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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闪 别人称呼他作家、评论家、独立画家，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身体与精神双重意义上的个体劳动者”。这个劳动者在各种观念间穿行，举重若轻，谱出了一曲《思想光谱》。
与中产阶级比例下降的事实形成对照，中产阶级的观念反倒成了时代的“云意识”，甚至可以用“意识形态”这样的老词来替换。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曾经说，当一些人因为共同的经验，一起感受到他们有别于他人的共同利益，并且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阶级就诞生了。然而具体到中产阶级的观念而言却并非如此。因为细心的人已经发现，当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世界观蜕变成一种过度专注于“维稳”的意识形态时，这个“阶级”共同的经验、整体利益或者表达方式，每个环节都可能被动了手脚，变成可疑的幻觉。
专注于稳定，意味着对秩序的过度仰赖。持有这一观念的人，往往反对复杂和偶然，喜欢简化与分类。在他们的词典里，规则、精确、均衡、安全、洁净、和谐、优雅都是秩序的同义词。如此之人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是只有到今天，这样的观念才成为整个社会推崇的主流。
日本平安时代的女作家清少纳言千年之后能收获知音无数，背后就有这一层心理逻辑—《枕草子》热衷于分类的趣味，简直太现代了。她把事情分为“可憎的事”、“让人瞧不起的事”、“稀有的事”、“快心的事”、“无聊的事”、“难为情的事”等等，而把东西划为“高贵的东西”、“不相配的东西”、“听去与平日不同的东西”、“名字可怕的东西”、“清洁的东西”、“肮脏的东西”、“没有品格的东西”、“画起来不怎么样的东西”和“画出来更好的东西”。表面上看是简单的罗列，骨子里流淌的，却是对秩序的渴求。
清少纳言憎厌一切不确定的事物。复杂的、暧昧的、模糊的、不洁的、无序的，都令她感到“烦杂”：刺绣的里层、猫耳朵里面的毛、刚出生的小老鼠、早上起来迟迟不洗手的人、白色的痰、吸着鼻涕走路的小孩、盛油的瓶子、小麻雀、大热天长久不曾洗澡的人、旧敝的衣服……就连白天里叫的狗都会触碰到她内心的秩序，让她不安，令她扫兴。难怪与她同时代的女作家紫式部讥讽她，说万事都那么刻意的人，没有好结果。
不独东方，关于中产阶级的观念，两百多年前的德国诗人席勒也有过独到的描述。他在给歌德的信中这样评价作家斯塔尔夫人：“她想要解释、理解和衡量一切事物，她拒绝接受一切模糊不清、不可理解的东西。对她来说，任何事物只要不能被她的火炬照亮，那就是不存在的。”
在一场讨论中我意识到，如今不少持有中产观念的人，眼光与清少纳言无异，手执的仍是斯塔尔夫人的“火炬”。讨论缘于艾晓明教授抗议女权工作者叶海燕被拘的那张半裸执剪的照片。我觉得照片非常沉痛，也十分震撼。但我的一位朋友不这么认为。相反，一向敬重艾教授的她对照片有一种本能式的反感。为此，我们争论了很久，谁也说服不了谁。我的意见是，抗议本质上就是一门充满争议的艺术。换句话说，争议性是抗议活动的生命。朋友的原话是：“她完全可以选择另外的抗议方式。”
我明白她的言下之意：艾晓明此举越过了某种世俗伦理的底线，如此决绝的手段，极易被扭曲被消遣被利用。难道，没有更从容更优雅的抗议方式吗？作为女性，朋友的意见不无道理。不过我提醒她，反省自己的第一观感很重要。因为我隐约觉得，她那种近乎本能的反感未必与中产阶级的观念无涉。
一旦秩序被人为地抬升到超越任何价值的高度，可以想见，审美就变成了伦理，形式就等同于内容，而思辨和创造都将彻底被摈弃。文化学家尼尔·波兹曼开玩笑说，在中产阶级审美观的影响下，“不上镜”的人已经失去了播报新闻的权利。像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美国第27任总统）那样的大胖子则根本不可能参加选举，当然，身有秃头、羸弱、干瘦等“不健康”特征的人也将被挡在大选的门外，即使他们的才华本可以给整个社会带来进步。
对形式的刻板强调，不仅生产出无数没有价值的道德禁忌，还使得丧失了思考和行动力的人们活在虚假的中产世界里，且只对这个幻觉做出反应。甚至那些从这些幻觉中捞取到好处的人可能也会反受其累。譬如理查德·尼克松，他曾经郑重地向爱德华·肯尼迪建议，提醒他减去20磅体重，否则总统竞选根本没戏。当他因“水门事件”黯然下台时，还私下抱怨他被民众抛弃，跟电视台的化妆师使坏不无干系。可见，幻觉就像流水线生产出来的牛仔裤，每个人都有。
