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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污染问题日益凸现，部分地区地下水出现“红豆水”“牛奶水”“酱油水”等现象，局部地区地下水污染问题较为突出。
作为战略水源，我国的地下水资源面临着超采、污染等诸多问题。
我国淡水资源总量约为2.8万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然而，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在世界排名居百名之后。其中，作为国家战略水资源，地下水占我国水资源总量的1/3。
相较于严峻的形势，我国在地下水管理方面保护的力度依然不够。
“遇历史性特殊干旱地表水容易干涸，地下水资源不仅可以保障民生、维持生产，而且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要进一步全面治理地下水超采，保护和恢复这一战略资源。”近日，在接受《民生周刊》专访时，水利部原副部长矫勇说。
“以现有的供水能力，我国可解决常规干旱下的供水安全，但历史性极端干旱下的基本供水保障则主要靠地下水。”矫勇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建成水库98000余座，总库容达9300亿立方米，实现了对主要河流的有效调控，能够做到以丰补歉，解决一般干旱年景的缺水问题。
然而，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水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不匹配。
“随着人口规模大幅度增长，城镇化发展加速，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尤其是华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超出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而京津冀等北方大城市群发展对供水安全保证率要求高，水资源状况堪忧。”矫勇分析说。
与1980年相比，北京市地下水储量减少94.6亿立方米，地下水位下降18.5米。
“若遇明朝崇祯年间和清朝同光年间级别的历史性极端干旱，地表水供水难以保障，目前地下水严重超采的状况将难以应对。”矫勇说。
虽然国家实施了南水北调工程，但如遇到历史上发生的连续多年的极端干旱，多个流域将出现江河干涸、地表水枯竭的状况，即便是大型水库也可能干涸，保障城乡基本供水需求主要靠地下水这种战略水资源。
北方地下水战略资源严重超采，已难承担应对极端干旱的战略重任。以海河流域为例，浅层地下水超采面积4.5万平方公里，深层地下水超采面积7.4万平方公里。整个海河流域地下水年超采量达80亿立方米，累计超采量超过2000亿立方米。
在調研中，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玉珍发现，对于地下水的使用，我国南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地表水水量和水质性缺水的影响下，北方及西北缺水地区对地下水的开发利用程度不断加大，这使区域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地下水水质恶化、地下水污染，引发了地下水水源枯竭、原生植物退化或枯死、土地沙化等一系列显性和隐性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而南方地区，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及城镇管网不断延伸，地下水作为饮用水的比例逐渐减少。以福建为例，全省地下水作为城镇饮用水的比例仅2%，部分地下水源地逐渐转为备用水源地，但随着“退二进三”“退城入园”等工业产业布局调整，工业企业逐渐向农村地区转移，相比城镇地区而言，农村地区地下水的环境监管亟须加强。
地下水污染问题日益凸现，部分地区地下水出现“红豆水”“牛奶水”“酱油水”等现象，局部地区地下水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而目前地下水环境管理存在基础薄弱、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不清等问题。
和古代不同，我们现在面临的旱灾风险更为严峻。“以往是有地下水而无能力开发；而现在有能力开发但地下水处于严重超采状态。北方浅层地下水正在枯竭，深层地下水也开始遭到破坏。”矫勇说。
据有关研究数据，我国地下水超采面积已达30万平方公里。地下水是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在矫勇看来，如果进一步超采深层地下水，可能会造成地下水及其相关生态不可逆的破坏。
目前，华北地区井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已经很高，工程性节水的潜力在逐步降低，矫勇建议，在地下水严重超采区大规模实行退耕还水或推广旱作农业，3000万亩休耕轮作耕地中优先考虑地下水超采区。
“通过休耕轮作，可以实现藏水于地，”矫勇说，“一方面，对处于地下水严重超采区的粮食主产区，适当调整种植结构；另一方面，从更大空间尺度考虑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例如通过国际贸易解决国内粮食需求。”
此外，跨部门的地下水基础数据统一共享平台尚未形成，不利于地下水监测、监督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应构建一个上下左右互联互通、充分共享数字环境资源的全国地下水环境信息服务与决策支持系统，为全国地下水可持续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基础数据与决策依据。”张玉珍说。
谈及地下水保护，张玉珍建议，加快出台《地下水管理条例》，通过专门的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地下水资源保护工作。
“目前，国家尚未制定和出台专门的地下水保护法等法律文件，而北京、陕西、内蒙古等省份已颁布省级地下水管理或资源管理办法，为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一定的基础。”她说。
此外，还应加强农村地区地下水环境监管，防止地下水污染较重的企业向农村转移。相对于城镇集中式供水，部分农村还在使用地下水作为主要供水渠道。然而，由于农村地区地下水环境监管几乎空白，隐性的健康安全问题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发现。
