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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荀子的语言观历来为语言学界所重视，本文试就《正名》篇中的有关观点加以提炼论述，具体就名实问题展开讨论，分析荀子的语言理论对儒家语言观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后世语言学的积极影响和重大贡献。
关键词：荀子 正名 名实 逻辑思维 约定俗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荀子是先秦继孔子和孟子之后儒学最后一位大师。他完善了博大的儒家思想体系，因其对先秦诸子思想均有批判吸收，所以他不仅是先秦儒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也是先秦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思想家。
名实之辩是先秦诸子持久的学术论辩，其时重政治、重理论、重逻辑，格外关注语言。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中指出这场名辩思潮“特点是在相互辩解中注意分析名词、概念和命题，考察名实关系，探讨思维规律和方法，企图改善人的主观认识……”名实关系是先秦诸子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各家都有论述。然而论述最为深刻、理论最为完整的就是荀子的《正名》，在继承孔子“名实”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哲学中的语言观。
一 孔子哲学中的名实观
孔子的时代，语言凭借政治实践而发展，受到充分重视。当时对邦交辞令的需要，使语言逐步升级，以至于“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孔子最早提出的“正名”思想，可以说是儒家哲学思想的基础，也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孔子实是名实关系的始祖”(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皇侃《论语义疏》引郑玄注：“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这也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也就是说，从分析名词词义，澄清概念，明确主观认识的角度来讲，“孔子的‘正名’不专指书面文字，他所辩证的是与国家政治有关的名分、名称”，是纠正春秋以来诸候、世大夫僭越引起的社会名分之颠倒，也是纠正天下无道造成的礼坏乐崩的状况。孔子强调规范的第一性和至上性。名正，指各种礼目之名与人的行为要一致。“顺”即是合理的、合法的、合逻辑的。“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这一原则对语言学的研究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有助于修辞学的萌芽(详见崔应贤《论孔子的语言观》一文)，二是有助于训诂学的萌芽。孔子修《春秋》措辞精严，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后学为探究“春秋笔法”而去考词义、析句法，客观上促进了训诂的发展。所以，胡适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观念”。
二 荀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
与孔子基本价值取向一致，荀子也非常关注现实政治。“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因为“圣王没”，所以“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他认为，语言创造的权力应该由王者来执行。理性的语言论述方式可以达到政治上的大治，在圣王没、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的百家争鸣时代，他主张通过喻、期、说、辨四种方式来使天下归于一道。他说：“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这里荀子强调命名的重要性：“对于实物不能明白，就给它起个名字，起了名字还不明白，就用大小形状等来加以形容，这样还不明白，再告诉他为什么会这样，如果还不明白就只有通过反复论证来辨明它。”这体现了荀子逻辑思维的特点。他将那些“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之人称之为“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这样，人们就“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而能“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
因此，荀子语言哲学中包含了对大一统理想的追求，希望通过正名来统一学术思想，从而加速战国竞争局面的结束而使天下统一，这和孔子最初正名的思想宗旨一致，都是维护语言的正统性，维护社会制度秩序思想主张的体现。这对统治阶级而言，有利于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对于国家的政治安定、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经济的繁荣，无疑是有利的。因此，儒家学说能长久不衰为历代君王所推崇，不是没有道理的。古往今来，统一语言、规范语言，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直到今日，语言文字工作者的任务仍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如今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在为人民自身的文化修养服务，为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做着默默无闻的努力。
三 荀子对儒家正名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如果孔子的正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那么荀子的正名范围就更为广泛，更加看重语言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实际运用：“一切名词，随世运学术之进化，而日易其涵义。涵义既易，而犹沿用旧名，则旧名不足以指新实，故有作新名之必要。”荀子处于时代交替之际，新的制度将取代旧的，名的变更也是时代交替产物，在旧的基础上创新，是正名的缘起，有着时代的必要性。“例如名有始意粗略而其后逐渐精详者，则一大名不足以当之，必分作数小名始合。又有始意偏指而终全指者，或始为有而终为无者。始偏终全，则旧名必须扩大。始有终无，则旧名必须废弃。若仍沿用，或代用，则名实不符，指物淆乱。故于旧名之外，均须另作新名也。”荀子从孔子单一的从礼制度出发正名的思想发展到较为广泛的名物之辩，体现了他与时俱进、注重实用的睿智远见。荀子对语言学的影响突出体现在以下几点：
1、对语言本体的研究
