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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届苏共领导集体和苏联政府都高度重视对其国民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也对此倾注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但是,由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背离,致使这一领域的内在矛盾经年累积,无法消除,渐成信仰危机,终至彻底走向失败。
关键词:苏共; 意识形态; 教育; 两面性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3-0021-05
苏共对于其国民的意识形态教育呈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是政策、法规等理论上的高度重视,不遗余力地反复强调与宣传;另一方面,苏共的意识形态教育高调,却与其实际作为自相矛盾。由于苏共政权强力的捏合,这种两面性长期并存,形成为一种奇怪的的矛盾对立统一体。到了苏联社会晚期,苏共高层一片混乱,苏共政权岌岌可危,其意识形态教育也失去了政权高压的强力支撑。与此同时,苏共意识形态教育中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背离日益巨大,苏共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被事实反衬为谎言和欺骗。至此,原本就矛盾丛生的苏共意识形态教育统一体最终破裂。苏共的意识形态教育体系彻底崩溃,整个苏联社会陷入了全面的信仰危机。
一、理论政策上的高度重视
从其建党开始,直到最后败亡,苏共都高度重视对其国民的意识形态教育,一直主张对国民进行马列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信仰教育。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1]。但是革命的理论不能只是少数领袖或者理论家曲高和寡、自我欣赏的文案或者锦绣蓝图,而应该是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可和接受,并进而成为其行动指南的理论,惟其如此,革命的理论才能转化为革命的运动。马克思在《<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写到:“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有靠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2]那么,革命的理论如何才能普及化呢?如何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可呢?列宁主张“灌输论”。他指出:“工人阶级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工人群众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3]“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4]因此,要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反对自发论,坚持灌输论。
立足苏共和苏联的长远发展,秉承列宁的灌输理论,苏共尤其重视国民的意识形态教育。列宁反复强调:“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是摆在第一位的任务。”[5]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针对当时的特殊情况,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禁止学校里的反动宣传;选派优秀工农积极分子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建立“红色教授学院”等机构作为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地;创建工农速成学校,对广大革命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础文化知识教育,为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培养了大批有觉悟、有知识的新型干部。列宁指出,革命虽然胜利了,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即教育任务……这个任务在俄国应当提高到首位,因为我们要为社会主义训练群众。”[6]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列宁还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概念,并且论述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本质、社会历史作用、主要规范以及如何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要求全苏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要遵循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做新社会的表率。
继承列宁的灌输理论,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继续把对于国民的意识形态教育当作极其重要的大事来抓。1934年初,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斯大林不仅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思想工作”和“思想工作”的概念,并且具体地规定了当时苏共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六项基本任务:“1.把党的理论水平提高到应有的高度;2.在党的一切工作环节中加强思想教育工作;3.在党的队伍中不倦地宣传列宁主义;4.以列宁的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党组织及其周围的非党积极分子;5.不要掩饰而要大胆地批评某些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6.不断地揭露敌视列宁主义的派别的思想和思想残余。”[7]斯大林特别强调对领导干部和技术专家的意识形态教育。他多次指出,必须要“把党的干部的政治教育作为首要任务”,“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8]。他还提出,苏联的专家都应是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原理,明确党和国家的政治目的,具备广泛的科学知识和实践能力,精通自己专业的人。
赫鲁晓夫主政时期,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了《共产主义者建设道德规范》,把它作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同时,苏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在文艺界“抑制自由化的呼声”。1962年12月26日,在苏共中央召开的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会议上,时任苏共中央书记,长期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领导人伊利切夫指出,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任何表现采取不调和的态度,反对动摇和脱离文艺发展的主要路线,为文学艺术的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性,为文学艺术同人民的生活和同共产党的政策保持不可分的密切联系而斗争。”[9]而且,为了强化意识形态教育和统一管理,赫鲁晓夫在1962年将苏共中央宣传部、苏共中央科学和教育部、苏共中央文化部合并为意识形态委员会,在行政上和组织上给予意识形态教育以充分的保障。
