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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友真正跳上艺术这条贼船，从写小说开始。她最早的小说，是在奥克兰老房子里写的《恍兮惚兮》。那个开头，不可能更实在了，正是我们睡在那张斜坡床上，每天早晨发现滚着挤着到了墙边的感觉：“早上迷迷糊糊还在床上，听见楼下有人说中文，似乎你听懂了所有内容，可落实到每一个字，似乎又不像了。成串地组合起来，肯定是中文……”
我们的出国，用被“甩”出去，一点都不过分。本来准备一年海外逍遥，之后回北京，该干什么干什么。突然的变故，把我们一下子变成了陌生世界里的陌生人，眼睛、耳朵照样张开，可嘴里空空，一个外语词也没有，睁眼瞎！又没全瞎，心里那个世界清清楚楚，手却摸不着，它只为记忆而存在。身边、街上，那个词的世界，与我们无关，和我们相关的是幻听的世界。
纳博科夫描写过这感觉：异乡人常显得可笑，他们自作聪明地玩谐音游戏，只不过由于耳朵不能分辨词音的些微区别。他们潜意识里在固守一个自我，为此把外界“听成”自己的世界。幻听，其实是创作的开始。
友友就这样从幻听起步，一点一点把自己从比真实世界更可怕的幻觉世界“挖”出来，在这个不期而至的菜市场上，东寻西找，左挑右选，最终炒出一盘盘色香味俱全的小说菜。从《恍兮惚兮》开始，她一发不可收拾地出版了好几本中短篇小说集，外加一部长篇小说《河潮》，被列入台湾著名的联经丛书出版。从异国的幻听幻觉里，忽然长出个中文小说家，这该称之为惊喜还是悲喜交加？谁知道？反正友友写小说，真个像全无出处。
但没有出处怎么可能？仔细读友友这些一边打工、一边抽空写下的小说，能认出她过去生活中许多痕迹。
《小梦涅槃》：那里两个人物，性格截然相反，新潮的小梦狂放无忌，老旧的“我”嗫嚅胆怯，终篇才发现，二者竟是同一人！对啊，1980年代我们谁不在分分钟自我辩驳中度日？《无人知晓》：傻大姐桃桃，给那个被“屁股流血”吓坏了的女孩，上了青春初潮的一课，而桃桃后来因痴情发疯，她的老干部爸爸由此却生生逼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那笑，是不是比哭更苦？《手的厄运》：那个我们栖居过的伦敦友人家的阁楼，孤独如此逼人，逼着我们一再问自己：“我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孤悬的风》：故事朦胧，文字唯美，像极了写作此篇时，窗外意大利盛夏阳光中大片向日葵印象派画般闪闪烁烁。
中篇《决定做一棵树》，犹如友友小说美学的小词典。友友罕见地摸索进一个男人的内心。莫深，一个孤独者，逃离城市、人群，逃进动物、植物，在植物都不能容忍他的最后，却幡然悔悟：为什么我不干脆变成一棵树？就此彻底解脱孤独感。友友以女性的敏感，推开莫深心理上一扇扇门，也推开今日人类无力无能沟通的窘境，直至那个荒诞至极却又合情合理的超现实（深现实）结局——一个假出路，一个加倍的走投无路。
我给友友小说写过一篇评论，加上了一个欲盖弥彰的笔名“黄鹤”。其中一段，专门探讨友友小说中“孤独”的层次和能量。层次一，孤独的奢侈：政治喧嚣中，我们曾渴求而不可得的孤独；层次二，孤独的痛苦：生活和漂泊中四顾茫然的无助的孤独；层次三，孤独的自觉：面对权钱世界的挤压，自觉承担自己命运的孤独。友友显然也明白孤独之必然，因此把它变成了一种追求：“当内心的孤独和外在的孤独一起向你涌来，就不得不采取一种自我保护的姿势，把它建筑于笔和纸的关系之上，就是一种姿势。