《正名》中的“名”，相当于现代语言学中的“词”。《正名》开篇：“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尚，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这段话代表了荀子对礼教制度等方面专名的继承和普通名词(散名)的创造，他已经注意到了语言发展的稳固性和变异性，即我们词汇学上所说的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发展的不平衡性，语言发展的稳固性和变异性的对立统一。
荀子辩证地论述了作为语言本体——词的发展变化，从而启发后世探求“古今语殊，四方谈异”的原因。可以说，荀子对方言已经有了初步认识，尽管没有详细分类和明确的定义概念，但是在他的表述中已经出现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的区别。社会方言的分类有了萌芽：“君子之言，涉然而精， 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啧然而不类， 然而沸，彼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
之所以有君子之言，有愚者之言，是因为治学态度的不同，遵礼重道的不同：“辞让之节得矣，长少之理顺矣；忌讳不称， 辞不出。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 ，不利传辟者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咄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说也。诗曰：‘长夜漫兮，永思骞兮，大古之不慢兮，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这里荀子告诉了我们应如何去习得语言，善用语言，从而驾驭语言以求实效。名实关系进一步得以具体化，名正则不惧不符实了。
其次，荀子较好地阐述了语言和逻辑思维关系，他是第一个区分词和词组的人。“名也者，所以期累实。”“名”就是用词来所表概念；“累实”就是用概念反映客观事物，这说明了正名的原则：名是说明实的，名以实为转移，同实者同名，异实者异名。荀子不仅认识到概念反映事物靠词语实现，而且对反映事物名称的名词进行了层级分类，“大共名、大别名和个体名称”，“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则兼。”在确定事物名称时，单音词能表示则用词，不能则用词组。
上述现象从语言和逻辑两个角度来看，涉及了种概念和属概念的关系问题。荀子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名之枢要”：“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共、别”从逻辑角度，“单、兼”则是从语言的角度。王力先生指出，荀子把范畴叫做“大共名”，把种叫做“大别名”，把属叫做“别则有别”。这和西洋的形式逻辑不谋而合。也是荀子之前的儒家学说中所没有的。
2、正名在语言交际功能上的重要性
大家都知道，明白晓畅的沟通来自于没有歧义、清晰明确的语言，意义不明确、词义含混不清，就无法表情达意、晓谕四方。所以荀子说“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形不别。如是，邪恶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此处的贵贱、同异，指事物的等级、品类，“明贵贱”即定名分，本是孔子的主旨；“辩同异”即是正名字，是墨家名家的传统。荀子对孔、墨两家研究语言的不同路线进行了初步结合。尽管有一定的思想局限性，但是区分事物的自觉意识保证了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时的畅通无阻，体现了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
交际达成，表达所用的语言还要美。“君子之言，涉然而精， 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外是者谓之
，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为己宝。”（《正名》）当语言“志义之使”的任务已经完成，就不必过分强调言辞、语言形式上的美，必须求之于语言形式所体现的思想内容，用词造句与所表达的意思贴切无间，浑然一体，这就是语言的美之所在。这一原则是对语言作用研究的又一贡献。后世“信、达、雅”的标准正是对此理论的继承。
此外，语言是无阶级性的，但是语言所表达的内容是有阶级性的，语言的使用者因阶级的不同，身份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等等因素，会说出完全不同的话语，在交际时就有了千差万别的效果。荀子盛赞的圣人之辩文采而质实，小人之辩多诈而无功，谓奸雄。这一点也是对“巧言令色鲜矣仁”的继承。
3、约定俗成说的伟大意义
荀子的“约定俗成”说是语言学重要的理论和伟大的贡献。“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约定俗成为探求语词来源的原则。“名无固实”说名与实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可以随意命名，这是任意性，而一旦形成习惯，固定的名词表示特定的事物，就具有强制性，使用的人就要遵守这种说法，而不能随意更改。任意性和强制性的统一，实现了语言的交际功能。
之所以能够约定俗成，根据就是“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天官即指人的五官（《天论》篇：“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所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大凡同类同情的事物，人们的感官对于世界的感觉印象是相同的，所以将其合并归类，摹拟得大体相似，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共同约定名称以互相交流的原因。
如果没有约定俗成理论，“那我们便会处于只能通过描述一个对象来指称它的境地。如果专名的标准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十分固定和明确的，那么，一个专名便不过是这些标准的缩略，一个专名的功能便会恰恰类似于一个精心构造出的限定摹状词。但是，专名在我们语言中所具有的唯一性和在使用上的极大便利性恰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能够使我们公共地指称对象，无需被迫提出关于什么样的描述特性恰好构成有关对象的统一性的问题以及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专名标准的不严格性是使语言的指称功能脱离于描述功能的一个必要条件”（J·R·塞尔《专名》，选自《心智》杂志第67卷（1958年），第166—173）。
荀子解决了语言符号和意义之间究竟有无必然联系的重要难题，“约定俗成”说成为我国语言学的第一块理论基石，也奠定了荀子语言巨匠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期。
[2] 安小兰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07年第12期。
[3]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期。
[4] 崔应贤：《语言文章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6期。
