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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7德国大选落下帷幕，“默克尔时代”得以继续。德国传统上的联盟党和社民党在本次选举中的得票率都创下历史新低。而以反对接纳难民著称，抱持民粹主义立场的极右翼德国选项党异军突起成为第三大党，这是本次选举中最大的冷门。理性选择理论者认为在政党竞争中，政党为获得多数选票，基于“理性”会逐渐改变政策迎合中间选民，默克尔所领导的联盟党亦是如此。作为保持极右翼政策“初心”的选项党走出了与理性选择主义政党竞争逻辑相反的道路，赢得“非理性”选民的大力支持，这个事实值得深思。因此，基于理性选择理论，从联盟党、极右翼选项党、选民三个维度出发，分析德国极右翼选项党成功的原因，对于了解欧洲极右翼势力迅速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理性选择主义；极右翼选项党；政党竞争；
0 前言
2017年德国大选有惊无险，默克尔仍然成功当选，但是随后带来的组阁危机却是始料未及。此次选举有六个政党跨越了5%的议会门槛，一方面政党数目的增加为组阁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默克尔所率领的联盟党渐失民心，仅获得33%的选票拥有246议席。在选举过程中，极右翼选项党大放异彩，获得12.6%选票拥有80个议席，成为名副其实的“黑天鹅”。我们不禁思考，极右翼选项党是如何在激烈的政党竞争中生存下来并获得较高的选票呢？是联盟党政策的失误，是极右翼选项党的竞争策略有效，还是其他原因。对其的分析可以从多个角度介入，在这里只选用理性选择主义视角分析极右翼选项党的竞争逻辑。文章先简要介绍相关概念，再从联盟党、极右翼选项党、选民三个角度分析，进而总结极右翼选项党如何利用理性选择悖论获得成功。
1 基本概念
1、理性选择主义
理性选择理论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起先一些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基础，尝试对复杂的政治现象进行简单而明确的解释。具体而言，“理性选择理论把复杂的政治现象化约为理性人的自利行为，通过实证观察不断修正其假设，扩展理论解释力与解释范围，从而具备了强大的“外溢”效应”。
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而为了更加详细的解释本论文的主题，在这里只介绍理性选择理论在政党竞争中的应用。理性选择中的重要人物唐斯曾在他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做出假设：“如果只有两个政党，如果选民投票支持政治空间上与他们距离最接近的政党，而且如果选民的偏好可以用单一的维度来表达，那么，这一竞争将迫使政党采取基本相同的政策。”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政党基于理性的原则，为获得较多的选票，改变自己的政策迎合中间选民以达到当选的目的，也正是因为此，政党中间化的现象更加严重，政党间意识形态区分不明显。理性选择主义还对大量的政党竞争问题进行研究，例如，在何种情况下，选票数量最大化的政党违背他们的竞选承诺才最符合他们的选举利益等等。
2、极右翼
极右翼思潮在欧洲存在的历史悠久，尤其表现为反共主义及极端的民粹主义。极右翼的理论来源捉摸不定，他们一直被称为拿走主义者，主张灵活多变，只要是合情合理能够被拿来迎合选民都可以作为理论基础。对于极右翼的划分在学术界存在争议，学界用是否排外、是否反对民主政治、是否主张强国家三点对其进行划分，但是随着极右翼在各个国家的发展呈现不同的态势，这样的划分方式逐渐不适应当前的发展。
在欧洲，极右翼政党发展势头迅猛。尤其是难民危机、欧债危机到来后，掀起了极右翼发展的一个小高潮，使得极右翼势力快速复兴。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党、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德国的极右翼选项党，他们虽然名字大不相同，但主张大体相似。其视安全为最高国家目标，渲染穆斯林难民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反对接纳难民；倡导民族国家主权，反对将国家主权让渡至超国家机构——欧盟；认为代议制民主导致导致腐败，不能表达民意，要求实行“直接民主”等等。
2 极右翼选项党的竞争逻辑
1、联盟党——中间化政党
