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开年伊始，北京乃至华北、黄淮大地陷入了持久的强霾笼罩之中。2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一项研究发现，北京1月强霾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有毒有害的含氮有机颗粒物，这是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的主要成分。
1940年代，洛杉矶发生严重的空气污染，400多名65岁以上老人因此死亡。以汽车尾气为主要成分的空气污染，也被称为洛杉矶光化学烟雾。
此次北京出现的强霾，只是包含光化学烟雾的成分，还不能称之为光化学烟雾污染，但也足以令人震动。而早在1970年代，兰州西固就发生过真正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且持续发生了十余年。
但西固当时到底什么情形？什么影响？是否严重？有何应对？如今有何改善？这些情况迄今仍笼罩着一层烟雾。
神秘的淡蓝色烟雾
兰州地处黄河“几”字形的左下拐弯处，黄河由西向东穿城而过，南北两山环抱形成河谷盆地。黄河上游往西20公里，是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石油工基地西固区，那里尤以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两家工厂而闻名全国。
1974年夏季，西固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天气晴朗的中午前后，空中就笼罩上一层薄薄的淡蓝色烟雾，空气很糟糕，气味很难闻。当地有小学生坐在教室里就泪流不止，上课困难。
现年71岁的田炳申，北大化学系研究生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兰化公司合成橡胶厂，一直干到1978年。他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淡蓝色的薄雾升起后，很多职工、居民都感受到刺激，眼睛流泪，嗓子咳嗽，而且还头晕，迷迷糊糊、精神不振，但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956年从上海到兰州化工厂工作的“陈工”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时西固空气污染很严重，一个车间一个味道，闻味道就能知道是什么车间。头晕的人非常多，去医院检查，医生也搞不清楚，就判定是美尼尔氏综合征（有类似头晕、耳鸣症状），一句“你回去休息吧”就打发了。
很快，就有研究者开始怀疑，引发人群异常反应的是被污染的空气。
甘肃省环保所前两任所长徐永昌和吴任铭，对淡蓝色烟雾的研究发挥了关键作用。
“文革”开始前一年，北京大学在陕西汉中建立分校。1973年，环境化学系在北大汉中分校建立。系主任唐孝炎是时任甘肃环保所副所长吴仁铭在北大上学时的老师。
1974年，吴仁铭向唐孝炎描述了西固出现的淡蓝色烟雾。吴仁铭认为这不是一般烧煤产生的二氧化硫污染，有点像洛杉矶光化学烟雾。唐孝炎回忆，1973年环境化学专业开学，光化学烟雾已经写入他们的教材。
徐永昌、吴仁铭征得省政府同意，邀请唐孝炎的团队去西固看看，唐孝炎也征得了学校同意。
从1974年开始，唐孝炎的团队在汉中、兰州两地对西固的大气污染开展了为期三年的研究论证工作。
“文革”爆发后，红卫兵、工宣队先后控制了北大。倒是远在陕西的汉中分校逃离了纷争，唐孝炎和她的同事们，可以认真地进行研究。
工宣队时不时会把一些他们认为不适合呆在北京的人下放兰州、汉中等偏远地区，一位北大医学院的老师和一位化学系的老师，恰恰成为唐孝炎需要的人才。
北大团队工作的同时，兰州大学生物系在1974到1976年间对兰炼、兰化等厂区的行道树和西固农村地区的果树、农作物进行了多次现场观察、分析研究。当时的观察记录显示，复叶械、白杨、加拿大杨、河柳、白榆等树种，叶面均出现了银白斑点、褐色斑点、叶缘枯死等受害现象；而西固周边农村种植的苹果树、黄瓜、大豆、番茄，也出现了叶面褪绿、银白斑点、枯死、不坐果、幼苗溃烂等症状。这些都是光化学烟雾作用于植物时会出现的结果。
1977年，北大团队确认：西固的淡蓝色烟雾为光化学烟雾。第二年，徐永昌向甘肃省政府申请了60万人民币经费，进口了一台气象色谱质谱连用仪，再次确认了这一结果。
可在当年，这一真相却不能向公众公布。在那个时代。空气污染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顽疾。
光化学烟雾污染首次出现在洛杉矶。兰州怎么可能与资本主义国家大城市出现一样的污染？这一科学研究结果，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他们的污染