写作是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阐释，一种对生活性格的隐喻……我想通过写作，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历史和现在，中国和外国再加上女性的特殊位置，这样一个坐标系来表达自我，最终的核心是‘自己’——‘一个人的世界’……写作本质上就是与自己内心的沉默者的一次漫长的对话。”她在1990年发表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演讲《开向内心沉默的门》中这样说。
友友最下功夫的作品，该算《河潮》。它是长篇，却又有个刻意扭结如短篇的结构：楔子憎恨自己的女儿身，男孩蛋蛋却陶醉于从小被当作女孩养，命运变幻捉弄，几经波折反复，结尾却是一个疯女孩，和死不放弃女儿状的同性恋男孩，举行了一场幻觉中的婚礼。荒诞吗？荒诞啊。但，这不又正是每个中国人心里，传统、现代纠缠的现实？友友用小说，潜回自己的经验，挖出——提炼出了现实的荒诞本质。
长篇《河潮》，堪称友友小说观念实验之集大成。她逆反国内曾流行一时的拉美二手货“魔幻现实主义”，却基于中国的原版人生，发明出一种原创的“现实魔幻主义”——现实比一切狂想更荒诞。极端的现实，就是超现实！
国外的一些诗人，很喜欢我使用的一个词：深现实。一种深层隐含的现实，非经诗人之眼去独特发现不可。“深现实”不同于能被回收使用的“超现实主义”技巧，它的美学追求，与思想深度一而二、二而一。正像友友小说，貌似日常性很强，实则都在关注诸如传统和现代复杂纠结等大主题。这里，“大”等于“深”。要抵达中国“深现实”，非抛开一切因袭，全力聚焦于观念创新不可。友友的小说五彩缤纷，其爆破能源处的原子核，就是这创新的观念性、实验性。
友友变成小说家，无论她的兰州发小，还是她妈妈高梅阿姨都没想到，但读完她的小说，又一致认为，嘿，写得太活了，太真了。高梅阿姨一次对我说：“唉，桃桃，我们省委大院里那个姑娘，我太熟悉了。”
友友的幸运，是直接跳上贼船，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让国外生涯不僅没停滞，反而大有突破。同样，她的不幸，也在有点太超前。她的小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国际文学市场上，没赶上商业潮流。2005年，《河潮》（英译名Ghost Tide——《鬼潮》）由英语世界最大的出版集团HarperCollins出版，在当时，正流行中国主题的回忆录、自传体、非虚构——招摇冷战意识形态话语，商业化炒卖“政治”，却回避了作家的个人自省。这类“纪实”，貌似抬高文学，实则贬低了创作的思想内涵。友友侧身其间，狠狠体验了一把文学的孤独。
除了小说，友友还写过一些专栏式散文，后来结成《人景，鬼话》一书在中国出版。时至今日，当我们在中国朗诵，仍有人拿着它来请求签名，常听到的说法是：“这是我们了解中国作家在国外真实生活的第一本书。” 这话没错。这些文章，都基于我们在海外漂流的直接经验，有疼有苦，也有笑有乐。低级诉苦，无聊且商业，蒙老外也许行，自己人一看就假。闯荡世界，哪像喊口号那么简单。
《人景，鬼話》里有一篇连载三次的文章《菜吃人》，写了个真事：1993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邀请我到那儿当一年访问学者。不顾纽约朋友们的挽留，我们立马打包上路，准备先在新西兰小停，处理老房子里的家当，同时办澳大利亚签证。盘算挺美，可谁想到那时澳大利亚右翼政府，正实行“白澳政策”，对亚洲人能拒签就拒签，我们惨遭拒绝，一下子被搁在了奥克兰黑洞里。