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教育再度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苏共中央多次召开专门的意识形态教育和管理会议,苏共历届党代会以及其他苏共中央的重要会议又陆续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和管理的决定,每次都把充实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和改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作为极其重要的问题来抓。苏共二十三大不仅明确提出苏共应该要加强对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领导,而且提出要对群众广泛开展政治思想教育。
这一时期,苏联颁布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立法纲要》,这是苏联的教育法,其中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苏联高等学校要“培养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在专业和组织群众政治工作以及教育工作方面有高深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的高度熟练的专家”、“培养大学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共产主义觉悟,有文化,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有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决心”。[10]苏联教育法规定,高校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大学生的马列主义世界观。它再三强调马列主义世界观的人生指向作用,并指出,惟有马列主义世界观才能指导学生正确了解客观事物,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正确理解和评价各种现象,并处理好每个问题。
1979年,苏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工作的决定》,指出:“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过去是,现在仍是培养苏维埃人的科学世界观,无限忠于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11]1980年,苏联批准实施《高等学校学生在学期间共产主义教育示范综合计划》,系统性地制订了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具体操作规划,使得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深入到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和行为的每一个环节。在勃列日涅夫掌管苏联的十八年中,苏共中央涉及意识形态教育的各式决议和文件多如牛毛。当时苏联关于意识形态教育的写实报道、各式论文、研究著作如潮水般涌现,就连如何在大学生宿舍中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也有人专门写书论证。
有理论、有法规、有政策、有规划,数十年来,苏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苦心经营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政策、理论层面上的工作细致、周密、全面走到了极致。
二、实际作为上的自我违逆
然而,苏共的这些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由于自身言行不一,马克思主义只对别人,对自我则放纵腐化,苏共的意识形态教育失去了事实依托。党和国家领导层的腐败及苏联当时混乱的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教育宣传的党和国家的纯洁性、高尚性形成一种反衬。意识形态教育变成了不顾事实,指鹿为马。意识形态管控变成了欺骗和隐瞒,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样的意识形态教育怎能不彻底失败?
依据苏联意识形态的宣传,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是世界上最民主、最平等的国家。并且,还一再宣扬其社会主义的真民主是如何地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假民主、假平等。可是,长篇累牍的宣传报道以及教育者不厌其烦的说教,与苏联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实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本来,“十月革命”前,列宁设想的国家是人人参与管理,既人人都“当官”,又人人都不是“官”。“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改变了前面的看法,他看到当时俄国“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的机关,也就是说,党代表人民实行管理,即“党代管制”。这种代管制虽然节省了管理的社会成本,却也导致了人民作为权力主体与实际权力施行的分离,为了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按照列宁的设想,要对国家实行“民主”管理。应该说,列宁在位时,苏联的民主制度是运行得比较好的,苏联的各级领导,在列宁的带领下也都秉承着民主的工作作风。但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很快就破坏了这一制度,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既是党的总书记,又是部长会议主席,还是武装力量总司令,个人控制一切、垄断一切、制裁一切。斯大林无视党内生活准则,任意践踏集体领导原则。这点在他一生的最后15年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党代会之间相隔了几十年……甚至在战后,也是7年多的时间没有开过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几乎没有开过。斯大林甚至不想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和谈话。[12]这种个人集权制度的模式自上而下贯穿苏联的各个环节和部门,直至戈尔巴乔夫执政晚期。
在干部的选拔和任命上,苏联不是通过民主的选举,而是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实行实际上的干部终身任期制。这导致各级领导干部唯上是从,成为上级领导意志的附庸。本来,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就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反映在干部工作上便是自上而下的单一委任制。虽然党章和宪法规定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由选举产生,但实际上流于形式。干部职务变动,与本人是否受群众拥戴无关,甚至不取决于党的领导集体的评价,大都是根据主要领导者的个人好恶。“党管干部”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党的主要领导人管干部。干部任命中民主因素的缺失使党政高层领导,特别是最有权威的最高领导人,几乎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尽管这种任用干部模式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实践证明,这种缺乏民主竞争、缺乏监督的干部任用制度导致了任人唯亲、官僚主义、公仆官僚化、以权谋私等弊端,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这种理论与实际的背离、事实与宣传的对立让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如何去宣讲?苏联人民不是生活在被隔离的真空里,对于苏联社会的这些变化,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他们接受意识形态教育的同时,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以自己的知识、良心丈量着他们生存的社会现实。对照苏联意识形态教育的种种理论宣讲,比较而言,恐怕鲜活的社会现实对于人民要更具说服力。
