，义则不同。”梵语与汉语之间转换，唯语言涉及其中。唐代贾公彦在《周礼·义疏》中指出：“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此意明显视翻译为言语间转换以求理解之行为。玄奘“五不翻”原则，鸠摩罗什与释道安展开的文质之争都以文本语言为对象，前者为原语，后者求译语。近现代中国学者对翻译的定义虽表达上有区别，但都重语言，或将其视为语言活动。著名作家茅盾认为：“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原文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像原作一样的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翻译家沈苏儒认为“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王克非这样定义翻译：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文化活动。翻译家许钧将翻译定义为“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吕俊说：“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可见语言文字、语符意义、文化信息在中国译论中早已是翻译的载体。
西方翻译史不同翻译流派凸显的翻译目的与策略不尽相同，但在定义翻译时都异口同声专注于语言与文本。语言学派卡特福德认为“翻译是一个语言操作过程，即用一种语言文本取代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尤金·奈达视翻译为原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首先是意义，其次是风格。两位翻译理论家毫不掩饰语言对翻译定义的指引作用，强调翻译都是发生在语言之间的转换。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声称“翻译毫无疑问是对原文本的重写”。苏珊·巴斯内特将翻译视为“强加意义的主要方法，同时隐藏产生意义背后的权力关系”。文化转向理解翻译时虽然没有直接指称语言，但是文本与意义都是语言的表现形式，翻译依旧没有离开语言范畴。随后翻译走向意识形态与权力之争的后殖民解读阶段。本杰明认为翻译是来生的一部分，能够给原作带来新的生命。德里达提出释义：“文字与意识的关系、文学主体与理想感官内部关系都是翻译必经之路，这种转换称之为翻译”。从来生与原作对比到文字与意识关系，翻译过程与效果彰著，翻译的创造性、社会性、主体心理逐渐展露，时间性与时代性烙印更加深刻，但翻译的文本特征与语言倾向从未消退。
三、翻译镜射文本
翻译理论倾向是一定社会语境背景下的产物，其实践效果离不开主体与客体的和谐与合作。回顾翻译理论研究发展历程，语言学视角重文本中心，文化学重等效阐释，心理学偏向认知建构。翻译的语言性、文化性、符号性一直是翻译理论工作者与翻译家认可的共性，从原语到目的语，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从一个符号到多个符号，其转换和变迁一旦投射到外围区域便引发千丝万缕的联系。雅各布森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代表人物对翻译的解读体现为三个层面：1.语内翻译;2.语际翻译;3.语符翻译或符际翻译。从理论维度看，翻译涉及文本、交流、符号转换，是一个由内到外，由语言到社会不断交替过程，翻译理解的多维度由此产生，关联过程及程度与哲学对接。贺麟认为：从哲学意义上讲，翻译是译者与原文本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包含了理解、解读、领会、移译等诸多环节，最终凝结完成的结果即为译文（张岂之，周祖达，1990）。目的论翻译理论视文本类型展开具体翻译实践既是对文本的尊重，也是为顺应读者所为。翻译研究学派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整合纯翻译理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图谱确立了“描述性”在翻译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图里（Gideo Toury）勾勒了系统的描写翻译研究方法与框架使得“描述”成为翻译研究新趋向。描述性翻译研究跳脱了之前规约性翻译樊笼，以目的语为导向，关注翻译结果，并将其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进行评价。
文本是语言的综合体，对文本的尊重是语言翻译的基本要素。然而，语言的范畴性要求翻译过程融入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传播途径等多元要素，从而让翻译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方法论探讨上更好地互文语言的多样性。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相互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一寸，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可见，无论是翻译缘起、理论推进，还是译者心理、译作价值，从语言文本到社会关系，翻译涉及的直接或间接要素在互文性视角下都可得以诠释，客体文本与主体意识在翻译转换交替过程中不断融合，互为前提，不断循环，成就了翻译的复杂与艰辛，也因此诞生了经典与永恒。
结语
文本之间具体形态取决于现实世界的变化，有或无，显或隐在边界飘荡游离，对翻译互文解读提供了一定的哲学思辨，互文本身是对一切事物之间关联性的肯定。翻译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过程均不能脱离语言的存在。有人将翻译视为临摹，因此“忠实”一直是译者所遵循标准之一;有人将翻译视为创造性叛逆，关注读者反应，从而出现了“不忠的美人”。无论最终的翻译效果如何，语言的真实存在是开展翻译的前提基础，两者之间的互文对应正是对无处不在的哲学联系的考证。
参考文献：
[1]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Lawrence Venuti.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3]Nida E.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4]吕俊.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J].外国语，199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