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重温历史断章,识其真相,汲取教训,是必要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其实没有人能“一贯正确”,能有“三七开”就很不错了。
读赵文滔个人回忆录《伤害》,最后有“半个世纪后的通信”一节,发人深思。
赵文滔,1951年大学毕业后,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后改称局)工作。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时的鸣放阶段,他根据团小组群众意见整理了三张大字报,除了批评教育司肃反运动的偏差(如硬指一个在1945年抗战胜利时才10岁的青年干部有“汉奸”嫌疑等)外,批评了高级干部的特权(如用大笔公款装修自己的住宅,考不上大学的子女通过教育司走后门免试入学,小干部因“流氓行为”受到行政和法律处分,而一名副局长诱奸了二三十个女人却还有人事干部为他辩护)。赵文滔因这三张大字报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此后22年间,他沦为政治贱民,妻子、姐弟都遭到株连。
2008年2月1日,赵文滔给半个世纪前“反右运动”中直接处理他的党支部书记梁某某写了封信,除了陈述当时二机部教育司诬枉好人的种种情事外,指出司里一共三十一二人,打了6个右派,达到18.75%,远远“超标”。梁某某的回信如下:
赵文滔先生:
收到你的信,晚了几天。我无法回答你提出的许多问题和意见。我只能就我把你打成右派,送公安局劳教问题答复如下:
这是我为主干的,给你造成苦难的一生,这是我的罪过。我向你赔礼道歉。由于这是当时反右派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而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造成的。当时我们怀疑你和山西反动派有联系,并没找到真凭实据。有些情况也许你不知道 ,就是有一个多月,我被派去参加部属西安工厂、学校的反右派工作组。我回来时部教育局的反右斗争基本结束,进入宣布处理阶段。局领导让我宣布处理,因为我是教育局的党支部书记。所以有些细节,我也不太清楚。你有何意见和问题,请通过组织向我提出,以示正(郑)重。
此外,关于马世聪的汉奸问题,是指他是汉奸家的子弟,不能当国家干部。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以上都是我在后来党和国家对反右派运动纠偏的工作中认识到的。我内心感到歉疚。
梁某某
2008,2月21日
赵文滔全文照录这封信后写道:“截至对这封信的校对时,仍然没弄清写给天津大学的诬陷信究竟出自谁手。(笔者按:该信说赵妻田滨到天津大学看望赵在那里读书的小弟,编造公安人员尾随,监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云云)反正‘教育司支部’那枚章,只能是‘书记’和‘组织委员’保管,他要没有干,那就是某某某干的。到哪儿找他?找到他会承认吗?……这就是唯有在这个国度里才有的‘有罪行而无罪人’的现象。”但我要劝赵文滔兄息怒。这位前支部书记毕竟还是认账的,他说内心感到歉疚,赔礼道歉,就算不容易,甚至是很难得的了——特别是在我读到另一篇报道之后。《文汇报 • 新书摘》2009年2月22日摘介《一个真实的王光美》(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因是摘介,不知道原书于“桃园经验”前后是怎么记述的,“文革”初期王在清华大学“蹲点”又是怎么记述的。后者我过去零碎看过些报道,不知其详;而前者,则因我亲历了“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保存了一些感性的记忆。
“四清”的学名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源于1963年,那时大饥荒刚刚度过,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开始有所恢复。为了给四清运动创造经验树立样板,刘少奇派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数月后,王光美带领工作队在那里撇开原有基层组织,搞“扎根串连”,重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的实践,总结了一套“桃园经验”,由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干部听报告,带着这本“经”下乡参加各地基层的运动。事实证明,这是1949年以来农村历次整风整社所不及的,是一次打击干部、群众“两个一大片”的极左的斗争。尽管后来有人披露,“桃园经验”曾得到毛泽东的口头认可,刘少奇也才放手大力推广,那是另一问题,此处不议。
