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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代社会日新月益，飞速进步的同时，各种社会思潮也暗流汹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等，而这其中民族主义作为一个产生于18世纪中晚期的社会思潮则以其强劲的势头，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在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俨然已成为又一个能推动中国不断强大，不断进步的精神支撑。在学界也早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群体，不少的学者对民族主义又特别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
关键词：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 政治民族主义 悖论
一、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的“体”“用”关系
民族主义一词通常被认为是法国传教士奥古斯丁-巴洛于1789年在指称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一种社会力量时而首次使用。我们很难对民族主义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一般是指：以民族作为人类群居生活的“基本单位”，由此而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主张，有时也将其称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面向：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是指，民族主义在社会文化精神意识层面的体现；政治民族主义则表现为以“公民”身份而产生的基于政治信仰或政治目的的民族主义。关于二者的产生、沿革及区别很多学者都做出了深刻的分析，但是在二者关系方面却缺乏一个明确的导向。虽然从这些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弘扬和阐发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过分的侧重于民族主义应具有的政治效应。甚至王小东曾撰文指出这种政治民族主义理应作为中国走向世界，抵御西方世界的精神旗帜，应大胆的摇旗呐喊以振声势。同时关于文化民族主义的探讨则相对较少。大多数学者大致上都是从新文化运动前后诸如章太炎、梁启超、梁漱溟、胡适等文化人身上去挖掘相关的佐证，但和政治民族主义的强势相比则显得单薄了。
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二者现实的状况也势必促成能在短期产生效应的理论践之于实现。西方世界即使在全球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开放程度如此之大的背景下也和中国存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歧。最后，失衡的心态也是一個促进因素。改革开放的卓然成就，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多的国家财政收入，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环境。一些人理所当然的觉得，中国打破现状争取更多更大的份额既合情也合理，相应中国的话语权、权威力都应得到上升，现有的世界秩序和权威国家理应为中国的上升提供渠道。而这背后民族主义，特别是政治民族主义则不仅提供了中国强大的合理事由，而且提供了打破现有秩序的理论支撑。毕竟国家的强大既是经济实力的壮大，更是更高政治地位和权威的外显。
政治民族主义要加强内在的凝聚和层次的提高。物质生活的丰足缺乏了内在精神支撑犹如地基不稳的高楼时刻都有崩溃的危险。只有不断提高民族的文化力、精神力才能真正提高综合国力。当我们摇动政治民族主义大旗呐喊时，必须把文化民族主义的旌旗插满山头。文化力是塑造民族的根，根深则叶茂，何况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力量彰显足以冠绝全球。
从近代我国民族主义萌芽起，文化民族主义便生机勃勃，虽然经历了“五四迷思”的全盘西化，但传统中国知识份子“中体西用”的价值取向仍然十分明显。康有为、梁启超虽然保守得落后，但是他们的西行漫记过程中也深刻的体会出东西文化的差异。在见识西方文化之后仍表现出强烈对西化的不满。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就批评了欧洲文化过于注重物质的必然性。梁漱溟在其长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断言人类在满足了生活欲求的物质享受之后，西方文化必将回归到以知足、克己这自我约束，更注重心性修养的东方文明上来。即使已经完全西化的胡适也未彻底地抛却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提倡兼容和学习，而非全盘西化。王晓明曾指出在“五四”时期的知识份子们“似乎总有一个先用西化救之，再以我之道治世的想象隐隐约约地罩在头上”。
且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官方所容忍下的“逆向民族主义”高潮的展现只不过是在改革开放之门刚刚打开时的一种极端境遇，缺少理性，后也证实这一“逆向民族主义”高潮适时而生，也应时而退。不过在当今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中这一思潮仍不可小视。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西方的发展有其特殊的背景。虽然全球化的浪潮涌动已经冲翻国界、打破疆域。但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我的特色和民族主义所力倡的归属感必须要到历史的传统和文化中寻根。政治民族主义的外显必须要以坚实的文化民族主义为基础。民族主义的认同要在文化之根上展现政治外显的枝繁叶茂。文化民族主义是“体”，政治民族主义是“用”，切不能本末倒置。
二、民族主义的悖论：永恒与差异
徐志伟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当下的民族主义困顿——对王晓明《民族主义和中国未来》一文的反思”中写道：这个悖论正如盖尔纳和安德森都曾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是一项以现代为形式，却以前现代为实质的论述。他的现代形式在于提供普遍而平等的身份（国民、公民、人民）将个人由传统自然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代以政治性的身份界定；他的前现代实质在于，民族主义的论述莫不企图提供某种自然的、文化的或者历史哲学式的构建，作为民族的集体身份所寄。通俗的说民族主义的内容是历史的而形式却是当代的，形式和内容不相统一。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民族主义以现代形式表带前现代内容，二者的兼容性具有永恒与差异、传统继承和批判吸收、东西方互容的特点。