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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中，“成长”既是一种小说类型，也是一个普遍主题，贯穿于小说、诗歌、史诗等文本中。加勒比成长文学中的主角既有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普遍具有的“成长的烦恼”，又有生活在殖民地或后殖民地社会中的青少年特殊的烦恼，即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困惑和烦恼。因此，对个体成长和命运的探索也成为对民族成长和群体命运的探索，个人的成长史往往成为民族的寓言。加勒比成长文学中父名和父亲形象的缺席显示了集体记忆的缺失，多面性的母亲形象则反映了被殖民者既想依附又想独立于殖民权力结构的复杂心态；而一系列筑居者形象的出现反映了当代加勒比作家普遍的自觉意识，即如何摆脱文化上的依附状态，塑造自己独立的人格，在没有本土传统的后殖民社会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文化身份。
[关键词]加勒比英语文学；成长主题；筑居者形象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1—0126—07
一、个人成长与民族成长
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成长小说(thecoming-of-agenovelorBildungsmmance)起源于近代欧洲，繁荣 于18—19世纪，在20世纪文学中依然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不可低估的影响。欧洲成长小说的发展 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它的产生和发展与近代西方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发展基本同步。它不是消 极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一种新的现实的塑造和新的主体性的建构。成长小说在 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近代欧洲作家塑造自我和理想人格、探索世界之谜和人生之谜的一种工具。
在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中，“成长”既是一种小说类型，也是一个普遍主题，贯穿于小说、诗歌、 史诗等文本中。我们可称之为成长文学或含有成长主题的文学文本(initiationliterature)。乔治•兰 明的半自传性长篇小说《在我皮肤的城堡内》(1953)可视为加勒比文学中最早的成长小说；此后， V．S．奈保尔的自传性系列短篇小说《米格尔大街》(1955)、沃尔科特的自传性长诗《另一生》(1972)、 布莱斯维特20世纪90年代写的自传性三部曲《祖先》等，都涉及到了成长这个主题，并与后殖民身 份问题联系起来，成为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与欧洲成长小说不同的是，当代加勒比成长文学的作者大都是从前殖民地流亡到西方大都市 的作家。这些作家在殖民地度过他们的童年，在殖民教育体制下成长，学到了许多有关西方的知 识，但这种知识与他们的人生体悟毫不相干，无法融人他们的血肉。他们自觉地意识到缺乏民族文 化的根基，脑海中只有一堆破碎零乱的集体记忆碎片。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与父辈和同胞之间的 鸿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逾越，最后，不得不选择一条流亡前殖民宗主国的道路。然而，正是 在自我流放中，他们遇到了身份危机，深切地感到自己已经失落的那个童年及其所代表的民族文化 根基对于自己的意义，于是，对成长主题的描写，对成长过程的探索，往往也成为作家们确认自己的 文化身份与价值，探索自我命运之谜和民族命运之谜的一种方式。
詹姆逊曾说过，第三世界文学是一种民族寓言。笔者认为，这个论断用来解释第三世 界文学未免过于笼统，且容易引起误解和争议，而用来形容第三世界成长小说，或含有成长主题的 文学则恰如其分。这是因为在殖民或后殖民状态下，生活在前殖民地的青少年，其心理成熟、人格 形成的过程往往与他(或她)的祖国摆脱殖民的依附状态、获得政治独立的过程同步进行。因此，在 后殖民成长文学中，个人成长与民族成长、个人叙事与民族叙事互相交织，形成一种转喻或换喻关 系，个人历史只有放到民族历史背景中才能得以理解，而民族历史也只有通过个体化的生活形式 才能得以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叶芝诗中的舞者与舞一样无法分离。
二、双重“成长的烦恼”
对于处在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来说，成长的过程既充满了幸福的憧憬、向往和期待，又是一个与 以前熟悉的世界逐渐分离，经历创伤和痛苦的过程，因此，心理学家往往把青春期的成长视为“第二 次断奶”。对于殖民地及后殖民地青少年来说，成长的过程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他们有着青春期 少男少女普遍具有的“成长的烦恼”(grow pain)；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生活在殖民地或后殖民地社 会中的青少年的特殊烦恼，那就是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困惑和烦恼。“我是准?我来自哪里?我将 去向何方?”这三个困扰青春期少男少女的问题，在后殖民地青少年中被置换为“我们是谁?我们来 自哪里?我们将去何方?”换言之，主体从单数扩展为复数，个体的问题被置换为群体的问题，个人 的烦恼上升为群体的烦恼，个体的身份只有放到族群或民族身份中才能得到确认，因此，加勒比成 长文学中的主角明显有着双重“成长的烦恼”。正因为如此，对个体成长和命运的探索也成为对民 族成长和群体命运的探索，个人的成长史往往成为民族的寓言。