与中产阶级比例下降的事实形成对照，中产阶级的观念反倒成了时代的“云意识”，甚至可以用“意识形态”这样的老词来替换。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曾经说，当一些人因为共同的经验，一起感受到他们有别于他人的共同利益，并且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阶级就诞生了。然而具体到中产阶级的观念而言却并非如此。因为细心的人已经发现，当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世界观蜕变成一种过度专注于“维稳”的意识形态时，这个“阶级”共同的经验、整体利益或者表达方式，每个环节都可能被动了手脚，变成可疑的幻觉。
专注于稳定，意味着对秩序的过度仰赖。持有这一观念的人，往往反对复杂和偶然，喜欢简化与分类。在他们的词典里，规则、精确、均衡、安全、洁净、和谐、优雅都是秩序的同义词。如此之人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是只有到今天，这样的观念才成为整个社会推崇的主流。
日本平安时代的女作家清少纳言千年之后能收获知音无数，背后就有这一层心理逻辑—《枕草子》热衷于分类的趣味，简直太现代了。她把事情分为“可憎的事”、“让人瞧不起的事”、“稀有的事”、“快心的事”、“无聊的事”、“难为情的事”等等，而把东西划为“高贵的东西”、“不相配的东西”、“听去与平日不同的东西”、“名字可怕的东西”、“清洁的东西”、“肮脏的东西”、“没有品格的东西”、“画起来不怎么样的东西”和“画出来更好的东西”。表面上看是简单的罗列，骨子里流淌的，却是对秩序的渴求。
清少纳言憎厌一切不确定的事物。复杂的、暧昧的、模糊的、不洁的、无序的，都令她感到“烦杂”：刺绣的里层、猫耳朵里面的毛、刚出生的小老鼠、早上起来迟迟不洗手的人、白色的痰、吸着鼻涕走路的小孩、盛油的瓶子、小麻雀、大热天长久不曾洗澡的人、旧敝的衣服……就连白天里叫的狗都会触碰到她内心的秩序，让她不安，令她扫兴。难怪与她同时代的女作家紫式部讥讽她，说万事都那么刻意的人，没有好结果。
不独东方，关于中产阶级的观念，两百多年前的德国诗人席勒也有过独到的描述。他在给歌德的信中这样评价作家斯塔尔夫人：“她想要解释、理解和衡量一切事物，她拒绝接受一切模糊不清、不可理解的东西。对她来说，任何事物只要不能被她的火炬照亮，那就是不存在的。”
在一场讨论中我意识到，如今不少持有中产观念的人，眼光与清少纳言无异，手执的仍是斯塔尔夫人的“火炬”。讨论缘于艾晓明教授抗议女权工作者叶海燕被拘的那张半裸执剪的照片。我觉得照片非常沉痛，也十分震撼。但我的一位朋友不这么认为。相反，一向敬重艾教授的她对照片有一种本能式的反感。为此，我们争论了很久，谁也说服不了谁。我的意见是，抗议本质上就是一门充满争议的艺术。换句话说，争议性是抗议活动的生命。朋友的原话是：“她完全可以选择另外的抗议方式。”
我明白她的言下之意：艾晓明此举越过了某种世俗伦理的底线，如此决绝的手段，极易被扭曲被消遣被利用。难道，没有更从容更优雅的抗议方式吗？作为女性，朋友的意见不无道理。不过我提醒她，反省自己的第一观感很重要。因为我隐约觉得，她那种近乎本能的反感未必与中产阶级的观念无涉。
一旦秩序被人为地抬升到超越任何价值的高度，可以想见，审美就变成了伦理，形式就等同于内容，而思辨和创造都将彻底被摈弃。文化学家尼尔·波兹曼开玩笑说，在中产阶级审美观的影响下，“不上镜”的人已经失去了播报新闻的权利。像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美国第27任总统）那样的大胖子则根本不可能参加选举，当然，身有秃头、羸弱、干瘦等“不健康”特征的人也将被挡在大选的门外，即使他们的才华本可以给整个社会带来进步。
对形式的刻板强调，不仅生产出无数没有价值的道德禁忌，还使得丧失了思考和行动力的人们活在虚假的中产世界里，且只对这个幻觉做出反应。甚至那些从这些幻觉中捞取到好处的人可能也会反受其累。譬如理查德·尼克松，他曾经郑重地向爱德华·肯尼迪建议，提醒他减去20磅体重，否则总统竞选根本没戏。当他因“水门事件”黯然下台时，还私下抱怨他被民众抛弃，跟电视台的化妆师使坏不无干系。可见，幻觉就像流水线生产出来的牛仔裤，每个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