那时我年轻气盛，忍不下这口气，提笔写了封致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信，请朋友翻译成英语，信上说：“我们有悉尼大学正式邀请，却被拒签，别管你用什么借口，拒绝正当文化交流，只能被看作野蛮人行为……请你看看我们的护照，我们去过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和美国，如果你担心我们要‘黑’在哪儿，我们可以清楚告诉你，那将不是贵国……你可以拒签，但我们今后将在世界各地，尽我们所能地宣传你们的愚蠢……”信寄走了，但这一整年怎么活？
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朋友徐长华拿出个主意：我们仨合伙开个菜店。友友开头就反对，我却觉得可行：三个人，每人看店几小时，其他时间写作读书，应该挺悠哉呀。少数服从多数，就这么定了。房子很快看好，地点在毛利人聚居区，原来是家服装店。我们亲自动手，钉货架，安招牌。还买了一辆运菜的面包车。开张那天，早晨参加生平第一场拍卖，糊里糊涂只见牌子举起落下，一车蔬菜就是我们的了。开回菜店，摆好开价，绿油油一片。左右商家都来祝贺，也买些菜发个利市。一天没得闲，转眼天色已晚，锁门回家时，回眸看着崭新的生意，好兴奋啊，喝酒庆贺吧，只待第二天大展拳脚。
谁知，第二天一开门，我们全傻了：菜，发黄了！菜会变黄，我们怎么忘了这茬？抢救吧，劈菜叶，降菜价，又一天疯狂，一共没卖出二十新币，友友已在哭，我们俩也慌了，开始议论是否能把这“买卖”卖掉？试试吧，回家拨电话，还真有人有兴趣，但问题也让我们心虚：“请问你们有执照吗？”
开菜店还要执照？从来没听说过！我们一边色厉内荏地回答买主，一边拨通了奥克兰商务管理处的电话，话还没问完，对方已猜出是谁了：“你们是邮局旁边那菜店吧？告诉你，你们没有执照，是黑店。赶快关掉！这儿正给你们开罚款单哪！”
没说的，拆吧！我们以最快速度开了个店，现在又在以更快的速度关一个店。毁真比建顺手太多了。邻居们劝阻：“年轻人，没那么快赚钱呀，都要有点耐心。”他们哪知道我们的难言之隐？一上午，我们三天的老板经历，结束了。
从菜店运回家的菜，让我们吃了三个星期，脸都绿了。真是“菜吃人”啊，我们如此自我揶揄。
不过，事情就这么神，正是决定拆菜店那天，一封信寄到了老房子，澳大利亚领事馆让“杨先生”回去办签证！我走进领事馆那一刻，里面涌出一堆男女，来看“杨先生”这个怪物，是因为那封骂官的信吗？我对那位挨骂的部长，不禁升起几分尊敬。
柏林和友友有“画缘”。谁知为什么，我们住在任何其他地方，如伦敦的十五年，友友从未动过画画的念头，而每到柏林，她手就痒，要画画。
第一次是我们1991年在DAAD当临时贵族时，Mommsen街9号的大房子，四壁空荡荡，正巧我们到捷克布拉格，友友发现那里绘画材料特便宜，买了一堆油画棒之类，回来涂抹，很快挂了满墙。那风格，明显和柏林接地气，深受德国表现派影响，构图狂放不羁，用色艳丽大胆。画画的她，那表达方式，又和文学大为不同，她不字斟句酌、苦思冥想，却追随感觉，一挥而就。画《疯狂的诗人》，那瘦长脸诗人（是我吗？）脑袋上，公然一个大黑洞——像时下网络流行词：脑洞。画“梦系列”，草黄包装纸，揉得皱巴巴，再用墨横扫竖描，黑漆漆的底色上，没来由的几笔白，轻轻掠过，如奇思怪想正在涌出。画《鸟》，橙黄的树枝，白色的花苞，浅黑变幻的背景上，一只怪鸟，停在那儿沉思。这张曾被友友扔进了垃圾堆，却被我看见，大加赞扬，说得友友也信了，竟装进镜框，堂而皇之地挂进我们伦敦的客厅，一挂挂了十五年。