进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一个普遍而显著的特点是对自己身体的发现和关注。对于那些有着 非裔或亚裔血统的殖民地青少年来说，对身体的关注首先表现为对肤色的关注，因为肤色是文化身 份或种族身份的一个显著的外在标志。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往往是以肤色等体貌特征为理论 依据来宣扬欧洲民族优越论的。许多加勒比作家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在成长文学中描述了 这一殖民状况下特有的“身体的政治”或“肤色的政治’’对自己成长的影响。
德里克•沃尔科特在其自传性长诗《另一生》的开头回忆了少年时代的自己在月明之夜沐浴在 白色月光下的情景：“月亮来到窗前，停驻在那儿／他屈从于她，随她改变而改变／从童年时代起，他 就认为棕榈八匕想像中的榆树更不体面／面包果张开的叶子比橡树叶更加粗鄙／每个夜晚他都祈祷 着／他的皮肤的改变／他的暗褐色皮肤被她的光芒的笔触削白！”这里，自然界的月光打上了明 显的帝国印记，成为无所不在的殖民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象征，被殖民者自觉地屈从于它，随着它 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白色的月光唤醒了成长中的少年的身份意识，但这是一种扭曲的、不健全的身 份意识。有着非欧洲血统的殖民地少年希望从改变自己的肤色(或眼珠、头发的颜色)出发，来改变 自己的身份。另外，上述文字也透露出一个信息，殖民地少年的这种“自我殖民”心态是无所不在的 殖民教育的结果，被殖民者对本土植物(棕榈、面包果)的厌弃和对西方植物(榆树、橡树)的崇拜，与 对自己褐色皮肤的鄙视和对白色皮肤的向往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兰明的半自传性长篇小说《在我皮肤的城堡内》中，主人公G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以他对自 己身体的关注开始的。G对自己身体的感觉来自“他者”的凝视。九岁生日那天，母亲在后院给他淋 浴，他的邻居和小伙伴们都过来窥看，唤醒了他与身体连带在一起的朦胧的身份意识。随着年龄的增 长，G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也越来越深入。他自觉意识到黑色的皮肤是他的城堡，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羞 耻的城堡，又是一个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外力伤害的城堡。正如G在小说末尾所说：“我总是感到怕被 人理解；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理解我，而只是因为他们所谓的理解隐藏着毁灭你的愿望。这就是理解的 含义。一旦他们理解了你，他们就会杀死你，感谢上帝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杀死你。他们永远不能 理解你。有时我想，同样的事情在特立尼达也会发生。这种相似性会汇合起来，使人快乐，但是他们 不会理解你。他们不会理解隐藏在你的皮肤的城堡内某个地方的那个你。”
成长的过程一方面是探索内心、探索自我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探索世界、观察他人的过程，或 者不如说是通过探索观察他人而返回内心，以观察自我的过程。v．s．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更多 地关注的是后一方面。在这部小说中，作家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自己的成长过程，但通过叙述者对米 格尔大街上青少年群体的观察与描述，我们看到了殖民地青少年成长的普遍特点和性格特征。长 期的殖民统治已经抹去了本土的文化记忆，生活在米格尔大街上的青少年没有文化根基，不知道自 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又将去向何方。他们争相以模仿英美人的口气、姿势和习俗为荣，以 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帝国中心为人生目标。《直到战争来临》中的爱德华在美国入侵特立尼达后，完 全向美国人投降了：他穿上了美国式样的服装，嚼起了口香糖，讲话带上了美国腔；他带美国朋友到 家里时总是装着不认识以前的那些朋友。《博加特》中的同名主人公原名“佩兴斯”，电影《卡萨布兰 卡》(Casablanca)走红特立尼达后，人人都用电影中的主人公名字叫他“博加特”(Boesn)。他原来与 米格尔大街上的一帮流浪汉混在一起，后来离开特立尼达去了一趟殖民中心乔治敦，回来后就成了 街上“最让人害怕的人”，与以前那些流浪汉伙伴的关系也由原先的平起子坐转为高高在上。他竭 尽酗酒、打赌、赌博之能事，口音也完全美国化了。不难预测，米格尔大街上的这些青少年长大成人 后，不是成为“效颦者”，就是沦为“边缘人”。
殖民主义文化也造成了生活在殖民地的青少年扭曲的心态。《胆小鬼》中的“大脚”比佛，小时 候老受人欺侮。长大后为了获得人们的敬重，他往往采取先发制人、虚张声势的策略，弄得人人怕 他，但在与一个号称来自英国皇家空军的拳击手的比赛中败下阵来后，他悄悄离开了特立尼达。最 后人们发现，那个打败“大脚”比佛的拳击手根本就没加入过皇家空军，也不是什么有名的拳击手。 比佛实际上是在精神上未战先败了。这就是殖民地边缘人的悲哀。小说中的另一位人物哈特说： “在我们这个地方，这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揭示了这种被扭曲的殖民心态的普遍性。小说最后 一篇《告别米格尔大街》写的是叙述者“我”在母亲朋友的帮助下，获得政府奖学金到英国去留学的 过程，小说结尾这样写道：“我和他们一一告别后快步向飞机走去。我没朝后看，只看着我前面自 己的影子，一个在柏油碎石路面上跳动着的小不点。”这段话是意味深长的。叙述者“我”最后 终于离开了米格尔大街，要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了，但就连他的离开也是殖民者安排的。他本想学 工程，但那位收受了他母亲贿赂的政府要员告诉他，只能提供学药剂师的奖学金，要不就无法安排 他出去。于是他只好答应下来，总算阴差阳错地离开了特立尼达，所以，他与他的街坊和伙伴一 样，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是一个“在柏油碎石路面上跳动着的小不点”。不难看出，主人公对 个人前途的描述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在这里，“我”既是殖民地青少年命运的真实写照，也是整个被 殖民民族命运的一个隐喻。