如果说前述赵文滔被划右一案中,主其事的支部书记推说整个运动为上级布置,他是一个执行者,犹有可说;而王光美在全国因推广“桃园经验”而对农村基层干部、群众造成的伤害,平心而论,确实无法完全诿过于人,是不能辞其咎的。《一个真实的王光美》文摘中,以下一段应是王光美真实的表态:
……事实上,直到晚年,她(王光美)还接受媒体采访,清晰地回顾并反思那段历史(“文革”前夕和初期的历史)。有记者问她本人在“四清”和在清华大学蹲点这段经历,有没有想过自己也有可能冤枉过别人,她坦诚地回答:“那真是难说,只要一搞运动就很容易走火……搞运动,呼啦一下子,谁知道谁冤枉了?那个行为过火的人一定不是自己想过火,所以我不赞成搞运动这种形式……因为谁也控制不了。”她始终认为自己的遭遇是集体(群众)运动的结果,因而不存在私人恩怨。
这里所谓“不存在私人恩怨”的宽容情怀,指的是如书中所说,“对伟人毛泽东,王光美一如既往地敬重。‘文革’后,她家的客厅一直挂着那幅1962年毛泽东登门看望刘少奇一家的照片”。这不奇怪,国家通讯社报道,王光美逝世前两年,还亲自主持了毛刘两家后人的欢聚。但我想问的是,比如在“四清”运动中,“谁也控制不了”的运动,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吗?难道不是由上而下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有组织地发动起来,包括以“桃园经验”为指导的扎根串连工作做到了家,才运动起来的吗?“呼啦啦一下子,谁知道谁冤枉了”,难道工作组心目中没有经过“扎根串连”、摸底排队确定的打击对象,能够盲目容忍群众自己决定矛头所向吗?如果是这样,“桃园经验”还值得費心传经送宝吗?实际上,“桃园经验”在一定时段内成为那一期“四清”的指导文件、工作组人员们人手一册的宝典,经验创造者虽不是“四清”运动的首创者、发动者、掌舵者,却也不能说没起推波助澜作用。
重温有关的历史断章,识其真相,汲取教训,是必要的。我就此得到的重要启示之一是,虽然大家都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知名度越高、影响越广的人,有时越难于承认自己的过失。其实没有人能“一贯正确”,能有“三七开”就很不错了。
(作者系诗人、作家)
读赵文滔个人回忆录《伤害》,最后有“半个世纪后的通信”一节,发人深思。
赵文滔,1951年大学毕业后,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后改称局)工作。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时的鸣放阶段,他根据团小组群众意见整理了三张大字报,除了批评教育司肃反运动的偏差(如硬指一个在1945年抗战胜利时才10岁的青年干部有“汉奸”嫌疑等)外,批评了高级干部的特权(如用大笔公款装修自己的住宅,考不上大学的子女通过教育司走后门免试入学,小干部因“流氓行为”受到行政和法律处分,而一名副局长诱奸了二三十个女人却还有人事干部为他辩护)。赵文滔因这三张大字报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此后22年间,他沦为政治贱民,妻子、姐弟都遭到株连。
2008年2月1日,赵文滔给半个世纪前“反右运动”中直接处理他的党支部书记梁某某写了封信,除了陈述当时二机部教育司诬枉好人的种种情事外,指出司里一共三十一二人,打了6个右派,达到18.75%,远远“超标”。梁某某的回信如下:
赵文滔先生:
收到你的信,晚了几天。我无法回答你提出的许多问题和意见。我只能就我把你打成右派,送公安局劳教问题答复如下:
这是我为主干的,给你造成苦难的一生,这是我的罪过。我向你赔礼道歉。由于这是当时反右派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而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造成的。当时我们怀疑你和山西反动派有联系,并没找到真凭实据。有些情况也许你不知道 ,就是有一个多月,我被派去参加部属西安工厂、学校的反右派工作组。我回来时部教育局的反右斗争基本结束,进入宣布处理阶段。局领导让我宣布处理,因为我是教育局的党支部书记。所以有些细节,我也不太清楚。你有何意见和问题,请通过组织向我提出,以示正(郑)重。
此外,关于马世聪的汉奸问题,是指他是汉奸家的子弟,不能当国家干部。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以上都是我在后来党和国家对反右派运动纠偏的工作中认识到的。我内心感到歉疚。