在国际政治和国家制度比较方面,苏联意识形态教育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性的理论,不厌其烦地大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依不饶地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和没落。可是,由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以及各方面决策和认识的错误,国家的经济形势却日益严峻,物资供应长期不足,人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致使其宣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不仅不能得到张扬,反而与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一种社会制度,它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对于这个问题,列宁有一个提法,“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掘墓人、后继人和继承人”。[13]但与马、恩设想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了胜利。作为最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其经济基础是不发达的封建农奴制国家,经济发展的起点很低,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这样,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面对现实,认真研究自己的对手,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的文明,大胆地学习资本主义的有益经验为社会主义所用。
原本,二战后初期,苏联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到20世纪50年代时,其经济增速接近10%,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的第二大强国。但苏联长期以来都没有正确分析世界经济的状况,没有学习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用经验,利用它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而是长期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绝对腐朽的东西。对内政策上,苏联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把价值、利润、市场、竞争等商品经济的范畴都看作资本主义的残余而加以排斥。对外政策上,推行扩张主义,大力开展军备竞赛,优先发展军事工业。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以及各方面决策和认识的错误,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许多人常年生活在为衣食奔波的艰难困苦中。国家经济形势日益严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经济增速日渐减缓,到1990年时出现了负2%,1991年更达到了负12%。赤字急剧增加,物资供应不足,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14]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企图在500天内把坚持了数十年之久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不切实际的改革更加剧了苏联经济的衰退和恶化,甚至使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面对这样铁的事实,意识形态教育还是坚持空洞的说教,置现实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于不顾,极力批判资本主义的反动和没落,把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描绘得几乎是白璧无瑕,固执地坚持在意识形态教育中不断地演说苏联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是如何的纯美如画,这叫广大人民如何能够信服?
还有,在苏联各式难以穷尽的意识形态教育材料中,苏共的角色是尽善尽美的。列宁一再指出,苏联共产党的先进性就在于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被苏共奉为经典的意识形态教育基本材料《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15]共产党员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共产党人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第一生命,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在苏共领导下制定的《苏联宪法》第二条规定,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四条规定,苏维埃国家及一切机关根据社会主义法制进行工作,保证维护法律秩序,维护社会利益和公民权利与自由。国家组织、社会组织和公职人员必须遵守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第六条规定,苏共为人民而存在,并为人民服务。所有这些法规都言之凿凿地宣说着苏共的美好与纯洁。事实上也正是苏共的这种利益代表性使其早年赢得了苏联人民的支持和信任。
可是,建国以后,苏共逐渐背弃了其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诺言,日渐自利腐败。早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就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由各级党政军机构、群众团体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首先是那些高级领导干部,以及一小部分有特权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官僚特权阶层人数越来越多。据估计,当时苏联的特权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万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16]官僚特权阶层能够享受包括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等名目繁多的特权。这些特权使他们享有高薪、住房、别墅、汽车、游艇、内部餐厅、商店、休闲度假等内容。特权的存在及其在苏共领导干部中的渐次普及化导致苏共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的差距越拉越大。
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苏共的腐败还表现为:一是理想权力化。马列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他们早已把革命理想忘得一干二净,想的只是如何追逐权力。眼睛瞄着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地位、特权,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满足。二是权力特权化。他们忘了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应该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的手段。权力对他们来说是个人的权力,是他们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三是公仆官僚化。普遍的干部委任制很容易形成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干部沾染了官僚主义作风,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官运、地位、特权和物质享受,而把人民的利益抛在脑后。在这种情况下,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于是,巴结上司,漠视百姓便成为这种体制下的官场常态。四是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实行官商勾结、官商合一。他们依靠手中的权力,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70年代改革浪潮兴起后,各种公开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蔓延,就连派赴阿富汗的军官都从事武装走私大发横财。