三、缺席的父亲与多面的母亲
在欧洲成长小说中，很多情况下，主人公的成长是从与父亲的冲突开始的，父亲形象往往被描 写成传统的代表、专制的化身、扼制少年成长的障碍，成长中的少年只有通过与父亲及其所代表的 一系列社会体制的冲突，并离家出走，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形成自己健全的人格。
但是我们看到，在加勒比成长文学中，父亲形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缺席的。《在我皮肤的城堡 内》中的G没有父亲，由母亲抚养成人；《另一生》中情况相似，主人公父亲早逝，与寡居的母亲生活 在一起；《米格尔大街》的叙述者没有一次提到过父亲，倒是多次提到了母亲；《毕司沃斯先生的房 子》中的“哈奴曼大宅”没有一个男性族长，掌管家族大权的是图尔斯太太，等等。
在笔者看来，上述情况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具有某种更深广的象征意义。因为从文化隐喻意义 上说，父亲形象一方面是文化权威的代表，另一方面又是集体记忆的象征。按照拉康的说法，主体 的形成是从“镜像阶段”开始的，镜中之像使婴儿摆脱了其“支离破碎的身体”的处境，确认了自己身 体的同一性和整体性。主体由此形成，并逐渐从“想像界”进入“象征界”，而象征界也即以“父 名”(NameoftheFather)为核心的语言秩序和以父权为核心的社会体制。父名是基本的能指，其主 要功能是确认主体的身份和指称俄狄浦斯禁忌，即禁止乱伦(the“no oftheincesttaboo)。从 这个角度来考察，加勒比成长文学中父亲形象的缺失也可理解为：殖民入侵和民族迁移造成社会权 力结构的变化，血缘上的父亲在象征意义上已被殖民权力“阉割”而失去其相应的权力，从而无法确 认主体身份，而父亲地位的下降又直接导致了民族集体记忆的丧失。《在我皮肤的城堡内》一书中， 我们看到，主人公G有关自己族群的集体记忆是从村中一位名叫Pa的老人身上获得的，正呈从他 那儿，G了解了有关“中间通道”、巴拿马运河的建造等历史，承续了种族的集体记忆。然而，这个惟 一荷载着文化信息的族长(父亲)形象最后进了养老院，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与父亲形象的缺席相反，母亲的形象在加勒比成长文学中非常突出，以母亲形象代表本土身份 成为一个普遍的象征。布莱斯维特在他的第二个自传性三部曲《祖先》的第一部——《母亲诗篇》 中，以整整一部的篇幅描写厂母亲。在这个诗篇中，母亲形象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她既是作品主人 公出生的岛屿巴巴多斯，又是给予他生命的那个女人，同时也代表了所有有着非洲祖先的加勒比妇 女。不仅如此，母亲还代表了群岛古老的水道、河流的回声、池塘等。在大多数情况下，母亲代表 水，父亲代表太阳。母亲用她沙哑的嗓子将雨水降落在干渴的岛屿上，但这股来自生命源头的活水 潜入地下，一直没有得到开发。出生于多巴哥的诗人艾利克，罗奥齐(EricRoach)在一百为他母 亲写的哀歌中吟道：“我的诗歌来自你的血液／就像我的心灵在我们农民的树干上燃烧。”Paueso．R 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呵可，岁月飞逝，你亲手做面包的／时代已不再重现，但在岁月的／溪流中，我看 见那石头，那形象／我母亲的做面包的，我的长长的童年／面包的记忆结成硬壳，青苔附在上面／呵， 但愿我的艺术能像她的手艺一样。”
当代加勒比作家奥列弗•西尼奥尔(OliveSeninor)、泽•艾德葛尔(ZeeEdgell)和罗伯特，安东 尼(RobertAntoni)等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扩展了母亲的作用。在这些作家的笔下，母亲不仅将过去和 现在联为一体，而且积极地参与创造——个新的、联系更广泛的克里奥尔社会。在这样做的同时，她 们也动摇了长期以来固定的社会性别功能：殖民体系中依附于男权社会的女仆的角色””。
在笔者看来，母亲形象在加勒比占据如此突出的地位，是因为在殖民状态下，被殖民地人民自 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只有通过依附才能获得独立，而母亲形象作为生命的给予者和保护者，正处 在依附与独立两者的交接点上，母亲就像母国(殖民宗主国)一样，既给被殖民者以保护，又给后者 以限制和压抑，这正是殖民及后殖民状况的某种隐喻。正因为如此，在加勒比文学中，母亲形象也 显出其否定的方面，她对子女的束缚是一种柔性的控制，她用她的某种带有专制的爱限制子女的独 立，使后者长期处在依附状态下，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因此，对母亲形象的批评也就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后殖民作家对殖民宗主国的批评。
兰明在他的小说《在我皮肤的城堡内》探索了母亲形象的否定方面——依附于最近的过去，即 殖民的现状。按照桑德位•普切特•巴克特(SandraPouehetPaquet)的令人信服的观点，小说主人公G 的母亲要G好好学习，顺应殖民教育体制，以便有机会出国深造，说明她并不想对殖民权力等级体 制进行挑战，而是努力将自己的儿子从殖民等级体制中提升出来。在巴克特看来，兰明的这部小说 用编年史的方式展现了“个性化过程在G和他的母亲之间造成的隔阂，最后以C离开巴巴多斯为 结束，但隔阂本身，按照兰明自己的观点，是成长并脱离殖民过去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卡尔，弗力普(CarlPhilip)的小说《一个独立的州》中的主人公伯特拉姆，弗兰西斯也离开了他 的岛国，多年在外，使他与故乡和母亲产生了距离。但是与兰明笔下的G不同的是，伯特拉姆夺走 了他的所有过去，而不仅仅是与殖民体制有联系的那部分。当他在独立前夜回到故乡时，他发现自 己与炉灶、家庭和文化的联系一旦中断就很难恢复了。伯特拉姆的身份起了变化，因为他已将自己 从家庭文化的母体中——那个养育了他的自我的关系网中撕裂出来了，而他与母亲的不断疏离是 他精神混乱的最明显的表征。