唐斯假定：“政党领袖不受何种政策符合公共利益这一认识的驱动，而是为了在执政后获得权力”。他认为政党领袖是纯粹的选票数量最大化者，基于“理性”只要能获得多数选票，为了赢得选举去制定政策，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去赢得选举。多数选民的标准是不确定的，也许因为某一社会事件使得政治倾向偏左或偏右，但最终多数选民位于中间或中间附近。当政党的竞争陷入僵局时，谁都无法打破局面，甚至没有动力去改变它们的策略，中间选民将决定政党的成败。唐斯的中间选民理论成功的预见了政党的行为。许多国家的政党积极借鉴新出现政党的理论，好比借鉴绿党的生态主义政策，获得中间选民中支持环境政策选民的选票，使得自己本事被定义的意识形态出现转变，成为中左或中右政党。德国的联盟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曾说过：“我们的右边不允许再有合法民主政党的存在”。其实是在说明基社盟在德国的政党光谱中应该占据最右的位置，以保证可以赢得保守派的选票，保持住“右”的政党意识形态不动摇。基社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信守了承诺，没有更“右”的政党成为合法的政党。但是，随着默克尔执政，这一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基民盟/基社盟的保守主义色彩变淡。
默克尔是一个睿智的女人，她深知行动中的理性选择。两党竞争与趋中模型这样认为，如果中间选民占据大部分位置，只要X政党的政策偏好斜向中间，就可以吸引更加接近X政党而不是接近Y政党的大多数选民。默克尔上台后，联盟党中的保守色彩逐渐变淡，默克尔开始采取“社民党化”的政策，改变了老保守党的政治策略。在首届任期里，默克尔政策选择明显左倾，在气候转变、金融改革等问题上左倾迹象明显。同时，在减税幅度、劳工权益、环保等议题上，默克尔也难免与传统保守派出现分歧。到最近几年，基民盟与社民党的政策界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难以以政策区分两党，这使得选民的立场转换是在左右翼阵营之间。不可否认，默克尔的政策为她吸引了大部分中间选民的选票，为她赢得大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把唐斯的政党竞争理论应用于默克尔的“社民党化”路線，无疑是获得了理论上的成功。但是，改变具有双重作用，正是默克尔左倾的态势为极右翼选项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默克尔担任基民党主席后，逐渐改变了本党的保守色彩，这虽然为联盟党赢得了不少的中间选民，却导致党内保守信众的不满。难民问题是党内保守派与默克尔冲突激化的爆发点。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在难民问题上一再反对默克尔，也许不是因为权力的影响，而是政党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大变化，使得德国社会问题积弊已久，如果不改变左倾的态势，会给联盟党的未来带来极大的危害。“我们的右边不允许再有合法民主政党的存在”，这可能成为一句空话，极右翼选项党的崛起使得联盟党的右边被占据，它所代表的保守基础已开始动摇，并为极右翼政党争取到大量的选民。可以认为正是联盟党“社民党化”倾向，为选项党打开了进入议会之门，选项党钻了默克尔的“左倾”空子，并积极地采取政策迎合选民，牢牢占据保守派大阵营，获得政党竞争中的成功。联盟党的助攻是极右翼选项党的成功因素之一，而联盟党的中间化路线反映了理性选择主义的缺陷，理性选择的解释逻辑是错误的，其过于重视结构，忽视了观念带来的双重影响，必然会给自身埋下陷阱。
2、选项党——极右翼基调
为了当选，政党应该向中间区域移动，这只是理性选择主义所要阐述的一点，理性选择主义竭力地检验选民是否会投票支持在政治空间上与他们距离最接近的政党，或者支持在某一问题上与他们站同一立场的政党，另外还在试图解释，既然投票是有成本的，而且任何一张选票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的机会越来越小，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不怕麻烦的去投票？更简单的说，选民明知道自己所投出的选票改变不了最终的结果，为什么还要不遗余力的支持某个政党呢？这些问题没有定论。但是极右翼选项党的政策策略也许可以解释一部分，具有明确界限划分的政策可以得到持同样态度选民的选票，甚至还有意外之喜。
极右翼选项党的政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在政治光谱中位于最“右”，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政策一直坚定不移的代表保守主义的利益，恰恰是在政党中间化思潮中的特立独行，为其赢得了进入前三政党席位的机会。但他的成功与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自2013年以来，欧洲社会出现难民、恐怖袭击、欧盟经济危机等问题，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思潮迅速兴起并泛滥。在难民和恐怖主义威胁上，德国也深陷其中。从2015年到2017年，因战争和贫困进入欧洲的难民总数达300万。大量难民的涌入，引发了较多的社会问题。难民问题与安全问题引发民众对默克尔政府对不满。另外经济上，欧盟在过去的十年里，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下经济疲软。这许许多多的迹象都为极右翼选项党的崛起准备好了土壤。
