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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跨国技术转移现已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跨国技术转移对国家发展尤其重要。
在北京日前举行的“2011跨国技术转移北京论坛”上，众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企业总裁及技术转移机构负责人共聚一堂，就当前形势下，跨国技术转移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促进跨国技术转移的举措及促进跨国技术转移的有效方式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自主创新”也需要国际技术转移
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理查德·萨特米尔对未来科技研发工作的全球化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人才是科技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在人才加速流动的背景下，研发全球化目前已显示出快速发展的势头。
但他同时指出，企业之间或与科研院所之间的研发合作日益频繁，同时产生了众多的知识产权问题，这需要引起关注。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研究和创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罗伯特·查默斯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技术转移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眼前重要的是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相关人员聚集在一起进行合作。
自中国提出把“自主创新”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以来，一些国外专家提出疑问，认为中国的自主创新是自己关起门来搞研发，与外界不合作或者合作很少。
“这是对我国‘自主创新’的误解，‘自主创新’同时也需要国际技术转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表示，我国关于“自主创新”的解释有三个含义：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以及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技术进行再创新，其中第三个含义直指跨国技术转移。
目前，中国完善的制造体系和大量的科技人才都已为接纳、吸收和消化国外先进的技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同时，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越来越完善，鼓励创新的政策也正在不断出台并加以落实。可以说，从硬件、软件两个方面，中国都已做好了迎接技术转移高潮的准备。
赵刚同时也提到，中国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中面临的许多难题，如东部沿海地区的招工荒、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表明中国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这个过程需要得到国际先进技术的助力，因此中国跨国技术转移大有可为。
好的栅栏能够使邻居们和睦相处
在谈到政府促进技术转移作用的时候，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院长兰德尔·瑞德借一句美国西部谚语表达了他的观点：“好的栅栏能够使邻居们和睦相处。”
他认为，政府工作的核心应该是使技术转移参与各方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而不是侵害相互之间的利益。政府可以通过更好地实施知识产权法等法律，从而定义知识产权的界限。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明白界限在哪里，进而明确技术转移参与各方的贡献和利益。
目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工作重点是建立一些基础性的设施，为跨国技术转移提供平台。具体包括建立技术转移办公室以及研发网络等。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已经为各个国家提供了大约2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为各国发展技术转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我国，人们经常讨论的是中国如何从国外吸收先进技术并转化为生产力。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历过从发现技术转移中存在的问题到加以解决的过程。”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科技处公使参赞陈富韬说，英国很多研发活动由政府支持，以前研发活动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归政府所有，通过一个由国家设立的公司来推动知识产权的转移，但是这种做法效果并不好。后来，英国政府作了一些调整，规定由政府资助的活动产出的知识产权归承担研发活动的单位所有。这样可以保证知识产权得到商业利用或者造福社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我国也借鉴了这种做法，包括“863”、“973”等许多项目都有这样的制度安排。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副会长王建华介绍，国际上的科技社团大概有4000多家，但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发达国家，中国类似的机构很少。为了汇聚中国的科技资源，为中国自主创新贡献力量，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最近正在推动成立“国际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王建华希望这个项目能得到更多国内外人士的关注，大家共同努力促进中国的对外产学研合作工作。
王建华同时透露，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已于2010年与上海交通大学有关专家共同起草了一份产学研促进法的文稿，并已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正式回复，这将成为一部有关技术转移工作的国家层面的法律，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
高校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不能由利益驱动
大学和科研院所是知识的摇篮和创新的源泉。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地的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迹象，在产学研合作方面探索出了多种有效的模式。但是，如何解决科研机构中技术转移的问题，一直困扰我国的很多高校。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研究与企业中心主任凯文·卡伦介绍了格拉斯哥大学的相关思路。
