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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785/j.issn.1008-942X.2011.05.061
［收稿日期］2011-05-0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1-07-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73101）；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点研究项目（REOD0901）
［作者简介］1.张小蒂，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与区域经济研究； 2.姚瑶，女，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与区域经济研究。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 要］民营企业家才能是在中国经济开放与体制转型中出现的一类异质性人力资本。基于1995—2009年东部先发九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各省市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并将其分解为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然后以区域创新中的专利指标及FDI指标为控制变量，考察异质性人力资本——民营企业家才能对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后发现： 以民营企业家才能为主要体现的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显著高于用一般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的人力资本的推动作用。此外，FDI对民营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存在一定的“挤出”与“替代”效应；而企业家才能与区域创新的良性互动则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是中国区域创新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解释变量与动力源。
［关键词］企业家人力资本； 区域创新； 全要素生产率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ship on Chinese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during Globalization
Zhang Xiaodi Yao Yao
（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Private Entrepreneur is the heterogeneous human capital during China's globalization and transi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the eastern 9 developed provinces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5-2009,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of the provinces and decomposes them into efficiency chang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components. After controlling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FDI, we explore the impacts of heterogeneous human capital—private entrepreneur on the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efficiency chang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paper finds thatentrepreneurship is different from the human capital which is measured only by education. It contributes more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esides, FDI substitutes the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ntrepreneurship combined with regional innovation promotes the economic growth. It indicates that entrepreneurship is the cause and motivation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entrepreneurship; regional innova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一、引 言
当代国际新型分工是以进出口诸方在产品生产的多个环节上混合使用多种要素从而组成全球价值链为特征的，不同的国家和企业只从事特定阶段的生产，从而在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上形成特定的分工。这种基于“环”和“链”等层次上诸要素整合后的国际新型分工往往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处于主导地位，即拥有某种市场势力，而我国企业通常处于分工从属地位。参与这些“环节”组合要素的国际分工合作的诸方，其利益分配的多寡取决于各方参与分工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sup】［1］【/sup】。如波特所言，企业要获得高层次竞争优势，必须凭借高级生产要素【sup】［2］【/sup】。而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是简单劳动等初级要素，可能导致“低端锁定”效应和引进技术的“依赖效应”，使我国企业无法将符合要素禀赋发展战略的比较优势转化成比较利益，从而制约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事实上，国内诸多理论往往偏重对“显性”生产要素的研究，而忽视了在我国经济开放与体制转型中存在企业家才能这一“隐性”要素。企业家才能正是我国在参与国际分工中亟待激活与拓展的高级要素，是具有异质性特征的人力资本。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研究的忽略会导致相关理论难以较好解释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及比较优势增进的动力源。
对于企业家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奥地利学派。他们认为企业家才是社会经济过程的主角，该学派代表人物从信息和创新等角度对企业家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米塞斯从信息角度解释企业家才能，认为“普通的工商学院只训练例行工作的低级人员，决训练不出企业家。一个企业家不是训练出来的。一个人之成为企业家，在于把握时机、填补空隙”【sup】［3］【sup】【/sup】410【/sup】。一旦企业家认识到机会并利用机会，那么机会将消失，并触发自发的协调过程，促使经济走向自发的动态均衡。熊彼特从创新角度解释企业家才能，认为企业家创新不是狭义概念上的“技术创新”，而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实行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实现“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sup】［4］【/sup】。Thomsen 认为,“市场的不完善并不会产生新古典意义上的低效，因为不完善会产生潜在的企业家利润机会，企业家在协调过程中发现和抓住这些机会，从而不断驱动市场的运行”【sup】［5］【/sup】【sup】9【/sup】。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发展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强调企业家才能对市场秩序产生自发调整机制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其逻辑推理却一直缺乏根本的经验标准。事实上，对当前中国而言，由于正处在经济开放及体制转型过程中，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使民营企业家资源得到显现，这为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研究与应用提供了现实领域。
然而，中国作为开放经济下的转型大国，其区域（次国家）层面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及市场化进程差距明显，其民营企业家资源的分布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 一般而言，民营企业包含三个层次： 一是广义层次，是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企业的通称；二是内资层次，是广义民营企业减去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后的集体与个体私营及其他混合所有制企业；三是狭义民营层次，指个体私营企业。本文所指的民营企业家是指狭义层次。。东部沿海省份的市场化进程较快，民营企业家资源丰富，这为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及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持，也为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民营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创新的能力。民营企业家创新属于突破式创新，有别于大企业实验室完成的封闭式创新或边际上渐进式的创新【sup】［6］【/sup】。在东部沿海地区，不少民营企业家能够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企业家能洞察市场需求，把握技术水平和研发投入之间的平衡，并能及时按照用户反馈意见改进设计、工艺和服务，从而提高技术成果的转化率。民营企业家正是在发现与利用本地市场资源和创新信息的过程中，实现了规避市场风险和追逐商业利润的统一，在市场偏离均衡水平时寻找并把握商机，并对各类生产信息实行创造性重组,在把握市场信息、引进先进技术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提升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效率。因此，研究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异质性特征，揭示其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机理，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及技术进步，并进一步在全球价值链中强化我国企业的“环节”经营控制权，实现要素整合主体重构及动态比较利益增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转型中开放经济的视角切入，从区域（次国家）层面考察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对经济增长指标的处理则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简称TFP）变动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成分。具体研究方法是采用回归分析两步法： 第一步是估计并分解生产率，第二步是考察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程度、开放度的交互作用对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的影响程度。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描述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比较常见的方法是采用“索洛余值”进行估计，即先建立C-D生产函数，然后采用拟合回归的方式估计待定系数，进而估算出全要素生产率。然而这种方法假定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是恒定不变的，且要素的规模报酬不变，这与现实情况是不符的。事实上，国内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出现逐年递减的趋势，且要素弹性存在明显的区域结构差别，东部地区的资本弹性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采用固定的生产函数来估算全要素生产率会出现较大误差。故本文考虑采用非参数方法，即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TFP进行测度和分解。
