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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的第一个师傅》是鲁迅后期一篇颇有特色的文章，创作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收入鲁迅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中。本文将《我的第一个师傅》作为一篇回忆性散文，论述了《我的第一个师傅》文本中的人物叙事。
关键词：鲁迅；我的第一个师傅；第一人称
《我的第一个师傅》是鲁迅后期一篇颇有特色的文章，甚至可以说是“鲁迅作品中最具人情味和人间气息的幽默诙谐的杂文”，但同时，文本中较多地融入了叙述和抒情的因素。钱理群先生曾将鲁迅的散文分为四类——“《朝花夕拾》里的散文、《野草》里的散文、收入鲁迅杂文集里的散文、以及鲁迅的演讲词”，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把这篇文本看做是一篇回忆性散文。
回忆性散文，顾名思义，是作者在特定时期对特定人事的再回忆，在某种意义上说，追忆性散文其实是借往昔旧事来书写当下作者的某种特殊情感。在把主观抒情融入客观描绘的艺术表现过程中，第一人称的写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本文拟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浅论《我的第一个师傅》文本中的人物叙事。
王富仁将鲁迅作品的第一人称手法分为两种：单层次的第一人称和双层次的第一人称。单层次的第一人称有两种形式：一是作为外化对象的第一人称，二是作为外化手段的第一人称；而双层次的第一人称是以上两种叙事方式的结合。“外化对象的第一人称”是指文本中“我”做为一个客观的独立人物而出现的，这使得作者的主观抒情取得了整体上的客观性品质，如《伤逝》中是由主人公涓生出面叙述和抒情。在“外化手段的第一人称”中，“我”并不是文本中的主要人物，由于“我”的存在，文本的主要人物被客观化了。如《孤独者》里的“我”和魏连殳，实际上，“我”与魏连殳中都有作者在，但在文本中魏连殳具有更加重的客观色彩，作者主要通过“我”进行叙事和抒情。双层次的第一人称是以上两种叙事方式的结合，《我的第一个师傅》中便是两者结合的文本体现。在此，我们将其理解为第一人称叙事的双重性。
《我的第一个师傅》文本中第一人称叙述的双重性，主要体现在作者与叙述者的分离、当下的“我”与事件发生时在场的“我”的分离，这种分离形成一种内蕴丰富的张力效果，这种内容的丰富性一定程度上就是来源于这种叙事方式的选择。
一、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分离
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回忆性散文中，有一种很微妙的关联。在《我的第一个师傅》文本中，作者通过“我”这一人称来塑造师傅和师兄们的性格。这里的“我”具有双重性的特征，一方面，“我”有时和作者站在一道，一致性地传达了“我”对他们的尊重理解，如三师兄在受大戒时我替他担心；有关三师兄生活感情方面，“我那时并不诧异三师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样的女人”，给他面对死结睹物思人，“深闺的怨恨，会无线电似抱在佛寺的和尚身上”的场景投射了一圈人性的光环。但更多的时候作者似乎有意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拉开一段距离，让“我”跟世俗的观念靠得更近。比如在塑造师傅的形象方面，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带有世俗的眼光来打量他的，外貌上留着须，“和尚是不能留须的，他却有两小绍下垂的小胡子”；在工作方面，“不教我念一句经，也不教我一点佛门规矩…平常也不念经…他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在情感生活方面，他有老婆，“论理和尚是不该有老婆的，然而他有”，经过一场与世人的争夺、避难逃亡之后，又鬼使神差地戏剧性地得到了我的师母。当“我”得知三师兄有了老婆后，拿和尚要受清规戒律的话来嘲弄他，他“金刚怒目”向我大喊到：“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那里来！？”这样出家人不但有家，而且比常人有更多的家，寺院、父母的家、他自己和儿子的家这三个家，这在一般人特别是读书人是难以理解的，“从读书人的立场一看，他们无家无室，不会做官，却是下贱之流”。
