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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论及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传人时，曾特意解释过那时候佛经翻译中的“格义”之道，即以“外书”释“内典”。20世纪至今，整个中国大陆的学术，同样面临着“格义”滔滔的两难处境。不同的是，魏晋南北朝的“格义”，在文化上是自信十足的“拿来”。而这次的“格义”，更多是阿Q搬“秀才娘子的大铜床”，归根到底是“被革命”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