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据各观测单元的数据，利用线性规划技术将有效单位线性组合，构造出一个前沿生产面。在给定投入的情况下，各单元的实际产出与该前沿生产面之间的距离就是生产效率。本文将每个省作为一个决策单元，将所有省份构造出一个前沿生产面，并将每个省份的实际生产前沿面与之比较，从而测度技术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为了定义Malmquist生产率指数，需要定义两个时期的距离函数D【sup】t【/sup】【sub】i【/sub】x【sup】t+1【/sup】,y【sup】t+1【/sup】infθ： x【sup】t+1【/sup】,y【sup】t+1【/sup】/θ∈S【sup】t【/sup】。该距离函数测度了在时期t使得x【sup】t+1【/sup】,y【sup】t+1【/sup】技术可行时实际产出发生的最大比例的变化【sup】［7］【/sup】。本文对基于产出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定义为：
M【sup】t【/sup】【sub】i【/sub】D【sup】t【/sup】【sub】i【/sub】x【sup】t+1【/sup】,y【sup】t+1【/sup】/D【sup】t【/sup】【sub】i【/sub】x【sup】t【/sup】,y【sup】t【/sup】（1）
这个指数测度了在时期t的技术条件下，从时期t到t+1的技术效率的变化。同样，可以定义在时期t+1的技术条件下，测度从时期t到t+1的技术效率变化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M【sup】t+1【/sup】【sub】i【/sub】D【sup】t+1【/sup】【sub】i【/sub】x【sup】t+1【/sup】,y【sup】t+1【/sup】/D【sup】t+1【/sup】【sub】i【/sub】x【sup】t【/sup】,y【sup】t【/sup】（2）
可用（1）式和（2）式两个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几何平均值来衡量从时期t到t+1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Malmquist指数。
M【sub】i【/sub】 D【sup】t【/sup】【sub】i【/sub】x【sup】t+1【/sup】,y【sup】t+1【/sup】;x【sup】t【/sup】,y【sup】t【/sup】×【sup】1/2【/sup】
×【sup】1/2【/sup】
ECx【sup】t+1【/sup】,y【sup】t+1【/sup】;x【sup】t【/sup】,y【sup】t【/sup】×TCx【sup】t+1【/sup】,y【sup】t+1【/sup】;x【sup】t【/sup】,y【sup】t【/sup】（3）
其中效率变动EC，技术进步TC×【sup】1/2【/sup】。
当M【sub】i【/sub】x【sup】t+1【/sup】,y【sup】t+1【/sup】;x【sup】t【/sup】,y【sup】t【/sup】大于1时，表明从时期t到t+1全要素生产率是增长的。EC和TC大于、等于、小于1，分别表示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改善、没有变化和退步。
（二）数据说明与描述统计
1.全要素生产率指标
本文所选样本为1995—2009年东部九省市的面板数据，即分别为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东部这九省市的市场化进程为全国前九名 根据樊纲等人的研究，2007年中国市场化指数前九名的省份排序分别为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天津、北京、福建、山东和辽宁。参见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往往民营经济较为发达，民营企业家资源较为丰富。
为测算TFP，需要用到产出值、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数据。其中，产出数据采用各地区实际GDP值，以1995年为基年，采用各年度GDP平减指数折算当年GDP值，得到各年的实际GDP值。劳动投入以各地区从业人员数来衡量。以上数据分别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及各省历年的统计年鉴。
关于资本投入，本文考虑采用固定资产存量值进行估计。有学者认为在估计全要素生产率时将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割裂开来会导致忽视资本投入中本来就蕴含的技术进步——“体现型技术进步”（embodied technical change） 这一重要事实【sup】［8-10］【/sup】。“体现型技术进步”又称为“物化型技术进步”。 一般认为，资本投入可细分为建筑资本投入和设备资本投入。建筑资本投入存在较少的物化型技术进步，而设备资本投入则存在较为明显的物化型技术进步。因此，处理方法为假设建筑资本投入不存在物化型技术进步，而设备资本投入存在物化型技术进步。这样的资本细分方法考虑了资本品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因此，在后续引入生产率的估计中能更为准确地估计技术进步，这样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对于建筑资本存量和设备资本存量的估计分别采用永续盘存法，即：
K【sub】t【/sub】1－δK【sub】t－1【/sub】+I【sub】t【/sub】/P【sub】t【/sub】（4）
其中K【sub】t【/sub】表示第t年年末实际建筑资本存量或设备资本存量，K【sub】t－1【/sub】表示上一年年末实际建筑资本存量或设备资本存量，I【sub】t【/sub】表示第t年的名义建筑资本投资或设备资本投资，P【sub】t【/sub】表示建筑资本投资价格指数或设备资本投资价格指数，δ表示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的折旧率。在计算中，将建筑资本的折旧率定为5%，设备资本折旧率为10%。同样以1995年为基年。基年的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参考吕冰洋的研究，即认为历年设备资本占资本总和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取历年平均值27.7%【sup】［11］【/sup】。总体资本存量值参考张军、吴桂英、张吉鹏的研究成果【sup】［12］【/sup】。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永续盘存法核算历年的资本存量。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的历年投资及价格指数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图1为我国东部九省市1995—2009年设备资本存量的估计值。从图中可以看出，各省市设备资本存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尤其在近几年增幅较快，说明各省市通过引入国外成熟的成套设备，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提高了技术进步水平，提升了增长率。
根据前述的Malmquist指数法，以各地区实际GDP、实际资本存量（包括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存量）和从业人员数分别作为投入指标，利用DEAP 2.1软件计算1995—2009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Malmquist指数及其相应的分解值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表1和表2分别为分省和分年的统计结果。
表1 我国东部九省市1996—2009年分省平均Malmquist指数、效率变动、技术进步的统计结果
注： 表中数据是各省区的算术平均数；TFP、EC、TC是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值即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
表2 我国东部九省市1996—2009年分年平均Malmquist指数、效率变动、技术进步的统计结果
续表2
注： 表中数据是各省区的算术平均数；TFP、EC、TC是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值即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
表1分省结果及表2分年结果均显示TFP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的贡献，而效率变动值基本上在1左右，因而对TFP影响不大。国内外研究也表明，国内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大多归因于技术进步而不是效率变动【sup】［13-15］【/sup】。Fare等认为，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函数前沿的扩展，而效率变动则体现为在技术不变情况下通过“干中学”来实现技术效率的提升【sup】［6］【/sup】。前者体现为对重大技术变革的采用或对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而后者更多地体现为对管理技术的改进或对先进技术消化吸收能力的提高。因而，从表1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动的情况来看，东部九省市都比较注重对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而在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方面做得还不够。
2.基于仅用受教育程度衡量的一般人力资本指标
一般的人力资本仅以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主要指义务教育或学历教育。由于一般受教育程度在度量上存在困难，故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核算。该测度方法只体现参与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并不包含劳动者在实践生产活动中的“干中学”效应。具体计算方法参照Wang和陈钊等研究成果【sup】［16-17］【/sup】。本文将受教育水平简单分为小学H【sub】1t【/sub】、初中H【sub】2t【/sub】、高中（包括中专）H【sub】3t【/sub】和大学（包括大专及研究生以上）H【sub】4t【/sub】，则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H【sub】t【/sub】可表示为：
H【sub】t【/sub】6H【sub】1t【/sub】+9H【sub】2t【/sub】+12H【sub】3t【/sub】+16H【sub】4t【/sub】/pop【sub】【/sub】t（5）
其中pop【sub】【/sub】t为年末总人口数，H【sub】it【/sub】/pop【sub】【/sub】t表示该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然后将各地区从业人员数乘以平均受教育年限，核算出当年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文中用HUM来表示。数据分别来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3.基于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指标
企业家才能有别于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的一般人力资本。不少企业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其经营创办企业则甚为成功，因此，仅仅用受教育程度难以衡量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属于稀缺的特殊生产要素，企业家通过增加要素投入量和提高单位投入量的产出率来促进区域创新及经济增长。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一般人力资本具有如下本质差异： （1）前者是一揽子要素支配者，而后者主要运用单一要素参与经营实践；（2）前者主要从事熊彼特意义上要素整合的创新，具有洞察、捕捉、把握市场机遇的能力，而后者在商业精神与市场直觉方面有所不足；（3）前者在技术、管理等一揽子要素的优化重组中实现“干中学”，而后者仅仅在运用单一要素的实践中进行“干中学”； （4）前者所获取的知识以“诀窍”（know how）为主，后者的知识以“知是”（know what）为主；（5）前者在不确定条件下获取“剩余最大化”，而后者大多为确定条件下获取报酬为主；（6）前者人力资本较难估计，通常需经市场检验后才被社会认可，而后者的人力资本较易通过学历、学位、职称等显性信号来估计，并被社会认可。
至于区域层面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测度，本文采用各地区私营企业家丰度值来衡量企业家人力资本【sup】［18］【/sup】。具体核算时采用各地区每万人口中拥有的私营企业数量来表征私营企业家丰度，用E来表示。笔者将2009年我国东部九省市和全国31个省市（不含港澳台地区）的私营企业家丰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部分指标分别作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检验（表3），发现所有指标都是高度显著的。其中，东部九省市私营企业家丰度与经济发展指标的各项相关系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民营企业家带动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了显著的“富民效应”。
表3 私营企业家丰度对区域经济发展部分指标的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2009）
注： 【sup】**【/sup】、【sup】【/sup】***分别表示在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4.其他指标