“从政策上看，选项党的国家主义思想促使其视安全为最高国家目标，坚决认为难民对于国家安全具有极大威胁；反对将国家主权让渡至超国家机构——欧盟；在民粹主义思潮下，认为代议制民主导致政治精英腐败无能，不能代表选民的利益，要求实行“直接民主”。在民族主义方面，选择党强调遵循“德国主导文化”与德国人“身份认同”，明确“我者”与“他者”的区别。”作为话题性政党，选项党凭借民众的恐慌心理，得到了保守派及部分随政策变动政党偏好的中间选民的支持，出乎意料的赢得13%的选票，成为第三大党入驻议会，进一步分化德国政党格局。
3、选民——非经济人
人们是理性的，人们会选择尽可能最有效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但是对于他们的行为产生什么结果，人们并不总是清楚的。理性选择理论家承认。个体不可能掌握做出最佳可行决定所需的全部信息，但还是假设他们总是尽可能的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但是人们不是十分善于做出决策，并经常无视不适合他们现有信仰的信息，最终走向大众化，也就是所谓的“团体思维”。例如，在德国大选期间，德媒采访了有相对代表性的选民。一名立场右倾的德国企业高管认为，在2017年大选中，德国选择党将会异军突起，获得超过20%的选票，而基民盟最多只会获得30%左右的选票。这名高管表示，基民盟本身是一个立场中间偏右的政党，但近年来在默克尔领导下过度左倾，为德国社会埋下了一些隐患。“我虽然不支持德国选项党，但我很可能会投它一票，以表达对基民盟的不满。”人们总是支持与自己信仰相同的政党，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结果。理性选择主义假设人为经济人，这一研究假设就是错误的，人们做出决策往往不是基于能动的结构，而是观念的影响。
德国极右翼选项党善于把握选民的心理，大部分选民对于各政党的政策并不是十分了解，投票的依据可能是一次充满吸引力的竞选演讲，也可能是基于政治光谱中的色彩。因此，选项党在竞选时，策略更加民主化，改变以往极右翼极端化的方式，以扩大民意的基础，并收到了很好的结果。而随着德国政党体制稳定性的改变，从两个半党制逐渐转变为“六党制”，绿党、民社党以及选项党的力量逐渐壮大使得整个政党体制越来越复杂，政党之间的博弈越来越激烈，两大党的妥协以及小党的激烈争斗也大大改变了选民的“理性”选择。因此，选项党基于理性选择的悖论，以人非经济人为基础，把握住人们的观念倾向，才能获得政党竞争的相对胜利。
4 结语
德国的政党体制从最初的“两个半政党”到如今的六党制初现，政党格局的碎片化趋势逐渐加强。而逐渐增多的政党使得德国的政党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难民危机及德国民众对于安全的重视，使得德国政治文化愈加混乱。极右翼选项党就像一颗石子搅乱了德国政坛看似平静的一坛湖水，它的兴起是符合当前欧洲极右翼势力的总体态势的，但其又有自身独特的社会背景生成土壤，极右翼选项党对默克尔领导的选项党及社民党、绿党都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它的形成及兴起原因值得大力探讨。文章选取理性选择主义作为分析的切入点，采用理性选择主义中的政党竞争空间理论，唐斯的两党竞争和趋中模型对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进行论述，最终认为理性选择主义认为的“理性”并不会助力大选获胜，反而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然后对于选项党，其坚持右翼的倾向把握选民的政治偏好获得第三大党的地位，可以说明不采用中间选民理论也可以达到选举目的，坚持自己的政治偏好保持特色可以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最后批判了理性选择主义中的“经济人假设”，人们总是基于“观念”做出并不理性的行为。通过对德国极右翼选项的进行介绍，可以更好的了解欧洲极右翼势力兴起的原因及发展态势。总之，极右翼选项党在议会中地位提高，默克尔执政之路困难重重。
参考文献：
[1]萨托利，政党和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邢瑞磊：理解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发展与论争，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4]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黄萌萌，德国政治文化的裂痕与政党格局的碎片化趋势，世界态势，2017年第12期。
[6]冷慧，从“两个半政党制”到“流动五党制”---德国政党体制的类型转变，德国研究，2010年第25期。
[7]清华世界论坛：右翼、极右翼与未来的世界，世界知识，2002年第11期。
[8]林德山：欧洲激进左翼思潮影响有限，人民论坛，2014年第4期。