有依附必然有分离。在一些作家的自传性作品中，与母亲的分离往往具有一种西方成长小说 中常见的“过渡仪式”(passagerites)性质。沃尔科特在《另一生》中描述了他第一次离开母亲到牙买 加去求学的情景。当飞机升空时，脚下的土地一下子缩小了，在他心中，这个痛苦的时刻犹如临产： “每一公里／抽紧我们，所有的忠诚被拉紧了／直到空间突然将它折断(snap it)”。在这里，母亲 形象与大地形象融为一体，生育万物的土地生出了她的儿子，又将他送到世界的另一端，这是成长 过程中一种必要的断裂。按照本内特的观点，通过将他离家的那个时刻注入一种仪式化的象征主 义，沃尔科特不仅富于想像性地表达了一种普遍的经验(离家成熟)，而且表达了他的社团共同具有 的古老的流离失所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用暗示临产的词语描述他的离家，表明他同时反抗了将 移民的历史神秘化为悲剧性失落的殖民和后殖民话语，而代之以一种所有过程中最自然的和最积 极的比喻——出生。临产的分离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生死攸关的，它是个人生存的先决条件。通 过暗示，这个时刻包含了所有古老的和正在继续的移民，并将它们重新塑造为走向新的、成熟的、独 立的生活的出生。
四、成长与筑居
如果说民族独立的标志是建国，那么，个人独立的标志就是筑居。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人类 正是在建基、筑居和牺牲这三大行为中，才能圆满地实现其作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的存在者的 本质。当代加勒比作家未必都读过海德格尔作品，但他(她)们从自身的生存经验出发，自觉或不自 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发明了建筑意象和筑居者形象来代表自己个人的成长和民族的独立。
维拉•贝尔(VeraBell)在《拍卖场上的祖先》一诗中首先描写了筑居者的形象。通过对祖先屈 辱的历史的描述，诗人看到了祖先的眼睛对自己的凝视，并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你的任务是清理 地基／我的任务是筑居”。无独有偶，在多巴哥诗人艾利克•拉奥克1952年写给兰明的一首诗中，也 出现了建筑者形象。诗云：“我们在古老的甘蔗田里被奴役／我们掉进我们欲望的遗产的陷阱／褐色 的靴子瞧不起黑人／我们是没有传统的建筑师／我们是倒霉的没有基础的建筑工人／我们是没有技 术的测量员，为前方道路作标记。”这首表面看来无奈的诗，实际上反映了当代加勒比作家普遍的自 觉意识，即如何摆脱文化上的依附状态，塑造自己独立的人格，在没有本土传统的后殖民社会中，创 造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文化身份。诗中出现的与筑居有关的系列形象——建筑工人、建筑师、 测量员等，代表了加勒比作家建构自我身份和民族身份的意识的觉醒。
乔治•坎贝尔在《历史制造者》一诗中赞美了女敲石工。在他笔下，女敲石工是“锤子和岩石／疲 倦的孩子制造者”，她们虽然“衣冠不整”，但“大腿粗壮／头脑坚强／弯曲的／坚硬的白色／石头柱子／ 在空洞的天空下／在溪谷的河床中”辛苦地工作着，她们“没有笑容／没有叹息／没有抱怨”，甚至那些 “怀孩子的女人／身穿孕妇服／自愿一起做苦工”，诗人把她们赞美为“命运的打造者／历史的制造 者”。诗人在另一首题为《噢，你建造了一幢房子》的诗中还将房子的建造比喻为妇女生孩子：“……依 照／她内心中见到的幻象／关于她的存在的知识／创造她的整个生活，由外向内”。
多奈尔指出，“对住所和归属的强调成为20世纪50年代许多小说和批评文本的主题”。 事实上，这个主题(意象)一直延伸到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我们注意到，在沃尔科特20世纪 70年代写的自传性长诗《另一生》中，出现了木匠(艺术家)这一形象。“木匠／联结者，忠诚的手艺 工作者，弯腰在工作台上”，他不断地锯着、刨着、削着、凿着，这种直接的、简单的手艺，植根于本土 环境，就像木头来自当地的森林一样。木匠的形象和鲁滨逊•克鲁索有着某种联系，后者也是一个 匠人、创造者和艺术家，在完全陌生的世界里为自己筑居、建基。布莱斯维特在20世纪90年代写 的《祖先》三部曲的“序曲”中，也特别提到了移民的筑居。诗曰：“此刻建设／这些新的村落，你／必须 将唾沫／和着尘土，粪土／唾涎和／汗水：圆的／泥巴墙将竖立／在晨光中／有城墙的城市／从大草原／和 岩石嶙峋的河床上／竖起……”
在当代加勒比小说中，最能体现独立而成熟的筑居者形象的，是奈保尔的小说《毕司沃斯的房 子》中的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主人公从依附到独立，从没有房子、依附于别人的房子，到最终拥有 自己房子的过程，正是加勒比殖民地及后殖民地人民成长过程和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奈保尔对 毕司沃斯先生为获得自己独立的房子展开的人生追求的描写，一方面固然如一些评论家所说，是 “对失去的父亲的寻求和对失去的孩童时代的安全的追求”；另一方面，更是对移位后的自我身 份和价值的重新定位。正如一位印度评论家所说，毕司沃斯先生对房子的寻求实际上是他寻求自 己的地位或面子(his own place/face)的一个隐喻。对于毕司沃斯先生来说，房子不仅仅是一个遮风 避雨之所，更是一个安身立命之地，是他的身份、地位、尊严和人格独立的物质象征。毕司沃斯先生 对房子问题之所以如此在乎，如此敏感，是因为他是一个无根的漂泊者，能否拥有自己的房子，成为 他挥之不去、难以摆脱的心理情结。从小说情节结构上看，已有评论家精辟地指出，在这部小说中， “毕司沃斯先生作为一个人的发展与房子的发展是平行展开的”。毕司沃斯是自己房子的 设计师和建筑师，也是自己人生理想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他从——个不名一文的移民成为一位成功的 记者和作家，最后由于心脏病突发而死于自己的住所。他的经历最好地体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人 作为存在者“建基”、“筑居”和“牺牲”的三重使命。
