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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8年邓子恢在中原大学作了《总路线与总政策》的报告，首次提出著名的“四大自由”主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四大自由”主张转化为“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 史学界多年来对邓子恢提出“四大自由”主张的时间各说不一，多认为是建国后提出的，均未有详实的史料佐证。该手稿的发现，无疑为史学界研究邓子恢及其“四大自由”主张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见证。
关键词：邓子恢;讲话;手稿;发现记
中图分类号：D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10-0116-02
柳斌，武汉一个普通的收藏爱好者;邓小燕，原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女儿。二人之间原本没有什么交集，却因为一份颇具史料价值的手稿在武汉发现，使他们成为忘年之交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那是2008年一个周日的上午，柳斌在武汉收藏品市场闲逛，见不少人在一地摊前围观一份看上去已有些年头的手稿，并品头论足，议论纷纷，于是走近仔细一瞧，原来是一份近乎发黄的邓子恢讲话手稿。
由于邓子恢淡出中国政坛较早，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其头脑中基本没什么印记，所以，围观人群中的年轻看客们不一会儿便逐一散去，即便是上年纪的经历了那个年代，且又对邓子恢有深刻记忆的收藏爱好者，或因收藏专题的不同，或因价格因素等，也都先后放下手稿离去。
这时，柳斌从摊主手中接过这份用蓝色钢笔书写、近十页的手稿，逐页翻看起来，见他看得如此认真仔细，摊主便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由网上打印下来的邓子恢的简介：“邓子恢，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其意图显而易见，即告诉你，这是一份政坛名人的手稿，若想要的话，“捡漏”的价是绝不可能的！
其实，对于邓子恢，柳斌还是小有“研究”的，因他收藏票证较早，现在还兼任武汉收藏家协会票证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可以说，对于解放前后我国在不同时期所发放的各类票证情况烂熟于心，而有些票证的发行背景则与邓子恢密不可分，比如：中国工农红军苏维埃政权时期发行的粮食票证：借谷证（其上就印有邓子恢的大名及印章，邓子恢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后又首任财政部长），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发行的粮票（邓子恢时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解放初期中南军政委员会发行的各种粮票（邓子恢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我国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后发行的第一套全国粮票（邓子恢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等等。
柳斌从纸张、字迹、内容等判断出，这份手稿应是解放前夕邓子恢的讲话手稿无疑，且已感到其综合价值不可低估，于是，价都没有还一个，就急忙将其拿下。
如上所述，在柳斌之前，虽已有为数不少的收藏爱好者先后看过这份手稿，之所以都未能成交，收藏者除因年龄过小对邓子恢无什么印象，或收藏专题不对路，或嫌价格过高外，也可能他们根本就没能从内容上判断出手稿的实际年份，或因知识所限，没有真正理解手稿的内容与我国的某些重大事件相关联，自然体会不到其蕴含的巨大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
事实上，这是邓子恢（时任中原局第三书记，主持日常工作）1948年8月27日至28日在中原大学（由中共中央中原局1948年创建于河南宝丰，1949年迁到武汉，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作《总路线与总政策》报告的手稿，在该报告中，邓子恢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的主张（见手稿首页最下方）。
而此前，史学界多年来对邓子恢提出“四大自由”主张的时间各说不一，多数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但均没有有详实的史料佐证，就连权威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子恢传》也认为是建国初提出的，比如：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其2009年1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专著中指出：“建国初期，毛泽东与邓子恢有四大自由和四小自由之争。邓子恢在1950年提出了雇工自由和借贷自由，1951年提出了贸易自由，1952年提出了‘土地自由经营，自由处理’（《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页）。毛泽东把这四条概括为‘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受限制的‘四大自由’”。“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四大自由的主张转化为“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
