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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伦(上海电影集团总裁):在跟好莱坞的合作中,我觉得中国电影产业需要自信,同时也要学习一些先进的产业和企业经验。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中国除了技术等问题外,还必须要加快培养有能力的制片人。我们现在有很多制片主任,他可以把预算计算完毕,但是我们缺少熟悉行业经验,并有全球市场经验和人脉的制片人。
黄建新(内地导演、制片人):其实监制的角色挺难当,压力非常大。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不同的方法,中国人喜欢在酒桌上谈,什么都敢答应,第二天就基本不认了。做电影题材很重要,其实电影组织的结构更重要。除了故事,导演、主创、演员,什么样的公司制作和发行……这个结构完成后才能做预估。所以制片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搭成一个构架,才能决定融到多少资,市场发行可能是倒算的。这对中国制片业是一个考验。因为之前中国只有名誉上的监制,很多是职务行为,但好莱坞里的监制是最重要的,奥斯卡颁最佳影片奖上台的都是监制,因为他承担了这部电影的所有责任,包括艺术、技术和经济。所以从建立电影工业的角度,我们还面临着很多挑战,包括既有经验的、文化的,还有行政架构上的挑战,道路还是很崎岖漫长的。
张家振(香港制片人):我觉得拍一部电影最重要的是要认清楚市场在哪里,比如说是针对中国市场,尽量拍得最好,希望海外有一些意外的收入。假如要主打海外市场,就要从不同的角度。这是我的经验。我也拍过不同类型的电影,拍过英语片,也拍华语电影。我刚拍完一部成本非常低的电影,主要是针对台湾的,如果在内地赚一点钱,对投资人来说,就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李烈(台湾制片人):做制片人非常难,因为你永远都在做决定,而且你不知道你的决定未来会有怎么样的结果。我蛮认同江志强先生讲的一点,就是制片人一定要对自己做的案子充满热情,这样才能把所有的东西挖掘出来。我每一次做项目时都会问自己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比如为什么要去找青年导演?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更省钱,或者是青年导演比较听话,有比较多的创意,熟悉年轻人的思维等。但青年导演肯定也有他们缺乏的东西,比如对市场、演员和现场拍摄的判断和掌控不足等,那么作为制片人能不能补足他,这是制片人的责任,也是做案子前需要想清楚的。
黄建新(内地导演、制片人):其实监制的角色挺难当,压力非常大。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不同的方法,中国人喜欢在酒桌上谈,什么都敢答应,第二天就基本不认了。做电影题材很重要,其实电影组织的结构更重要。除了故事,导演、主创、演员,什么样的公司制作和发行……这个结构完成后才能做预估。所以制片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搭成一个构架,才能决定融到多少资,市场发行可能是倒算的。这对中国制片业是一个考验。因为之前中国只有名誉上的监制,很多是职务行为,但好莱坞里的监制是最重要的,奥斯卡颁最佳影片奖上台的都是监制,因为他承担了这部电影的所有责任,包括艺术、技术和经济。所以从建立电影工业的角度,我们还面临着很多挑战,包括既有经验的、文化的,还有行政架构上的挑战,道路还是很崎岖漫长的。
张家振(香港制片人):我觉得拍一部电影最重要的是要认清楚市场在哪里,比如说是针对中国市场,尽量拍得最好,希望海外有一些意外的收入。假如要主打海外市场,就要从不同的角度。这是我的经验。我也拍过不同类型的电影,拍过英语片,也拍华语电影。我刚拍完一部成本非常低的电影,主要是针对台湾的,如果在内地赚一点钱,对投资人来说,就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李烈(台湾制片人):做制片人非常难,因为你永远都在做决定,而且你不知道你的决定未来会有怎么样的结果。我蛮认同江志强先生讲的一点,就是制片人一定要对自己做的案子充满热情,这样才能把所有的东西挖掘出来。我每一次做项目时都会问自己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比如为什么要去找青年导演?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更省钱,或者是青年导演比较听话,有比较多的创意,熟悉年轻人的思维等。但青年导演肯定也有他们缺乏的东西,比如对市场、演员和现场拍摄的判断和掌控不足等,那么作为制片人能不能补足他,这是制片人的责任,也是做案子前需要想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