这批友友海盗版的“表现派”，最精彩的一张，还是1993年我们“菜吃人”期间，她在奥克兰画的格拉夫顿路老房子。那时，我们并不知道，随着全球化来到，老房子的末日也到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住进它，因此那张画也是告别。
记得那天，我在房间里写作，友友消失了几小时，再出现时，手里捧着这幅画。
我很震撼，不仅因为她抓住了老房子的感觉，更因为她抓住了住在老房子里的我们的感觉。如果找个命名，那就是：命运的感觉——命运的色彩！
画面上，粉色的老房子歪歪斜斜。橙红色的框架透出倾圮。玻璃反着光，我们住的那两扇窗户多熟悉啊，它虽破旧，却为我们遮挡过多少风雨。屋顶的铁锈色，既写实又魔幻，它在泄露淅淅沥沥的漏雨声吗？那道防火梯，木板早朽了，只有野猫们爬上爬下，在夜里拉长嗓子嚎叫。门廊，被画成暗蓝色，保留着它日夜不变的幽暗。两扇凸形窗，不属于我们房间，可它是否就像个诱惑，让我们后来在伦敦、在柏林，无一例外选择了有漂亮凸形窗的客厅？这张画的构图，不经意间充满动感。房子倾斜着在动，屋角安妮和詹姆斯音乐室墙外那棵绿树在动，占画面三分之一以上、挤压孤立烟囱的天空，更在急速地大动特动，一片蓝，一块红，一抹黄，一簇绿，一道紫，让人眼花缭乱，又只能屈从，这不正是命运的色彩吗？我的诗《天空移动》，遥相呼应着画面，“那就是过去天空移动的破败门廊里/你不看也已过去又明亮又空旷/压迫一棵树突起漆黑的前景”。
命运的色彩啊，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从未减弱它的压力，而我们这“漆黑的前景”，从一处到另一处，不停突入一个永不过去的“现在”。
2012年，作为柏林超前研究中心的学者，我们又到了柏林。这次不止是来访，更是“回家”。我们在柏林有家了。转了一大圈回到这，真像一个奇迹。
我们的出国，用被“甩”出去，一点都不过分。本来准备一年海外逍遥，之后回北京，该干什么干什么。突然的变故，把我们一下子变成了陌生世界里的陌生人，眼睛、耳朵照样张开，可嘴里空空，一个外语词也没有，睁眼瞎！又没全瞎，心里那个世界清清楚楚，手却摸不着，它只为记忆而存在。身边、街上，那个词的世界，与我们无关，和我们相关的是幻听的世界。
纳博科夫描写过这感觉：异乡人常显得可笑，他们自作聪明地玩谐音游戏，只不过由于耳朵不能分辨词音的些微区别。他们潜意识里在固守一个自我，为此把外界“听成”自己的世界。幻听，其实是创作的开始。
友友就这样从幻听起步，一点一点把自己从比真实世界更可怕的幻觉世界“挖”出来，在这个不期而至的菜市场上，东寻西找，左挑右选，最终炒出一盘盘色香味俱全的小说菜。从《恍兮惚兮》开始，她一发不可收拾地出版了好几本中短篇小说集，外加一部长篇小说《河潮》，被列入台湾著名的联经丛书出版。从异国的幻听幻觉里，忽然长出个中文小说家，这该称之为惊喜还是悲喜交加？谁知道？反正友友写小说，真个像全无出处。
但没有出处怎么可能？仔细读友友这些一边打工、一边抽空写下的小说，能认出她过去生活中许多痕迹。