作者简介：马振亚，女，1973—，河南新乡市人，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汉语史与文字学。
关键词：荀子 正名 名实 逻辑思维 约定俗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荀子是先秦继孔子和孟子之后儒学最后一位大师。他完善了博大的儒家思想体系，因其对先秦诸子思想均有批判吸收，所以他不仅是先秦儒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也是先秦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思想家。
名实之辩是先秦诸子持久的学术论辩，其时重政治、重理论、重逻辑，格外关注语言。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中指出这场名辩思潮“特点是在相互辩解中注意分析名词、概念和命题，考察名实关系，探讨思维规律和方法，企图改善人的主观认识……”名实关系是先秦诸子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各家都有论述。然而论述最为深刻、理论最为完整的就是荀子的《正名》，在继承孔子“名实”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哲学中的语言观。
一 孔子哲学中的名实观
孔子的时代，语言凭借政治实践而发展，受到充分重视。当时对邦交辞令的需要，使语言逐步升级，以至于“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孔子最早提出的“正名”思想，可以说是儒家哲学思想的基础，也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孔子实是名实关系的始祖”(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皇侃《论语义疏》引郑玄注：“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这也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也就是说，从分析名词词义，澄清概念，明确主观认识的角度来讲，“孔子的‘正名’不专指书面文字，他所辩证的是与国家政治有关的名分、名称”，是纠正春秋以来诸候、世大夫僭越引起的社会名分之颠倒，也是纠正天下无道造成的礼坏乐崩的状况。孔子强调规范的第一性和至上性。名正，指各种礼目之名与人的行为要一致。“顺”即是合理的、合法的、合逻辑的。“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这一原则对语言学的研究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有助于修辞学的萌芽(详见崔应贤《论孔子的语言观》一文)，二是有助于训诂学的萌芽。孔子修《春秋》措辞精严，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后学为探究“春秋笔法”而去考词义、析句法，客观上促进了训诂的发展。所以，胡适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观念”。
二 荀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
与孔子基本价值取向一致，荀子也非常关注现实政治。“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因为“圣王没”，所以“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他认为，语言创造的权力应该由王者来执行。理性的语言论述方式可以达到政治上的大治，在圣王没、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的百家争鸣时代，他主张通过喻、期、说、辨四种方式来使天下归于一道。他说：“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这里荀子强调命名的重要性：“对于实物不能明白，就给它起个名字，起了名字还不明白，就用大小形状等来加以形容，这样还不明白，再告诉他为什么会这样，如果还不明白就只有通过反复论证来辨明它。”这体现了荀子逻辑思维的特点。他将那些“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之人称之为“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这样，人们就“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而能“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
因此，荀子语言哲学中包含了对大一统理想的追求，希望通过正名来统一学术思想，从而加速战国竞争局面的结束而使天下统一，这和孔子最初正名的思想宗旨一致，都是维护语言的正统性，维护社会制度秩序思想主张的体现。这对统治阶级而言，有利于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对于国家的政治安定、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经济的繁荣，无疑是有利的。因此，儒家学说能长久不衰为历代君王所推崇，不是没有道理的。古往今来，统一语言、规范语言，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直到今日，语言文字工作者的任务仍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如今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在为人民自身的文化修养服务，为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做着默默无闻的努力。
三 荀子对儒家正名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如果孔子的正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那么荀子的正名范围就更为广泛，更加看重语言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实际运用：“一切名词，随世运学术之进化，而日易其涵义。涵义既易，而犹沿用旧名，则旧名不足以指新实，故有作新名之必要。”荀子处于时代交替之际，新的制度将取代旧的，名的变更也是时代交替产物，在旧的基础上创新，是正名的缘起，有着时代的必要性。“例如名有始意粗略而其后逐渐精详者，则一大名不足以当之，必分作数小名始合。又有始意偏指而终全指者，或始为有而终为无者。始偏终全，则旧名必须扩大。始有终无，则旧名必须废弃。若仍沿用，或代用，则名实不符，指物淆乱。故于旧名之外，均须另作新名也。”荀子从孔子单一的从礼制度出发正名的思想发展到较为广泛的名物之辩，体现了他与时俱进、注重实用的睿智远见。荀子对语言学的影响突出体现在以下几点：
1、对语言本体的研究
《正名》中的“名”，相当于现代语言学中的“词”。《正名》开篇：“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尚，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这段话代表了荀子对礼教制度等方面专名的继承和普通名词(散名)的创造，他已经注意到了语言发展的稳固性和变异性，即我们词汇学上所说的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发展的不平衡性，语言发展的稳固性和变异性的对立统一。