[9]周淑真：如何区分左翼和右翼，环球时报，2004年10月29日。
[10]刘清：近年来欧洲极右翼势力兴起的原因探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8月。
作者簡介：姓名：齐舒瑜（1995.08），女，山东省滨州市人，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在读，专业：中外政治制度。
关键词：理性选择主义；极右翼选项党；政党竞争；
0 前言
2017年德国大选有惊无险，默克尔仍然成功当选，但是随后带来的组阁危机却是始料未及。此次选举有六个政党跨越了5%的议会门槛，一方面政党数目的增加为组阁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默克尔所率领的联盟党渐失民心，仅获得33%的选票拥有246议席。在选举过程中，极右翼选项党大放异彩，获得12.6%选票拥有80个议席，成为名副其实的“黑天鹅”。我们不禁思考，极右翼选项党是如何在激烈的政党竞争中生存下来并获得较高的选票呢？是联盟党政策的失误，是极右翼选项党的竞争策略有效，还是其他原因。对其的分析可以从多个角度介入，在这里只选用理性选择主义视角分析极右翼选项党的竞争逻辑。文章先简要介绍相关概念，再从联盟党、极右翼选项党、选民三个角度分析，进而总结极右翼选项党如何利用理性选择悖论获得成功。
1 基本概念
1、理性选择主义
理性选择理论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起先一些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基础，尝试对复杂的政治现象进行简单而明确的解释。具体而言，“理性选择理论把复杂的政治现象化约为理性人的自利行为，通过实证观察不断修正其假设，扩展理论解释力与解释范围，从而具备了强大的“外溢”效应”。
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而为了更加详细的解释本论文的主题，在这里只介绍理性选择理论在政党竞争中的应用。理性选择中的重要人物唐斯曾在他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做出假设：“如果只有两个政党，如果选民投票支持政治空间上与他们距离最接近的政党，而且如果选民的偏好可以用单一的维度来表达，那么，这一竞争将迫使政党采取基本相同的政策。”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政党基于理性的原则，为获得较多的选票，改变自己的政策迎合中间选民以达到当选的目的，也正是因为此，政党中间化的现象更加严重，政党间意识形态区分不明显。理性选择主义还对大量的政党竞争问题进行研究，例如，在何种情况下，选票数量最大化的政党违背他们的竞选承诺才最符合他们的选举利益等等。
2、极右翼
极右翼思潮在欧洲存在的历史悠久，尤其表现为反共主义及极端的民粹主义。极右翼的理论来源捉摸不定，他们一直被称为拿走主义者，主张灵活多变，只要是合情合理能够被拿来迎合选民都可以作为理论基础。对于极右翼的划分在学术界存在争议，学界用是否排外、是否反对民主政治、是否主张强国家三点对其进行划分，但是随着极右翼在各个国家的发展呈现不同的态势，这样的划分方式逐渐不适应当前的发展。
在欧洲，极右翼政党发展势头迅猛。尤其是难民危机、欧债危机到来后，掀起了极右翼发展的一个小高潮，使得极右翼势力快速复兴。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党、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德国的极右翼选项党，他们虽然名字大不相同，但主张大体相似。其视安全为最高国家目标，渲染穆斯林难民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反对接纳难民；倡导民族国家主权，反对将国家主权让渡至超国家机构——欧盟；认为代议制民主导致导致腐败，不能表达民意，要求实行“直接民主”等等。
2 极右翼选项党的竞争逻辑
1、联盟党——中间化政党
唐斯假定：“政党领袖不受何种政策符合公共利益这一认识的驱动，而是为了在执政后获得权力”。他认为政党领袖是纯粹的选票数量最大化者，基于“理性”只要能获得多数选票，为了赢得选举去制定政策，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去赢得选举。多数选民的标准是不确定的，也许因为某一社会事件使得政治倾向偏左或偏右，但最终多数选民位于中间或中间附近。当政党的竞争陷入僵局时，谁都无法打破局面，甚至没有动力去改变它们的策略，中间选民将决定政党的成败。唐斯的中间选民理论成功的预见了政党的行为。许多国家的政党积极借鉴新出现政党的理论，好比借鉴绿党的生态主义政策，获得中间选民中支持环境政策选民的选票，使得自己本事被定义的意识形态出现转变，成为中左或中右政党。德国的联盟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曾说过：“我们的右边不允许再有合法民主政党的存在”。其实是在说明基社盟在德国的政党光谱中应该占据最右的位置，以保证可以赢得保守派的选票，保持住“右”的政党意识形态不动摇。基社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信守了承诺，没有更“右”的政党成为合法的政党。但是，随着默克尔执政，这一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基民盟/基社盟的保守主义色彩变淡。
