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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写的都是考古文学，但岳南的书房却和古典高雅没有任何关系。几乎没有任何设计与布置，一个到处堆积着书的房间，便是他阅读与写作的圣地。
岳南 考古纪实文学作家，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著有“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李庄往事》、《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的那些人和事》、《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等作品。岳南擅长将历史与考古的新发现融入到文学作品当中，让掩埋于历史尘埃的人物，重新陈立于读者眼前。岳南曾以175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登上“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4位。
作家岳南想回老家买房子了。
他的家在北京北四环和五环之间，是一个旧小区。屋子靠里面一间就是书房—纯粹的、堆积着书的房间，几乎没有任何设计与布置。所有的书都高低起伏摞在地上、桌上、椅子上，像重叠的山，供他随时取用。几本出版社送来的《南渡北归》摊在桌上，等他签名。
如果回老家山东诸城，他可以买一套大些的房子，弄一个独立的书房。“那就舒服了。”他抿了口瓷杯里的茶，咂了一声说。
作家书房
岳南家书房墙上挂的是赵朴初题的“养怡永年”，启功写的“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靠工作台的木椅子上堆着清华大学早年的档案材料，几乎要高过人头，边上是胡文辉的《陈寅恪诗词笺证》，还有一些讲民国知识分子的书。跑步机撂在地上，积了些许灰尘，不知道多久没用过。门框上贴着月底的行程安排：周五上午会客，中午喝酒；周六上午，演讲；周日，下午7 点去泸州。
客厅也有整整一面墙的书橱，已经塞满了，于是新买回来的书只好堆到地上。墙上有黄胄的驴，一尺多的方幅，还有一卷楷书的“酒寻名士饮”，一幅隶书的“宁静致远”。隔断的架子上琳琅满目，堆的是青铜器和石雕：鸟兽形的觥、兽纹的提梁卣、爵和鼎，还有两枚甬钟，以及汉代造型粗犷的石刻动物。一只黑沉沉的铁盔，扣在一个有三星堆风格的人头像脑袋上，也不知道算哪一种风格。
阳台墙角垒着一叠山石喷泉，水泵似乎很久没有开过。对面养着一缸金鱼，地上塑料盆里，一只乌龟慢慢伸出头来，四下望一望，又把头缩回去。岳南开了厨房门进去倒开水，顿时从里面飘出一股糖蒜味。
总之，很难说他的居所格局有什么风格可言—压根儿就没有风格这回事，除了乱堆了一些书，跟任何一个上世纪90 年代初的老房子别无二致。在这样的书房里，穿着布褂子和拖鞋自然是最合适的，操着山东方言说话，也甚为妥帖。
打倒《南渡北归》很难
20 年前，岳南致力于考古、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写了十一卷的“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把秦始皇陵兵马俑、法门寺地宫、马王堆汉墓、银雀山、擂鼓墩曾侯乙墓这些考古重大发现的故事都写了个遍。《风雪定陵》卖了40 万册，挣了点钱，他就买了这套房。
写完考古系列，岳南把写作的方向转向近现代知识分子。先写了《陈寅恪与傅斯年》、《从蔡元培到胡适》，然后，三卷本的《南渡北归》出版，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钟书等，讲述他们在历史中的颠沛流离，令人扼腕唏嘘的命运。两岸读书界对《南渡北归》予以高度评价，称其为“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