也正是由于这“四大自由”，邓子恢日后受到了毛泽东的尖锐批判——“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都不能有。”其随后的“包产到户”主张，尽管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最终也受到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他严厉斥责邓子恢是代表地主富农利益，在农村搞单干。
随着与毛泽东意见分歧的日渐明显，邓子恢先后被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才为邓子恢平了反：“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到，恢复名誉”。
邓子恢这份手稿在武汉的发现，无疑为史学界研究邓子恢及其“四大自由”主张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见证，且弥补了史学界某些研究的不足。
2009年，是建国60周年，也是武汉解放60周年。由于邓子恢在提出“四大自由”主张的第二年（即1949年）的6月即率华中局机关一路南下，进驻武汉，并为武汉解放初期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在“武汉解放60周年文献收藏展”上，柳斌提供并展示了邓子恢这份珍贵的手稿，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随后，柳斌通过互联网与邓子恢的女儿邓小燕取得了联系，在看了多幅实物照片之后，邓小燕确认是他父亲的手迹无疑。在后来的交流中，柳斌得知她父亲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后，留存到现在的遗物已少之又少，更不用说是解放前的手稿了！而此时，柳斌也意识到，这份见证历史的珍贵手稿对于她家将意味着什么。尽管有懂行的朋友告诉柳斌，已故政坛或文坛名人的手稿属不可再生资源，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越来越少，故近些年来，其行情越来越红火，拍卖价格也屡创新高，像邓子恢这份手稿既有其亲笔签名，又出自解放前，还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而非家长里短之内容），以后在文物拍卖市场肯定是看好的。但他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无偿转赠给了邓家，他认为，让邓子恢后人去收藏、整理和挖掘其潜在的历史价值，这样才更有意义。
同年12月，柳斌所负责的《材料保护》杂志被评为“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于是他便利用进京领奖的机会，再次与邓子恢的女儿邓小燕进行了电话联系，巧的是她也刚下飞机，是从纪念古田会议八十周年活动现场返京的，一行随同的还有毛泽东的侄子李实、瞿秋白之女瞿独伊、刘亚楼之子刘煜奋、萧克之子肖星华、张鼎丞之子张泰山、江华之子江小华、谭震林之女谭泾远、罗瑞卿之子罗箭、粟裕之子粟戎生、杨成武之子杨东成、叶飞之女叶小楠等近20位将帅和开国元勋的后代。邓小燕说由于瞿秋白之女瞿独伊年近90高龄，行动不便，先将她送回再回头与他联系。由于交通问题，当邓小燕送瞿独伊回到家后天色已晚，于是，她就邀柳斌第二天到她家做客，因会上已有安排，柳斌向她作了说明，谁知第二天晚上，邓小燕提着礼物亲自来到他下榻的宾馆，就柳斌转赠她父亲手稿一事，向他表示由衷地感谢，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并深谈数小时。此后，他们在北京和武汉又数次相见。
特别是，2010年适逢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武汉成立60周年，以邓子恢之子邓淮生（现任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为团长的原中南局领导人（邓子恢、李雪峰、赵毅敏、刘建勋、吴德峰、杜润生、张执一等）子女代表团一行10多人来汉寻访当年父辈的足迹（林彪之女林豆豆因临时有事未能成行），访问期间代表团成员受到了湖北省、武汉市相关领导的先后接见，并与原中南局老同志以及党史、文博部门的同志进行了座谈交流。代表团来访之前，邓小燕即已告诉柳斌他们在汉期间的行程，所以柳斌也有幸全程陪同代表团两天，通过参观和探访其父辈们曾工作、生活过的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等旧址、旧居以及八七会议旧址等，与其共同缅怀革命先辈，重温革命历史。
就这样，一份具有巨大史料价值的手稿在武汉发现，柳斌与邓子恢后人结下了无比深厚的情谊，还获得了他们赠与的《邓子恢传》、《邓子恢画传》等相关文献和资料，并在与其不断地交往和交流中，对邓子恢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邓子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解决“三农”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探索。他是党内公认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专家，被誉为“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他提出的土地“包产到户”的主张，虽然受到了批判，但是却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导而被载入史册。
邓子恢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一生，被多位中央领导人批示后，拍成了电视连续剧《邓子恢》，于2010年10月在央视热播。拍摄及播出期间，邓小燕均以短信的方式传递相关信息，使柳斌再次获得宝贵的学习机会。剧中真实再现了其父亲与毛泽东在工作中的意见分歧之所在，还原了他们在战争年代所结下的浓厚的战友情谊。剧中的邓子恢在1972年去世后，天安门、新华门降半旗，毛泽东异常悲伤：“邓子恢是好人，老老实实，认认真真，连犯错误也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搞阳谋不搞阴谋。”“中国只有三人懂农业，一个邓子恢，一个王观澜，一个我。”这就是毛泽东对邓子恢一生的评价。