苏共的自利腐败和享受的名目繁多的特权极大地侵占了广大百姓的资源,这使得它宣扬的人民利益代表性直接受到质疑,其执政的合法性自然也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苏联学者安吉丽卡·巴拉巴诺夫指出:“一个从来没有自诩过捍卫社会平等和正义的资本家过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生活,这是一回事;而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人在更严重的赤贫中间,享受奢侈生活,无论其程度大小,则是另外一回事。”[17]曾是苏共高级领导人的雷日科夫指出,在苏联社会后期,一个导致社会不稳定、领导和人民日益相互疏远的重要因素,就是苏共领导者的双重人格。他们的平民主义宣言与他们的实际行动、个人表现之间严重脱节甚至是直接抵触。与其他事情相比,这似乎是小事。然而,正是一些普通的、显而易见的、最易被人们理解的生活真实,对人民的意识有特别强烈的影响。因为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更容易使领导层失去群众的信任了。[18]
苏共说一套做一套,其行为直接违背了自身的理论和政策。在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下,纵使苏联每个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都能把苏联的社会现实说得天花乱坠,恐怕也难能让人信服。
对于统治者的统治来说,意识形态管控是很有效,但是也有限,其作用不可过于夸大。事实胜于雄辩。意识形态教育就其本质来说,还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其社会效果并不完全依赖他人的说教。苏联意识形态管控模式的失败说到底不是相关工作者的无能,而是苏共自己的所作所为让苏联民众太过失望。正人先正己,若己身正,不令而从,己身不正,虽令不从。若苏共和苏维埃各级领导干部把各项工作都做好了,人们自觉地就对其信服了,何须再要人来饶舌,日日称颂其好。否则,一个执政党和政府把国家治理得一片混乱,民不聊生,这种情况之下,就算是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每个人都有三寸不烂之舌,又叫他们如何去宣讲?难道他们真的能将稻草说成是金条?
苏共费尽心思苦心经营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可是,在它极力按照自己的设计对人们进行马列主义教化的同时,也教给了人们一个观察世界、认识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它施行的意识形态教育越系统,苏联人们掌握的马列主义理论就越多、越深刻,对苏共特权阶层的腐败也就越敏感、认识和揭露也就越深刻。人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后,看到的却是理论与现实的截然对立,然而,苏共的意识形态理论教育却偏要人们只看理论政策而不顾事实。因此,苏共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无异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归于彻底失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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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0-351,244.
[7]斯大林选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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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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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苏共; 意识形态; 教育; 两面性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3-0021-05
苏共对于其国民的意识形态教育呈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是政策、法规等理论上的高度重视,不遗余力地反复强调与宣传;另一方面,苏共的意识形态教育高调,却与其实际作为自相矛盾。由于苏共政权强力的捏合,这种两面性长期并存,形成为一种奇怪的的矛盾对立统一体。到了苏联社会晚期,苏共高层一片混乱,苏共政权岌岌可危,其意识形态教育也失去了政权高压的强力支撑。与此同时,苏共意识形态教育中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背离日益巨大,苏共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被事实反衬为谎言和欺骗。至此,原本就矛盾丛生的苏共意识形态教育统一体最终破裂。苏共的意识形态教育体系彻底崩溃,整个苏联社会陷入了全面的信仰危机。
一、理论政策上的高度重视
从其建党开始,直到最后败亡,苏共都高度重视对其国民的意识形态教育,一直主张对国民进行马列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信仰教育。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1]。但是革命的理论不能只是少数领袖或者理论家曲高和寡、自我欣赏的文案或者锦绣蓝图,而应该是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可和接受,并进而成为其行动指南的理论,惟其如此,革命的理论才能转化为革命的运动。马克思在《<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写到:“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有靠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2]那么,革命的理论如何才能普及化呢?如何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可呢?列宁主张“灌输论”。他指出:“工人阶级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工人群众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3]“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4]因此,要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反对自发论,坚持灌输论。