默克尔是一个睿智的女人，她深知行动中的理性选择。两党竞争与趋中模型这样认为，如果中间选民占据大部分位置，只要X政党的政策偏好斜向中间，就可以吸引更加接近X政党而不是接近Y政党的大多数选民。默克尔上台后，联盟党中的保守色彩逐渐变淡，默克尔开始采取“社民党化”的政策，改变了老保守党的政治策略。在首届任期里，默克尔政策选择明显左倾，在气候转变、金融改革等问题上左倾迹象明显。同时，在减税幅度、劳工权益、环保等议题上，默克尔也难免与传统保守派出现分歧。到最近几年，基民盟与社民党的政策界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难以以政策区分两党，这使得选民的立场转换是在左右翼阵营之间。不可否认，默克尔的政策为她吸引了大部分中间选民的选票，为她赢得大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把唐斯的政党竞争理论应用于默克尔的“社民党化”路線，无疑是获得了理论上的成功。但是，改变具有双重作用，正是默克尔左倾的态势为极右翼选项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默克尔担任基民党主席后，逐渐改变了本党的保守色彩，这虽然为联盟党赢得了不少的中间选民，却导致党内保守信众的不满。难民问题是党内保守派与默克尔冲突激化的爆发点。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在难民问题上一再反对默克尔，也许不是因为权力的影响，而是政党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大变化，使得德国社会问题积弊已久，如果不改变左倾的态势，会给联盟党的未来带来极大的危害。“我们的右边不允许再有合法民主政党的存在”，这可能成为一句空话，极右翼选项党的崛起使得联盟党的右边被占据，它所代表的保守基础已开始动摇，并为极右翼政党争取到大量的选民。可以认为正是联盟党“社民党化”倾向，为选项党打开了进入议会之门，选项党钻了默克尔的“左倾”空子，并积极地采取政策迎合选民，牢牢占据保守派大阵营，获得政党竞争中的成功。联盟党的助攻是极右翼选项党的成功因素之一，而联盟党的中间化路线反映了理性选择主义的缺陷，理性选择的解释逻辑是错误的，其过于重视结构，忽视了观念带来的双重影响，必然会给自身埋下陷阱。
2、选项党——极右翼基调
为了当选，政党应该向中间区域移动，这只是理性选择主义所要阐述的一点，理性选择主义竭力地检验选民是否会投票支持在政治空间上与他们距离最接近的政党，或者支持在某一问题上与他们站同一立场的政党，另外还在试图解释，既然投票是有成本的，而且任何一张选票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的机会越来越小，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不怕麻烦的去投票？更简单的说，选民明知道自己所投出的选票改变不了最终的结果，为什么还要不遗余力的支持某个政党呢？这些问题没有定论。但是极右翼选项党的政策策略也许可以解释一部分，具有明确界限划分的政策可以得到持同样态度选民的选票，甚至还有意外之喜。
极右翼选项党的政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在政治光谱中位于最“右”，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政策一直坚定不移的代表保守主义的利益，恰恰是在政党中间化思潮中的特立独行，为其赢得了进入前三政党席位的机会。但他的成功与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自2013年以来，欧洲社会出现难民、恐怖袭击、欧盟经济危机等问题，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思潮迅速兴起并泛滥。在难民和恐怖主义威胁上，德国也深陷其中。从2015年到2017年，因战争和贫困进入欧洲的难民总数达300万。大量难民的涌入，引发了较多的社会问题。难民问题与安全问题引发民众对默克尔政府对不满。另外经济上，欧盟在过去的十年里，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下经济疲软。这许许多多的迹象都为极右翼选项党的崛起准备好了土壤。
“从政策上看，选项党的国家主义思想促使其视安全为最高国家目标，坚决认为难民对于国家安全具有极大威胁；反对将国家主权让渡至超国家机构——欧盟；在民粹主义思潮下，认为代议制民主导致政治精英腐败无能，不能代表选民的利益，要求实行“直接民主”。在民族主义方面，选择党强调遵循“德国主导文化”与德国人“身份认同”，明确“我者”与“他者”的区别。”作为话题性政党，选项党凭借民众的恐慌心理，得到了保守派及部分随政策变动政党偏好的中间选民的支持，出乎意料的赢得13%的选票，成为第三大党入驻议会，进一步分化德国政党格局。