也有不少人批评他，说他“文字粗鄙，行文间江湖气十足，与所描述的群体极不协调”，简直就是“没有学术良知的大鼓书”。但他不以为意，“《红楼梦》那种写法、那种力度，我达不到。通俗的语言比较适合我。”何况，他也并没有做学术的打算。
不管怎么争论，这本书在市场上大获成功，还获得了《亚洲周刊》2011 年度全球华文十大好书的第一名。他觉得自己的书还是有价值的，“打倒这本书很难”。
说书人
其实岳南觉得，“大鼓书”的评价倒是不错。他当兵之前，就在家学大鼓书。十五六岁，能说《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水浒》，能上街说书挣钱。他们诸城的村里，有一半人会说《三国》、《大八义》、《小八义》、《西游记》、《七侠五义》之类，老太太都会讲。《隋唐》就是他跟一个老太太学的，至今他还记得里面说的十八条好汉，第一名李元霸，第二名宇文成都，第三名裴元庆……然后是罗成、杨林，山东好汉秦琼排十三……
那时候他高考落榜，没能考上诸城师范学校，以为一辈子就要在农村种地，永无出头之日。于是他决定换条路走，去当武警，并考上了武警山东教导队。童年的大鼓书无疑培养了他讲故事的才能， 1989 年，27岁的岳南作为武警总部委托解放军艺术学院培养的宣传干部，进入军艺学习，他的任课老师有钱理群，莫言是高两届的学长。
毕业时，他已经出了《风雪定陵》，在出版市场上崭露头角，然后又有了《南渡北归》。说书的腔调，一直在他笔下，爽直、诙谐。
最近，他在忙着写《梅贻琦传》，所以努力看的书都是讲民国知识分子的，譬如《黄炎培》、《人民之子陶行知》、《重读张伯苓》、《郭秉文与东南大学》……都是梅贻琦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另一堆是从图书馆、档案馆复印的资料，用小夹子夹着，从地上堆到桌上，像一叠太湖石。他整天埋头在里面，从中午到凌晨，整整一个星期不下楼。
最好有个歪把子
现在岳南开始打量老家的楼盘。他看中了一个，在潍河边上。楼盘靠着一座公园，附近还有当地的博物馆，4500元一平米。“买个200多平米的两层，就可以搞个大书房。”他说，“书房得在楼上，独立、安静。”
然后他又发起牢骚来，简直有点吹胡子瞪眼，写了那么多书，自己买个房子把一辈子积蓄都砸进去。“一想这个，就觉得太痛苦了。”他搁下茶杯，摆出一副忿忿的表情。回老家也是好事。北京这栋临街的房子吵得很，楼下就是路口，汽车喇叭时不时尖叫起来，让他不得安宁，关上窗户也不大管用。
诸城就没有那样的烦恼，小地方安静，空气也好。反正以他现在的生活习惯，在哪里都差不多：10点钟起床，下午两三点吃了饭，睡午觉，起来开始工作，一直到第二天早晨5点。老婆给他做了早饭，他吃过，再写点东西，就去睡觉。有时候家里有人敲门，多半是网上书店买的书送到了。 他说莫言在高密写小说，自己回诸城也一样写。虽然不一定得诺贝尔奖，也不用呆在喧闹的北京。而高密跟诸城，古时候是一个地方，叫密州，苏东坡当过太守。 他的兴致高昂起来，开始数诸城四大家：“孔子的女婿家（孔子女婿公治长）、李清照的婆家、宰相刘罗锅的老家、毛泽东的丈人家“。
他试着去想象那个新书房的样子，却想不出什么更具体得花样来。他努力了一会，举起手，大概比划了一下：“就是在二层，弄几个书架，一张桌子就好了，最好有个床，写书写累了就可以休息休息。”
然后他又抿了口茶水，接着说：“最好在书房安一挺歪把子—日本鬼子的那种机关枪，对下面路口乱按喇叭的汽车扫射一通，完了回来继续写作。我琢磨那样就很爽，隔五分钟十分钟去打一梭子。”
[对话岳南]
书就是工具
记者：你最近在写些什么？读些什么？
岳南：正在写《梅贻琦传》。看的全部是围绕清华大学的资料，别的书不看了，光这些就看不完。以前还看闲书，这些年基本上都没时间看，小说更是早就不看了。新买的书也都是写作的资料。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多少纯粹阅读的乐趣了，都是为了写作而看书，为了搜集资料而看书，书对我来说就是工具。
记者：为什么会从考古文学转到写知识分子呢？