图二：邓子恢陪毛泽东接见闽西老红军
图一：邓子恢首次提出“四大自由”主张的报告手稿
关键词：邓子恢;讲话;手稿;发现记
中图分类号：D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10-0116-02
柳斌，武汉一个普通的收藏爱好者;邓小燕，原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女儿。二人之间原本没有什么交集，却因为一份颇具史料价值的手稿在武汉发现，使他们成为忘年之交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那是2008年一个周日的上午，柳斌在武汉收藏品市场闲逛，见不少人在一地摊前围观一份看上去已有些年头的手稿，并品头论足，议论纷纷，于是走近仔细一瞧，原来是一份近乎发黄的邓子恢讲话手稿。
由于邓子恢淡出中国政坛较早，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其头脑中基本没什么印记，所以，围观人群中的年轻看客们不一会儿便逐一散去，即便是上年纪的经历了那个年代，且又对邓子恢有深刻记忆的收藏爱好者，或因收藏专题的不同，或因价格因素等，也都先后放下手稿离去。
这时，柳斌从摊主手中接过这份用蓝色钢笔书写、近十页的手稿，逐页翻看起来，见他看得如此认真仔细，摊主便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由网上打印下来的邓子恢的简介：“邓子恢，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其意图显而易见，即告诉你，这是一份政坛名人的手稿，若想要的话，“捡漏”的价是绝不可能的！
其实，对于邓子恢，柳斌还是小有“研究”的，因他收藏票证较早，现在还兼任武汉收藏家协会票证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可以说，对于解放前后我国在不同时期所发放的各类票证情况烂熟于心，而有些票证的发行背景则与邓子恢密不可分，比如：中国工农红军苏维埃政权时期发行的粮食票证：借谷证（其上就印有邓子恢的大名及印章，邓子恢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后又首任财政部长），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发行的粮票（邓子恢时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解放初期中南军政委员会发行的各种粮票（邓子恢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我国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后发行的第一套全国粮票（邓子恢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等等。
柳斌从纸张、字迹、内容等判断出，这份手稿应是解放前夕邓子恢的讲话手稿无疑，且已感到其综合价值不可低估，于是，价都没有还一个，就急忙将其拿下。
如上所述，在柳斌之前，虽已有为数不少的收藏爱好者先后看过这份手稿，之所以都未能成交，收藏者除因年龄过小对邓子恢无什么印象，或收藏专题不对路，或嫌价格过高外，也可能他们根本就没能从内容上判断出手稿的实际年份，或因知识所限，没有真正理解手稿的内容与我国的某些重大事件相关联，自然体会不到其蕴含的巨大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
事实上，这是邓子恢（时任中原局第三书记，主持日常工作）1948年8月27日至28日在中原大学（由中共中央中原局1948年创建于河南宝丰，1949年迁到武汉，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作《总路线与总政策》报告的手稿，在该报告中，邓子恢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的主张（见手稿首页最下方）。
而此前，史学界多年来对邓子恢提出“四大自由”主张的时间各说不一，多数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但均没有有详实的史料佐证，就连权威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子恢传》也认为是建国初提出的，比如：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其2009年1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专著中指出：“建国初期，毛泽东与邓子恢有四大自由和四小自由之争。邓子恢在1950年提出了雇工自由和借贷自由，1951年提出了贸易自由，1952年提出了‘土地自由经营，自由处理’（《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页）。毛泽东把这四条概括为‘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受限制的‘四大自由’”。“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四大自由的主张转化为“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
也正是由于这“四大自由”，邓子恢日后受到了毛泽东的尖锐批判——“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都不能有。”其随后的“包产到户”主张，尽管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最终也受到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他严厉斥责邓子恢是代表地主富农利益，在农村搞单干。
