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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的反映中国百年精神的“乌托邦三部曲”已在去年完成。收官之作《春尽江南》在上海书展上甫一亮相，就获得了极大的好评，半年不到，不仅跻身2011年度十大好书，更助格非荣登“中国作家实力榜”榜首。
他曾与余华、苏童等一起被称为“先锋小说家”，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迷舟》、《褐色鸟群》至《欲望的旗帜》，格非所编织的故事四溢着游戏且无序的“弥天大雾”，甚至被定性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玄奥的作品”。
但当格非推出“乌托邦三部曲”——人们从这里开始认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格非：2004年第一部《人面桃花》出炉，古典，缓慢，醉心于对氛围与人物情境的营造，但却是完完整整地在说故事；2007年第二部《山河入梦》出版，小说已经步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的古典情境还在，但那随处可见的黍离之悲，已经更迫近于我们所能感知的现实；去年，最后一部《春尽江南》问世，小说和当下的现实对应，那里面已经飘舞起欲望的旗帜。格非的写作如同绵绵春雨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由虚幻走进现实批判，先锋作家锐利转向内心强大而痛苦的自省，锋芒依旧，思考却更为深切。
毋庸置疑，格非经历了一场持久且坚韧的转型——他正尝试以宏大叙事的视角，探索百年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变迁。
成为“格非”
格非，本名刘勇，1964年出生于江苏丹徒。1981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5年毕业留校，从中文系助教升任到教授。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格非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而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是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1984年，大学三年级的刘勇以“格非”作笔名，首次在《小说界》发表了短篇小说，但他觉得这只是一篇“他们喜欢的”作品。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处女作，是发表于1985年的《追忆乌攸先生》。
这是学校组织学生去浙江调查方言，格非也参加了。一有空闲时，他就去听村上的老头聊天。老头说村史，讲渔民生活，格非一一记录下来。返回上海的火车大概要走十二三个小时，就在这寂寞的返程中，格非却在自己的“工作日志”本上完成了一篇四千字的小说。
几个月后，《中国》杂志的编辑王中忱先生为了解文学创作来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在召集文学社团座谈时，格非提及到那篇火车上写就的小说，王中忱鼓励他抄出来看看。
格非“遵命”翻出了那篇小说，略作修改后，寄给了王中忱，想不到很快发表了。次年，他因之受邀参加了青岛的笔会。他回忆说，这篇小说使他树立了写作的信心，还给他带来很大的影响。
格非的成名作当推1987年发表的《迷舟》，这篇具有浓郁抒情风格的小说，因为故事的关键性部位出现空缺，而令人惊奇。传统小说的“完整性”被这个“空缺”倾刻瓦解，十分写实的叙事因为这个“空缺”而变得疑难重重。显然，这个“空缺”来自博尔赫斯的影响，格非运用得颇为娴熟自如，它使格非的小说具有谜一样的气质。
此后，他陆续发表了《敌人》、《边缘》、《唿哨》等，在先锋文学阵营里他成为标志性的代表作家。
重新审视传统文学
然而戏剧性的是，先锋时代很快过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小说被边缘化的倾向越演越烈，另一位先锋代表作家马原悲怆地宣告封笔，“小说已死论”随之而起。在一个浮躁的时代，读小说再也读不到精神的悲怆、宏大和庄严。在一个精神大分化的时代，文学的出路在哪里·
很多人抛弃了原来的信念，很多人痛苦地调整自己。这种焦虑，同样也使格非一度停止了小说创作。《废名的意义》作为格非的博士论文，其实也与他创作上遇到的问题有关。时代需要格非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他也试图由此寻找汉语叙事新的可能性。
在著名学者王元化的推荐下，格非从钱穆的清代学术史一直看到《史记》和《左传》。他发现，中国的叙事和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大部分作家，哪怕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家，也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中受到滋养。没有唐宋传奇就没有沈从文，没有明朝的文人小品就没有汪曾祺。作为中国的小说家必定要以自己的方式对传统文化作出回应甚至推进。
在长达十年的反思与沉淀之后，格非决定开辟一条新的路径，开写“乌托邦三部曲”。他认为，作家不能单纯做社会的观察者，还要提供某种意向性的东西。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还具有批判性的功能，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学院化体制开始坚固，文学到底承担什么功能，需要重新思考。
缘于和格非以往作品叙事方式等各方面的转变，有人将这部作品称为先锋文学“退场”的标志，而格非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其实作家一生只在写一部作品：“所有的恐怖都来源于一种心理上的东西，最大的敌人正是自己。”