洛杉矶，西面临海，三面环山。上世纪40年代，洛杉矶汽车保有量就达到250万。
从1943年开始，每年夏季，只要是晴朗的日子，洛杉矶上空就会弥漫着一种淡蓝色烟雾，使得当地人眼睛发红，咽喉疼痛，呼吸憋闷，头晕头痛。
与此同时，洛杉矶城100公里外、海拔2000米的高山上.出现了大片松林枯死的现象。
1943年5月到10月间和1955年，洛杉矶分别有400名65岁以上老人因呼吸系统衰竭而死亡；1970年则约有75%的洛杉矶市民患上了红眼病。
1951年，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所的阿里·J·哈根·斯密特博士提出洛杉矶的淡蓝色烟雾是光化学烟雾，即碳氢化物和氮氧化物在强紫外线照射下，发生了光化学反应。污染物来源是汽车尾气。
洛杉矶光化学烟雾发生时期，伦敦也爆发了烟雾污染，前后造成死亡人数过万，而后东京也发生了光化学烟雾。
彼时的中国，大力发展重工业，几个五年计划之后，污染已悄悄埋下祸根，但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十年“文革”夺去了污染本应引起的正视。
1972年6月，联合国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时任总理周恩来指示中国组团出席之后，于1973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环境保护”一词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语汇。1973年建工部市政研究所改名为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家环保科研机构。同年该所还创刊了学术刊物《环境保护》。1973年只出版两期，1974年改为双月刊。
1973第二期就有一篇《空气污染的流行病学》，介绍了国外包括洛杉矶光化学烟雾在内的各种空气污染。开头是这么写的： 资本主义国家不顾人民利益，盲目发展工业及大量生产汽车，使环境遭到严重污染，人们的健康已受到很大威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高速发展工业的同时，就考虑到怎样更有效地来保护环境，以防止对人民健康的危害……
随后几年刊登的大气污染相关文章，论调与此相同，多是说“腐朽的社会制度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无法解决大气污染”。
1974年第一期还刊登了一篇《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污染》，署名清华大学钱伟长。这篇文章援引大量数据，用约70%的篇幅介绍主题，即便现在看来也不失学术价值。但剩下的30%，主要是开篇和结尾，却没能“免俗”。
开篇就援引恩格斯的话佐证，并定论资产阶级不可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最后又呼应开篇：
环境污染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会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分不开的。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正在兴起，由于暂时缺少经验和实践认识，也有一些环境污染，但程度不重，范围有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情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的教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动广大群众，实行多部门的广泛协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积极开展预防和治理三废，消除三废污染的工作，
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西固空气污染的真相只能止步于学术和政府层面，可光化学烟雾却仍然在每年夏天光临西固。
止步于学术的“国家机密”
“你没经历过那个时期，你可能不太能体会，当时那个环境下做研究有多难。”现年已81岁，如今身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的唐孝炎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当时，只能搞研究，不能公开发表文章，连实验室记录等也都没能完好保存，研究结果都是属于国家机密。