3、选民——非经济人
人们是理性的，人们会选择尽可能最有效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但是对于他们的行为产生什么结果，人们并不总是清楚的。理性选择理论家承认。个体不可能掌握做出最佳可行决定所需的全部信息，但还是假设他们总是尽可能的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但是人们不是十分善于做出决策，并经常无视不适合他们现有信仰的信息，最终走向大众化，也就是所谓的“团体思维”。例如，在德国大选期间，德媒采访了有相对代表性的选民。一名立场右倾的德国企业高管认为，在2017年大选中，德国选择党将会异军突起，获得超过20%的选票，而基民盟最多只会获得30%左右的选票。这名高管表示，基民盟本身是一个立场中间偏右的政党，但近年来在默克尔领导下过度左倾，为德国社会埋下了一些隐患。“我虽然不支持德国选项党，但我很可能会投它一票，以表达对基民盟的不满。”人们总是支持与自己信仰相同的政党，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结果。理性选择主义假设人为经济人，这一研究假设就是错误的，人们做出决策往往不是基于能动的结构，而是观念的影响。
德国极右翼选项党善于把握选民的心理，大部分选民对于各政党的政策并不是十分了解，投票的依据可能是一次充满吸引力的竞选演讲，也可能是基于政治光谱中的色彩。因此，选项党在竞选时，策略更加民主化，改变以往极右翼极端化的方式，以扩大民意的基础，并收到了很好的结果。而随着德国政党体制稳定性的改变，从两个半党制逐渐转变为“六党制”，绿党、民社党以及选项党的力量逐渐壮大使得整个政党体制越来越复杂，政党之间的博弈越来越激烈，两大党的妥协以及小党的激烈争斗也大大改变了选民的“理性”选择。因此，选项党基于理性选择的悖论，以人非经济人为基础，把握住人们的观念倾向，才能获得政党竞争的相对胜利。
4 结语
德国的政党体制从最初的“两个半政党”到如今的六党制初现，政党格局的碎片化趋势逐渐加强。而逐渐增多的政党使得德国的政党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难民危机及德国民众对于安全的重视，使得德国政治文化愈加混乱。极右翼选项党就像一颗石子搅乱了德国政坛看似平静的一坛湖水，它的兴起是符合当前欧洲极右翼势力的总体态势的，但其又有自身独特的社会背景生成土壤，极右翼选项党对默克尔领导的选项党及社民党、绿党都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它的形成及兴起原因值得大力探讨。文章选取理性选择主义作为分析的切入点，采用理性选择主义中的政党竞争空间理论，唐斯的两党竞争和趋中模型对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进行论述，最终认为理性选择主义认为的“理性”并不会助力大选获胜，反而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然后对于选项党，其坚持右翼的倾向把握选民的政治偏好获得第三大党的地位，可以说明不采用中间选民理论也可以达到选举目的，坚持自己的政治偏好保持特色可以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最后批判了理性选择主义中的“经济人假设”，人们总是基于“观念”做出并不理性的行为。通过对德国极右翼选项的进行介绍，可以更好的了解欧洲极右翼势力兴起的原因及发展态势。总之，极右翼选项党在议会中地位提高，默克尔执政之路困难重重。
参考文献：
[1]萨托利，政党和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邢瑞磊：理解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发展与论争，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4]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黄萌萌，德国政治文化的裂痕与政党格局的碎片化趋势，世界态势，2017年第12期。
[6]冷慧，从“两个半政党制”到“流动五党制”---德国政党体制的类型转变，德国研究，2010年第25期。
[7]清华世界论坛：右翼、极右翼与未来的世界，世界知识，2002年第11期。
[8]林德山：欧洲激进左翼思潮影响有限，人民论坛，2014年第4期。
[9]周淑真：如何区分左翼和右翼，环球时报，2004年10月29日。
[10]刘清：近年来欧洲极右翼势力兴起的原因探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8月。
作者簡介：姓名：齐舒瑜（1995.08），女，山东省滨州市人，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在读，专业：中外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