《小梦涅槃》：那里两个人物，性格截然相反，新潮的小梦狂放无忌，老旧的“我”嗫嚅胆怯，终篇才发现，二者竟是同一人！对啊，1980年代我们谁不在分分钟自我辩驳中度日？《无人知晓》：傻大姐桃桃，给那个被“屁股流血”吓坏了的女孩，上了青春初潮的一课，而桃桃后来因痴情发疯，她的老干部爸爸由此却生生逼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那笑，是不是比哭更苦？《手的厄运》：那个我们栖居过的伦敦友人家的阁楼，孤独如此逼人，逼着我们一再问自己：“我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孤悬的风》：故事朦胧，文字唯美，像极了写作此篇时，窗外意大利盛夏阳光中大片向日葵印象派画般闪闪烁烁。
中篇《决定做一棵树》，犹如友友小说美学的小词典。友友罕见地摸索进一个男人的内心。莫深，一个孤独者，逃离城市、人群，逃进动物、植物，在植物都不能容忍他的最后，却幡然悔悟：为什么我不干脆变成一棵树？就此彻底解脱孤独感。友友以女性的敏感，推开莫深心理上一扇扇门，也推开今日人类无力无能沟通的窘境，直至那个荒诞至极却又合情合理的超现实（深现实）结局——一个假出路，一个加倍的走投无路。
我给友友小说写过一篇评论，加上了一个欲盖弥彰的笔名“黄鹤”。其中一段，专门探讨友友小说中“孤独”的层次和能量。层次一，孤独的奢侈：政治喧嚣中，我们曾渴求而不可得的孤独；层次二，孤独的痛苦：生活和漂泊中四顾茫然的无助的孤独；层次三，孤独的自觉：面对权钱世界的挤压，自觉承担自己命运的孤独。友友显然也明白孤独之必然，因此把它变成了一种追求：“当内心的孤独和外在的孤独一起向你涌来，就不得不采取一种自我保护的姿势，把它建筑于笔和纸的关系之上，就是一种姿势。写作是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阐释，一种对生活性格的隐喻……我想通过写作，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历史和现在，中国和外国再加上女性的特殊位置，这样一个坐标系来表达自我，最终的核心是‘自己’——‘一个人的世界’……写作本质上就是与自己内心的沉默者的一次漫长的对话。”她在1990年发表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演讲《开向内心沉默的门》中这样说。
友友最下功夫的作品，该算《河潮》。它是长篇，却又有个刻意扭结如短篇的结构：楔子憎恨自己的女儿身，男孩蛋蛋却陶醉于从小被当作女孩养，命运变幻捉弄，几经波折反复，结尾却是一个疯女孩，和死不放弃女儿状的同性恋男孩，举行了一场幻觉中的婚礼。荒诞吗？荒诞啊。但，这不又正是每个中国人心里，传统、现代纠缠的现实？友友用小说，潜回自己的经验，挖出——提炼出了现实的荒诞本质。
长篇《河潮》，堪称友友小说观念实验之集大成。她逆反国内曾流行一时的拉美二手货“魔幻现实主义”，却基于中国的原版人生，发明出一种原创的“现实魔幻主义”——现实比一切狂想更荒诞。极端的现实，就是超现实！
国外的一些诗人，很喜欢我使用的一个词：深现实。一种深层隐含的现实，非经诗人之眼去独特发现不可。“深现实”不同于能被回收使用的“超现实主义”技巧，它的美学追求，与思想深度一而二、二而一。正像友友小说，貌似日常性很强，实则都在关注诸如传统和现代复杂纠结等大主题。这里，“大”等于“深”。要抵达中国“深现实”，非抛开一切因袭，全力聚焦于观念创新不可。友友的小说五彩缤纷，其爆破能源处的原子核，就是这创新的观念性、实验性。
友友变成小说家，无论她的兰州发小，还是她妈妈高梅阿姨都没想到，但读完她的小说，又一致认为，嘿，写得太活了，太真了。高梅阿姨一次对我说：“唉，桃桃，我们省委大院里那个姑娘，我太熟悉了。”