但兰州的大气污染之严重，在全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太阳和月亮一样，晴天和阴天一样，鼻孔和烟囱一样。”这句顺口溜在当地流传多年，妇孺皆知。
1974年，兰州市政府设立了环境保护办公室，后来变成兰州市环保局。现年80岁的宋兴中当时是环办、环保局的办公室负责人，做行政工作。
1989年宋兴中作为主编，历时近十年编撰完成《兰州市志，第十一卷，环境保护志》。
宋兴中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当时整个的政治环境不太好，虽然兰州的大气环境不好大家都知道。但具体原因、性质都不对外公开，只是局限在环保部门、监测站等内部，再者就是向市长汇报而已，私底下就不能乱讲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这种事情影响政府形象，大家心知肚明，不能说。
1970年代末，调入甘肃省环保所并在1990年代当上省环保局长的田炳申也表示，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文禁令，大家都知道兰州污染挺严重，群众们也都知道，但具体是什么就仅限于学术层面了。
从上海支援兰州的“陈工”说，当年确实听说过伦敦烟雾和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但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工作生活多年的西固就曾发生过光化学烟雾。“上上下下全都不说，搞愚民政策，都是内部消息，根本不让我们知道。”
1975年之后，全国各地高校都建立了环境化学专业。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召开了一次全国重点高校环境科学研讨会。那次会议上，唐孝炎等三位北大老师分别作了光化学烟雾的主题演讲，提交了10篇论文。
他们的调查结果，让研讨会上的所有老师都震惊了。
1978年成为西固光化学烟雾在中国学术界公开的年份。又经过了“八年抗战”，西固光化学烟雾才得以在甘肃当地党报上露面。
1986年10月20日的《甘肃日报》在头版左下角的位置刊登了一条新华社甘肃分社的消息。这条消息的眉题是：我国大气光化学污染研究达国际水平；正题是：兰州西固污染原因基本查清。
这条连带标点共计468字的消息对光化学烟雾的概念做了简单解释，并描述了人体的受害症状，然后说“兰州西固地区是我国最早的石油化学工业基地之一，从七十年代中期首次发生光化学污染以来，已经为害多年”。最后说采取了一些技术改造后，当年夏季光化学烟雾发生次数已经明显减少。
从1974年算起，即便到1986年结束，西固光化学烟雾也持续了12年之久，这468字，就此算尽了告知的义务。
从丝路古城到“石化明珠”
1978年，西固光化学烟雾在学术界公开亮相之后，对光化学烟雾的防治研究，获得国家环保局的重视。
唐孝炎被调去筹备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1979年环科院成立。由环科院牵头，北大、甘肃省环保所、兰大、甘肃省环境监测总站、兰化环保所、兰炼环境监测站等机构，组成120多人的调查队，历时三年，再次对西固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了光化学烟雾的成因，提出了防治对策。
如前所述，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的罪魁祸首是汽车尾气，西固地形与洛杉矶相似同为三面环山，但1970年代的西固除了少量大卡车、公交车外，根本没什么小汽车，西固如何就产生了光化学烟雾？答案是：污染来自西固的石化企业。
西固历史悠久，但一直到建国初期都没有什么工业。
汉武帝刘彻时代，西固地区就开始筑城。1949年时的西固城内仍遍布史前文化遗址、古墓群、古城堡、古寺庙、明长城古烽燧等。城外有成片的西瓜地和枣树林，有牌坊和四合院民居。
1953年从成都工学院毕业的张浚被分配到大连碱厂，1955年被调到西固兰化筹备处。尽管现年已82岁，但张浚依然清晰记得西固当年的环境。
“当时这儿还是一片绿洲，环境非常好。全是农田，大片大片地种着烟叶和西瓜。那时候真是蓝天白云，当时我生第一个孩子，我妈妈从四川来，一下火车，‘哎呦，这个地方这么好’，因为四川经常是阴天，看不见蓝天。”
1949年时，全国炼油加工总能力仅为17万吨，玉门炼油厂占14万吨。政府在筹划“一五”计划156项重点工程时，把炼油、化工、橡胶和发电四个项目选址在西固。 专家们认为西固河谷盆地面积大，邻近黄河、水源充足，兰新铁路穿区而过，且距兰州中心城区20公里，不近不远。
随后，其他十几种工业产业如冶炼、制药等也相继在西固开工建设。现年87岁的新华社退休记者张杰于1954年至1957年间被领导指派到兰州拍摄报道兰炼等工程建设，他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当时全国投入到基础建设的钱有4%到了甘肃。