创新指标采用各地区专利授权数来衡量。专利授权数作为创新产出指标，主要包括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发明专利三种类别，因而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各地区的创新程度，本文用PAT来表示。在回归分析中,本文还考虑到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用FDI来表示。以上原始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历年各省统计年鉴。
三、回归方法与模型设定
影响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有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技术创新等因素。已有研究在考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时往往仅考虑了以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的人力资本，而忽视了民营企业家才能这一类异质性人力资本。因此，本文将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区别于用受教育水平衡量的一般人力资本，并将这两种不同的人力资本分别对全要素生产率作回归分析，并进行对比分析。
对于本文研究主体东部九省市而言，由于地处沿海地区，分别为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经济特征 2008年东部九省市直接利用外资总额占全国总量的73.16%，2009年东部九省市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总量的89.49%。。本文考虑将FDI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有学者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时采用人力资本与FDI的交互项来表示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吸收来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sup】［19-20］【/sup】。本文沿用此法，将人力资本和FDI的交互作用纳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的分析中。在基于受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的回归方程中交互作用采用HUM×FDI的形式，而在基于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的回归方程中采用E×FDI的形式。
此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因素还有区域创新程度。衡量区域创新程度的指标主要有研发支出、研发存量、地区专利发明申请数或授权数等。研发支出一般作为创新的投入指标，而专利发明申请数或授权数是作为创新的产出指标。笔者在选择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量时认为,区域专利授权数能更好地反映区域创新绩效，因此,将专利授权数（PAT）作为区域创新指标引入回归分析。Griffith等认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强有利于技术吸收能力的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生产率增长，即人力资本是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媒介【sup】［21］【/sup】。而事实上，人力资本的消化吸收能力是具有异质性特征的，即人力资本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起到一定的“门槛”效应。基于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有别于用一般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的人力资本。在民营企业内部，一般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甚至一般管理人员所具备的人力资本都依赖于受教育水平，其对知识的吸收方式为“知是”，而民营企业家所具备的是异质性人力资本，其对知识的吸收方式为“诀窍”。对于不少民营企业而言，很多发明专利是由企业自主完成的，这些专利是民营企业家根据市场需求导向而研发出来的，这些研究发明除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实验室发明之外，还蕴含了民营企业家才能，主要表现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或隐性知识（hidden knowledge），更多地体现为企业家对市场信息的敏锐把握。从企业角度来看，专利的经济效果并不仅仅停留于展品与样品层次，更应是畅销商品层次。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起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因此，本文在回归分析时加入了人力资本和创新指标的交互项，在基于受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和基于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两个模型中分别采用HUM×PAT的形式和E×PAT的形式。
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因素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列出基于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模型 基于受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模型即将基于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模型中的E用HUM取代，下文将两者结果列出比对。，即为：
TFP【sub】【/sub】itf【sub】it【/sub】E【sub】it【/sub】,FDI【sub】【/sub】it,PAT【sub】【/sub】it,E【sub】it【/sub】×FDI【sub】【/sub】it,E【sub】it【/sub】×PAT【sub】【/sub】it （6）
EC【sub】it【/sub】f【sub】it【/sub】E【sub】it【/sub】,FDI【sub】【/sub】it,PAT【sub】【/sub】it,E【sub】it【/sub】×FDI【sub】【/sub】it,E【sub】it【/sub】×PAT【sub】【/sub】it（7）
TC【sub】【/sub】itf【sub】it【/sub】E【sub】it【/sub】,FDI【sub】【/sub】it,PAT【sub】【/sub】it,E【sub】it【/sub】×FDI【sub】【/sub】it,E【sub】it【/sub】×PAT【sub】【/sub】it（8）
对方程两边取对数Wooldridge认为，当数据并非多数为0时，使用log（1+y），并将估计值作为对变量log（y）的解释，通常是可以接受的。因而，因变量TFP取对数采用log（1+TFP）的形式，同理,对EC、TC亦然，可参见J.M.Wooldridge,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Cincinnati：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2000。，得到最终理论模型为：
lnTFP【sub】【/sub】it β【sub】1【/sub】lnE【sub】it【/sub】+β【sub】2【/sub】lnFDI【sub】【/sub】it+β【sub】3【/sub】lnPAT【sub】【/sub】it+β【sub】4【/sub】lnE【sub】it【/sub】×lnFDI【sub】【/sub】it+β【sub】5【/sub】lnE【sub】it【/sub】×lnPAT【sub】【/sub】it
+α【sub】i【/sub】+λ【sub】t【/sub】+ξ【sub】it【/sub】（9）
lnEC【sub】【/sub】itβ【sub】1【/sub】lnE【sub】it【/sub】+β【sub】2【/sub】lnFDI【sub】【/sub】it+β【sub】3【/sub】lnPAT【sub】【/sub】it+β【sub】4【/sub】lnE【sub】it【/sub】×lnFDI【sub】【/sub】it+β【sub】5【/sub】lnE【sub】it【/sub】×lnPAT【sub】【/sub】it
+α【sub】i【/sub】+λ【sub】t【/sub】+ξ【sub】it【/sub】（10）
lnTC【sub】【/sub】itβ【sub】1【/sub】lnE【sub】it【/sub】+β【sub】2【/sub】lnFDI【sub】【/sub】it+β【sub】3【/sub】lnPAT【sub】【/sub】it+β【sub】4【/sub】lnE【sub】it【/sub】×lnFDI【sub】【/sub】it+β【sub】5【/sub】lnE【sub】it【/sub】×lnPAT【sub】【/sub】it
+α【sub】i【/sub】+λ【sub】t【/sub】+ξ【sub】it【/sub】（11）
其中β【sub】1【/sub】—β【sub】5【/sub】分别表示相应变量的TFP弹性、EC弹性及TC弹性，α【sub】i【/sub】和λ【sub】t【/sub】分别表示截面和时间效应，ξ【sub】it【/sub】～I.I.D.0，Ω是随机扰动项。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前，考虑到采用非平稳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会导致“伪回归”问题，因而先对面板数据各截面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分别利用Levin-lin-chu 检验、ADF-Fisher 检验和PP-Fisher检验进行检验。前者为同质单位根检验，即认为各截面序列具有相同的单位根过程；后两者为异质单位根检验，即允许面板数据中的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过程。如果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则表明回归残差是平稳序列，不存在“伪回归”问题。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表4），面板数据各截面序列的一阶差分都通过了检验，表明是平稳序列，可采用面板最小二乘的方法进行估计。
表4 解释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sup】【/sup】***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为避免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性，本文回归考虑采用FGLS（cross-section SUR）的方法来实现。回归估计采用Eviews 5.1软件。回归结果见表5：
表5 模型回归结果（FGLS）
注： （1） 模型1和模型2分别为基于一般受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模型和基于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模型。
（2） 【sup】*【/sup】、【sup】**【/sup】、【sup】【/sup】***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3） FDI偏效应和PAT偏效应为笔者根据回归结果计算而得，具体计算方法可参见J.M.Wooldridge,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A Modern Approach,Cincinnati：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 2000。
表5分别列出了基于一般受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模型和基于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模型的回归结果。在两个模型中，两种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效率变动以及技术进步的正面促进效应都非常显著。其中，人力资本对效率变动的提升体现为企业经济效率和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干中学”效应得到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提升体现为区域技术前沿的推进，从而使区域整体的技术水平得到提高。这说明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了“干中学”效应的发挥，且有利于提高区域内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消化吸收的能力，从而拉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的提升和技术前沿的推进。
在模型1中，基于一般受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弹性值分别为0.067，0.070和0.076。而在基于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的模型2中，企业家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弹性值分别达到0.168、0.201和0.164，说明企业家人力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分别拉动0.168、0.201和0.164个百分点，均明显高于模型1中一般受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的弹性值。可见，企业家才能对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显著高于用一般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的人力资本。根据前文对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概念的定义，上述结果表明，企业家才能有利于企业经济效率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实现“干中学”效应；同时，企业家才能还有利于实现一揽子要素的整合创新，从而提高区域整体的技术水平。