[关键词]加勒比英语文学；成长主题；筑居者形象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1—0126—07
一、个人成长与民族成长
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成长小说(thecoming-of-agenovelorBildungsmmance)起源于近代欧洲，繁荣 于18—19世纪，在20世纪文学中依然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不可低估的影响。欧洲成长小说的发展 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它的产生和发展与近代西方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发展基本同步。它不是消 极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一种新的现实的塑造和新的主体性的建构。成长小说在 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近代欧洲作家塑造自我和理想人格、探索世界之谜和人生之谜的一种工具。
在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中，“成长”既是一种小说类型，也是一个普遍主题，贯穿于小说、诗歌、 史诗等文本中。我们可称之为成长文学或含有成长主题的文学文本(initiationliterature)。乔治•兰 明的半自传性长篇小说《在我皮肤的城堡内》(1953)可视为加勒比文学中最早的成长小说；此后， V．S．奈保尔的自传性系列短篇小说《米格尔大街》(1955)、沃尔科特的自传性长诗《另一生》(1972)、 布莱斯维特20世纪90年代写的自传性三部曲《祖先》等，都涉及到了成长这个主题，并与后殖民身 份问题联系起来，成为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与欧洲成长小说不同的是，当代加勒比成长文学的作者大都是从前殖民地流亡到西方大都市 的作家。这些作家在殖民地度过他们的童年，在殖民教育体制下成长，学到了许多有关西方的知 识，但这种知识与他们的人生体悟毫不相干，无法融人他们的血肉。他们自觉地意识到缺乏民族文 化的根基，脑海中只有一堆破碎零乱的集体记忆碎片。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与父辈和同胞之间的 鸿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逾越，最后，不得不选择一条流亡前殖民宗主国的道路。然而，正是 在自我流放中，他们遇到了身份危机，深切地感到自己已经失落的那个童年及其所代表的民族文化 根基对于自己的意义，于是，对成长主题的描写，对成长过程的探索，往往也成为作家们确认自己的 文化身份与价值，探索自我命运之谜和民族命运之谜的一种方式。
詹姆逊曾说过，第三世界文学是一种民族寓言。笔者认为，这个论断用来解释第三世 界文学未免过于笼统，且容易引起误解和争议，而用来形容第三世界成长小说，或含有成长主题的 文学则恰如其分。这是因为在殖民或后殖民状态下，生活在前殖民地的青少年，其心理成熟、人格 形成的过程往往与他(或她)的祖国摆脱殖民的依附状态、获得政治独立的过程同步进行。因此，在 后殖民成长文学中，个人成长与民族成长、个人叙事与民族叙事互相交织，形成一种转喻或换喻关 系，个人历史只有放到民族历史背景中才能得以理解，而民族历史也只有通过个体化的生活形式 才能得以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叶芝诗中的舞者与舞一样无法分离。
二、双重“成长的烦恼”
对于处在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来说，成长的过程既充满了幸福的憧憬、向往和期待，又是一个与 以前熟悉的世界逐渐分离，经历创伤和痛苦的过程，因此，心理学家往往把青春期的成长视为“第二 次断奶”。对于殖民地及后殖民地青少年来说，成长的过程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他们有着青春期 少男少女普遍具有的“成长的烦恼”(grow pain)；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生活在殖民地或后殖民地社 会中的青少年的特殊烦恼，那就是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困惑和烦恼。“我是准?我来自哪里?我将 去向何方?”这三个困扰青春期少男少女的问题，在后殖民地青少年中被置换为“我们是谁?我们来 自哪里?我们将去何方?”换言之，主体从单数扩展为复数，个体的问题被置换为群体的问题，个人 的烦恼上升为群体的烦恼，个体的身份只有放到族群或民族身份中才能得到确认，因此，加勒比成 长文学中的主角明显有着双重“成长的烦恼”。正因为如此，对个体成长和命运的探索也成为对民 族成长和群体命运的探索，个人的成长史往往成为民族的寓言。
进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一个普遍而显著的特点是对自己身体的发现和关注。对于那些有着 非裔或亚裔血统的殖民地青少年来说，对身体的关注首先表现为对肤色的关注，因为肤色是文化身 份或种族身份的一个显著的外在标志。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往往是以肤色等体貌特征为理论 依据来宣扬欧洲民族优越论的。许多加勒比作家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在成长文学中描述了 这一殖民状况下特有的“身体的政治”或“肤色的政治’’对自己成长的影响。