西固不负众望，尤以兰炼、兰化为代表，在那个年代生产了大量石油化工产品。
“两兰”在当时声名远播，外省人不见得知道甘肃、兰州，却知道兰炼、兰化。据田炳申回忆，后来各地建成的大型石油化工基地，聘请的技术顾问全部来自“两兰”。
西固开始被誉为“西北高原上的石化明珠”，在当时，没人去考量，为什么大规模的石化企业要建在城区的上风上水处。
三股烟尘和两条火龙
随着西固石化基地逐渐成形，环境污染问题也开始积聚。但即便是到了1970年代，人们依然普遍对环境保护没有什么概念，还会把“烟囱林立、浓烟滚滚”当做工业城市繁荣发达的标志引以为傲。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一篇回忆1978年去兰州参加研究生复试经历的文童中，有路过.西固的一个片段：
车过河口黄河大桥后则眼前一亮，我们进入了著名的西固石化工业区。兰炼、兰化两大公司的众多高塔灯火璀璨，燃气放空火炬彻夜通明。走出深山的我首次看到这一大工业景观，很是激动。那时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非常向往工业化的，“烟囱林立，马达轰鸣，钢花飞溅，铁水奔流”这种今天“后现代”的西方人听起来就头大的状况，当时被我们描述为绝世美景，到这些地方当工人更是我们这些农村知青最为憧憬的梦想。
与秦晖同车的有一位兰化的干部，当时就说西固污染很厉害，而且很奇怪这片重污染的石化工业区却建在城市的上风上水处，“不知当初的规划是怎么搞的”。
当时，在西固最突出的环境污染表象，就是黑、黄、青三股烟尘和两条火龙。
黑烟是西固热电厂的烟尘气，黄烟是兰化化肥厂的硝酸尾气，青烟是兰化有机厂的硫化氢。其中，黄烟每小时排放含氮氧化物的气体17.3万立方米，未经处理直接从百米高的排气简排入大气。氮氧化物气体为橙黄色，又被当地人叫做黄龙。黄龙是西固形成光化学烟雾的重要污染源。
1978年5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批示：“限期治理兰州市的大气污染问题”。当年11月，黄龙被列为第一批限期（1980年）治理项目。
治理黄龙的“屠龙术”叫做氨选择性催化还原法，即混入氨气，高温加热，经催化剂把氮氧化物转为无毒的氮气和水蒸气。1980年代黄龙开始从西固上空消失。
两条火龙是兰炼、兰化的火炬。火炬用来燃烧生产装置排放出的可燃气体，是石油化工生产中的重要安全设施。由于高达百米，常年燃烧，被形象地称为天灯。又因为燃烧时常夹带滚滚黑烟，又被人们称为黑龙。
民间传说中的龙能呼风唤雨，西固上空的黑龙则能喷出火雨。当火炬燃烧的气体中夹带大量可燃液体（如碳四，即丁烷），又不能在火炬顶部完全燃烧时，就会喷洒到空中，形成火雨。
黑龙也于1978年11月被列为第一批限期治理项目。送到燃料气管网，化害为利。
除了这些“妖魔鬼怪”，兰炼的90个成品、半成品轻质油罐也在“兴风作浪”。因为油品具有挥发性，所以储油罐要安装呼吸阀泄压。这90个油罐每年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烃类物质，是西固产生光化学烟雾的另一主要污染源。
1978年田炳申调到省环保所后，也对西固的光化学烟雾展开了研究。1979年夏天该所联合兰化、兰炼的职工医院在西固进行了多次现场测试，实测数据和现场人身感受证实，当年7、8、9三个月中，有12天都产生了明显的光化学烟雾。
这些天，上午10点左右开始，整个西固地区就笼罩在淡蓝色烟雾之下，大气能见度只有200米左右（正常为4000米以上），人体明显感觉到眼酸、眼痛、流泪、胸闷、呼吸困难、喉痛、身体乏力，无论是山坡还是山顶，甚至是室内都有以上感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左右，烟雾逐渐消散，刺激明显消失。
他们的光化学烟雾流行病学调查中，包括对约一万人的1977至1979年间人体对光化学烟雾反应的回顾性调查。结果显示，眼干涩、流泪、畏光的有69.9%，头晕的有46.8%，咳嗽、胸闷、呼吸困难的有42.9%，头痛的有34.4%，咽干痒、咽痛的有28.5%，恶心的有23.1%，鼻堵、流涕的有18.2%。
直到现在，虽然西固不再发生严重的光化学烟雾，但空气污染仍然非常严重。
2009年兰州当地媒体援引省气象局数据报道，甘肃省癌症死亡率比全国平均死亡率高出56.02%，其中肺癌发病率居全国之首，城市比农村平均高出大约20%。而2005年兰州市恶性肿瘤发病率统计数据显示，全市辖区内，西固最高。
一位90高龄的老人，当年是西固一家医院的院长，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所居住的那栋小楼有十多位患癌的，包括他本人。
现年80岁的“陈工”早些年曾成功“逃离”西固，回到上海，但由于上海已没有什么亲友，老伴怀念西固的朋友们，硬是把他拉回了西固。