民营企业家的作用不仅停留于静态层面。从动态角度看，民营企业家对区域经济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扩散”效应，产生了一个“企业家呼唤企业家”的正反馈机制。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正向累积促进了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并推动了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FDI和专利授权数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要同时考虑到单变量回归结果以及交叉项回归结果。企业家作用取对数后的均值为3.739，再据此算出FDI和专利授权数对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偏效应。根据计算结果，模型1中人力资本和FDI的交互作用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都产生了积极作用，而在模型2中，企业家人力资本和FDI的交互作用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效率变动的效应为负，对技术进步的效应为正。这说明技术进步的正效应要小于效率变动的负效应，因而企业家人力资本和FDI的交互作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程度为负。笔者认为，这个结果是合理的。近年来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引进在很大程度上对私营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形成了一定的替代作用，即外商直接投资对民营企业的技术外溢及“示范效应”并不明显。有学者认为FDI会阻碍内资企业通过研发来缩小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差距的努力【sup】［22］【/sup】。Poncet等在对中国内地企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啄食理论”（political pecking order theory），他们认为，国内的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对私营企业在信贷配给及资源利用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sup】［23］【/sup】。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可导致民营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受到某种抑制Baumol认为，企业家职能的配置取决于相对社会支付。当企业家的生产性努力（productive activities）受到抑制时会转向寻租等非生产性努力（unproductive activities），具体请参见W.J.Baumol,″Entrepreneurship：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No.5（1990）,pp.893-921。 。
再看人力资本和作为创新指标的地区专利授权数对经济增长的偏效应，计算方法同前。根据回归结果，模型1中用一般受教育水平来衡量的人力资本和创新的交互作用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均不显著。而在模型2中，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创新的交互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效率变动呈正面促进效应。可以认为，民营企业家才能明显区别于一般人力资本，民营企业家才能和区域创新活动存在一定程度的良性互动。随着区域创新程度的提高，区域专利授权数大幅提升，民营企业家通过购买或自主研发所获得的专利提升了企业绩效及技术水平，同时促进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推动了该地区的技术进步。以创新程度较高的江浙地区为例。从创新的总量来看，2009年江苏和浙江的专利授权数分别达到87286项和79945项，而全国平均专利授权数为15593项。从创新的人均数据来看，江浙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授权数分别达到11.3项与15.4项，而全国平均值仅为3.5项。从创新的结构来看，江浙专利授权数中的发明专利数分别达到5322项与4818项，而全国平均仅为1887项。因而，无论从总量、人均还是结构数据来看，江浙两省的创新绩效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江浙两省的私营企业家丰度是全国最高的两个省份。可见，江浙两省的民营企业家很好地把握并利用了市场创新的契机。事实上，民营企业家既是“一揽子要素”的支配者，更是信息利用和传播的主体，企业家在信息利用和传播的过程中已经实现了对信息的有效 “筛选”和“甄别”。近年来，江浙一带不少具有商业头脑和市场直觉的民营企业家擅长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他们通过实行“星期天工程师”的方式或与地方高校构建产学研平台的方式吸引技术人才，实现人才的“柔性”流动。即通过市场买“脑袋”，在货币资本拥有方和人才资本拥有方之间形成有效的纽带，从而降低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技术创新的成功率。因而，民营企业家才能拓展与区域自主创新实现了良性互动，在提升自身企业绩效的同时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与比较优势的增进。
五、 结论与政策含义
民营企业家是“一揽子要素”的支配者。在经济开放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作用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已大为提升。民营企业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日益深化，因而其要素主体的重构及要素配置创新的实现亟待进一步显化。本文对我国东部九省市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高于用一般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的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不仅提升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还促进了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其中，企业家人力资本对效率变动的提升体现为企业经济效率和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干中学”效应得到进一步发挥；企业家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提升体现为一揽子要素的整合创新，从而提高区域整体的技术水平。因此，民营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和FDI的交互作用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变动及技术进步的影响为负，即FDI的引入对民营企业家才能的发挥造成一定的替代作用，对民营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因此，应避免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竞相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等过度竞争行为，进一步提升开放经济的质量。
3.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创新的交互作用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效率变动的正面促进影响显著，即民营企业家才能拓展和区域自主创新可实现良性互动。民营企业家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减少了研发的风险性，提高了创新的成功率，在提升自身企业绩效的同时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民营企业家的潜能得到激活与拓展是区域经济发展及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比较利益得到进一步实现的关键。
民营企业家潜能要想得到进一步拓展，区域经济得到持续增长，需要进一步实现物资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有效结合。以往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内嵌于设备资本中的体现型技术进步，导致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中忽视了资本积累本身所蕴含的技术进步因素。而通过企业家适时引进国外成套设备，可进一步增强企业家“干中学”效应，从而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实现区域经济更好的发展及比较利益的增进。
民营企业家潜能要得到进一步拓展的关键还在于企业家如何选择适宜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Acemoglu和Zilibotti认为，当一国所采用的技术和本国要素禀赋结构不匹配时就会产生生产率的差异【sup】［24］【/sup】。发展中国家要取得发展必须遵循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同时选择适宜技术，并使其与本国要素禀赋相匹配，而没有必要选择发达国家最为先进的技术【sup】［25-26］【/sup】。民营企业家才能作为一种异质性人力资本，具有选择适宜技术进而进行技术创新的内生激励。民营企业家的创新过程主要依托一揽子要素的优化配置而获取要素整合的创新。这是一个在面临资金约束、成本约束及市场研发风险等制约下选择与市场需求吻合之适宜技术的过程。民营企业家显然不是“被动接受”先进技术，而是“主动寻求”先进适宜技术。一般而言，先进适宜技术的“适宜性”体现在三个层次： 一是该类技术运用成本与预期收益相平衡的适宜性，二是自身对该类技术消化吸收能力的适宜性，三是该类技术与市场需求相吻合的适宜性。民营企业家选择先进适宜技术的方式包括选择以市场为导向的专利购买或实现“星期天工程师”这样“以市场换脑袋”的人才柔性流动。通过企业家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民营企业家在实现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提高的同时，实现了与区域创新的良性互动，产生了地区“富民效应”。这样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符合要素禀赋结构“顺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民营企业家潜能要得到进一步拓展还依赖于市场化制度的保障。市场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这和该地区民营企业家的资源丰裕高度相关。可见，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促进了民营企业家的形成、成长和发展。市场化对潜在的民营企业家提供了一个自我试错、自我甄别、社会发现的“显化”途径，有利于民营企业家资源的激活和拓展。企业家才能的显化不仅需要现代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先进管理经验的采用，还需要一个良好制度环境的保障。这样的制度支撑不仅包括产权保护、专利保护等一系列正式制度，还需要企业家文化的传播、企业家责任的信仰支持和社会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支持。正如吴敬琏所言，“制度高于技术”。进一步深化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改革，可为民营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并促使民营企业家潜能得到进一步激活与拓展。这对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及比较利益的进一步增进具有重要意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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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05-0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1-07-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73101）；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点研究项目（REOD0901）