岳南：原来写考古的那些人，都是《南渡北归》那些人的徒子徒孙。那些发现马王堆、三星堆的考古学家，基本上都是以前“史语所”出来的，他们的老师是傅斯年、李济、梁思成、赵元任。我采访时，他们老是提到李庄，我就去看看，抗战时傅斯年、梁思成在那儿。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写《李庄往事》，结果发现，资料越搜集越多，必须要扩展。写了一半没钱了，就分出来，《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给了海南出版社，《陈寅恪与傅斯年》给了博集天卷、《从蔡元培到胡适》给了中华书局，先出了，才有了钱写完。所以我是先写完学生，再写老师。《南渡北归》写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相当于《水浒》，有一百单八将的命运；《梅贻琦传》写一个人，相当于《武松》、《宋江传》。
记者：你现在保存最久的书是什么？
岳南：大概就是高玉宝的《半夜鸡叫》之类，还有《敌后武工队》、《西沙儿女》。都是70年代的。
记者：读书有什么习惯吗？比如古人说：“读书三上：马上、厕上、枕上”？
岳南：出门也带几本书，但是基本上都没看，怎么带出去就怎么带回来；在厕所读书不可能，当兵没这个习惯，上厕所必须要快，我去别人家看到厕所里有个小书柜，还觉得奇怪；在床上也不能看了，精力不济。我就是要安静，一进入写作状态，不管是朋友、美女，谁都不想见。
记者：除了读书和写作，还有什么爱好？
岳南：大概就是喝酒吧。但是出去喝酒，心里老记挂着事，喝不痛快。去了我就能喝，一瓶我一个人喝了。我一边喝一边想，我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别人请客，我一个人解馋。后来就自我安慰，心想我这阵子没喝酒，反正出来也干不了活，干脆喝个痛快。在台湾清华大学，跟他们拿个小红酒杯，没意思。我喝酒的时候最好要四个人以上，最好都是北方人，大家慷慨激昂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最好还有几个倒地上的，喝完了扛回去。这样喝酒才算尽兴了。
记者：你写了那么多考古的书，对文物收藏感兴趣吗？
岳南：我对文物不感兴趣，也没有财力。我是纯粹农民思维，如果地里挖出东西能卖一百万，我马上拿麻袋装了去卖。对收藏没兴趣，想看去博物馆看就是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翡翠白菜、猪肉，大陆游客围着看，别的字画都不看，那才真没意思。
岳南 考古纪实文学作家，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著有“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李庄往事》、《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的那些人和事》、《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等作品。岳南擅长将历史与考古的新发现融入到文学作品当中，让掩埋于历史尘埃的人物，重新陈立于读者眼前。岳南曾以175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登上“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4位。
作家岳南想回老家买房子了。
他的家在北京北四环和五环之间，是一个旧小区。屋子靠里面一间就是书房—纯粹的、堆积着书的房间，几乎没有任何设计与布置。所有的书都高低起伏摞在地上、桌上、椅子上，像重叠的山，供他随时取用。几本出版社送来的《南渡北归》摊在桌上，等他签名。
如果回老家山东诸城，他可以买一套大些的房子，弄一个独立的书房。“那就舒服了。”他抿了口瓷杯里的茶，咂了一声说。
作家书房
岳南家书房墙上挂的是赵朴初题的“养怡永年”，启功写的“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靠工作台的木椅子上堆着清华大学早年的档案材料，几乎要高过人头，边上是胡文辉的《陈寅恪诗词笺证》，还有一些讲民国知识分子的书。跑步机撂在地上，积了些许灰尘，不知道多久没用过。门框上贴着月底的行程安排：周五上午会客，中午喝酒；周六上午，演讲；周日，下午7 点去泸州。