2008年前后，“陈工”回到西固，发现空气依然糟糕，就找到区环保局，办公室秘书一见老人不像平头百姓，就叫来副局长接待。副局长给了“陈工”一句话：“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本刊记者杨洋、友人汪德闯、自然大学冯永锋、兰州绿驼铃康小凤、兰州环保志愿者范新、兰州大学教授王式功、兰州绿地李洁等均为本文采写提供了无私帮助，特致谢院）
1940年代，洛杉矶发生严重的空气污染，400多名65岁以上老人因此死亡。以汽车尾气为主要成分的空气污染，也被称为洛杉矶光化学烟雾。
此次北京出现的强霾，只是包含光化学烟雾的成分，还不能称之为光化学烟雾污染，但也足以令人震动。而早在1970年代，兰州西固就发生过真正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且持续发生了十余年。
但西固当时到底什么情形？什么影响？是否严重？有何应对？如今有何改善？这些情况迄今仍笼罩着一层烟雾。
神秘的淡蓝色烟雾
兰州地处黄河“几”字形的左下拐弯处，黄河由西向东穿城而过，南北两山环抱形成河谷盆地。黄河上游往西20公里，是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石油工基地西固区，那里尤以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两家工厂而闻名全国。
1974年夏季，西固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天气晴朗的中午前后，空中就笼罩上一层薄薄的淡蓝色烟雾，空气很糟糕，气味很难闻。当地有小学生坐在教室里就泪流不止，上课困难。
现年71岁的田炳申，北大化学系研究生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兰化公司合成橡胶厂，一直干到1978年。他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淡蓝色的薄雾升起后，很多职工、居民都感受到刺激，眼睛流泪，嗓子咳嗽，而且还头晕，迷迷糊糊、精神不振，但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956年从上海到兰州化工厂工作的“陈工”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时西固空气污染很严重，一个车间一个味道，闻味道就能知道是什么车间。头晕的人非常多，去医院检查，医生也搞不清楚，就判定是美尼尔氏综合征（有类似头晕、耳鸣症状），一句“你回去休息吧”就打发了。
很快，就有研究者开始怀疑，引发人群异常反应的是被污染的空气。
甘肃省环保所前两任所长徐永昌和吴任铭，对淡蓝色烟雾的研究发挥了关键作用。
“文革”开始前一年，北京大学在陕西汉中建立分校。1973年，环境化学系在北大汉中分校建立。系主任唐孝炎是时任甘肃环保所副所长吴仁铭在北大上学时的老师。
1974年，吴仁铭向唐孝炎描述了西固出现的淡蓝色烟雾。吴仁铭认为这不是一般烧煤产生的二氧化硫污染，有点像洛杉矶光化学烟雾。唐孝炎回忆，1973年环境化学专业开学，光化学烟雾已经写入他们的教材。
徐永昌、吴仁铭征得省政府同意，邀请唐孝炎的团队去西固看看，唐孝炎也征得了学校同意。
从1974年开始，唐孝炎的团队在汉中、兰州两地对西固的大气污染开展了为期三年的研究论证工作。
“文革”爆发后，红卫兵、工宣队先后控制了北大。倒是远在陕西的汉中分校逃离了纷争，唐孝炎和她的同事们，可以认真地进行研究。
工宣队时不时会把一些他们认为不适合呆在北京的人下放兰州、汉中等偏远地区，一位北大医学院的老师和一位化学系的老师，恰恰成为唐孝炎需要的人才。
北大团队工作的同时，兰州大学生物系在1974到1976年间对兰炼、兰化等厂区的行道树和西固农村地区的果树、农作物进行了多次现场观察、分析研究。当时的观察记录显示，复叶械、白杨、加拿大杨、河柳、白榆等树种，叶面均出现了银白斑点、褐色斑点、叶缘枯死等受害现象；而西固周边农村种植的苹果树、黄瓜、大豆、番茄，也出现了叶面褪绿、银白斑点、枯死、不坐果、幼苗溃烂等症状。这些都是光化学烟雾作用于植物时会出现的结果。
1977年，北大团队确认：西固的淡蓝色烟雾为光化学烟雾。第二年，徐永昌向甘肃省政府申请了60万人民币经费，进口了一台气象色谱质谱连用仪，再次确认了这一结果。
可在当年，这一真相却不能向公众公布。在那个时代。空气污染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顽疾。
光化学烟雾污染首次出现在洛杉矶。兰州怎么可能与资本主义国家大城市出现一样的污染？这一科学研究结果，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他们的污染
洛杉矶，西面临海，三面环山。上世纪40年代，洛杉矶汽车保有量就达到250万。
从1943年开始，每年夏季，只要是晴朗的日子，洛杉矶上空就会弥漫着一种淡蓝色烟雾，使得当地人眼睛发红，咽喉疼痛，呼吸憋闷，头晕头痛。
与此同时，洛杉矶城100公里外、海拔2000米的高山上.出现了大片松林枯死的现象。