［作者简介］1.张小蒂，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与区域经济研究； 2.姚瑶，女，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与区域经济研究。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 要］民营企业家才能是在中国经济开放与体制转型中出现的一类异质性人力资本。基于1995—2009年东部先发九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各省市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并将其分解为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然后以区域创新中的专利指标及FDI指标为控制变量，考察异质性人力资本——民营企业家才能对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后发现： 以民营企业家才能为主要体现的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显著高于用一般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的人力资本的推动作用。此外，FDI对民营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存在一定的“挤出”与“替代”效应；而企业家才能与区域创新的良性互动则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是中国区域创新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解释变量与动力源。
［关键词］企业家人力资本； 区域创新； 全要素生产率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ship on Chinese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during Globalization
Zhang Xiaodi Yao Yao
（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Private Entrepreneur is the heterogeneous human capital during China's globalization and transi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the eastern 9 developed provinces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5-2009,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of the provinces and decomposes them into efficiency chang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components. After controlling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FDI, we explore the impacts of heterogeneous human capital—private entrepreneur on the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efficiency chang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paper finds thatentrepreneurship is different from the human capital which is measured only by education. It contributes more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esides, FDI substitutes the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ntrepreneurship combined with regional innovation promotes the economic growth. It indicates that entrepreneurship is the cause and motivation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entrepreneurship; regional innova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一、引 言
当代国际新型分工是以进出口诸方在产品生产的多个环节上混合使用多种要素从而组成全球价值链为特征的，不同的国家和企业只从事特定阶段的生产，从而在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上形成特定的分工。这种基于“环”和“链”等层次上诸要素整合后的国际新型分工往往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处于主导地位，即拥有某种市场势力，而我国企业通常处于分工从属地位。参与这些“环节”组合要素的国际分工合作的诸方，其利益分配的多寡取决于各方参与分工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sup】［1］【/sup】。如波特所言，企业要获得高层次竞争优势，必须凭借高级生产要素【sup】［2］【/sup】。而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是简单劳动等初级要素，可能导致“低端锁定”效应和引进技术的“依赖效应”，使我国企业无法将符合要素禀赋发展战略的比较优势转化成比较利益，从而制约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事实上，国内诸多理论往往偏重对“显性”生产要素的研究，而忽视了在我国经济开放与体制转型中存在企业家才能这一“隐性”要素。企业家才能正是我国在参与国际分工中亟待激活与拓展的高级要素，是具有异质性特征的人力资本。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研究的忽略会导致相关理论难以较好解释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及比较优势增进的动力源。
对于企业家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奥地利学派。他们认为企业家才是社会经济过程的主角，该学派代表人物从信息和创新等角度对企业家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米塞斯从信息角度解释企业家才能，认为“普通的工商学院只训练例行工作的低级人员，决训练不出企业家。一个企业家不是训练出来的。一个人之成为企业家，在于把握时机、填补空隙”【sup】［3］【sup】【/sup】410【/sup】。一旦企业家认识到机会并利用机会，那么机会将消失，并触发自发的协调过程，促使经济走向自发的动态均衡。熊彼特从创新角度解释企业家才能，认为企业家创新不是狭义概念上的“技术创新”，而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实行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实现“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sup】［4］【/sup】。Thomsen 认为,“市场的不完善并不会产生新古典意义上的低效，因为不完善会产生潜在的企业家利润机会，企业家在协调过程中发现和抓住这些机会，从而不断驱动市场的运行”【sup】［5］【/sup】【sup】9【/sup】。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发展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强调企业家才能对市场秩序产生自发调整机制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其逻辑推理却一直缺乏根本的经验标准。事实上，对当前中国而言，由于正处在经济开放及体制转型过程中，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使民营企业家资源得到显现，这为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研究与应用提供了现实领域。
然而，中国作为开放经济下的转型大国，其区域（次国家）层面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及市场化进程差距明显，其民营企业家资源的分布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 一般而言，民营企业包含三个层次： 一是广义层次，是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企业的通称；二是内资层次，是广义民营企业减去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后的集体与个体私营及其他混合所有制企业；三是狭义民营层次，指个体私营企业。本文所指的民营企业家是指狭义层次。。东部沿海省份的市场化进程较快，民营企业家资源丰富，这为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及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持，也为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民营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创新的能力。民营企业家创新属于突破式创新，有别于大企业实验室完成的封闭式创新或边际上渐进式的创新【sup】［6］【/sup】。在东部沿海地区，不少民营企业家能够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企业家能洞察市场需求，把握技术水平和研发投入之间的平衡，并能及时按照用户反馈意见改进设计、工艺和服务，从而提高技术成果的转化率。民营企业家正是在发现与利用本地市场资源和创新信息的过程中，实现了规避市场风险和追逐商业利润的统一，在市场偏离均衡水平时寻找并把握商机，并对各类生产信息实行创造性重组,在把握市场信息、引进先进技术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提升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效率。因此，研究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异质性特征，揭示其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机理，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及技术进步，并进一步在全球价值链中强化我国企业的“环节”经营控制权，实现要素整合主体重构及动态比较利益增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转型中开放经济的视角切入，从区域（次国家）层面考察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对经济增长指标的处理则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简称TFP）变动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成分。具体研究方法是采用回归分析两步法： 第一步是估计并分解生产率，第二步是考察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程度、开放度的交互作用对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的影响程度。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描述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比较常见的方法是采用“索洛余值”进行估计，即先建立C-D生产函数，然后采用拟合回归的方式估计待定系数，进而估算出全要素生产率。然而这种方法假定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是恒定不变的，且要素的规模报酬不变，这与现实情况是不符的。事实上，国内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出现逐年递减的趋势，且要素弹性存在明显的区域结构差别，东部地区的资本弹性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采用固定的生产函数来估算全要素生产率会出现较大误差。故本文考虑采用非参数方法，即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TFP进行测度和分解。
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据各观测单元的数据，利用线性规划技术将有效单位线性组合，构造出一个前沿生产面。在给定投入的情况下，各单元的实际产出与该前沿生产面之间的距离就是生产效率。本文将每个省作为一个决策单元，将所有省份构造出一个前沿生产面，并将每个省份的实际生产前沿面与之比较，从而测度技术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为了定义Malmquist生产率指数，需要定义两个时期的距离函数D【sup】t【/sup】【sub】i【/sub】x【sup】t+1【/sup】,y【sup】t+1【/sup】infθ： x【sup】t+1【/sup】,y【sup】t+1【/sup】/θ∈S【sup】t【/sup】。该距离函数测度了在时期t使得x【sup】t+1【/sup】,y【sup】t+1【/sup】技术可行时实际产出发生的最大比例的变化【sup】［7］【/sup】。本文对基于产出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定义为：
M【sup】t【/sup】【sub】i【/sub】D【sup】t【/sup】【sub】i【/sub】x【sup】t+1【/sup】,y【sup】t+1【/sup】/D【sup】t【/sup】【sub】i【/sub】x【sup】t【/sup】,y【sup】t【/sup】（1）