德里克•沃尔科特在其自传性长诗《另一生》的开头回忆了少年时代的自己在月明之夜沐浴在 白色月光下的情景：“月亮来到窗前，停驻在那儿／他屈从于她，随她改变而改变／从童年时代起，他 就认为棕榈八匕想像中的榆树更不体面／面包果张开的叶子比橡树叶更加粗鄙／每个夜晚他都祈祷 着／他的皮肤的改变／他的暗褐色皮肤被她的光芒的笔触削白！”这里，自然界的月光打上了明 显的帝国印记，成为无所不在的殖民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象征，被殖民者自觉地屈从于它，随着它 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白色的月光唤醒了成长中的少年的身份意识，但这是一种扭曲的、不健全的身 份意识。有着非欧洲血统的殖民地少年希望从改变自己的肤色(或眼珠、头发的颜色)出发，来改变 自己的身份。另外，上述文字也透露出一个信息，殖民地少年的这种“自我殖民”心态是无所不在的 殖民教育的结果，被殖民者对本土植物(棕榈、面包果)的厌弃和对西方植物(榆树、橡树)的崇拜，与 对自己褐色皮肤的鄙视和对白色皮肤的向往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兰明的半自传性长篇小说《在我皮肤的城堡内》中，主人公G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以他对自 己身体的关注开始的。G对自己身体的感觉来自“他者”的凝视。九岁生日那天，母亲在后院给他淋 浴，他的邻居和小伙伴们都过来窥看，唤醒了他与身体连带在一起的朦胧的身份意识。随着年龄的增 长，G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也越来越深入。他自觉意识到黑色的皮肤是他的城堡，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羞 耻的城堡，又是一个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外力伤害的城堡。正如G在小说末尾所说：“我总是感到怕被 人理解；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理解我，而只是因为他们所谓的理解隐藏着毁灭你的愿望。这就是理解的 含义。一旦他们理解了你，他们就会杀死你，感谢上帝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杀死你。他们永远不能 理解你。有时我想，同样的事情在特立尼达也会发生。这种相似性会汇合起来，使人快乐，但是他们 不会理解你。他们不会理解隐藏在你的皮肤的城堡内某个地方的那个你。”
成长的过程一方面是探索内心、探索自我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探索世界、观察他人的过程，或 者不如说是通过探索观察他人而返回内心，以观察自我的过程。v．s．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更多 地关注的是后一方面。在这部小说中，作家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自己的成长过程，但通过叙述者对米 格尔大街上青少年群体的观察与描述，我们看到了殖民地青少年成长的普遍特点和性格特征。长 期的殖民统治已经抹去了本土的文化记忆，生活在米格尔大街上的青少年没有文化根基，不知道自 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又将去向何方。他们争相以模仿英美人的口气、姿势和习俗为荣，以 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帝国中心为人生目标。《直到战争来临》中的爱德华在美国入侵特立尼达后，完 全向美国人投降了：他穿上了美国式样的服装，嚼起了口香糖，讲话带上了美国腔；他带美国朋友到 家里时总是装着不认识以前的那些朋友。《博加特》中的同名主人公原名“佩兴斯”，电影《卡萨布兰 卡》(Casablanca)走红特立尼达后，人人都用电影中的主人公名字叫他“博加特”(Boesn)。他原来与 米格尔大街上的一帮流浪汉混在一起，后来离开特立尼达去了一趟殖民中心乔治敦，回来后就成了 街上“最让人害怕的人”，与以前那些流浪汉伙伴的关系也由原先的平起子坐转为高高在上。他竭 尽酗酒、打赌、赌博之能事，口音也完全美国化了。不难预测，米格尔大街上的这些青少年长大成人 后，不是成为“效颦者”，就是沦为“边缘人”。
殖民主义文化也造成了生活在殖民地的青少年扭曲的心态。《胆小鬼》中的“大脚”比佛，小时 候老受人欺侮。长大后为了获得人们的敬重，他往往采取先发制人、虚张声势的策略，弄得人人怕 他，但在与一个号称来自英国皇家空军的拳击手的比赛中败下阵来后，他悄悄离开了特立尼达。最 后人们发现，那个打败“大脚”比佛的拳击手根本就没加入过皇家空军，也不是什么有名的拳击手。 比佛实际上是在精神上未战先败了。这就是殖民地边缘人的悲哀。小说中的另一位人物哈特说： “在我们这个地方，这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揭示了这种被扭曲的殖民心态的普遍性。小说最后 一篇《告别米格尔大街》写的是叙述者“我”在母亲朋友的帮助下，获得政府奖学金到英国去留学的 过程，小说结尾这样写道：“我和他们一一告别后快步向飞机走去。我没朝后看，只看着我前面自 己的影子，一个在柏油碎石路面上跳动着的小不点。”这段话是意味深长的。叙述者“我”最后 终于离开了米格尔大街，要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了，但就连他的离开也是殖民者安排的。他本想学 工程，但那位收受了他母亲贿赂的政府要员告诉他，只能提供学药剂师的奖学金，要不就无法安排 他出去。于是他只好答应下来，总算阴差阳错地离开了特立尼达，所以，他与他的街坊和伙伴一 样，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是一个“在柏油碎石路面上跳动着的小不点”。不难看出，主人公对 个人前途的描述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在这里，“我”既是殖民地青少年命运的真实写照，也是整个被 殖民民族命运的一个隐喻。