1943年5月到10月间和1955年，洛杉矶分别有400名65岁以上老人因呼吸系统衰竭而死亡；1970年则约有75%的洛杉矶市民患上了红眼病。
1951年，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所的阿里·J·哈根·斯密特博士提出洛杉矶的淡蓝色烟雾是光化学烟雾，即碳氢化物和氮氧化物在强紫外线照射下，发生了光化学反应。污染物来源是汽车尾气。
洛杉矶光化学烟雾发生时期，伦敦也爆发了烟雾污染，前后造成死亡人数过万，而后东京也发生了光化学烟雾。
彼时的中国，大力发展重工业，几个五年计划之后，污染已悄悄埋下祸根，但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十年“文革”夺去了污染本应引起的正视。
1972年6月，联合国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时任总理周恩来指示中国组团出席之后，于1973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环境保护”一词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语汇。1973年建工部市政研究所改名为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家环保科研机构。同年该所还创刊了学术刊物《环境保护》。1973年只出版两期，1974年改为双月刊。
1973第二期就有一篇《空气污染的流行病学》，介绍了国外包括洛杉矶光化学烟雾在内的各种空气污染。开头是这么写的： 资本主义国家不顾人民利益，盲目发展工业及大量生产汽车，使环境遭到严重污染，人们的健康已受到很大威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高速发展工业的同时，就考虑到怎样更有效地来保护环境，以防止对人民健康的危害……
随后几年刊登的大气污染相关文章，论调与此相同，多是说“腐朽的社会制度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无法解决大气污染”。
1974年第一期还刊登了一篇《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污染》，署名清华大学钱伟长。这篇文章援引大量数据，用约70%的篇幅介绍主题，即便现在看来也不失学术价值。但剩下的30%，主要是开篇和结尾，却没能“免俗”。
开篇就援引恩格斯的话佐证，并定论资产阶级不可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最后又呼应开篇：
环境污染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会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分不开的。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正在兴起，由于暂时缺少经验和实践认识，也有一些环境污染，但程度不重，范围有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情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的教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动广大群众，实行多部门的广泛协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积极开展预防和治理三废，消除三废污染的工作，
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西固空气污染的真相只能止步于学术和政府层面，可光化学烟雾却仍然在每年夏天光临西固。
止步于学术的“国家机密”
“你没经历过那个时期，你可能不太能体会，当时那个环境下做研究有多难。”现年已81岁，如今身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的唐孝炎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当时，只能搞研究，不能公开发表文章，连实验室记录等也都没能完好保存，研究结果都是属于国家机密。
但兰州的大气污染之严重，在全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太阳和月亮一样，晴天和阴天一样，鼻孔和烟囱一样。”这句顺口溜在当地流传多年，妇孺皆知。
1974年，兰州市政府设立了环境保护办公室，后来变成兰州市环保局。现年80岁的宋兴中当时是环办、环保局的办公室负责人，做行政工作。
1989年宋兴中作为主编，历时近十年编撰完成《兰州市志，第十一卷，环境保护志》。
