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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出头的孔姗在南京一家商场做营业员，1998年2月，她与张松登记结婚。
1999年6月，夫妻俩到南京军区总医院生殖遗传中心做不孕检查，问题出在张松身上。他的精子根本没有存活率。夫妻俩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双方老人，并且统一了口径：工作压力太大，生孩子的事过些年再考虑。 转眼6年过去了，张松对孔姗说：“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做试管婴儿手术吧，只要别人不知道，借种生的孩子和亲生的一样!”
2004年1月，夫妻俩再次来到南京军区总医院生殖遗传中心，做了试管婴儿手术。
3月上旬，张松突然感到身体乏力，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5月29日，张松病危，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
张松去世5个月后，孔姗在娘家生下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按照张松生前的意愿，给儿子取名张自强。
孔姗住在秦淮区文安里某号的602室，对门601室住的就是公公婆婆。孩子满月后，孔姗带着儿子回到南京，但她明显感到公婆对自己不那么热情，尤其是对孩子，连看都不愿意多看。
公婆很快与孔姗闹翻，矛盾缘自张松留下的那套房产。公婆认为房产是祖上留下的，房屋产权人是张松，要对房屋进行析产，并主张10万元的遗产继承份额。孔姗不答应，认为房子总共只值30多万，除去自己和儿子的份额，公婆怎能主张这么多钱呢?
公婆挑明了真相，称张松生前留有遗嘱，张自强不是张松亲生的，没有继承张松遗产的资格。孔姗没想到丈夫生前竟然把孩子的身世告诉了公婆。心一下子凉了。
孔姗想到当初在做试管婴儿术时，夫妻俩曾在医院签下协议，协议中明确规定，孩子出生后享有与亲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张松亲自在这份协议上签了名，如果当时不签，医院也不会同意做这种手术。孔姗找公婆沟通，公婆称他们有张松生前留下的亲笔遗嘱，遗嘱对他的身后遗产处分有明确交待。
2005年12月5日，孔姗在万般无奈之下。带着15个月大的儿子张自强走进南京秦淮区人民法院，将公婆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她和儿子依法继承张松留下的房产。
2006年1月15日上午，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年近70岁的婆婆辩称：争议房产是我们上辈祖产拆迁所分得，2002年，儿子张松拿了我们1，5万元买下房子，为避免今后产生纠纷。把房产过户给了张松。张松在病重期间曾留下遗嘱，称其不在人世后将房产返还我们，我们只向孔姗主张10万元财产继承。已经是非常照顾她了。
婆婆当场向法庭出示了儿子临终前的自书遗嘱：“张松，现身患重病。在重病期间，妻子孔姗不尽义务，医药费、治疗费一概不管，也不尽心照料。为此，我做出以下决定：孩子通过人工授精而生，采用的是他人精子。所以孩子我坚决不要，我死后他没有权利继承我的遗产：1984年私房拆迁分的602室房子，当时由母亲出资1，5万，按房改政策以我的名义购买。我死后房子赠与父母，别人不得有异议。此遗嘱在本人去世后即生效。”落款时间是2004年5月20日，系张松去世前9天所写。
孔姗既气愤又无奈，她否认不拿钱给丈夫看病，并称夫妻感情一向很好。不过孔姗也承认，在丈夫病重期间，因自己怀着孩子，身体不方便，对丈夫的照顾有些力不从心。两人为此发生过矛盾。丈夫之所以写下这份遗嘱，有可能是一时生气所致，而不是他的真实意愿。
孔姗也出示了有丈夫亲笔签名的南京军区总医院《不孕夫妇人工授精申请书》和《协议书》。证明儿子张自强虽系人工授精所生，却是夫妇两人签字同意的。《不孕夫妇人工授精协议书》上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婚后6年不孕。经检查证实系男子患无精子存活症，不具备生育能力。本夫妇要求生育，申请应用辅助生育技术实现愿望。本夫妇系人工授精后出生孩子的法律父母，夫妇双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承担该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义务，履行相应法律、伦理义务和责任。”据此，孔姗认为，根据《协议书》，儿子张自强是丈夫遗产的合法继承人。
专家说法
我国《继承法》确实有遗嘱优先原则，但是文中丈夫剥夺孩子继承权利的理由却基于一个“血缘认亲”的误区，其遗嘱应被视为不是其真实意愿的表达。我国法律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所以，张自强应该享有父亲遗产的继承权，属第一顺序继承人。
房子是婚后购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向公婆的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公婆现在索要10倍于当时房产价值的财产，其要求不应支持，因为房产增值的部分也是夫妻共同财产。丈夫遗嘱中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房产赠送父母是不妥的，应当认定为无效。
丈夫有权处理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财产，但是孩子已经在法律意义上被视为他的亲生子，所以应该将那部分遗产用于担负相应的养育责任。
1999年6月，夫妻俩到南京军区总医院生殖遗传中心做不孕检查，问题出在张松身上。他的精子根本没有存活率。夫妻俩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双方老人，并且统一了口径：工作压力太大，生孩子的事过些年再考虑。 转眼6年过去了，张松对孔姗说：“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做试管婴儿手术吧，只要别人不知道，借种生的孩子和亲生的一样!”