在这些第一人称的叙事中，“我”似乎有意地从世俗的立场来体察和理解他们的生活。通过分析，明显可以看到这样的第一人称是具有双重性的，作者有意地在叙述者和作者之间挖掘出了一道鸿沟，它有时和作者较为接近，有时又故意地与作者拉开距离，我们在分析文本时，只有穿透作者有意为我们设置的人称叙事带来的雾霭，才能不仅认识这些文本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同时还能认识“通过某种显现的东西呈报出某种不显现的东西”，即“现像”。
二、当下的“我”与在场的“我”之间的分离
当下的“我”是指鲁迅在写这些文章时的我，它浸透着当下的我对往昔人和事的情感判断和价值立场选择；在场的“我”是往昔事件发生时的我，它还原了当初事发时我的种种真实情感体验。前者是现在的我，后者是昔日的我，把这两者分离开来的恰恰是一道宽广幽深而表面又波澜涌动的时间长河。作者正是在经历了这道时间长河中的搏击和洗礼之后赋予了当下的“我”和在场的“我”之间迥然有别的特质。因而可以说，这两者之间的分离和异质特性，都是源于作者在这道时间长河中的搏击和洗礼。经历了搏击和洗礼后的“我”，在知识结构、认知方法、情感体验、立场选择、世界观等主观方面与在场的“我”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在这种情况下回忆往事，就使文本形成了当下的“我”和在场的“我”交叉的双重性。
我们很容易能看到文本中当下的我和在场的我之间的分离和冲突。“还有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这种布置，好象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没有死。”“奇怪得很，半世纪有余了，邪鬼还是这样的性情，避邪还是这样的法宝。”这是诙谐的反讽，也是在场的我和当下的我这两种视野交错下产生的文本，它同时给我们传递作者在不同时期的情感体验。在场的我是作者事件发生时的原始体验，而当下的我是作者在回忆旅途中融入了现在具有的思想情感新质，带有鲁迅对人生世事的深邃思索，已经不单单是为了回忆而回忆，回忆带有某种自我强烈色彩，往往在往昔的人和事中反观映照当下的自我。因而，在这类文本中，当下的我和在场的我之间的张力就构建起了现在和过去的自我的内在联系和必然的变异。
参考文献：
[1] 肖同庆. 走向死亡：迟暮与辉煌─—鲁迅晚年生死观论[J]. 鲁迅研究月刊. 1994（02）.
[2] 鲁迅著.鲁迅全集[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3] 许杰. 鲁迅精神与精神文明[J]. 人文杂志. 1981（04）.
[4] 阮铭. 象鲁迅那样思考和战斗——在西安地区新闻出版界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J]. 人文杂志. 1981（04）.
作者简介：张欢，聊城大学文学院研究生，2014级现当代文学专业。
关键词：鲁迅；我的第一个师傅；第一人称
《我的第一个师傅》是鲁迅后期一篇颇有特色的文章，甚至可以说是“鲁迅作品中最具人情味和人间气息的幽默诙谐的杂文”，但同时，文本中较多地融入了叙述和抒情的因素。钱理群先生曾将鲁迅的散文分为四类——“《朝花夕拾》里的散文、《野草》里的散文、收入鲁迅杂文集里的散文、以及鲁迅的演讲词”，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把这篇文本看做是一篇回忆性散文。
回忆性散文，顾名思义，是作者在特定时期对特定人事的再回忆，在某种意义上说，追忆性散文其实是借往昔旧事来书写当下作者的某种特殊情感。在把主观抒情融入客观描绘的艺术表现过程中，第一人称的写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本文拟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浅论《我的第一个师傅》文本中的人物叙事。
王富仁将鲁迅作品的第一人称手法分为两种：单层次的第一人称和双层次的第一人称。单层次的第一人称有两种形式：一是作为外化对象的第一人称，二是作为外化手段的第一人称；而双层次的第一人称是以上两种叙事方式的结合。“外化对象的第一人称”是指文本中“我”做为一个客观的独立人物而出现的，这使得作者的主观抒情取得了整体上的客观性品质，如《伤逝》中是由主人公涓生出面叙述和抒情。在“外化手段的第一人称”中，“我”并不是文本中的主要人物，由于“我”的存在，文本的主要人物被客观化了。如《孤独者》里的“我”和魏连殳，实际上，“我”与魏连殳中都有作者在，但在文本中魏连殳具有更加重的客观色彩，作者主要通过“我”进行叙事和抒情。双层次的第一人称是以上两种叙事方式的结合，《我的第一个师傅》中便是两者结合的文本体现。在此，我们将其理解为第一人称叙事的双重性。
《我的第一个师傅》文本中第一人称叙述的双重性，主要体现在作者与叙述者的分离、当下的“我”与事件发生时在场的“我”的分离，这种分离形成一种内蕴丰富的张力效果，这种内容的丰富性一定程度上就是来源于这种叙事方式的选择。
一、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分离