宋兴中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当时整个的政治环境不太好，虽然兰州的大气环境不好大家都知道。但具体原因、性质都不对外公开，只是局限在环保部门、监测站等内部，再者就是向市长汇报而已，私底下就不能乱讲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这种事情影响政府形象，大家心知肚明，不能说。
1970年代末，调入甘肃省环保所并在1990年代当上省环保局长的田炳申也表示，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文禁令，大家都知道兰州污染挺严重，群众们也都知道，但具体是什么就仅限于学术层面了。
从上海支援兰州的“陈工”说，当年确实听说过伦敦烟雾和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但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工作生活多年的西固就曾发生过光化学烟雾。“上上下下全都不说，搞愚民政策，都是内部消息，根本不让我们知道。”
1975年之后，全国各地高校都建立了环境化学专业。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召开了一次全国重点高校环境科学研讨会。那次会议上，唐孝炎等三位北大老师分别作了光化学烟雾的主题演讲，提交了10篇论文。
他们的调查结果，让研讨会上的所有老师都震惊了。
1978年成为西固光化学烟雾在中国学术界公开的年份。又经过了“八年抗战”，西固光化学烟雾才得以在甘肃当地党报上露面。
1986年10月20日的《甘肃日报》在头版左下角的位置刊登了一条新华社甘肃分社的消息。这条消息的眉题是：我国大气光化学污染研究达国际水平；正题是：兰州西固污染原因基本查清。
这条连带标点共计468字的消息对光化学烟雾的概念做了简单解释，并描述了人体的受害症状，然后说“兰州西固地区是我国最早的石油化学工业基地之一，从七十年代中期首次发生光化学污染以来，已经为害多年”。最后说采取了一些技术改造后，当年夏季光化学烟雾发生次数已经明显减少。
从1974年算起，即便到1986年结束，西固光化学烟雾也持续了12年之久，这468字，就此算尽了告知的义务。
从丝路古城到“石化明珠”
1978年，西固光化学烟雾在学术界公开亮相之后，对光化学烟雾的防治研究，获得国家环保局的重视。
唐孝炎被调去筹备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1979年环科院成立。由环科院牵头，北大、甘肃省环保所、兰大、甘肃省环境监测总站、兰化环保所、兰炼环境监测站等机构，组成120多人的调查队，历时三年，再次对西固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了光化学烟雾的成因，提出了防治对策。
如前所述，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的罪魁祸首是汽车尾气，西固地形与洛杉矶相似同为三面环山，但1970年代的西固除了少量大卡车、公交车外，根本没什么小汽车，西固如何就产生了光化学烟雾？答案是：污染来自西固的石化企业。
西固历史悠久，但一直到建国初期都没有什么工业。
汉武帝刘彻时代，西固地区就开始筑城。1949年时的西固城内仍遍布史前文化遗址、古墓群、古城堡、古寺庙、明长城古烽燧等。城外有成片的西瓜地和枣树林，有牌坊和四合院民居。
1953年从成都工学院毕业的张浚被分配到大连碱厂，1955年被调到西固兰化筹备处。尽管现年已82岁，但张浚依然清晰记得西固当年的环境。
“当时这儿还是一片绿洲，环境非常好。全是农田，大片大片地种着烟叶和西瓜。那时候真是蓝天白云，当时我生第一个孩子，我妈妈从四川来，一下火车，‘哎呦，这个地方这么好’，因为四川经常是阴天，看不见蓝天。”
1949年时，全国炼油加工总能力仅为17万吨，玉门炼油厂占14万吨。政府在筹划“一五”计划156项重点工程时，把炼油、化工、橡胶和发电四个项目选址在西固。 专家们认为西固河谷盆地面积大，邻近黄河、水源充足，兰新铁路穿区而过，且距兰州中心城区20公里，不近不远。
随后，其他十几种工业产业如冶炼、制药等也相继在西固开工建设。现年87岁的新华社退休记者张杰于1954年至1957年间被领导指派到兰州拍摄报道兰炼等工程建设，他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当时全国投入到基础建设的钱有4%到了甘肃。
西固不负众望，尤以兰炼、兰化为代表，在那个年代生产了大量石油化工产品。
“两兰”在当时声名远播，外省人不见得知道甘肃、兰州，却知道兰炼、兰化。据田炳申回忆，后来各地建成的大型石油化工基地，聘请的技术顾问全部来自“两兰”。
西固开始被誉为“西北高原上的石化明珠”，在当时，没人去考量，为什么大规模的石化企业要建在城区的上风上水处。
三股烟尘和两条火龙