立足苏共和苏联的长远发展,秉承列宁的灌输理论,苏共尤其重视国民的意识形态教育。列宁反复强调:“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是摆在第一位的任务。”[5]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针对当时的特殊情况,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禁止学校里的反动宣传;选派优秀工农积极分子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建立“红色教授学院”等机构作为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地;创建工农速成学校,对广大革命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础文化知识教育,为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培养了大批有觉悟、有知识的新型干部。列宁指出,革命虽然胜利了,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即教育任务……这个任务在俄国应当提高到首位,因为我们要为社会主义训练群众。”[6]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列宁还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概念,并且论述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本质、社会历史作用、主要规范以及如何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要求全苏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要遵循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做新社会的表率。
继承列宁的灌输理论,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继续把对于国民的意识形态教育当作极其重要的大事来抓。1934年初,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斯大林不仅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思想工作”和“思想工作”的概念,并且具体地规定了当时苏共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六项基本任务:“1.把党的理论水平提高到应有的高度;2.在党的一切工作环节中加强思想教育工作;3.在党的队伍中不倦地宣传列宁主义;4.以列宁的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党组织及其周围的非党积极分子;5.不要掩饰而要大胆地批评某些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6.不断地揭露敌视列宁主义的派别的思想和思想残余。”[7]斯大林特别强调对领导干部和技术专家的意识形态教育。他多次指出,必须要“把党的干部的政治教育作为首要任务”,“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8]。他还提出,苏联的专家都应是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原理,明确党和国家的政治目的,具备广泛的科学知识和实践能力,精通自己专业的人。
赫鲁晓夫主政时期,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了《共产主义者建设道德规范》,把它作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同时,苏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在文艺界“抑制自由化的呼声”。1962年12月26日,在苏共中央召开的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会议上,时任苏共中央书记,长期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领导人伊利切夫指出,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任何表现采取不调和的态度,反对动摇和脱离文艺发展的主要路线,为文学艺术的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性,为文学艺术同人民的生活和同共产党的政策保持不可分的密切联系而斗争。”[9]而且,为了强化意识形态教育和统一管理,赫鲁晓夫在1962年将苏共中央宣传部、苏共中央科学和教育部、苏共中央文化部合并为意识形态委员会,在行政上和组织上给予意识形态教育以充分的保障。
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教育再度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苏共中央多次召开专门的意识形态教育和管理会议,苏共历届党代会以及其他苏共中央的重要会议又陆续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和管理的决定,每次都把充实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和改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作为极其重要的问题来抓。苏共二十三大不仅明确提出苏共应该要加强对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领导,而且提出要对群众广泛开展政治思想教育。
这一时期,苏联颁布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立法纲要》,这是苏联的教育法,其中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苏联高等学校要“培养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在专业和组织群众政治工作以及教育工作方面有高深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的高度熟练的专家”、“培养大学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共产主义觉悟,有文化,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有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决心”。[10]苏联教育法规定,高校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大学生的马列主义世界观。它再三强调马列主义世界观的人生指向作用,并指出,惟有马列主义世界观才能指导学生正确了解客观事物,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正确理解和评价各种现象,并处理好每个问题。
1979年,苏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工作的决定》,指出:“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过去是,现在仍是培养苏维埃人的科学世界观,无限忠于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11]1980年,苏联批准实施《高等学校学生在学期间共产主义教育示范综合计划》,系统性地制订了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具体操作规划,使得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深入到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和行为的每一个环节。在勃列日涅夫掌管苏联的十八年中,苏共中央涉及意识形态教育的各式决议和文件多如牛毛。当时苏联关于意识形态教育的写实报道、各式论文、研究著作如潮水般涌现,就连如何在大学生宿舍中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也有人专门写书论证。
有理论、有法规、有政策、有规划,数十年来,苏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苦心经营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政策、理论层面上的工作细致、周密、全面走到了极致。
二、实际作为上的自我违逆
然而,苏共的这些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由于自身言行不一,马克思主义只对别人,对自我则放纵腐化,苏共的意识形态教育失去了事实依托。党和国家领导层的腐败及苏联当时混乱的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教育宣传的党和国家的纯洁性、高尚性形成一种反衬。意识形态教育变成了不顾事实,指鹿为马。意识形态管控变成了欺骗和隐瞒,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样的意识形态教育怎能不彻底失败?
