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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战略坚持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加快转变卫生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这都是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的具体体现。”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下，国家卫健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代涛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他亲历和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作为一名卫生政策的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他参与多次医改政策的研究制定，作为主要执笔人承担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的编写，参与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研究制定。对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健康中国战略二者的关系，代涛这样解释：“医改重点是改革医药卫生事业的体制机制，健康中国战略则更多着眼发展。改革是为了更好发展，发展需要不断深化改革。”
改革和发展，互相促进协同。从1978年到2018年，40年沧桑巨变，中国卫生健康事业飞速发展。
“自然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代涛在大学学习预防医学专业。回忆起选择预防医学的原因，代涛说这是一种初心，“上医治未病”从来都是医学的基本理念，预防为主一直是卫生工作方针。怀着“初心”求学的代涛，正经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发端。
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初级卫生保健网等制度，享誉世界的中国卫生发展模式逐步淡出舞台。
1985年，国务院批转了原卫生部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基本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放开搞活，提高医院的效率和效益”。
1992年，随着“市场”一词大热，医疗卫生体系也开始向市场化进军。
代涛从90年代起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从事医院管理和政策研究工作，回忆起这一时期的改革，他感触良多。“由于多数群众缺乏基本医疗保险，看病多是自己付费；政府责任落实不到位，医疗卫生事业更多依靠自己的运行收入发展，人们看病负担越来越重。病人在医院的花费，不仅用在看病上，还要帮医院积累资金盖大楼、买设备。”
随着看病成本的增加，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突出，社会矛盾愈演愈烈，甚至有群众用 “小病拖，大病扛，扛不过去见阎王”形容当时的状况。资料显示，我国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不足30%大幅升到2000年左右的近60%，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卫生筹资的公平性在世界各国排名居后。
1996年底，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1997年初我国出台《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政府对发展卫生事业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的出台非常及时，内容十分丰富，但政府责任落实到位才是关键。”代涛说。
在代涛看来，2000年前的医改是零散的，对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的规律认识很不到位。突破性的变化始于2003年春夏之交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在抗击非典的同时，也引发各界对医疗服务公平性和公益性的反思和讨论。“把企业改革的做法简单地套用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当时有专家认为医改基本不成功。”非典疫情结束后，中央政府决定大幅增加卫生防疫投入，在全国建设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彼时，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讨论甚嚣尘上。
2005年开始，代涛在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期间到各地调研，很多医院 “通过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获得更多收入，以保证医院的运行发展”，公立医院公益性显著弱化，甚至出现“有病没钱看不了病”的恶性事件。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改革在代涛看来，可以算作是一个缺乏科学引导的“自然发展”过程。
保障群众病有所医
病有所医，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减轻居民医疗负担，不只意味着解决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窘迫，更事关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那么，如何保障人民群众病有所医？
1978年开始，依托于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农村合作医疗全面瓦解，依托于国有企业的劳保医疗制度也难以为继。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不断增加。1998年，《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应运而生，要求在全国建立覆盖全体城镇职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为解决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007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主要解决城镇非从业人员，特别是中小学生、少年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看病就医问题。
与此同时，新一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方案在紧锣密鼓制定中。在总结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广泛听取公众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借鉴国际经验，2009年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明确了要实现的改革目标。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等都出现在新医改方案里。“新医改方案明确和强调了政府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责任，特别是投入责任。”代涛解释。
随着新医改的深入，个人负担开始下降，2011年个人卫生支出占总费用的比重为34.9%，2017年已经降到28.8%。至2017年，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超过13.5亿，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不到10年时间，我们建立了覆盖13亿人的基本醫疗保障制度，医疗健康服务需求得到释放，也促成了过去这些年医院的发展。”在代涛看来，一方面由于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由于基本医保制度的不断健全，人民群众病有所医才有了根本保障。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医改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我们要从被动医疗走向主动健康，要建设健康国家，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代涛说。
直到如今，代涛回忆起参与编写《“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的过程还印象深刻。“从2008年初开始收集资料，到2012年8月正式出版，数百专家历时4年余，几易其稿，才有了后来的成果。”作为深度参与整个过程的亲历者，现在翻开那本沉甸甸的《健康中国2020》代涛仍感触颇深。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镇江考察时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015年初，健康中国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3月健康中国战略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
2016年8月，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與健康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指出，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要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要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这一根本点，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2016年10月出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同时出台《“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医改‘十三五’规划是完成新一轮医改任务的冲刺阶段，而2030规划纲要则是一个新战略新使命新任务的开始。”代涛说。
今年3月13日，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方案出炉。根据方案，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单独组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至此，推动“大健康”的组织体系逐渐成型。
“健康中国战略坚持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加快转变卫生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这都是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的具体体现。”代涛解释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接下来就是如何落到实处的问题。”
改革是不间断的接力赛。国家如此，个人亦如此。“如果当初不是学习预防医学，如果没有做过医院管理，如果没有做过政策研究，今天我可能就难以全方位深度参与健康中国战略的研究制定，这和当初学习预防医学的初心正好联在了一起。”代涛说。