客厅也有整整一面墙的书橱，已经塞满了，于是新买回来的书只好堆到地上。墙上有黄胄的驴，一尺多的方幅，还有一卷楷书的“酒寻名士饮”，一幅隶书的“宁静致远”。隔断的架子上琳琅满目，堆的是青铜器和石雕：鸟兽形的觥、兽纹的提梁卣、爵和鼎，还有两枚甬钟，以及汉代造型粗犷的石刻动物。一只黑沉沉的铁盔，扣在一个有三星堆风格的人头像脑袋上，也不知道算哪一种风格。
阳台墙角垒着一叠山石喷泉，水泵似乎很久没有开过。对面养着一缸金鱼，地上塑料盆里，一只乌龟慢慢伸出头来，四下望一望，又把头缩回去。岳南开了厨房门进去倒开水，顿时从里面飘出一股糖蒜味。
总之，很难说他的居所格局有什么风格可言—压根儿就没有风格这回事，除了乱堆了一些书，跟任何一个上世纪90 年代初的老房子别无二致。在这样的书房里，穿着布褂子和拖鞋自然是最合适的，操着山东方言说话，也甚为妥帖。
打倒《南渡北归》很难
20 年前，岳南致力于考古、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写了十一卷的“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把秦始皇陵兵马俑、法门寺地宫、马王堆汉墓、银雀山、擂鼓墩曾侯乙墓这些考古重大发现的故事都写了个遍。《风雪定陵》卖了40 万册，挣了点钱，他就买了这套房。
写完考古系列，岳南把写作的方向转向近现代知识分子。先写了《陈寅恪与傅斯年》、《从蔡元培到胡适》，然后，三卷本的《南渡北归》出版，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钟书等，讲述他们在历史中的颠沛流离，令人扼腕唏嘘的命运。两岸读书界对《南渡北归》予以高度评价，称其为“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
也有不少人批评他，说他“文字粗鄙，行文间江湖气十足，与所描述的群体极不协调”，简直就是“没有学术良知的大鼓书”。但他不以为意，“《红楼梦》那种写法、那种力度，我达不到。通俗的语言比较适合我。”何况，他也并没有做学术的打算。
不管怎么争论，这本书在市场上大获成功，还获得了《亚洲周刊》2011 年度全球华文十大好书的第一名。他觉得自己的书还是有价值的，“打倒这本书很难”。
说书人
其实岳南觉得，“大鼓书”的评价倒是不错。他当兵之前，就在家学大鼓书。十五六岁，能说《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水浒》，能上街说书挣钱。他们诸城的村里，有一半人会说《三国》、《大八义》、《小八义》、《西游记》、《七侠五义》之类，老太太都会讲。《隋唐》就是他跟一个老太太学的，至今他还记得里面说的十八条好汉，第一名李元霸，第二名宇文成都，第三名裴元庆……然后是罗成、杨林，山东好汉秦琼排十三……
那时候他高考落榜，没能考上诸城师范学校，以为一辈子就要在农村种地，永无出头之日。于是他决定换条路走，去当武警，并考上了武警山东教导队。童年的大鼓书无疑培养了他讲故事的才能， 1989 年，27岁的岳南作为武警总部委托解放军艺术学院培养的宣传干部，进入军艺学习，他的任课老师有钱理群，莫言是高两届的学长。
毕业时，他已经出了《风雪定陵》，在出版市场上崭露头角，然后又有了《南渡北归》。说书的腔调，一直在他笔下，爽直、诙谐。
最近，他在忙着写《梅贻琦传》，所以努力看的书都是讲民国知识分子的，譬如《黄炎培》、《人民之子陶行知》、《重读张伯苓》、《郭秉文与东南大学》……都是梅贻琦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另一堆是从图书馆、档案馆复印的资料，用小夹子夹着，从地上堆到桌上，像一叠太湖石。他整天埋头在里面，从中午到凌晨，整整一个星期不下楼。
最好有个歪把子
现在岳南开始打量老家的楼盘。他看中了一个，在潍河边上。楼盘靠着一座公园，附近还有当地的博物馆，4500元一平米。“买个200多平米的两层，就可以搞个大书房。”他说，“书房得在楼上，独立、安静。”
然后他又发起牢骚来，简直有点吹胡子瞪眼，写了那么多书，自己买个房子把一辈子积蓄都砸进去。“一想这个，就觉得太痛苦了。”他搁下茶杯，摆出一副忿忿的表情。回老家也是好事。北京这栋临街的房子吵得很，楼下就是路口，汽车喇叭时不时尖叫起来，让他不得安宁，关上窗户也不大管用。