荀子辩证地论述了作为语言本体——词的发展变化，从而启发后世探求“古今语殊，四方谈异”的原因。可以说，荀子对方言已经有了初步认识，尽管没有详细分类和明确的定义概念，但是在他的表述中已经出现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的区别。社会方言的分类有了萌芽：“君子之言，涉然而精， 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啧然而不类， 然而沸，彼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
之所以有君子之言，有愚者之言，是因为治学态度的不同，遵礼重道的不同：“辞让之节得矣，长少之理顺矣；忌讳不称， 辞不出。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 ，不利传辟者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咄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说也。诗曰：‘长夜漫兮，永思骞兮，大古之不慢兮，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这里荀子告诉了我们应如何去习得语言，善用语言，从而驾驭语言以求实效。名实关系进一步得以具体化，名正则不惧不符实了。
其次，荀子较好地阐述了语言和逻辑思维关系，他是第一个区分词和词组的人。“名也者，所以期累实。”“名”就是用词来所表概念；“累实”就是用概念反映客观事物，这说明了正名的原则：名是说明实的，名以实为转移，同实者同名，异实者异名。荀子不仅认识到概念反映事物靠词语实现，而且对反映事物名称的名词进行了层级分类，“大共名、大别名和个体名称”，“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则兼。”在确定事物名称时，单音词能表示则用词，不能则用词组。
上述现象从语言和逻辑两个角度来看，涉及了种概念和属概念的关系问题。荀子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名之枢要”：“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共、别”从逻辑角度，“单、兼”则是从语言的角度。王力先生指出，荀子把范畴叫做“大共名”，把种叫做“大别名”，把属叫做“别则有别”。这和西洋的形式逻辑不谋而合。也是荀子之前的儒家学说中所没有的。
2、正名在语言交际功能上的重要性
大家都知道，明白晓畅的沟通来自于没有歧义、清晰明确的语言，意义不明确、词义含混不清，就无法表情达意、晓谕四方。所以荀子说“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形不别。如是，邪恶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此处的贵贱、同异，指事物的等级、品类，“明贵贱”即定名分，本是孔子的主旨；“辩同异”即是正名字，是墨家名家的传统。荀子对孔、墨两家研究语言的不同路线进行了初步结合。尽管有一定的思想局限性，但是区分事物的自觉意识保证了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时的畅通无阻，体现了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
交际达成，表达所用的语言还要美。“君子之言，涉然而精， 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外是者谓之
，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为己宝。”（《正名》）当语言“志义之使”的任务已经完成，就不必过分强调言辞、语言形式上的美，必须求之于语言形式所体现的思想内容，用词造句与所表达的意思贴切无间，浑然一体，这就是语言的美之所在。这一原则是对语言作用研究的又一贡献。后世“信、达、雅”的标准正是对此理论的继承。
此外，语言是无阶级性的，但是语言所表达的内容是有阶级性的，语言的使用者因阶级的不同，身份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等等因素，会说出完全不同的话语，在交际时就有了千差万别的效果。荀子盛赞的圣人之辩文采而质实，小人之辩多诈而无功，谓奸雄。这一点也是对“巧言令色鲜矣仁”的继承。
3、约定俗成说的伟大意义
荀子的“约定俗成”说是语言学重要的理论和伟大的贡献。“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约定俗成为探求语词来源的原则。“名无固实”说名与实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可以随意命名，这是任意性，而一旦形成习惯，固定的名词表示特定的事物，就具有强制性，使用的人就要遵守这种说法，而不能随意更改。任意性和强制性的统一，实现了语言的交际功能。
之所以能够约定俗成，根据就是“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天官即指人的五官（《天论》篇：“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所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大凡同类同情的事物，人们的感官对于世界的感觉印象是相同的，所以将其合并归类，摹拟得大体相似，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共同约定名称以互相交流的原因。
如果没有约定俗成理论，“那我们便会处于只能通过描述一个对象来指称它的境地。如果专名的标准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十分固定和明确的，那么，一个专名便不过是这些标准的缩略，一个专名的功能便会恰恰类似于一个精心构造出的限定摹状词。但是，专名在我们语言中所具有的唯一性和在使用上的极大便利性恰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能够使我们公共地指称对象，无需被迫提出关于什么样的描述特性恰好构成有关对象的统一性的问题以及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专名标准的不严格性是使语言的指称功能脱离于描述功能的一个必要条件”（J·R·塞尔《专名》，选自《心智》杂志第67卷（1958年），第166—173）。
荀子解决了语言符号和意义之间究竟有无必然联系的重要难题，“约定俗成”说成为我国语言学的第一块理论基石，也奠定了荀子语言巨匠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期。
[2] 安小兰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07年第12期。
[3]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期。
[4] 崔应贤：《语言文章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6期。
作者简介：马振亚，女，1973—，河南新乡市人，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汉语史与文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