这个指数测度了在时期t的技术条件下，从时期t到t+1的技术效率的变化。同样，可以定义在时期t+1的技术条件下，测度从时期t到t+1的技术效率变化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M【sup】t+1【/sup】【sub】i【/sub】D【sup】t+1【/sup】【sub】i【/sub】x【sup】t+1【/sup】,y【sup】t+1【/sup】/D【sup】t+1【/sup】【sub】i【/sub】x【sup】t【/sup】,y【sup】t【/sup】（2）
可用（1）式和（2）式两个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几何平均值来衡量从时期t到t+1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Malmquist指数。
M【sub】i【/sub】 D【sup】t【/sup】【sub】i【/sub】x【sup】t+1【/sup】,y【sup】t+1【/sup】;x【sup】t【/sup】,y【sup】t【/sup】×【sup】1/2【/sup】
×【sup】1/2【/sup】
ECx【sup】t+1【/sup】,y【sup】t+1【/sup】;x【sup】t【/sup】,y【sup】t【/sup】×TCx【sup】t+1【/sup】,y【sup】t+1【/sup】;x【sup】t【/sup】,y【sup】t【/sup】（3）
其中效率变动EC，技术进步TC×【sup】1/2【/sup】。
当M【sub】i【/sub】x【sup】t+1【/sup】,y【sup】t+1【/sup】;x【sup】t【/sup】,y【sup】t【/sup】大于1时，表明从时期t到t+1全要素生产率是增长的。EC和TC大于、等于、小于1，分别表示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改善、没有变化和退步。
（二）数据说明与描述统计
1.全要素生产率指标
本文所选样本为1995—2009年东部九省市的面板数据，即分别为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东部这九省市的市场化进程为全国前九名 根据樊纲等人的研究，2007年中国市场化指数前九名的省份排序分别为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天津、北京、福建、山东和辽宁。参见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往往民营经济较为发达，民营企业家资源较为丰富。
为测算TFP，需要用到产出值、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数据。其中，产出数据采用各地区实际GDP值，以1995年为基年，采用各年度GDP平减指数折算当年GDP值，得到各年的实际GDP值。劳动投入以各地区从业人员数来衡量。以上数据分别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及各省历年的统计年鉴。
关于资本投入，本文考虑采用固定资产存量值进行估计。有学者认为在估计全要素生产率时将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割裂开来会导致忽视资本投入中本来就蕴含的技术进步——“体现型技术进步”（embodied technical change） 这一重要事实【sup】［8-10］【/sup】。“体现型技术进步”又称为“物化型技术进步”。 一般认为，资本投入可细分为建筑资本投入和设备资本投入。建筑资本投入存在较少的物化型技术进步，而设备资本投入则存在较为明显的物化型技术进步。因此，处理方法为假设建筑资本投入不存在物化型技术进步，而设备资本投入存在物化型技术进步。这样的资本细分方法考虑了资本品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因此，在后续引入生产率的估计中能更为准确地估计技术进步，这样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对于建筑资本存量和设备资本存量的估计分别采用永续盘存法，即：
K【sub】t【/sub】1－δK【sub】t－1【/sub】+I【sub】t【/sub】/P【sub】t【/sub】（4）
其中K【sub】t【/sub】表示第t年年末实际建筑资本存量或设备资本存量，K【sub】t－1【/sub】表示上一年年末实际建筑资本存量或设备资本存量，I【sub】t【/sub】表示第t年的名义建筑资本投资或设备资本投资，P【sub】t【/sub】表示建筑资本投资价格指数或设备资本投资价格指数，δ表示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的折旧率。在计算中，将建筑资本的折旧率定为5%，设备资本折旧率为10%。同样以1995年为基年。基年的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参考吕冰洋的研究，即认为历年设备资本占资本总和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取历年平均值27.7%【sup】［11］【/sup】。总体资本存量值参考张军、吴桂英、张吉鹏的研究成果【sup】［12］【/sup】。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永续盘存法核算历年的资本存量。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的历年投资及价格指数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图1为我国东部九省市1995—2009年设备资本存量的估计值。从图中可以看出，各省市设备资本存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尤其在近几年增幅较快，说明各省市通过引入国外成熟的成套设备，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提高了技术进步水平，提升了增长率。
根据前述的Malmquist指数法，以各地区实际GDP、实际资本存量（包括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存量）和从业人员数分别作为投入指标，利用DEAP 2.1软件计算1995—2009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Malmquist指数及其相应的分解值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表1和表2分别为分省和分年的统计结果。
表1 我国东部九省市1996—2009年分省平均Malmquist指数、效率变动、技术进步的统计结果
注： 表中数据是各省区的算术平均数；TFP、EC、TC是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值即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
表2 我国东部九省市1996—2009年分年平均Malmquist指数、效率变动、技术进步的统计结果
续表2
注： 表中数据是各省区的算术平均数；TFP、EC、TC是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值即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
表1分省结果及表2分年结果均显示TFP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的贡献，而效率变动值基本上在1左右，因而对TFP影响不大。国内外研究也表明，国内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大多归因于技术进步而不是效率变动【sup】［13-15］【/sup】。Fare等认为，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函数前沿的扩展，而效率变动则体现为在技术不变情况下通过“干中学”来实现技术效率的提升【sup】［6］【/sup】。前者体现为对重大技术变革的采用或对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而后者更多地体现为对管理技术的改进或对先进技术消化吸收能力的提高。因而，从表1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动的情况来看，东部九省市都比较注重对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而在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方面做得还不够。
2.基于仅用受教育程度衡量的一般人力资本指标
一般的人力资本仅以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主要指义务教育或学历教育。由于一般受教育程度在度量上存在困难，故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核算。该测度方法只体现参与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并不包含劳动者在实践生产活动中的“干中学”效应。具体计算方法参照Wang和陈钊等研究成果【sup】［16-17］【/sup】。本文将受教育水平简单分为小学H【sub】1t【/sub】、初中H【sub】2t【/sub】、高中（包括中专）H【sub】3t【/sub】和大学（包括大专及研究生以上）H【sub】4t【/sub】，则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H【sub】t【/sub】可表示为：
H【sub】t【/sub】6H【sub】1t【/sub】+9H【sub】2t【/sub】+12H【sub】3t【/sub】+16H【sub】4t【/sub】/pop【sub】【/sub】t（5）
其中pop【sub】【/sub】t为年末总人口数，H【sub】it【/sub】/pop【sub】【/sub】t表示该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然后将各地区从业人员数乘以平均受教育年限，核算出当年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文中用HUM来表示。数据分别来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3.基于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指标
企业家才能有别于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的一般人力资本。不少企业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其经营创办企业则甚为成功，因此，仅仅用受教育程度难以衡量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属于稀缺的特殊生产要素，企业家通过增加要素投入量和提高单位投入量的产出率来促进区域创新及经济增长。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一般人力资本具有如下本质差异： （1）前者是一揽子要素支配者，而后者主要运用单一要素参与经营实践；（2）前者主要从事熊彼特意义上要素整合的创新，具有洞察、捕捉、把握市场机遇的能力，而后者在商业精神与市场直觉方面有所不足；（3）前者在技术、管理等一揽子要素的优化重组中实现“干中学”，而后者仅仅在运用单一要素的实践中进行“干中学”； （4）前者所获取的知识以“诀窍”（know how）为主，后者的知识以“知是”（know what）为主；（5）前者在不确定条件下获取“剩余最大化”，而后者大多为确定条件下获取报酬为主；（6）前者人力资本较难估计，通常需经市场检验后才被社会认可，而后者的人力资本较易通过学历、学位、职称等显性信号来估计，并被社会认可。
至于区域层面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测度，本文采用各地区私营企业家丰度值来衡量企业家人力资本【sup】［18］【/sup】。具体核算时采用各地区每万人口中拥有的私营企业数量来表征私营企业家丰度，用E来表示。笔者将2009年我国东部九省市和全国31个省市（不含港澳台地区）的私营企业家丰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部分指标分别作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检验（表3），发现所有指标都是高度显著的。其中，东部九省市私营企业家丰度与经济发展指标的各项相关系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民营企业家带动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了显著的“富民效应”。
表3 私营企业家丰度对区域经济发展部分指标的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2009）
注： 【sup】**【/sup】、【sup】【/sup】***分别表示在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4.其他指标
创新指标采用各地区专利授权数来衡量。专利授权数作为创新产出指标，主要包括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发明专利三种类别，因而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各地区的创新程度，本文用PAT来表示。在回归分析中,本文还考虑到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用FDI来表示。以上原始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历年各省统计年鉴。
三、回归方法与模型设定
影响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有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技术创新等因素。已有研究在考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时往往仅考虑了以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的人力资本，而忽视了民营企业家才能这一类异质性人力资本。因此，本文将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区别于用受教育水平衡量的一般人力资本，并将这两种不同的人力资本分别对全要素生产率作回归分析，并进行对比分析。