友友的幸运，是直接跳上贼船，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让国外生涯不僅没停滞，反而大有突破。同样，她的不幸，也在有点太超前。她的小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国际文学市场上，没赶上商业潮流。2005年，《河潮》（英译名Ghost Tide——《鬼潮》）由英语世界最大的出版集团HarperCollins出版，在当时，正流行中国主题的回忆录、自传体、非虚构——招摇冷战意识形态话语，商业化炒卖“政治”，却回避了作家的个人自省。这类“纪实”，貌似抬高文学，实则贬低了创作的思想内涵。友友侧身其间，狠狠体验了一把文学的孤独。
除了小说，友友还写过一些专栏式散文，后来结成《人景，鬼话》一书在中国出版。时至今日，当我们在中国朗诵，仍有人拿着它来请求签名，常听到的说法是：“这是我们了解中国作家在国外真实生活的第一本书。” 这话没错。这些文章，都基于我们在海外漂流的直接经验，有疼有苦，也有笑有乐。低级诉苦，无聊且商业，蒙老外也许行，自己人一看就假。闯荡世界，哪像喊口号那么简单。
《人景，鬼話》里有一篇连载三次的文章《菜吃人》，写了个真事：1993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邀请我到那儿当一年访问学者。不顾纽约朋友们的挽留，我们立马打包上路，准备先在新西兰小停，处理老房子里的家当，同时办澳大利亚签证。盘算挺美，可谁想到那时澳大利亚右翼政府，正实行“白澳政策”，对亚洲人能拒签就拒签，我们惨遭拒绝，一下子被搁在了奥克兰黑洞里。
那时我年轻气盛，忍不下这口气，提笔写了封致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信，请朋友翻译成英语，信上说：“我们有悉尼大学正式邀请，却被拒签，别管你用什么借口，拒绝正当文化交流，只能被看作野蛮人行为……请你看看我们的护照，我们去过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和美国，如果你担心我们要‘黑’在哪儿，我们可以清楚告诉你，那将不是贵国……你可以拒签，但我们今后将在世界各地，尽我们所能地宣传你们的愚蠢……”信寄走了，但这一整年怎么活？
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朋友徐长华拿出个主意：我们仨合伙开个菜店。友友开头就反对，我却觉得可行：三个人，每人看店几小时，其他时间写作读书，应该挺悠哉呀。少数服从多数，就这么定了。房子很快看好，地点在毛利人聚居区，原来是家服装店。我们亲自动手，钉货架，安招牌。还买了一辆运菜的面包车。开张那天，早晨参加生平第一场拍卖，糊里糊涂只见牌子举起落下，一车蔬菜就是我们的了。开回菜店，摆好开价，绿油油一片。左右商家都来祝贺，也买些菜发个利市。一天没得闲，转眼天色已晚，锁门回家时，回眸看着崭新的生意，好兴奋啊，喝酒庆贺吧，只待第二天大展拳脚。
谁知，第二天一开门，我们全傻了：菜，发黄了！菜会变黄，我们怎么忘了这茬？抢救吧，劈菜叶，降菜价，又一天疯狂，一共没卖出二十新币，友友已在哭，我们俩也慌了，开始议论是否能把这“买卖”卖掉？试试吧，回家拨电话，还真有人有兴趣，但问题也让我们心虚：“请问你们有执照吗？”
开菜店还要执照？从来没听说过！我们一边色厉内荏地回答买主，一边拨通了奥克兰商务管理处的电话，话还没问完，对方已猜出是谁了：“你们是邮局旁边那菜店吧？告诉你，你们没有执照，是黑店。赶快关掉！这儿正给你们开罚款单哪！”