诸城就没有那样的烦恼，小地方安静，空气也好。反正以他现在的生活习惯，在哪里都差不多：10点钟起床，下午两三点吃了饭，睡午觉，起来开始工作，一直到第二天早晨5点。老婆给他做了早饭，他吃过，再写点东西，就去睡觉。有时候家里有人敲门，多半是网上书店买的书送到了。 他说莫言在高密写小说，自己回诸城也一样写。虽然不一定得诺贝尔奖，也不用呆在喧闹的北京。而高密跟诸城，古时候是一个地方，叫密州，苏东坡当过太守。 他的兴致高昂起来，开始数诸城四大家：“孔子的女婿家（孔子女婿公治长）、李清照的婆家、宰相刘罗锅的老家、毛泽东的丈人家“。
他试着去想象那个新书房的样子，却想不出什么更具体得花样来。他努力了一会，举起手，大概比划了一下：“就是在二层，弄几个书架，一张桌子就好了，最好有个床，写书写累了就可以休息休息。”
然后他又抿了口茶水，接着说：“最好在书房安一挺歪把子—日本鬼子的那种机关枪，对下面路口乱按喇叭的汽车扫射一通，完了回来继续写作。我琢磨那样就很爽，隔五分钟十分钟去打一梭子。”
[对话岳南]
书就是工具
记者：你最近在写些什么？读些什么？
岳南：正在写《梅贻琦传》。看的全部是围绕清华大学的资料，别的书不看了，光这些就看不完。以前还看闲书，这些年基本上都没时间看，小说更是早就不看了。新买的书也都是写作的资料。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多少纯粹阅读的乐趣了，都是为了写作而看书，为了搜集资料而看书，书对我来说就是工具。
记者：为什么会从考古文学转到写知识分子呢？
岳南：原来写考古的那些人，都是《南渡北归》那些人的徒子徒孙。那些发现马王堆、三星堆的考古学家，基本上都是以前“史语所”出来的，他们的老师是傅斯年、李济、梁思成、赵元任。我采访时，他们老是提到李庄，我就去看看，抗战时傅斯年、梁思成在那儿。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写《李庄往事》，结果发现，资料越搜集越多，必须要扩展。写了一半没钱了，就分出来，《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给了海南出版社，《陈寅恪与傅斯年》给了博集天卷、《从蔡元培到胡适》给了中华书局，先出了，才有了钱写完。所以我是先写完学生，再写老师。《南渡北归》写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相当于《水浒》，有一百单八将的命运；《梅贻琦传》写一个人，相当于《武松》、《宋江传》。
记者：你现在保存最久的书是什么？
岳南：大概就是高玉宝的《半夜鸡叫》之类，还有《敌后武工队》、《西沙儿女》。都是70年代的。
记者：读书有什么习惯吗？比如古人说：“读书三上：马上、厕上、枕上”？
岳南：出门也带几本书，但是基本上都没看，怎么带出去就怎么带回来；在厕所读书不可能，当兵没这个习惯，上厕所必须要快，我去别人家看到厕所里有个小书柜，还觉得奇怪；在床上也不能看了，精力不济。我就是要安静，一进入写作状态，不管是朋友、美女，谁都不想见。
记者：除了读书和写作，还有什么爱好？
岳南：大概就是喝酒吧。但是出去喝酒，心里老记挂着事，喝不痛快。去了我就能喝，一瓶我一个人喝了。我一边喝一边想，我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别人请客，我一个人解馋。后来就自我安慰，心想我这阵子没喝酒，反正出来也干不了活，干脆喝个痛快。在台湾清华大学，跟他们拿个小红酒杯，没意思。我喝酒的时候最好要四个人以上，最好都是北方人，大家慷慨激昂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最好还有几个倒地上的，喝完了扛回去。这样喝酒才算尽兴了。
记者：你写了那么多考古的书，对文物收藏感兴趣吗？
岳南：我对文物不感兴趣，也没有财力。我是纯粹农民思维，如果地里挖出东西能卖一百万，我马上拿麻袋装了去卖。对收藏没兴趣，想看去博物馆看就是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翡翠白菜、猪肉，大陆游客围着看，别的字画都不看，那才真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