格拉斯哥大学建立于1451年，有着悠久的技术转移历史。在漫长的技术转移实践中，他们发现，直接经济利益有时会阻碍技术转移成果，因此技术转移工作不能由利益驱动。目前格拉斯哥大学更倾向于站在知识分享的角度与企业界建立联系，更关注技术成果可能带来的影响是怎么样的，而不是关注技术本身能出售的价格。
凯文·卡伦认为，大学的价值应该是将它的知识应用于经济界，带来经济价值；而商业界是为了价值和利益进行知识的转化。所以大学更应该关注知识本身，并非直接经济利益。
华盛顿州立大学科研基金会执行董事基斯·琼斯也表示，华盛顿州立大学在食品安全方面有很多的研究和商业化成果，但一直都非常小心被利益所驱动。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李晓明指出，大学是一个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或者以高层次的教育为基本使命的场所。这个使命有三个载体：教学、学术研究以及社会服务。
继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校办公司大量涌现为标志的创新浪潮以后，北京大学眼下正在迎来大学自主创新的第二次浪潮，这一次的基本特征就是技术转移。
李晓明介绍，第一次创新浪潮中，北京大学诞生了以方正为代表的一批成功企业，而第二次创新浪潮成功的标志则是确立科学的技术转移模式。
他强调，在迎来第二次创新浪潮的关键时刻，人们需要更加深刻地理解产学研合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海波建议，大学等科研机构在推进技术转移工作时应该具备更广的视野，站在推动社会进步和世界发展的角度开展工作。
中介机构是促进国际技术转移的加速剂
跨国技术转移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社会行为，影响因素众多。多年来的众多实践充分证明，通过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技术转移机构可以加速跨国技术转移过程，提高转移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成为促进跨国技术转移的加速剂。
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主管朱哈尼·帕萨拉介绍，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是北欧最大的一个研究中心，已有70多年历史，拥有3000多名雇员。在中心发展过程中，由于考虑到进一步开发知识产权的费用非常高，中心逐渐形成了与客户共同开发运用所拥有知识技术的模式。
通过寻找客户真正的需求，然后一起开发、应用技术项目，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使客户真正了解技术、使用技术，真正地满足了客户的需求，与客户实现了密切合作，取得了很大成功。
在成立至今的17年时间里，上海技术交易所已先后与4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合作伙伴开展了跨国技术转移，也引进了国内的一批先进技术。上海技术交易所常务副总裁夏东平表示，在跨国技术转移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主要在于文化习惯的差异、政策策略的制约和操作规则的不同。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上海技术交易所制定了一套操作方法，包括四个方面内容。
首先是制定跨国技术转移的流程。通过技术的筛选评估，以及行业、企业吸纳能力的分析，直到最后的协助谈判已形成了一套流程。其次是协助企业起草跨国技术转移的商业文书。这对中小企业参与跨国技术转移起到了巨大作用。再次是引导企业主动、积极地去运用政府促进跨国技术转移的政策。此外，在跨国技术转移过程当中，注重对双方进行沟通、协调，这也是达成共识、促进转移形成的重要条件。
为更好地推进中国的跨国技术转移工作，积极推动外方技术转移中介机构深入了解中方企业需求是关键所在。北京技术市场协会顾问林耕建议外方技术转移中介机构可以与中方中介机构形成对接，借助中方机构掌握的丰富信息和资源来了解中方企业需求是一条捷径。
在北京日前举行的“2011跨国技术转移北京论坛”上，众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企业总裁及技术转移机构负责人共聚一堂，就当前形势下，跨国技术转移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促进跨国技术转移的举措及促进跨国技术转移的有效方式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自主创新”也需要国际技术转移
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理查德·萨特米尔对未来科技研发工作的全球化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人才是科技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在人才加速流动的背景下，研发全球化目前已显示出快速发展的势头。
但他同时指出，企业之间或与科研院所之间的研发合作日益频繁，同时产生了众多的知识产权问题，这需要引起关注。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研究和创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罗伯特·查默斯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技术转移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眼前重要的是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相关人员聚集在一起进行合作。
自中国提出把“自主创新”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以来，一些国外专家提出疑问，认为中国的自主创新是自己关起门来搞研发，与外界不合作或者合作很少。
“这是对我国‘自主创新’的误解，‘自主创新’同时也需要国际技术转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表示，我国关于“自主创新”的解释有三个含义：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以及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技术进行再创新，其中第三个含义直指跨国技术转移。
目前，中国完善的制造体系和大量的科技人才都已为接纳、吸收和消化国外先进的技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同时，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越来越完善，鼓励创新的政策也正在不断出台并加以落实。可以说，从硬件、软件两个方面，中国都已做好了迎接技术转移高潮的准备。
赵刚同时也提到，中国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中面临的许多难题，如东部沿海地区的招工荒、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表明中国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这个过程需要得到国际先进技术的助力，因此中国跨国技术转移大有可为。
好的栅栏能够使邻居们和睦相处
在谈到政府促进技术转移作用的时候，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院长兰德尔·瑞德借一句美国西部谚语表达了他的观点：“好的栅栏能够使邻居们和睦相处。”