对于本文研究主体东部九省市而言，由于地处沿海地区，分别为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经济特征 2008年东部九省市直接利用外资总额占全国总量的73.16%，2009年东部九省市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总量的89.49%。。本文考虑将FDI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有学者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时采用人力资本与FDI的交互项来表示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吸收来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sup】［19-20］【/sup】。本文沿用此法，将人力资本和FDI的交互作用纳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的分析中。在基于受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的回归方程中交互作用采用HUM×FDI的形式，而在基于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的回归方程中采用E×FDI的形式。
此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因素还有区域创新程度。衡量区域创新程度的指标主要有研发支出、研发存量、地区专利发明申请数或授权数等。研发支出一般作为创新的投入指标，而专利发明申请数或授权数是作为创新的产出指标。笔者在选择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量时认为,区域专利授权数能更好地反映区域创新绩效，因此,将专利授权数（PAT）作为区域创新指标引入回归分析。Griffith等认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强有利于技术吸收能力的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生产率增长，即人力资本是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媒介【sup】［21］【/sup】。而事实上，人力资本的消化吸收能力是具有异质性特征的，即人力资本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起到一定的“门槛”效应。基于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有别于用一般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的人力资本。在民营企业内部，一般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甚至一般管理人员所具备的人力资本都依赖于受教育水平，其对知识的吸收方式为“知是”，而民营企业家所具备的是异质性人力资本，其对知识的吸收方式为“诀窍”。对于不少民营企业而言，很多发明专利是由企业自主完成的，这些专利是民营企业家根据市场需求导向而研发出来的，这些研究发明除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实验室发明之外，还蕴含了民营企业家才能，主要表现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或隐性知识（hidden knowledge），更多地体现为企业家对市场信息的敏锐把握。从企业角度来看，专利的经济效果并不仅仅停留于展品与样品层次，更应是畅销商品层次。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起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因此，本文在回归分析时加入了人力资本和创新指标的交互项，在基于受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和基于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两个模型中分别采用HUM×PAT的形式和E×PAT的形式。
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因素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列出基于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模型 基于受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模型即将基于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模型中的E用HUM取代，下文将两者结果列出比对。，即为：
TFP【sub】【/sub】itf【sub】it【/sub】E【sub】it【/sub】,FDI【sub】【/sub】it,PAT【sub】【/sub】it,E【sub】it【/sub】×FDI【sub】【/sub】it,E【sub】it【/sub】×PAT【sub】【/sub】it （6）
EC【sub】it【/sub】f【sub】it【/sub】E【sub】it【/sub】,FDI【sub】【/sub】it,PAT【sub】【/sub】it,E【sub】it【/sub】×FDI【sub】【/sub】it,E【sub】it【/sub】×PAT【sub】【/sub】it（7）
TC【sub】【/sub】itf【sub】it【/sub】E【sub】it【/sub】,FDI【sub】【/sub】it,PAT【sub】【/sub】it,E【sub】it【/sub】×FDI【sub】【/sub】it,E【sub】it【/sub】×PAT【sub】【/sub】it（8）
对方程两边取对数Wooldridge认为，当数据并非多数为0时，使用log（1+y），并将估计值作为对变量log（y）的解释，通常是可以接受的。因而，因变量TFP取对数采用log（1+TFP）的形式，同理,对EC、TC亦然，可参见J.M.Wooldridge,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Cincinnati：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2000。，得到最终理论模型为：
lnTFP【sub】【/sub】it β【sub】1【/sub】lnE【sub】it【/sub】+β【sub】2【/sub】lnFDI【sub】【/sub】it+β【sub】3【/sub】lnPAT【sub】【/sub】it+β【sub】4【/sub】lnE【sub】it【/sub】×lnFDI【sub】【/sub】it+β【sub】5【/sub】lnE【sub】it【/sub】×lnPAT【sub】【/sub】it
+α【sub】i【/sub】+λ【sub】t【/sub】+ξ【sub】it【/sub】（9）
lnEC【sub】【/sub】itβ【sub】1【/sub】lnE【sub】it【/sub】+β【sub】2【/sub】lnFDI【sub】【/sub】it+β【sub】3【/sub】lnPAT【sub】【/sub】it+β【sub】4【/sub】lnE【sub】it【/sub】×lnFDI【sub】【/sub】it+β【sub】5【/sub】lnE【sub】it【/sub】×lnPAT【sub】【/sub】it
+α【sub】i【/sub】+λ【sub】t【/sub】+ξ【sub】it【/sub】（10）
lnTC【sub】【/sub】itβ【sub】1【/sub】lnE【sub】it【/sub】+β【sub】2【/sub】lnFDI【sub】【/sub】it+β【sub】3【/sub】lnPAT【sub】【/sub】it+β【sub】4【/sub】lnE【sub】it【/sub】×lnFDI【sub】【/sub】it+β【sub】5【/sub】lnE【sub】it【/sub】×lnPAT【sub】【/sub】it
+α【sub】i【/sub】+λ【sub】t【/sub】+ξ【sub】it【/sub】（11）
其中β【sub】1【/sub】—β【sub】5【/sub】分别表示相应变量的TFP弹性、EC弹性及TC弹性，α【sub】i【/sub】和λ【sub】t【/sub】分别表示截面和时间效应，ξ【sub】it【/sub】～I.I.D.0，Ω是随机扰动项。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前，考虑到采用非平稳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会导致“伪回归”问题，因而先对面板数据各截面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分别利用Levin-lin-chu 检验、ADF-Fisher 检验和PP-Fisher检验进行检验。前者为同质单位根检验，即认为各截面序列具有相同的单位根过程；后两者为异质单位根检验，即允许面板数据中的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过程。如果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则表明回归残差是平稳序列，不存在“伪回归”问题。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表4），面板数据各截面序列的一阶差分都通过了检验，表明是平稳序列，可采用面板最小二乘的方法进行估计。
表4 解释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sup】【/sup】***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为避免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性，本文回归考虑采用FGLS（cross-section SUR）的方法来实现。回归估计采用Eviews 5.1软件。回归结果见表5：
表5 模型回归结果（FGLS）
注： （1） 模型1和模型2分别为基于一般受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模型和基于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模型。
（2） 【sup】*【/sup】、【sup】**【/sup】、【sup】【/sup】***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3） FDI偏效应和PAT偏效应为笔者根据回归结果计算而得，具体计算方法可参见J.M.Wooldridge,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A Modern Approach,Cincinnati：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 2000。
表5分别列出了基于一般受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模型和基于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模型的回归结果。在两个模型中，两种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效率变动以及技术进步的正面促进效应都非常显著。其中，人力资本对效率变动的提升体现为企业经济效率和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干中学”效应得到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提升体现为区域技术前沿的推进，从而使区域整体的技术水平得到提高。这说明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了“干中学”效应的发挥，且有利于提高区域内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消化吸收的能力，从而拉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的提升和技术前沿的推进。
在模型1中，基于一般受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弹性值分别为0.067，0.070和0.076。而在基于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的模型2中，企业家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弹性值分别达到0.168、0.201和0.164，说明企业家人力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分别拉动0.168、0.201和0.164个百分点，均明显高于模型1中一般受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的弹性值。可见，企业家才能对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显著高于用一般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的人力资本。根据前文对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概念的定义，上述结果表明，企业家才能有利于企业经济效率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实现“干中学”效应；同时，企业家才能还有利于实现一揽子要素的整合创新，从而提高区域整体的技术水平。