2004年1月，夫妻俩再次来到南京军区总医院生殖遗传中心，做了试管婴儿手术。
3月上旬，张松突然感到身体乏力，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5月29日，张松病危，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
张松去世5个月后，孔姗在娘家生下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按照张松生前的意愿，给儿子取名张自强。
孔姗住在秦淮区文安里某号的602室，对门601室住的就是公公婆婆。孩子满月后，孔姗带着儿子回到南京，但她明显感到公婆对自己不那么热情，尤其是对孩子，连看都不愿意多看。
公婆很快与孔姗闹翻，矛盾缘自张松留下的那套房产。公婆认为房产是祖上留下的，房屋产权人是张松，要对房屋进行析产，并主张10万元的遗产继承份额。孔姗不答应，认为房子总共只值30多万，除去自己和儿子的份额，公婆怎能主张这么多钱呢?
公婆挑明了真相，称张松生前留有遗嘱，张自强不是张松亲生的，没有继承张松遗产的资格。孔姗没想到丈夫生前竟然把孩子的身世告诉了公婆。心一下子凉了。
孔姗想到当初在做试管婴儿术时，夫妻俩曾在医院签下协议，协议中明确规定，孩子出生后享有与亲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张松亲自在这份协议上签了名，如果当时不签，医院也不会同意做这种手术。孔姗找公婆沟通，公婆称他们有张松生前留下的亲笔遗嘱，遗嘱对他的身后遗产处分有明确交待。
2005年12月5日，孔姗在万般无奈之下。带着15个月大的儿子张自强走进南京秦淮区人民法院，将公婆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她和儿子依法继承张松留下的房产。
2006年1月15日上午，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年近70岁的婆婆辩称：争议房产是我们上辈祖产拆迁所分得，2002年，儿子张松拿了我们1，5万元买下房子，为避免今后产生纠纷。把房产过户给了张松。张松在病重期间曾留下遗嘱，称其不在人世后将房产返还我们，我们只向孔姗主张10万元财产继承。已经是非常照顾她了。
婆婆当场向法庭出示了儿子临终前的自书遗嘱：“张松，现身患重病。在重病期间，妻子孔姗不尽义务，医药费、治疗费一概不管，也不尽心照料。为此，我做出以下决定：孩子通过人工授精而生，采用的是他人精子。所以孩子我坚决不要，我死后他没有权利继承我的遗产：1984年私房拆迁分的602室房子，当时由母亲出资1，5万，按房改政策以我的名义购买。我死后房子赠与父母，别人不得有异议。此遗嘱在本人去世后即生效。”落款时间是2004年5月20日，系张松去世前9天所写。
孔姗既气愤又无奈，她否认不拿钱给丈夫看病，并称夫妻感情一向很好。不过孔姗也承认，在丈夫病重期间，因自己怀着孩子，身体不方便，对丈夫的照顾有些力不从心。两人为此发生过矛盾。丈夫之所以写下这份遗嘱，有可能是一时生气所致，而不是他的真实意愿。
孔姗也出示了有丈夫亲笔签名的南京军区总医院《不孕夫妇人工授精申请书》和《协议书》。证明儿子张自强虽系人工授精所生，却是夫妇两人签字同意的。《不孕夫妇人工授精协议书》上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婚后6年不孕。经检查证实系男子患无精子存活症，不具备生育能力。本夫妇要求生育，申请应用辅助生育技术实现愿望。本夫妇系人工授精后出生孩子的法律父母，夫妇双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承担该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义务，履行相应法律、伦理义务和责任。”据此，孔姗认为，根据《协议书》，儿子张自强是丈夫遗产的合法继承人。
专家说法
我国《继承法》确实有遗嘱优先原则，但是文中丈夫剥夺孩子继承权利的理由却基于一个“血缘认亲”的误区，其遗嘱应被视为不是其真实意愿的表达。我国法律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所以，张自强应该享有父亲遗产的继承权，属第一顺序继承人。
房子是婚后购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向公婆的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公婆现在索要10倍于当时房产价值的财产，其要求不应支持，因为房产增值的部分也是夫妻共同财产。丈夫遗嘱中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房产赠送父母是不妥的，应当认定为无效。
丈夫有权处理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财产，但是孩子已经在法律意义上被视为他的亲生子，所以应该将那部分遗产用于担负相应的养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