梁某某
2008,2月21日
赵文滔全文照录这封信后写道:“截至对这封信的校对时,仍然没弄清写给天津大学的诬陷信究竟出自谁手。(笔者按:该信说赵妻田滨到天津大学看望赵在那里读书的小弟,编造公安人员尾随,监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云云)反正‘教育司支部’那枚章,只能是‘书记’和‘组织委员’保管,他要没有干,那就是某某某干的。到哪儿找他?找到他会承认吗?……这就是唯有在这个国度里才有的‘有罪行而无罪人’的现象。”但我要劝赵文滔兄息怒。这位前支部书记毕竟还是认账的,他说内心感到歉疚,赔礼道歉,就算不容易,甚至是很难得的了——特别是在我读到另一篇报道之后。《文汇报 • 新书摘》2009年2月22日摘介《一个真实的王光美》(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因是摘介,不知道原书于“桃园经验”前后是怎么记述的,“文革”初期王在清华大学“蹲点”又是怎么记述的。后者我过去零碎看过些报道,不知其详;而前者,则因我亲历了“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保存了一些感性的记忆。
“四清”的学名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源于1963年,那时大饥荒刚刚度过,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开始有所恢复。为了给四清运动创造经验树立样板,刘少奇派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数月后,王光美带领工作队在那里撇开原有基层组织,搞“扎根串连”,重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的实践,总结了一套“桃园经验”,由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干部听报告,带着这本“经”下乡参加各地基层的运动。事实证明,这是1949年以来农村历次整风整社所不及的,是一次打击干部、群众“两个一大片”的极左的斗争。尽管后来有人披露,“桃园经验”曾得到毛泽东的口头认可,刘少奇也才放手大力推广,那是另一问题,此处不议。
如果说前述赵文滔被划右一案中,主其事的支部书记推说整个运动为上级布置,他是一个执行者,犹有可说;而王光美在全国因推广“桃园经验”而对农村基层干部、群众造成的伤害,平心而论,确实无法完全诿过于人,是不能辞其咎的。《一个真实的王光美》文摘中,以下一段应是王光美真实的表态:
……事实上,直到晚年,她(王光美)还接受媒体采访,清晰地回顾并反思那段历史(“文革”前夕和初期的历史)。有记者问她本人在“四清”和在清华大学蹲点这段经历,有没有想过自己也有可能冤枉过别人,她坦诚地回答:“那真是难说,只要一搞运动就很容易走火……搞运动,呼啦一下子,谁知道谁冤枉了?那个行为过火的人一定不是自己想过火,所以我不赞成搞运动这种形式……因为谁也控制不了。”她始终认为自己的遭遇是集体(群众)运动的结果,因而不存在私人恩怨。
这里所谓“不存在私人恩怨”的宽容情怀,指的是如书中所说,“对伟人毛泽东,王光美一如既往地敬重。‘文革’后,她家的客厅一直挂着那幅1962年毛泽东登门看望刘少奇一家的照片”。这不奇怪,国家通讯社报道,王光美逝世前两年,还亲自主持了毛刘两家后人的欢聚。但我想问的是,比如在“四清”运动中,“谁也控制不了”的运动,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吗?难道不是由上而下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有组织地发动起来,包括以“桃园经验”为指导的扎根串连工作做到了家,才运动起来的吗?“呼啦啦一下子,谁知道谁冤枉了”,难道工作组心目中没有经过“扎根串连”、摸底排队确定的打击对象,能够盲目容忍群众自己决定矛头所向吗?如果是这样,“桃园经验”还值得費心传经送宝吗?实际上,“桃园经验”在一定时段内成为那一期“四清”的指导文件、工作组人员们人手一册的宝典,经验创造者虽不是“四清”运动的首创者、发动者、掌舵者,却也不能说没起推波助澜作用。
重温有关的历史断章,识其真相,汲取教训,是必要的。我就此得到的重要启示之一是,虽然大家都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知名度越高、影响越广的人,有时越难于承认自己的过失。其实没有人能“一贯正确”,能有“三七开”就很不错了。
(作者系诗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