民营企业家的作用不仅停留于静态层面。从动态角度看，民营企业家对区域经济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扩散”效应，产生了一个“企业家呼唤企业家”的正反馈机制。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正向累积促进了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并推动了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FDI和专利授权数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要同时考虑到单变量回归结果以及交叉项回归结果。企业家作用取对数后的均值为3.739，再据此算出FDI和专利授权数对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偏效应。根据计算结果，模型1中人力资本和FDI的交互作用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都产生了积极作用，而在模型2中，企业家人力资本和FDI的交互作用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效率变动的效应为负，对技术进步的效应为正。这说明技术进步的正效应要小于效率变动的负效应，因而企业家人力资本和FDI的交互作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程度为负。笔者认为，这个结果是合理的。近年来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引进在很大程度上对私营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形成了一定的替代作用，即外商直接投资对民营企业的技术外溢及“示范效应”并不明显。有学者认为FDI会阻碍内资企业通过研发来缩小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差距的努力【sup】［22］【/sup】。Poncet等在对中国内地企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啄食理论”（political pecking order theory），他们认为，国内的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对私营企业在信贷配给及资源利用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sup】［23］【/sup】。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可导致民营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受到某种抑制Baumol认为，企业家职能的配置取决于相对社会支付。当企业家的生产性努力（productive activities）受到抑制时会转向寻租等非生产性努力（unproductive activities），具体请参见W.J.Baumol,″Entrepreneurship：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No.5（1990）,pp.893-921。 。
再看人力资本和作为创新指标的地区专利授权数对经济增长的偏效应，计算方法同前。根据回归结果，模型1中用一般受教育水平来衡量的人力资本和创新的交互作用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均不显著。而在模型2中，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创新的交互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效率变动呈正面促进效应。可以认为，民营企业家才能明显区别于一般人力资本，民营企业家才能和区域创新活动存在一定程度的良性互动。随着区域创新程度的提高，区域专利授权数大幅提升，民营企业家通过购买或自主研发所获得的专利提升了企业绩效及技术水平，同时促进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推动了该地区的技术进步。以创新程度较高的江浙地区为例。从创新的总量来看，2009年江苏和浙江的专利授权数分别达到87286项和79945项，而全国平均专利授权数为15593项。从创新的人均数据来看，江浙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授权数分别达到11.3项与15.4项，而全国平均值仅为3.5项。从创新的结构来看，江浙专利授权数中的发明专利数分别达到5322项与4818项，而全国平均仅为1887项。因而，无论从总量、人均还是结构数据来看，江浙两省的创新绩效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江浙两省的私营企业家丰度是全国最高的两个省份。可见，江浙两省的民营企业家很好地把握并利用了市场创新的契机。事实上，民营企业家既是“一揽子要素”的支配者，更是信息利用和传播的主体，企业家在信息利用和传播的过程中已经实现了对信息的有效 “筛选”和“甄别”。近年来，江浙一带不少具有商业头脑和市场直觉的民营企业家擅长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他们通过实行“星期天工程师”的方式或与地方高校构建产学研平台的方式吸引技术人才，实现人才的“柔性”流动。即通过市场买“脑袋”，在货币资本拥有方和人才资本拥有方之间形成有效的纽带，从而降低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技术创新的成功率。因而，民营企业家才能拓展与区域自主创新实现了良性互动，在提升自身企业绩效的同时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与比较优势的增进。
五、 结论与政策含义
民营企业家是“一揽子要素”的支配者。在经济开放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作用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已大为提升。民营企业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日益深化，因而其要素主体的重构及要素配置创新的实现亟待进一步显化。本文对我国东部九省市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高于用一般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的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不仅提升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还促进了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其中，企业家人力资本对效率变动的提升体现为企业经济效率和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干中学”效应得到进一步发挥；企业家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提升体现为一揽子要素的整合创新，从而提高区域整体的技术水平。因此，民营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和FDI的交互作用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变动及技术进步的影响为负，即FDI的引入对民营企业家才能的发挥造成一定的替代作用，对民营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因此，应避免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竞相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等过度竞争行为，进一步提升开放经济的质量。
3.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创新的交互作用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效率变动的正面促进影响显著，即民营企业家才能拓展和区域自主创新可实现良性互动。民营企业家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减少了研发的风险性，提高了创新的成功率，在提升自身企业绩效的同时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民营企业家的潜能得到激活与拓展是区域经济发展及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比较利益得到进一步实现的关键。
民营企业家潜能要想得到进一步拓展，区域经济得到持续增长，需要进一步实现物资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有效结合。以往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内嵌于设备资本中的体现型技术进步，导致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中忽视了资本积累本身所蕴含的技术进步因素。而通过企业家适时引进国外成套设备，可进一步增强企业家“干中学”效应，从而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实现区域经济更好的发展及比较利益的增进。
民营企业家潜能要得到进一步拓展的关键还在于企业家如何选择适宜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Acemoglu和Zilibotti认为，当一国所采用的技术和本国要素禀赋结构不匹配时就会产生生产率的差异【sup】［24］【/sup】。发展中国家要取得发展必须遵循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同时选择适宜技术，并使其与本国要素禀赋相匹配，而没有必要选择发达国家最为先进的技术【sup】［25-26］【/sup】。民营企业家才能作为一种异质性人力资本，具有选择适宜技术进而进行技术创新的内生激励。民营企业家的创新过程主要依托一揽子要素的优化配置而获取要素整合的创新。这是一个在面临资金约束、成本约束及市场研发风险等制约下选择与市场需求吻合之适宜技术的过程。民营企业家显然不是“被动接受”先进技术，而是“主动寻求”先进适宜技术。一般而言，先进适宜技术的“适宜性”体现在三个层次： 一是该类技术运用成本与预期收益相平衡的适宜性，二是自身对该类技术消化吸收能力的适宜性，三是该类技术与市场需求相吻合的适宜性。民营企业家选择先进适宜技术的方式包括选择以市场为导向的专利购买或实现“星期天工程师”这样“以市场换脑袋”的人才柔性流动。通过企业家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民营企业家在实现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提高的同时，实现了与区域创新的良性互动，产生了地区“富民效应”。这样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符合要素禀赋结构“顺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民营企业家潜能要得到进一步拓展还依赖于市场化制度的保障。市场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这和该地区民营企业家的资源丰裕高度相关。可见，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促进了民营企业家的形成、成长和发展。市场化对潜在的民营企业家提供了一个自我试错、自我甄别、社会发现的“显化”途径，有利于民营企业家资源的激活和拓展。企业家才能的显化不仅需要现代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先进管理经验的采用，还需要一个良好制度环境的保障。这样的制度支撑不仅包括产权保护、专利保护等一系列正式制度，还需要企业家文化的传播、企业家责任的信仰支持和社会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支持。正如吴敬琏所言，“制度高于技术”。进一步深化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改革，可为民营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并促使民营企业家潜能得到进一步激活与拓展。这对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及比较利益的进一步增进具有重要意义。
［参 考 文 献］
［1］张幼文： 《从廉价劳动力优势到稀缺要素优势——论“新开放观”的理论基础》, 《南开学报》2005年第6期，第1-8页。［Zhang Youwen, ″From Cheap Laborer Advantage to that of Rare Elements：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New Open Strategy, ″ Nankai University Journal, No.6(2005), pp.1-8.］
［2］［美］ 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2年。［M.E.Porter,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trans.by Li Mingxuan & Qiu Rumei,Beijing：Huaxia Publishing Co., Ltd.,2002.］
［3］［奥］ 米塞斯： 《人的行为： 经济学研论》，夏道平译,台北： 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L.V.Mises,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trans.by Xia Daoping,Taipei： Taiwan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1991.］
［4］［美］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年。［J.A.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trans.by Wu Liangjian,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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