他认为，政府工作的核心应该是使技术转移参与各方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而不是侵害相互之间的利益。政府可以通过更好地实施知识产权法等法律，从而定义知识产权的界限。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明白界限在哪里，进而明确技术转移参与各方的贡献和利益。
目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工作重点是建立一些基础性的设施，为跨国技术转移提供平台。具体包括建立技术转移办公室以及研发网络等。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已经为各个国家提供了大约2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为各国发展技术转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我国，人们经常讨论的是中国如何从国外吸收先进技术并转化为生产力。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历过从发现技术转移中存在的问题到加以解决的过程。”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科技处公使参赞陈富韬说，英国很多研发活动由政府支持，以前研发活动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归政府所有，通过一个由国家设立的公司来推动知识产权的转移，但是这种做法效果并不好。后来，英国政府作了一些调整，规定由政府资助的活动产出的知识产权归承担研发活动的单位所有。这样可以保证知识产权得到商业利用或者造福社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我国也借鉴了这种做法，包括“863”、“973”等许多项目都有这样的制度安排。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副会长王建华介绍，国际上的科技社团大概有4000多家，但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发达国家，中国类似的机构很少。为了汇聚中国的科技资源，为中国自主创新贡献力量，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最近正在推动成立“国际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王建华希望这个项目能得到更多国内外人士的关注，大家共同努力促进中国的对外产学研合作工作。
王建华同时透露，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已于2010年与上海交通大学有关专家共同起草了一份产学研促进法的文稿，并已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正式回复，这将成为一部有关技术转移工作的国家层面的法律，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
高校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不能由利益驱动
大学和科研院所是知识的摇篮和创新的源泉。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地的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迹象，在产学研合作方面探索出了多种有效的模式。但是，如何解决科研机构中技术转移的问题，一直困扰我国的很多高校。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研究与企业中心主任凯文·卡伦介绍了格拉斯哥大学的相关思路。
格拉斯哥大学建立于1451年，有着悠久的技术转移历史。在漫长的技术转移实践中，他们发现，直接经济利益有时会阻碍技术转移成果，因此技术转移工作不能由利益驱动。目前格拉斯哥大学更倾向于站在知识分享的角度与企业界建立联系，更关注技术成果可能带来的影响是怎么样的，而不是关注技术本身能出售的价格。
凯文·卡伦认为，大学的价值应该是将它的知识应用于经济界，带来经济价值；而商业界是为了价值和利益进行知识的转化。所以大学更应该关注知识本身，并非直接经济利益。
华盛顿州立大学科研基金会执行董事基斯·琼斯也表示，华盛顿州立大学在食品安全方面有很多的研究和商业化成果，但一直都非常小心被利益所驱动。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李晓明指出，大学是一个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或者以高层次的教育为基本使命的场所。这个使命有三个载体：教学、学术研究以及社会服务。
继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校办公司大量涌现为标志的创新浪潮以后，北京大学眼下正在迎来大学自主创新的第二次浪潮，这一次的基本特征就是技术转移。
李晓明介绍，第一次创新浪潮中，北京大学诞生了以方正为代表的一批成功企业，而第二次创新浪潮成功的标志则是确立科学的技术转移模式。
他强调，在迎来第二次创新浪潮的关键时刻，人们需要更加深刻地理解产学研合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海波建议，大学等科研机构在推进技术转移工作时应该具备更广的视野，站在推动社会进步和世界发展的角度开展工作。
中介机构是促进国际技术转移的加速剂
跨国技术转移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社会行为，影响因素众多。多年来的众多实践充分证明，通过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技术转移机构可以加速跨国技术转移过程，提高转移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成为促进跨国技术转移的加速剂。
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主管朱哈尼·帕萨拉介绍，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是北欧最大的一个研究中心，已有70多年历史，拥有3000多名雇员。在中心发展过程中，由于考虑到进一步开发知识产权的费用非常高，中心逐渐形成了与客户共同开发运用所拥有知识技术的模式。
通过寻找客户真正的需求，然后一起开发、应用技术项目，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使客户真正了解技术、使用技术，真正地满足了客户的需求，与客户实现了密切合作，取得了很大成功。
在成立至今的17年时间里，上海技术交易所已先后与4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合作伙伴开展了跨国技术转移，也引进了国内的一批先进技术。上海技术交易所常务副总裁夏东平表示，在跨国技术转移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主要在于文化习惯的差异、政策策略的制约和操作规则的不同。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上海技术交易所制定了一套操作方法，包括四个方面内容。
首先是制定跨国技术转移的流程。通过技术的筛选评估，以及行业、企业吸纳能力的分析，直到最后的协助谈判已形成了一套流程。其次是协助企业起草跨国技术转移的商业文书。这对中小企业参与跨国技术转移起到了巨大作用。再次是引导企业主动、积极地去运用政府促进跨国技术转移的政策。此外，在跨国技术转移过程当中，注重对双方进行沟通、协调，这也是达成共识、促进转移形成的重要条件。
为更好地推进中国的跨国技术转移工作，积极推动外方技术转移中介机构深入了解中方企业需求是关键所在。北京技术市场协会顾问林耕建议外方技术转移中介机构可以与中方中介机构形成对接，借助中方机构掌握的丰富信息和资源来了解中方企业需求是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