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回忆性散文中，有一种很微妙的关联。在《我的第一个师傅》文本中，作者通过“我”这一人称来塑造师傅和师兄们的性格。这里的“我”具有双重性的特征，一方面，“我”有时和作者站在一道，一致性地传达了“我”对他们的尊重理解，如三师兄在受大戒时我替他担心；有关三师兄生活感情方面，“我那时并不诧异三师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样的女人”，给他面对死结睹物思人，“深闺的怨恨，会无线电似抱在佛寺的和尚身上”的场景投射了一圈人性的光环。但更多的时候作者似乎有意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拉开一段距离，让“我”跟世俗的观念靠得更近。比如在塑造师傅的形象方面，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带有世俗的眼光来打量他的，外貌上留着须，“和尚是不能留须的，他却有两小绍下垂的小胡子”；在工作方面，“不教我念一句经，也不教我一点佛门规矩…平常也不念经…他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在情感生活方面，他有老婆，“论理和尚是不该有老婆的，然而他有”，经过一场与世人的争夺、避难逃亡之后，又鬼使神差地戏剧性地得到了我的师母。当“我”得知三师兄有了老婆后，拿和尚要受清规戒律的话来嘲弄他，他“金刚怒目”向我大喊到：“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那里来！？”这样出家人不但有家，而且比常人有更多的家，寺院、父母的家、他自己和儿子的家这三个家，这在一般人特别是读书人是难以理解的，“从读书人的立场一看，他们无家无室，不会做官，却是下贱之流”。
在这些第一人称的叙事中，“我”似乎有意地从世俗的立场来体察和理解他们的生活。通过分析，明显可以看到这样的第一人称是具有双重性的，作者有意地在叙述者和作者之间挖掘出了一道鸿沟，它有时和作者较为接近，有时又故意地与作者拉开距离，我们在分析文本时，只有穿透作者有意为我们设置的人称叙事带来的雾霭，才能不仅认识这些文本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同时还能认识“通过某种显现的东西呈报出某种不显现的东西”，即“现像”。
二、当下的“我”与在场的“我”之间的分离
当下的“我”是指鲁迅在写这些文章时的我，它浸透着当下的我对往昔人和事的情感判断和价值立场选择；在场的“我”是往昔事件发生时的我，它还原了当初事发时我的种种真实情感体验。前者是现在的我，后者是昔日的我，把这两者分离开来的恰恰是一道宽广幽深而表面又波澜涌动的时间长河。作者正是在经历了这道时间长河中的搏击和洗礼之后赋予了当下的“我”和在场的“我”之间迥然有别的特质。因而可以说，这两者之间的分离和异质特性，都是源于作者在这道时间长河中的搏击和洗礼。经历了搏击和洗礼后的“我”，在知识结构、认知方法、情感体验、立场选择、世界观等主观方面与在场的“我”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在这种情况下回忆往事，就使文本形成了当下的“我”和在场的“我”交叉的双重性。
我们很容易能看到文本中当下的我和在场的我之间的分离和冲突。“还有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这种布置，好象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没有死。”“奇怪得很，半世纪有余了，邪鬼还是这样的性情，避邪还是这样的法宝。”这是诙谐的反讽，也是在场的我和当下的我这两种视野交错下产生的文本，它同时给我们传递作者在不同时期的情感体验。在场的我是作者事件发生时的原始体验，而当下的我是作者在回忆旅途中融入了现在具有的思想情感新质，带有鲁迅对人生世事的深邃思索，已经不单单是为了回忆而回忆，回忆带有某种自我强烈色彩，往往在往昔的人和事中反观映照当下的自我。因而，在这类文本中，当下的我和在场的我之间的张力就构建起了现在和过去的自我的内在联系和必然的变异。
参考文献：
[1] 肖同庆. 走向死亡：迟暮与辉煌─—鲁迅晚年生死观论[J]. 鲁迅研究月刊. 1994（02）.
[2] 鲁迅著.鲁迅全集[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3] 许杰. 鲁迅精神与精神文明[J]. 人文杂志. 1981（04）.
[4] 阮铭. 象鲁迅那样思考和战斗——在西安地区新闻出版界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J]. 人文杂志. 1981（04）.
作者简介：张欢，聊城大学文学院研究生，2014级现当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