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回美利坚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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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按:克鲁格曼作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他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本文为其中一篇,发表于2009年4月),为维护美国的建国理想和价值观,锲而不舍地批评一切他认为有悖于此的美国政策,特别是小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虐俘事件首先为美、英媒体披露,使小布什政府十分尴尬,美国形象也大受损伤。另一方面,美国媒体也彰显了新闻道德和责任感,首先披露此事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主播丹・拉瑟获“皮巴迪广播节目奖”。对于刑讯的界限和正当性,美国政府内部一直有争论。奥巴马本人任参议员时有投票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记录,对刑讯、虐俘更是持批判态度。因此他上台后做出决定,关闭关塔那摩基地的监狱,并且公布有关刑讯的文书。但是对于进一步揭露全部真相和追究责任人,又有争议,奥巴马在这个问题上止步不前,顺应了主张适可而止的那一派。克鲁格曼此文正是力主彻底揭露和追究责任。两派主张都是以“国家利益”和“大局”为论据。这里涉及在某一届政府犯下严重错误时,后人如何对待才符合真正的“国家利益”,是掩盖还是暴露,是让民众忘却还是大家共同揭丑,吸取经验教训,避免以后再犯?正视错误、总结教训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最重要的是,一个讳疾忌医、没有勇气正视过去的错误的国家能否有道义力量?克鲁格曼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召回“国魂”的高度。也就是说,一味掩盖错误、不肯正视过去的国家将要失去灵魂,这才是最大的“国家利益”。这篇文章虽短,说的是美国的一件具体事,但提出的问题有普遍意义,值得我们大家深思。(文中黑体为译者所加)
  
  “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谴责过去上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奥巴马总统在做出了值得称道的决定——公布他的前任为刑讯辩护的法律文书——之后,又如是说。一些政治和媒体权势集团中的人也响应他的话。他们说,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要起訴,不要调查,我们实在太忙了。的确,当前要应付的挑战太大了:经济危机、医保危机、环境危机。再翻过去8年的旧账,不论它有多坏,是不是太奢侈了?不,绝非如此。因为美国不仅仅是一组政策的集合体。我们是,至少曾经是,一个有理想的国家。过去,我们的政府在坚持这些理想方面时或不尽如人意,但是从来还没有领导人像这样彻底背叛我们所维护的一切。
  “本届政府没有对人施行酷刑”,前总统布什这样宣称。但它确实施行了,而且全世界都知道这一事实。要回归我们在道义上的方向——不仅是为了我们的世界地位,而且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民族良心——唯一的办法就是调查那些事是如何发生的,如有必要,起诉责任人。有人声称调查布什政府的滥权行为会妨碍我们应付当前危机的努力,对此说法该如何应对呢?即便这是真的,即便为了真相和正义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代价也是必须付出的。法律不是只在方便时才执行的。但是,真有理由相信国家为了实行问责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吗?例如,调查布什时代的罪行真的会转移需要用在别处的时间和精力吗?让我们来看具体的:涉及谁的时间和精力?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不会从拯救经济的工作中调开,预算局长彼得・奥萨格不会从改革医疗保险的工作中调开,能源部长朱棣文不会从限制温度变化的工作调开。甚至总统也不必介入,而且不应该介入。他只需要让司法部克尽厥职——做它本来就应当做的,同时不要阻碍国会调查就行了。你们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美国是有能力一面揭露真相、执行法律,一面照常做其他事的。
  你们还可能争辩说,翻布什政府的滥权旧账会损坏总统为实施他的日程所需要的政治共识。回答是,什么样的政治共识?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有相当多的人站在酷刑一边。而顽固地阻碍奥巴马总统为应对经济危机所做的努力的,就是同样这批人,他们也会同样顽固地反对总统在医疗改革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总统不会失去他们的好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示好过。当然,华盛顿还有许多人并不同施酷刑者站在一起,但是也宁可不要翻布什年代的旧账。其中有些人只是不愿看到丑恶的图景,我猜总统就是属于这一类,他显然愿意要意气风发而不是争吵不已的景象。但是丑恶已经存在,假装它不存在不会使它消失。
  我猜还有一些人不愿意翻旧账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让人想起他们自己无所作为的罪过。事实上,布什政府中的官员把刑讯作为一种政策,他们误导国人进入一场他们要打的战争,然后进行刑讯,希望逼出能证明这场战争正当性的“口供”。而在国家走向战争时,多数政客和媒体都顾左右而言他。有些人当初本应站出来反对所发生的事而没有做,现在却声称我们应该忘却这一切——当然是为了国家,这很难让人不为之齿冷。对不起,正是为了国家,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既调查刑讯之事,也调查走向战争的过程。这些调查在适当的情况下,应继之以起诉(责任人)——不是为了报复,而是因为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这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因为事关召回美国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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