萨特说，作家应该直接干预现实。格非的痛苦也在于此。以他个人的性格，他愿意再含蓄一些，可是他所格外关注的真实感，又不得不处理成现在这个样子。“当代的问题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乱，首先乱在我们心里。所以小说要有乱的样子。”
故事的复魅正在进行
自《人面桃花》开始，格非对国民革命早期、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以及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进行了痛苦而深切的探索。格非所关注的主题一以贯之，只不过现在的写作更为丰富。他不仅希望形式与文字好看，同时更愿意传达对生活的思考与感受。“乌托邦三部曲”中的“花家舍”，寄托了很多人的梦想，既隐含着格非所追求的世外桃源，也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追求和最高的理想，还暗含了变革的源头。在《春尽江南》中，“花家舍”到处存在，虽然表面看来美丽而干净，实则更加奢靡、浮华。如此，“乌托邦”的陷落成为必然，格非以他特有的方式为那个时代的逝去吟咏悲伤的挽歌。这大概也是他在《春尽江南》中，要将主人公谭端午设置为诗人的缘故，这个“和整个时代作对”的人，反复阅读着一本《新五代史》。这同时也是格非喜欢的作品，他认同欧阳修所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兴亡，而是世道人心。陈寅恪甚至说，欧阳修几乎是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醇正。
“故事的复魅正在进行。”格非说，故事和小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过去没有小说只有故事。小说的出现把故事的魅力去掉了，而目前，格非发现，当代作家开始求助于故事，如何用上故事的因素，成为全世界作家的追求。“过去的故事是口口相传的，在流传中磨得玲珑剔透，时间累积重新赋予故事以魅力；故事是和解的，小说是不和解的，是写困惑的。小说家要提供另外的智慧和价值，小说需要重新借助故事的力量。”格非说，他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跟社会和解，又不能轻易和解，哪怕分离和死亡。
“哪怕失败也要变。对一些有影响的作家来说，不要担心你的读者怎么看，要不断提醒自己有勇气改变，也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在乎过去的东西。”格非说，现代社会有不同的思想范畴，个人的意见针锋相对，如何处理当代问题就要涉及当代思想，这也是困惑之一，如果把小说变成大杂烩也很麻烦。最后他还是决定从自己内心开始追寻，从情感入手表达，因为情感包容了所有的思想。
使格非感到失落和遗憾的是，在关注现实、释放理想主义的书写中，所有的神秘都在褪却，时间不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似乎现在就完全可以看见遥远的未来。（摘编自：《北京日报》、《文学自由谈》、《新民晚报》）
他曾与余华、苏童等一起被称为“先锋小说家”，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迷舟》、《褐色鸟群》至《欲望的旗帜》，格非所编织的故事四溢着游戏且无序的“弥天大雾”，甚至被定性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玄奥的作品”。
但当格非推出“乌托邦三部曲”——人们从这里开始认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格非：2004年第一部《人面桃花》出炉，古典，缓慢，醉心于对氛围与人物情境的营造，但却是完完整整地在说故事；2007年第二部《山河入梦》出版，小说已经步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的古典情境还在，但那随处可见的黍离之悲，已经更迫近于我们所能感知的现实；去年，最后一部《春尽江南》问世，小说和当下的现实对应，那里面已经飘舞起欲望的旗帜。格非的写作如同绵绵春雨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由虚幻走进现实批判，先锋作家锐利转向内心强大而痛苦的自省，锋芒依旧，思考却更为深切。
毋庸置疑，格非经历了一场持久且坚韧的转型——他正尝试以宏大叙事的视角，探索百年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变迁。
成为“格非”
格非，本名刘勇，1964年出生于江苏丹徒。1981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5年毕业留校，从中文系助教升任到教授。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格非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而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是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1984年，大学三年级的刘勇以“格非”作笔名，首次在《小说界》发表了短篇小说，但他觉得这只是一篇“他们喜欢的”作品。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处女作，是发表于1985年的《追忆乌攸先生》。
这是学校组织学生去浙江调查方言，格非也参加了。一有空闲时，他就去听村上的老头聊天。老头说村史，讲渔民生活，格非一一记录下来。返回上海的火车大概要走十二三个小时，就在这寂寞的返程中，格非却在自己的“工作日志”本上完成了一篇四千字的小说。
几个月后，《中国》杂志的编辑王中忱先生为了解文学创作来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在召集文学社团座谈时，格非提及到那篇火车上写就的小说，王中忱鼓励他抄出来看看。