作为战略水源，我国的地下水资源面临着超采、污染等诸多问题。
我国淡水资源总量约为2.8万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然而，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在世界排名居百名之后。其中，作为国家战略水资源，地下水占我国水资源总量的1/3。
相较于严峻的形势，我国在地下水管理方面保护的力度依然不够。
“遇历史性特殊干旱地表水容易干涸，地下水资源不仅可以保障民生、维持生产，而且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要进一步全面治理地下水超采，保护和恢复这一战略资源。”近日，在接受《民生周刊》专访时，水利部原副部长矫勇说。
战略水源
“以现有的供水能力，我国可解决常规干旱下的供水安全，但历史性极端干旱下的基本供水保障则主要靠地下水。”矫勇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建成水库98000余座，总库容达9300亿立方米，实现了对主要河流的有效调控，能够做到以丰补歉，解决一般干旱年景的缺水问题。
然而，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水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不匹配。
“随着人口规模大幅度增长，城镇化发展加速，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尤其是华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超出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而京津冀等北方大城市群发展对供水安全保证率要求高，水资源状况堪忧。”矫勇分析说。
与1980年相比，北京市地下水储量减少94.6亿立方米，地下水位下降18.5米。
“若遇明朝崇祯年间和清朝同光年间级别的历史性极端干旱，地表水供水难以保障，目前地下水严重超采的状况将难以应对。”矫勇说。
虽然国家实施了南水北调工程，但如遇到历史上发生的连续多年的极端干旱，多个流域将出现江河干涸、地表水枯竭的状况，即便是大型水库也可能干涸，保障城乡基本供水需求主要靠地下水这种战略水资源。
北方地下水战略资源严重超采，已难承担应对极端干旱的战略重任。以海河流域为例，浅层地下水超采面积4.5万平方公里，深层地下水超采面积7.4万平方公里。整个海河流域地下水年超采量达80亿立方米，累计超采量超过2000亿立方米。
南北不同
在調研中，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玉珍发现，对于地下水的使用，我国南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地表水水量和水质性缺水的影响下，北方及西北缺水地区对地下水的开发利用程度不断加大，这使区域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地下水水质恶化、地下水污染，引发了地下水水源枯竭、原生植物退化或枯死、土地沙化等一系列显性和隐性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而南方地区，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及城镇管网不断延伸，地下水作为饮用水的比例逐渐减少。以福建为例，全省地下水作为城镇饮用水的比例仅2%，部分地下水源地逐渐转为备用水源地，但随着“退二进三”“退城入园”等工业产业布局调整，工业企业逐渐向农村地区转移，相比城镇地区而言，农村地区地下水的环境监管亟须加强。
地下水污染问题日益凸现，部分地区地下水出现“红豆水”“牛奶水”“酱油水”等现象，局部地区地下水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而目前地下水环境管理存在基础薄弱、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不清等问题。
和古代不同，我们现在面临的旱灾风险更为严峻。“以往是有地下水而无能力开发；而现在有能力开发但地下水处于严重超采状态。北方浅层地下水正在枯竭，深层地下水也开始遭到破坏。”矫勇说。
据有关研究数据，我国地下水超采面积已达30万平方公里。地下水是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在矫勇看来，如果进一步超采深层地下水，可能会造成地下水及其相关生态不可逆的破坏。
藏水于地
目前，华北地区井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已经很高，工程性节水的潜力在逐步降低，矫勇建议，在地下水严重超采区大规模实行退耕还水或推广旱作农业，3000万亩休耕轮作耕地中优先考虑地下水超采区。
“通过休耕轮作，可以实现藏水于地，”矫勇说，“一方面，对处于地下水严重超采区的粮食主产区，适当调整种植结构；另一方面，从更大空间尺度考虑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例如通过国际贸易解决国内粮食需求。”
此外，跨部门的地下水基础数据统一共享平台尚未形成，不利于地下水监测、监督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应构建一个上下左右互联互通、充分共享数字环境资源的全国地下水环境信息服务与决策支持系统，为全国地下水可持续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基础数据与决策依据。”张玉珍说。
谈及地下水保护，张玉珍建议，加快出台《地下水管理条例》，通过专门的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地下水资源保护工作。
“目前，国家尚未制定和出台专门的地下水保护法等法律文件，而北京、陕西、内蒙古等省份已颁布省级地下水管理或资源管理办法，为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一定的基础。”她说。
此外，还应加强农村地区地下水环境监管，防止地下水污染较重的企业向农村转移。相对于城镇集中式供水，部分农村还在使用地下水作为主要供水渠道。然而，由于农村地区地下水环境监管几乎空白，隐性的健康安全问题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