随着与毛泽东意见分歧的日渐明显，邓子恢先后被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才为邓子恢平了反：“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到，恢复名誉”。
邓子恢这份手稿在武汉的发现，无疑为史学界研究邓子恢及其“四大自由”主张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见证，且弥补了史学界某些研究的不足。
2009年，是建国60周年，也是武汉解放60周年。由于邓子恢在提出“四大自由”主张的第二年（即1949年）的6月即率华中局机关一路南下，进驻武汉，并为武汉解放初期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在“武汉解放60周年文献收藏展”上，柳斌提供并展示了邓子恢这份珍贵的手稿，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随后，柳斌通过互联网与邓子恢的女儿邓小燕取得了联系，在看了多幅实物照片之后，邓小燕确认是他父亲的手迹无疑。在后来的交流中，柳斌得知她父亲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后，留存到现在的遗物已少之又少，更不用说是解放前的手稿了！而此时，柳斌也意识到，这份见证历史的珍贵手稿对于她家将意味着什么。尽管有懂行的朋友告诉柳斌，已故政坛或文坛名人的手稿属不可再生资源，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越来越少，故近些年来，其行情越来越红火，拍卖价格也屡创新高，像邓子恢这份手稿既有其亲笔签名，又出自解放前，还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而非家长里短之内容），以后在文物拍卖市场肯定是看好的。但他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无偿转赠给了邓家，他认为，让邓子恢后人去收藏、整理和挖掘其潜在的历史价值，这样才更有意义。
同年12月，柳斌所负责的《材料保护》杂志被评为“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于是他便利用进京领奖的机会，再次与邓子恢的女儿邓小燕进行了电话联系，巧的是她也刚下飞机，是从纪念古田会议八十周年活动现场返京的，一行随同的还有毛泽东的侄子李实、瞿秋白之女瞿独伊、刘亚楼之子刘煜奋、萧克之子肖星华、张鼎丞之子张泰山、江华之子江小华、谭震林之女谭泾远、罗瑞卿之子罗箭、粟裕之子粟戎生、杨成武之子杨东成、叶飞之女叶小楠等近20位将帅和开国元勋的后代。邓小燕说由于瞿秋白之女瞿独伊年近90高龄，行动不便，先将她送回再回头与他联系。由于交通问题，当邓小燕送瞿独伊回到家后天色已晚，于是，她就邀柳斌第二天到她家做客，因会上已有安排，柳斌向她作了说明，谁知第二天晚上，邓小燕提着礼物亲自来到他下榻的宾馆，就柳斌转赠她父亲手稿一事，向他表示由衷地感谢，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并深谈数小时。此后，他们在北京和武汉又数次相见。
特别是，2010年适逢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武汉成立60周年，以邓子恢之子邓淮生（现任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为团长的原中南局领导人（邓子恢、李雪峰、赵毅敏、刘建勋、吴德峰、杜润生、张执一等）子女代表团一行10多人来汉寻访当年父辈的足迹（林彪之女林豆豆因临时有事未能成行），访问期间代表团成员受到了湖北省、武汉市相关领导的先后接见，并与原中南局老同志以及党史、文博部门的同志进行了座谈交流。代表团来访之前，邓小燕即已告诉柳斌他们在汉期间的行程，所以柳斌也有幸全程陪同代表团两天，通过参观和探访其父辈们曾工作、生活过的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等旧址、旧居以及八七会议旧址等，与其共同缅怀革命先辈，重温革命历史。
就这样，一份具有巨大史料价值的手稿在武汉发现，柳斌与邓子恢后人结下了无比深厚的情谊，还获得了他们赠与的《邓子恢传》、《邓子恢画传》等相关文献和资料，并在与其不断地交往和交流中，对邓子恢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邓子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解决“三农”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探索。他是党内公认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专家，被誉为“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他提出的土地“包产到户”的主张，虽然受到了批判，但是却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导而被载入史册。
邓子恢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一生，被多位中央领导人批示后，拍成了电视连续剧《邓子恢》，于2010年10月在央视热播。拍摄及播出期间，邓小燕均以短信的方式传递相关信息，使柳斌再次获得宝贵的学习机会。剧中真实再现了其父亲与毛泽东在工作中的意见分歧之所在，还原了他们在战争年代所结下的浓厚的战友情谊。剧中的邓子恢在1972年去世后，天安门、新华门降半旗，毛泽东异常悲伤：“邓子恢是好人，老老实实，认认真真，连犯错误也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搞阳谋不搞阴谋。”“中国只有三人懂农业，一个邓子恢，一个王观澜，一个我。”这就是毛泽东对邓子恢一生的评价。
图二：邓子恢陪毛泽东接见闽西老红军
图一：邓子恢首次提出“四大自由”主张的报告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