没说的，拆吧！我们以最快速度开了个店，现在又在以更快的速度关一个店。毁真比建顺手太多了。邻居们劝阻：“年轻人，没那么快赚钱呀，都要有点耐心。”他们哪知道我们的难言之隐？一上午，我们三天的老板经历，结束了。
从菜店运回家的菜，让我们吃了三个星期，脸都绿了。真是“菜吃人”啊，我们如此自我揶揄。
不过，事情就这么神，正是决定拆菜店那天，一封信寄到了老房子，澳大利亚领事馆让“杨先生”回去办签证！我走进领事馆那一刻，里面涌出一堆男女，来看“杨先生”这个怪物，是因为那封骂官的信吗？我对那位挨骂的部长，不禁升起几分尊敬。
柏林和友友有“画缘”。谁知为什么，我们住在任何其他地方，如伦敦的十五年，友友从未动过画画的念头，而每到柏林，她手就痒，要画画。
第一次是我们1991年在DAAD当临时贵族时，Mommsen街9号的大房子，四壁空荡荡，正巧我们到捷克布拉格，友友发现那里绘画材料特便宜，买了一堆油画棒之类，回来涂抹，很快挂了满墙。那风格，明显和柏林接地气，深受德国表现派影响，构图狂放不羁，用色艳丽大胆。画画的她，那表达方式，又和文学大为不同，她不字斟句酌、苦思冥想，却追随感觉，一挥而就。画《疯狂的诗人》，那瘦长脸诗人（是我吗？）脑袋上，公然一个大黑洞——像时下网络流行词：脑洞。画“梦系列”，草黄包装纸，揉得皱巴巴，再用墨横扫竖描，黑漆漆的底色上，没来由的几笔白，轻轻掠过，如奇思怪想正在涌出。画《鸟》，橙黄的树枝，白色的花苞，浅黑变幻的背景上，一只怪鸟，停在那儿沉思。这张曾被友友扔进了垃圾堆，却被我看见，大加赞扬，说得友友也信了，竟装进镜框，堂而皇之地挂进我们伦敦的客厅，一挂挂了十五年。
这批友友海盗版的“表现派”，最精彩的一张，还是1993年我们“菜吃人”期间，她在奥克兰画的格拉夫顿路老房子。那时，我们并不知道，随着全球化来到，老房子的末日也到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住进它，因此那张画也是告别。
记得那天，我在房间里写作，友友消失了几小时，再出现时，手里捧着这幅画。
我很震撼，不仅因为她抓住了老房子的感觉，更因为她抓住了住在老房子里的我们的感觉。如果找个命名，那就是：命运的感觉——命运的色彩！
画面上，粉色的老房子歪歪斜斜。橙红色的框架透出倾圮。玻璃反着光，我们住的那两扇窗户多熟悉啊，它虽破旧，却为我们遮挡过多少风雨。屋顶的铁锈色，既写实又魔幻，它在泄露淅淅沥沥的漏雨声吗？那道防火梯，木板早朽了，只有野猫们爬上爬下，在夜里拉长嗓子嚎叫。门廊，被画成暗蓝色，保留着它日夜不变的幽暗。两扇凸形窗，不属于我们房间，可它是否就像个诱惑，让我们后来在伦敦、在柏林，无一例外选择了有漂亮凸形窗的客厅？这张画的构图，不经意间充满动感。房子倾斜着在动，屋角安妮和詹姆斯音乐室墙外那棵绿树在动，占画面三分之一以上、挤压孤立烟囱的天空，更在急速地大动特动，一片蓝，一块红，一抹黄，一簇绿，一道紫，让人眼花缭乱，又只能屈从，这不正是命运的色彩吗？我的诗《天空移动》，遥相呼应着画面，“那就是过去天空移动的破败门廊里/你不看也已过去又明亮又空旷/压迫一棵树突起漆黑的前景”。
命运的色彩啊，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从未减弱它的压力，而我们这“漆黑的前景”，从一处到另一处，不停突入一个永不过去的“现在”。
2012年，作为柏林超前研究中心的学者，我们又到了柏林。这次不止是来访，更是“回家”。我们在柏林有家了。转了一大圈回到这，真像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