资料显示，40年前，我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为65岁，据1981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婴儿死亡率为34.68‰。《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居民人均期望寿命已达到76.7岁，婴儿死亡率则下降到6.8‰，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向前走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怀着“初心”的代涛、为国家卫生健康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千千万万受益的中国人民，和改革开放一样，“依然在路上”。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下，国家卫健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代涛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他亲历和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作为一名卫生政策的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他参与多次医改政策的研究制定，作为主要执笔人承担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的编写，参与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研究制定。对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健康中国战略二者的关系，代涛这样解释：“医改重点是改革医药卫生事业的体制机制，健康中国战略则更多着眼发展。改革是为了更好发展，发展需要不断深化改革。”
改革和发展，互相促进协同。从1978年到2018年，40年沧桑巨变，中国卫生健康事业飞速发展。
“自然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代涛在大学学习预防医学专业。回忆起选择预防医学的原因，代涛说这是一种初心，“上医治未病”从来都是医学的基本理念，预防为主一直是卫生工作方针。怀着“初心”求学的代涛，正经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发端。
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初级卫生保健网等制度，享誉世界的中国卫生发展模式逐步淡出舞台。
1985年，国务院批转了原卫生部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基本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放开搞活，提高医院的效率和效益”。
1992年，随着“市场”一词大热，医疗卫生体系也开始向市场化进军。
代涛从90年代起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从事医院管理和政策研究工作，回忆起这一时期的改革，他感触良多。“由于多数群众缺乏基本医疗保险，看病多是自己付费；政府责任落实不到位，医疗卫生事业更多依靠自己的运行收入发展，人们看病负担越来越重。病人在医院的花费，不仅用在看病上，还要帮医院积累资金盖大楼、买设备。”
随着看病成本的增加，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突出，社会矛盾愈演愈烈，甚至有群众用 “小病拖，大病扛，扛不过去见阎王”形容当时的状况。资料显示，我国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不足30%大幅升到2000年左右的近60%，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卫生筹资的公平性在世界各国排名居后。
1996年底，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1997年初我国出台《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政府对发展卫生事业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的出台非常及时，内容十分丰富，但政府责任落实到位才是关键。”代涛说。
在代涛看来，2000年前的医改是零散的，对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的规律认识很不到位。突破性的变化始于2003年春夏之交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在抗击非典的同时，也引发各界对医疗服务公平性和公益性的反思和讨论。“把企业改革的做法简单地套用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当时有专家认为医改基本不成功。”非典疫情结束后，中央政府决定大幅增加卫生防疫投入，在全国建设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彼时，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讨论甚嚣尘上。
2005年开始，代涛在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期间到各地调研，很多医院 “通过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获得更多收入，以保证医院的运行发展”，公立医院公益性显著弱化，甚至出现“有病没钱看不了病”的恶性事件。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改革在代涛看来，可以算作是一个缺乏科学引导的“自然发展”过程。
保障群众病有所医
病有所医，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减轻居民医疗负担，不只意味着解决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窘迫，更事关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那么，如何保障人民群众病有所医？
1978年开始，依托于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农村合作医疗全面瓦解，依托于国有企业的劳保医疗制度也难以为继。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不断增加。1998年，《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应运而生，要求在全国建立覆盖全体城镇职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为解决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007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主要解决城镇非从业人员，特别是中小学生、少年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看病就医问题。
与此同时，新一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方案在紧锣密鼓制定中。在总结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广泛听取公众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借鉴国际经验，2009年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明确了要实现的改革目标。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等都出现在新医改方案里。“新医改方案明确和强调了政府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责任，特别是投入责任。”代涛解释。
随着新医改的深入，个人负担开始下降，2011年个人卫生支出占总费用的比重为34.9%，2017年已经降到28.8%。至2017年，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超过13.5亿，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不到10年时间，我们建立了覆盖13亿人的基本醫疗保障制度，医疗健康服务需求得到释放，也促成了过去这些年医院的发展。”在代涛看来，一方面由于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由于基本医保制度的不断健全，人民群众病有所医才有了根本保障。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医改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我们要从被动医疗走向主动健康，要建设健康国家，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代涛说。
直到如今，代涛回忆起参与编写《“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的过程还印象深刻。“从2008年初开始收集资料，到2012年8月正式出版，数百专家历时4年余，几易其稿，才有了后来的成果。”作为深度参与整个过程的亲历者，现在翻开那本沉甸甸的《健康中国2020》代涛仍感触颇深。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镇江考察时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015年初，健康中国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3月健康中国战略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
2016年8月，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與健康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指出，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要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要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这一根本点，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2016年10月出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同时出台《“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医改‘十三五’规划是完成新一轮医改任务的冲刺阶段，而2030规划纲要则是一个新战略新使命新任务的开始。”代涛说。
今年3月13日，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方案出炉。根据方案，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单独组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至此，推动“大健康”的组织体系逐渐成型。
“健康中国战略坚持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加快转变卫生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这都是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的具体体现。”代涛解释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接下来就是如何落到实处的问题。”
改革是不间断的接力赛。国家如此，个人亦如此。“如果当初不是学习预防医学，如果没有做过医院管理，如果没有做过政策研究，今天我可能就难以全方位深度参与健康中国战略的研究制定，这和当初学习预防医学的初心正好联在了一起。”代涛说。
资料显示，40年前，我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为65岁，据1981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婴儿死亡率为34.68‰。《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居民人均期望寿命已达到76.7岁，婴儿死亡率则下降到6.8‰，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向前走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怀着“初心”的代涛、为国家卫生健康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千千万万受益的中国人民，和改革开放一样，“依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