三、缺席的父亲与多面的母亲
在欧洲成长小说中，很多情况下，主人公的成长是从与父亲的冲突开始的，父亲形象往往被描 写成传统的代表、专制的化身、扼制少年成长的障碍，成长中的少年只有通过与父亲及其所代表的 一系列社会体制的冲突，并离家出走，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形成自己健全的人格。
但是我们看到，在加勒比成长文学中，父亲形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缺席的。《在我皮肤的城堡 内》中的G没有父亲，由母亲抚养成人；《另一生》中情况相似，主人公父亲早逝，与寡居的母亲生活 在一起；《米格尔大街》的叙述者没有一次提到过父亲，倒是多次提到了母亲；《毕司沃斯先生的房 子》中的“哈奴曼大宅”没有一个男性族长，掌管家族大权的是图尔斯太太，等等。
在笔者看来，上述情况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具有某种更深广的象征意义。因为从文化隐喻意义 上说，父亲形象一方面是文化权威的代表，另一方面又是集体记忆的象征。按照拉康的说法，主体 的形成是从“镜像阶段”开始的，镜中之像使婴儿摆脱了其“支离破碎的身体”的处境，确认了自己身 体的同一性和整体性。主体由此形成，并逐渐从“想像界”进入“象征界”，而象征界也即以“父 名”(NameoftheFather)为核心的语言秩序和以父权为核心的社会体制。父名是基本的能指，其主 要功能是确认主体的身份和指称俄狄浦斯禁忌，即禁止乱伦(the“no oftheincesttaboo)。从 这个角度来考察，加勒比成长文学中父亲形象的缺失也可理解为：殖民入侵和民族迁移造成社会权 力结构的变化，血缘上的父亲在象征意义上已被殖民权力“阉割”而失去其相应的权力，从而无法确 认主体身份，而父亲地位的下降又直接导致了民族集体记忆的丧失。《在我皮肤的城堡内》一书中， 我们看到，主人公G有关自己族群的集体记忆是从村中一位名叫Pa的老人身上获得的，正呈从他 那儿，G了解了有关“中间通道”、巴拿马运河的建造等历史，承续了种族的集体记忆。然而，这个惟 一荷载着文化信息的族长(父亲)形象最后进了养老院，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与父亲形象的缺席相反，母亲的形象在加勒比成长文学中非常突出，以母亲形象代表本土身份 成为一个普遍的象征。布莱斯维特在他的第二个自传性三部曲《祖先》的第一部——《母亲诗篇》 中，以整整一部的篇幅描写厂母亲。在这个诗篇中，母亲形象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她既是作品主人 公出生的岛屿巴巴多斯，又是给予他生命的那个女人，同时也代表了所有有着非洲祖先的加勒比妇 女。不仅如此，母亲还代表了群岛古老的水道、河流的回声、池塘等。在大多数情况下，母亲代表 水，父亲代表太阳。母亲用她沙哑的嗓子将雨水降落在干渴的岛屿上，但这股来自生命源头的活水 潜入地下，一直没有得到开发。出生于多巴哥的诗人艾利克，罗奥齐(EricRoach)在一百为他母 亲写的哀歌中吟道：“我的诗歌来自你的血液／就像我的心灵在我们农民的树干上燃烧。”Paueso．R 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呵可，岁月飞逝，你亲手做面包的／时代已不再重现，但在岁月的／溪流中，我看 见那石头，那形象／我母亲的做面包的，我的长长的童年／面包的记忆结成硬壳，青苔附在上面／呵， 但愿我的艺术能像她的手艺一样。”
当代加勒比作家奥列弗•西尼奥尔(OliveSeninor)、泽•艾德葛尔(ZeeEdgell)和罗伯特，安东 尼(RobertAntoni)等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扩展了母亲的作用。在这些作家的笔下，母亲不仅将过去和 现在联为一体，而且积极地参与创造——个新的、联系更广泛的克里奥尔社会。在这样做的同时，她 们也动摇了长期以来固定的社会性别功能：殖民体系中依附于男权社会的女仆的角色””。
在笔者看来，母亲形象在加勒比占据如此突出的地位，是因为在殖民状态下，被殖民地人民自 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只有通过依附才能获得独立，而母亲形象作为生命的给予者和保护者，正处 在依附与独立两者的交接点上，母亲就像母国(殖民宗主国)一样，既给被殖民者以保护，又给后者 以限制和压抑，这正是殖民及后殖民状况的某种隐喻。正因为如此，在加勒比文学中，母亲形象也 显出其否定的方面，她对子女的束缚是一种柔性的控制，她用她的某种带有专制的爱限制子女的独 立，使后者长期处在依附状态下，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因此，对母亲形象的批评也就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后殖民作家对殖民宗主国的批评。
兰明在他的小说《在我皮肤的城堡内》探索了母亲形象的否定方面——依附于最近的过去，即 殖民的现状。按照桑德位•普切特•巴克特(SandraPouehetPaquet)的令人信服的观点，小说主人公G 的母亲要G好好学习，顺应殖民教育体制，以便有机会出国深造，说明她并不想对殖民权力等级体 制进行挑战，而是努力将自己的儿子从殖民等级体制中提升出来。在巴克特看来，兰明的这部小说 用编年史的方式展现了“个性化过程在G和他的母亲之间造成的隔阂，最后以C离开巴巴多斯为 结束，但隔阂本身，按照兰明自己的观点，是成长并脱离殖民过去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卡尔，弗力普(CarlPhilip)的小说《一个独立的州》中的主人公伯特拉姆，弗兰西斯也离开了他 的岛国，多年在外，使他与故乡和母亲产生了距离。但是与兰明笔下的G不同的是，伯特拉姆夺走 了他的所有过去，而不仅仅是与殖民体制有联系的那部分。当他在独立前夜回到故乡时，他发现自 己与炉灶、家庭和文化的联系一旦中断就很难恢复了。伯特拉姆的身份起了变化，因为他已将自己 从家庭文化的母体中——那个养育了他的自我的关系网中撕裂出来了，而他与母亲的不断疏离是 他精神混乱的最明显的表征。