格非“遵命”翻出了那篇小说，略作修改后，寄给了王中忱，想不到很快发表了。次年，他因之受邀参加了青岛的笔会。他回忆说，这篇小说使他树立了写作的信心，还给他带来很大的影响。
格非的成名作当推1987年发表的《迷舟》，这篇具有浓郁抒情风格的小说，因为故事的关键性部位出现空缺，而令人惊奇。传统小说的“完整性”被这个“空缺”倾刻瓦解，十分写实的叙事因为这个“空缺”而变得疑难重重。显然，这个“空缺”来自博尔赫斯的影响，格非运用得颇为娴熟自如，它使格非的小说具有谜一样的气质。
此后，他陆续发表了《敌人》、《边缘》、《唿哨》等，在先锋文学阵营里他成为标志性的代表作家。
重新审视传统文学
然而戏剧性的是，先锋时代很快过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小说被边缘化的倾向越演越烈，另一位先锋代表作家马原悲怆地宣告封笔，“小说已死论”随之而起。在一个浮躁的时代，读小说再也读不到精神的悲怆、宏大和庄严。在一个精神大分化的时代，文学的出路在哪里·
很多人抛弃了原来的信念，很多人痛苦地调整自己。这种焦虑，同样也使格非一度停止了小说创作。《废名的意义》作为格非的博士论文，其实也与他创作上遇到的问题有关。时代需要格非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他也试图由此寻找汉语叙事新的可能性。
在著名学者王元化的推荐下，格非从钱穆的清代学术史一直看到《史记》和《左传》。他发现，中国的叙事和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大部分作家，哪怕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家，也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中受到滋养。没有唐宋传奇就没有沈从文，没有明朝的文人小品就没有汪曾祺。作为中国的小说家必定要以自己的方式对传统文化作出回应甚至推进。
在长达十年的反思与沉淀之后，格非决定开辟一条新的路径，开写“乌托邦三部曲”。他认为，作家不能单纯做社会的观察者，还要提供某种意向性的东西。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还具有批判性的功能，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学院化体制开始坚固，文学到底承担什么功能，需要重新思考。
缘于和格非以往作品叙事方式等各方面的转变，有人将这部作品称为先锋文学“退场”的标志，而格非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其实作家一生只在写一部作品：“所有的恐怖都来源于一种心理上的东西，最大的敌人正是自己。”
萨特说，作家应该直接干预现实。格非的痛苦也在于此。以他个人的性格，他愿意再含蓄一些，可是他所格外关注的真实感，又不得不处理成现在这个样子。“当代的问题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乱，首先乱在我们心里。所以小说要有乱的样子。”
故事的复魅正在进行
自《人面桃花》开始，格非对国民革命早期、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以及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进行了痛苦而深切的探索。格非所关注的主题一以贯之，只不过现在的写作更为丰富。他不仅希望形式与文字好看，同时更愿意传达对生活的思考与感受。“乌托邦三部曲”中的“花家舍”，寄托了很多人的梦想，既隐含着格非所追求的世外桃源，也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追求和最高的理想，还暗含了变革的源头。在《春尽江南》中，“花家舍”到处存在，虽然表面看来美丽而干净，实则更加奢靡、浮华。如此，“乌托邦”的陷落成为必然，格非以他特有的方式为那个时代的逝去吟咏悲伤的挽歌。这大概也是他在《春尽江南》中，要将主人公谭端午设置为诗人的缘故，这个“和整个时代作对”的人，反复阅读着一本《新五代史》。这同时也是格非喜欢的作品，他认同欧阳修所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兴亡，而是世道人心。陈寅恪甚至说，欧阳修几乎是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醇正。
“故事的复魅正在进行。”格非说，故事和小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过去没有小说只有故事。小说的出现把故事的魅力去掉了，而目前，格非发现，当代作家开始求助于故事，如何用上故事的因素，成为全世界作家的追求。“过去的故事是口口相传的，在流传中磨得玲珑剔透，时间累积重新赋予故事以魅力；故事是和解的，小说是不和解的，是写困惑的。小说家要提供另外的智慧和价值，小说需要重新借助故事的力量。”格非说，他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跟社会和解，又不能轻易和解，哪怕分离和死亡。
“哪怕失败也要变。对一些有影响的作家来说，不要担心你的读者怎么看，要不断提醒自己有勇气改变，也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在乎过去的东西。”格非说，现代社会有不同的思想范畴，个人的意见针锋相对，如何处理当代问题就要涉及当代思想，这也是困惑之一，如果把小说变成大杂烩也很麻烦。最后他还是决定从自己内心开始追寻，从情感入手表达，因为情感包容了所有的思想。
使格非感到失落和遗憾的是，在关注现实、释放理想主义的书写中，所有的神秘都在褪却，时间不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似乎现在就完全可以看见遥远的未来。（摘编自：《北京日报》、《文学自由谈》、《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