依据苏联意识形态的宣传,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是世界上最民主、最平等的国家。并且,还一再宣扬其社会主义的真民主是如何地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假民主、假平等。可是,长篇累牍的宣传报道以及教育者不厌其烦的说教,与苏联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实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本来,“十月革命”前,列宁设想的国家是人人参与管理,既人人都“当官”,又人人都不是“官”。“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改变了前面的看法,他看到当时俄国“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的机关,也就是说,党代表人民实行管理,即“党代管制”。这种代管制虽然节省了管理的社会成本,却也导致了人民作为权力主体与实际权力施行的分离,为了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按照列宁的设想,要对国家实行“民主”管理。应该说,列宁在位时,苏联的民主制度是运行得比较好的,苏联的各级领导,在列宁的带领下也都秉承着民主的工作作风。但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很快就破坏了这一制度,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既是党的总书记,又是部长会议主席,还是武装力量总司令,个人控制一切、垄断一切、制裁一切。斯大林无视党内生活准则,任意践踏集体领导原则。这点在他一生的最后15年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党代会之间相隔了几十年……甚至在战后,也是7年多的时间没有开过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几乎没有开过。斯大林甚至不想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和谈话。[12]这种个人集权制度的模式自上而下贯穿苏联的各个环节和部门,直至戈尔巴乔夫执政晚期。
在干部的选拔和任命上,苏联不是通过民主的选举,而是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实行实际上的干部终身任期制。这导致各级领导干部唯上是从,成为上级领导意志的附庸。本来,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就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反映在干部工作上便是自上而下的单一委任制。虽然党章和宪法规定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由选举产生,但实际上流于形式。干部职务变动,与本人是否受群众拥戴无关,甚至不取决于党的领导集体的评价,大都是根据主要领导者的个人好恶。“党管干部”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党的主要领导人管干部。干部任命中民主因素的缺失使党政高层领导,特别是最有权威的最高领导人,几乎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尽管这种任用干部模式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实践证明,这种缺乏民主竞争、缺乏监督的干部任用制度导致了任人唯亲、官僚主义、公仆官僚化、以权谋私等弊端,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这种理论与实际的背离、事实与宣传的对立让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如何去宣讲?苏联人民不是生活在被隔离的真空里,对于苏联社会的这些变化,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他们接受意识形态教育的同时,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以自己的知识、良心丈量着他们生存的社会现实。对照苏联意识形态教育的种种理论宣讲,比较而言,恐怕鲜活的社会现实对于人民要更具说服力。
在国际政治和国家制度比较方面,苏联意识形态教育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性的理论,不厌其烦地大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依不饶地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和没落。可是,由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以及各方面决策和认识的错误,国家的经济形势却日益严峻,物资供应长期不足,人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致使其宣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不仅不能得到张扬,反而与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一种社会制度,它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对于这个问题,列宁有一个提法,“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掘墓人、后继人和继承人”。[13]但与马、恩设想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了胜利。作为最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其经济基础是不发达的封建农奴制国家,经济发展的起点很低,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这样,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面对现实,认真研究自己的对手,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的文明,大胆地学习资本主义的有益经验为社会主义所用。
原本,二战后初期,苏联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到20世纪50年代时,其经济增速接近10%,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的第二大强国。但苏联长期以来都没有正确分析世界经济的状况,没有学习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用经验,利用它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而是长期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绝对腐朽的东西。对内政策上,苏联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把价值、利润、市场、竞争等商品经济的范畴都看作资本主义的残余而加以排斥。对外政策上,推行扩张主义,大力开展军备竞赛,优先发展军事工业。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以及各方面决策和认识的错误,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许多人常年生活在为衣食奔波的艰难困苦中。国家经济形势日益严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经济增速日渐减缓,到1990年时出现了负2%,1991年更达到了负12%。赤字急剧增加,物资供应不足,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14]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企图在500天内把坚持了数十年之久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不切实际的改革更加剧了苏联经济的衰退和恶化,甚至使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面对这样铁的事实,意识形态教育还是坚持空洞的说教,置现实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于不顾,极力批判资本主义的反动和没落,把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描绘得几乎是白璧无瑕,固执地坚持在意识形态教育中不断地演说苏联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是如何的纯美如画,这叫广大人民如何能够信服?