有依附必然有分离。在一些作家的自传性作品中，与母亲的分离往往具有一种西方成长小说 中常见的“过渡仪式”(passagerites)性质。沃尔科特在《另一生》中描述了他第一次离开母亲到牙买 加去求学的情景。当飞机升空时，脚下的土地一下子缩小了，在他心中，这个痛苦的时刻犹如临产： “每一公里／抽紧我们，所有的忠诚被拉紧了／直到空间突然将它折断(snap it)”。在这里，母亲 形象与大地形象融为一体，生育万物的土地生出了她的儿子，又将他送到世界的另一端，这是成长 过程中一种必要的断裂。按照本内特的观点，通过将他离家的那个时刻注入一种仪式化的象征主 义，沃尔科特不仅富于想像性地表达了一种普遍的经验(离家成熟)，而且表达了他的社团共同具有 的古老的流离失所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用暗示临产的词语描述他的离家，表明他同时反抗了将 移民的历史神秘化为悲剧性失落的殖民和后殖民话语，而代之以一种所有过程中最自然的和最积 极的比喻——出生。临产的分离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生死攸关的，它是个人生存的先决条件。通 过暗示，这个时刻包含了所有古老的和正在继续的移民，并将它们重新塑造为走向新的、成熟的、独 立的生活的出生。
四、成长与筑居
如果说民族独立的标志是建国，那么，个人独立的标志就是筑居。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人类 正是在建基、筑居和牺牲这三大行为中，才能圆满地实现其作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的存在者的 本质。当代加勒比作家未必都读过海德格尔作品，但他(她)们从自身的生存经验出发，自觉或不自 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发明了建筑意象和筑居者形象来代表自己个人的成长和民族的独立。
维拉•贝尔(VeraBell)在《拍卖场上的祖先》一诗中首先描写了筑居者的形象。通过对祖先屈 辱的历史的描述，诗人看到了祖先的眼睛对自己的凝视，并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你的任务是清理 地基／我的任务是筑居”。无独有偶，在多巴哥诗人艾利克•拉奥克1952年写给兰明的一首诗中，也 出现了建筑者形象。诗云：“我们在古老的甘蔗田里被奴役／我们掉进我们欲望的遗产的陷阱／褐色 的靴子瞧不起黑人／我们是没有传统的建筑师／我们是倒霉的没有基础的建筑工人／我们是没有技 术的测量员，为前方道路作标记。”这首表面看来无奈的诗，实际上反映了当代加勒比作家普遍的自 觉意识，即如何摆脱文化上的依附状态，塑造自己独立的人格，在没有本土传统的后殖民社会中，创 造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文化身份。诗中出现的与筑居有关的系列形象——建筑工人、建筑师、 测量员等，代表了加勒比作家建构自我身份和民族身份的意识的觉醒。
乔治•坎贝尔在《历史制造者》一诗中赞美了女敲石工。在他笔下，女敲石工是“锤子和岩石／疲 倦的孩子制造者”，她们虽然“衣冠不整”，但“大腿粗壮／头脑坚强／弯曲的／坚硬的白色／石头柱子／ 在空洞的天空下／在溪谷的河床中”辛苦地工作着，她们“没有笑容／没有叹息／没有抱怨”，甚至那些 “怀孩子的女人／身穿孕妇服／自愿一起做苦工”，诗人把她们赞美为“命运的打造者／历史的制造 者”。诗人在另一首题为《噢，你建造了一幢房子》的诗中还将房子的建造比喻为妇女生孩子：“……依 照／她内心中见到的幻象／关于她的存在的知识／创造她的整个生活，由外向内”。
多奈尔指出，“对住所和归属的强调成为20世纪50年代许多小说和批评文本的主题”。 事实上，这个主题(意象)一直延伸到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我们注意到，在沃尔科特20世纪 70年代写的自传性长诗《另一生》中，出现了木匠(艺术家)这一形象。“木匠／联结者，忠诚的手艺 工作者，弯腰在工作台上”，他不断地锯着、刨着、削着、凿着，这种直接的、简单的手艺，植根于本土 环境，就像木头来自当地的森林一样。木匠的形象和鲁滨逊•克鲁索有着某种联系，后者也是一个 匠人、创造者和艺术家，在完全陌生的世界里为自己筑居、建基。布莱斯维特在20世纪90年代写 的《祖先》三部曲的“序曲”中，也特别提到了移民的筑居。诗曰：“此刻建设／这些新的村落，你／必须 将唾沫／和着尘土，粪土／唾涎和／汗水：圆的／泥巴墙将竖立／在晨光中／有城墙的城市／从大草原／和 岩石嶙峋的河床上／竖起……”
在当代加勒比小说中，最能体现独立而成熟的筑居者形象的，是奈保尔的小说《毕司沃斯的房 子》中的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主人公从依附到独立，从没有房子、依附于别人的房子，到最终拥有 自己房子的过程，正是加勒比殖民地及后殖民地人民成长过程和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奈保尔对 毕司沃斯先生为获得自己独立的房子展开的人生追求的描写，一方面固然如一些评论家所说，是 “对失去的父亲的寻求和对失去的孩童时代的安全的追求”；另一方面，更是对移位后的自我身 份和价值的重新定位。正如一位印度评论家所说，毕司沃斯先生对房子的寻求实际上是他寻求自 己的地位或面子(his own place/face)的一个隐喻。对于毕司沃斯先生来说，房子不仅仅是一个遮风 避雨之所，更是一个安身立命之地，是他的身份、地位、尊严和人格独立的物质象征。毕司沃斯先生 对房子问题之所以如此在乎，如此敏感，是因为他是一个无根的漂泊者，能否拥有自己的房子，成为 他挥之不去、难以摆脱的心理情结。从小说情节结构上看，已有评论家精辟地指出，在这部小说中， “毕司沃斯先生作为一个人的发展与房子的发展是平行展开的”。毕司沃斯是自己房子的 设计师和建筑师，也是自己人生理想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他从——个不名一文的移民成为一位成功的 记者和作家，最后由于心脏病突发而死于自己的住所。他的经历最好地体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人 作为存在者“建基”、“筑居”和“牺牲”的三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