随着西固石化基地逐渐成形，环境污染问题也开始积聚。但即便是到了1970年代，人们依然普遍对环境保护没有什么概念，还会把“烟囱林立、浓烟滚滚”当做工业城市繁荣发达的标志引以为傲。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一篇回忆1978年去兰州参加研究生复试经历的文童中，有路过.西固的一个片段：
车过河口黄河大桥后则眼前一亮，我们进入了著名的西固石化工业区。兰炼、兰化两大公司的众多高塔灯火璀璨，燃气放空火炬彻夜通明。走出深山的我首次看到这一大工业景观，很是激动。那时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非常向往工业化的，“烟囱林立，马达轰鸣，钢花飞溅，铁水奔流”这种今天“后现代”的西方人听起来就头大的状况，当时被我们描述为绝世美景，到这些地方当工人更是我们这些农村知青最为憧憬的梦想。
与秦晖同车的有一位兰化的干部，当时就说西固污染很厉害，而且很奇怪这片重污染的石化工业区却建在城市的上风上水处，“不知当初的规划是怎么搞的”。
当时，在西固最突出的环境污染表象，就是黑、黄、青三股烟尘和两条火龙。
黑烟是西固热电厂的烟尘气，黄烟是兰化化肥厂的硝酸尾气，青烟是兰化有机厂的硫化氢。其中，黄烟每小时排放含氮氧化物的气体17.3万立方米，未经处理直接从百米高的排气简排入大气。氮氧化物气体为橙黄色，又被当地人叫做黄龙。黄龙是西固形成光化学烟雾的重要污染源。
1978年5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批示：“限期治理兰州市的大气污染问题”。当年11月，黄龙被列为第一批限期（1980年）治理项目。
治理黄龙的“屠龙术”叫做氨选择性催化还原法，即混入氨气，高温加热，经催化剂把氮氧化物转为无毒的氮气和水蒸气。1980年代黄龙开始从西固上空消失。
两条火龙是兰炼、兰化的火炬。火炬用来燃烧生产装置排放出的可燃气体，是石油化工生产中的重要安全设施。由于高达百米，常年燃烧，被形象地称为天灯。又因为燃烧时常夹带滚滚黑烟，又被人们称为黑龙。
民间传说中的龙能呼风唤雨，西固上空的黑龙则能喷出火雨。当火炬燃烧的气体中夹带大量可燃液体（如碳四，即丁烷），又不能在火炬顶部完全燃烧时，就会喷洒到空中，形成火雨。
黑龙也于1978年11月被列为第一批限期治理项目。送到燃料气管网，化害为利。
除了这些“妖魔鬼怪”，兰炼的90个成品、半成品轻质油罐也在“兴风作浪”。因为油品具有挥发性，所以储油罐要安装呼吸阀泄压。这90个油罐每年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烃类物质，是西固产生光化学烟雾的另一主要污染源。
1978年田炳申调到省环保所后，也对西固的光化学烟雾展开了研究。1979年夏天该所联合兰化、兰炼的职工医院在西固进行了多次现场测试，实测数据和现场人身感受证实，当年7、8、9三个月中，有12天都产生了明显的光化学烟雾。
这些天，上午10点左右开始，整个西固地区就笼罩在淡蓝色烟雾之下，大气能见度只有200米左右（正常为4000米以上），人体明显感觉到眼酸、眼痛、流泪、胸闷、呼吸困难、喉痛、身体乏力，无论是山坡还是山顶，甚至是室内都有以上感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左右，烟雾逐渐消散，刺激明显消失。
他们的光化学烟雾流行病学调查中，包括对约一万人的1977至1979年间人体对光化学烟雾反应的回顾性调查。结果显示，眼干涩、流泪、畏光的有69.9%，头晕的有46.8%，咳嗽、胸闷、呼吸困难的有42.9%，头痛的有34.4%，咽干痒、咽痛的有28.5%，恶心的有23.1%，鼻堵、流涕的有18.2%。
直到现在，虽然西固不再发生严重的光化学烟雾，但空气污染仍然非常严重。
2009年兰州当地媒体援引省气象局数据报道，甘肃省癌症死亡率比全国平均死亡率高出56.02%，其中肺癌发病率居全国之首，城市比农村平均高出大约20%。而2005年兰州市恶性肿瘤发病率统计数据显示，全市辖区内，西固最高。
一位90高龄的老人，当年是西固一家医院的院长，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所居住的那栋小楼有十多位患癌的，包括他本人。
现年80岁的“陈工”早些年曾成功“逃离”西固，回到上海，但由于上海已没有什么亲友，老伴怀念西固的朋友们，硬是把他拉回了西固。
2008年前后，“陈工”回到西固，发现空气依然糟糕，就找到区环保局，办公室秘书一见老人不像平头百姓，就叫来副局长接待。副局长给了“陈工”一句话：“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本刊记者杨洋、友人汪德闯、自然大学冯永锋、兰州绿驼铃康小凤、兰州环保志愿者范新、兰州大学教授王式功、兰州绿地李洁等均为本文采写提供了无私帮助，特致谢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