还有,在苏联各式难以穷尽的意识形态教育材料中,苏共的角色是尽善尽美的。列宁一再指出,苏联共产党的先进性就在于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被苏共奉为经典的意识形态教育基本材料《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15]共产党员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共产党人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第一生命,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在苏共领导下制定的《苏联宪法》第二条规定,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四条规定,苏维埃国家及一切机关根据社会主义法制进行工作,保证维护法律秩序,维护社会利益和公民权利与自由。国家组织、社会组织和公职人员必须遵守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第六条规定,苏共为人民而存在,并为人民服务。所有这些法规都言之凿凿地宣说着苏共的美好与纯洁。事实上也正是苏共的这种利益代表性使其早年赢得了苏联人民的支持和信任。
可是,建国以后,苏共逐渐背弃了其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诺言,日渐自利腐败。早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就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由各级党政军机构、群众团体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首先是那些高级领导干部,以及一小部分有特权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官僚特权阶层人数越来越多。据估计,当时苏联的特权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万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16]官僚特权阶层能够享受包括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等名目繁多的特权。这些特权使他们享有高薪、住房、别墅、汽车、游艇、内部餐厅、商店、休闲度假等内容。特权的存在及其在苏共领导干部中的渐次普及化导致苏共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的差距越拉越大。
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苏共的腐败还表现为:一是理想权力化。马列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他们早已把革命理想忘得一干二净,想的只是如何追逐权力。眼睛瞄着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地位、特权,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满足。二是权力特权化。他们忘了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应该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的手段。权力对他们来说是个人的权力,是他们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三是公仆官僚化。普遍的干部委任制很容易形成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干部沾染了官僚主义作风,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官运、地位、特权和物质享受,而把人民的利益抛在脑后。在这种情况下,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于是,巴结上司,漠视百姓便成为这种体制下的官场常态。四是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实行官商勾结、官商合一。他们依靠手中的权力,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70年代改革浪潮兴起后,各种公开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蔓延,就连派赴阿富汗的军官都从事武装走私大发横财。
苏共的自利腐败和享受的名目繁多的特权极大地侵占了广大百姓的资源,这使得它宣扬的人民利益代表性直接受到质疑,其执政的合法性自然也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苏联学者安吉丽卡·巴拉巴诺夫指出:“一个从来没有自诩过捍卫社会平等和正义的资本家过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生活,这是一回事;而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人在更严重的赤贫中间,享受奢侈生活,无论其程度大小,则是另外一回事。”[17]曾是苏共高级领导人的雷日科夫指出,在苏联社会后期,一个导致社会不稳定、领导和人民日益相互疏远的重要因素,就是苏共领导者的双重人格。他们的平民主义宣言与他们的实际行动、个人表现之间严重脱节甚至是直接抵触。与其他事情相比,这似乎是小事。然而,正是一些普通的、显而易见的、最易被人们理解的生活真实,对人民的意识有特别强烈的影响。因为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更容易使领导层失去群众的信任了。[18]
苏共说一套做一套,其行为直接违背了自身的理论和政策。在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下,纵使苏联每个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都能把苏联的社会现实说得天花乱坠,恐怕也难能让人信服。
对于统治者的统治来说,意识形态管控是很有效,但是也有限,其作用不可过于夸大。事实胜于雄辩。意识形态教育就其本质来说,还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其社会效果并不完全依赖他人的说教。苏联意识形态管控模式的失败说到底不是相关工作者的无能,而是苏共自己的所作所为让苏联民众太过失望。正人先正己,若己身正,不令而从,己身不正,虽令不从。若苏共和苏维埃各级领导干部把各项工作都做好了,人们自觉地就对其信服了,何须再要人来饶舌,日日称颂其好。否则,一个执政党和政府把国家治理得一片混乱,民不聊生,这种情况之下,就算是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每个人都有三寸不烂之舌,又叫他们如何去宣讲?难道他们真的能将稻草说成是金条?
苏共费尽心思苦心经营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可是,在它极力按照自己的设计对人们进行马列主义教化的同时,也教给了人们一个观察世界、认识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它施行的意识形态教育越系统,苏联人们掌握的马列主义理论就越多、越深刻,对苏共特权阶层的腐败也就越敏感、认识和揭露也就越深刻。人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后,看到的却是理论与现实的截然对立,然而,苏共的意识形态理论教育却偏要人们只看理论政策而不顾事实。因此,苏共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无异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归于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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