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在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语言文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民是基于想象而产生的对某一具有自我归属感和容纳力的共同体的认同而激发出的愿为这一共同体效忠的情感。民族主义始终以前现代的事件作为构建现代性的内容，从前现代中去寻找利用共同体绵延和持续的精神支撑。可见民族主义针对于不同的前现代势必会导致相异的现代性的叙述和认同。人类社会是永恒存在的，人类社会内部的差异是永恒存在的。即使把地球看做为一个村落，差异也是随处可见的。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基于差异而言，那么他的想象也不可能整齐划一。在安德森的“想象”中前现代是永恒的，现代却产生了断裂。只有当前现代消失了，历史已消失了，断裂亦将不存在。“历史的终结”始终都在用户的冲动中不断地前进，断裂的存在是“差异即矛盾”这一恒定哲学思考推动发展的永动机。 表现于安德森第一波和第二波民族主义浪潮下的美国和中国，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前现代的实质造就了当今美国独霸，中国不断崛起的现代形式。二者的差异永恒存在，民族主义旗帜的挥舞也各具特色，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反对民族主义的，但是他们却很难分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区别，这源于所谓普适性价值“平等”的号召和自身种族主义倾向之间矛盾的不兼容性。中国的民族主义，民间也高呼民族主义的口号，完全撕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赧，堂而皇之的鼓吹民族主义是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又一意识形态支撑。
民族主义的悖论：永恒和差异是在历史长河中兼容并存的。在前现代实质和现代形式二者的较量中我们必须弄清传统继承与批判继承、东西方互容的重要性。
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是基于内忧外患的痛苦中，在不断的打压、挣扎、奋起中兴起和发展的。危亡的紧要关頭，自我保存意识激起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宿感。同时，在排外和震慑内乱过程中也相应产生了两种极端：一是强烈的自我认同导致盲目的彻底批判，二是过度的自卑导致激进的全盘西化。
我们在厘清历史的线条中可以深切的体会到在这二者失调的平衡中，实际都没有将挥舞的民族主义旌旗插上最高的堡垒之上。他们的召唤不是缺乏激情和热烈的拥护，而是理性不足和长久战斗力的缺乏。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在“扶清灭洋”口号下进行极端的排外甚至牵连到了和外国人稍有联系的中国人也难免被杀，其粗暴的形象至今被人诟病。而五·四时期的一些文人学者盲目的学习西方，坚持全盘西化，甚至认为东方人为劣等种族。这两个极端的例子都表明民族主义失衡所造成的极为恶劣的影响。在传统的继承和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厘清优劣，必须要批判的吸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切莫盲目排外，更禁夜郎自大。
参考文献：
[1]王春风.文化民族主义研究综述[J].贵州民族研究，2008.
[2]刘杰.孙中山政治民族主义思想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
[3]王金良.全球化时代我国民族主义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山西大学学报，2006.
[4]高小岩.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困境与探讨[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 .
[5]颜永友.浅析中日关系背景下发展文化民族主义策略及意义[J].青年与社会，2013 .
[6]魏顺霞.浅析柏林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
作者简介：徐海艳（1981—）女。四川成都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杨浩（1981—）男。四川成都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关键词：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 政治民族主义 悖论
一、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的“体”“用”关系
民族主义一词通常被认为是法国传教士奥古斯丁-巴洛于1789年在指称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一种社会力量时而首次使用。我们很难对民族主义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一般是指：以民族作为人类群居生活的“基本单位”，由此而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主张，有时也将其称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面向：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是指，民族主义在社会文化精神意识层面的体现；政治民族主义则表现为以“公民”身份而产生的基于政治信仰或政治目的的民族主义。关于二者的产生、沿革及区别很多学者都做出了深刻的分析，但是在二者关系方面却缺乏一个明确的导向。虽然从这些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弘扬和阐发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过分的侧重于民族主义应具有的政治效应。甚至王小东曾撰文指出这种政治民族主义理应作为中国走向世界，抵御西方世界的精神旗帜，应大胆的摇旗呐喊以振声势。同时关于文化民族主义的探讨则相对较少。大多数学者大致上都是从新文化运动前后诸如章太炎、梁启超、梁漱溟、胡适等文化人身上去挖掘相关的佐证，但和政治民族主义的强势相比则显得单薄了。
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二者现实的状况也势必促成能在短期产生效应的理论践之于实现。西方世界即使在全球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开放程度如此之大的背景下也和中国存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歧。最后，失衡的心态也是一個促进因素。改革开放的卓然成就，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多的国家财政收入，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环境。一些人理所当然的觉得，中国打破现状争取更多更大的份额既合情也合理，相应中国的话语权、权威力都应得到上升，现有的世界秩序和权威国家理应为中国的上升提供渠道。而这背后民族主义，特别是政治民族主义则不仅提供了中国强大的合理事由，而且提供了打破现有秩序的理论支撑。毕竟国家的强大既是经济实力的壮大，更是更高政治地位和权威的外显。
政治民族主义要加强内在的凝聚和层次的提高。物质生活的丰足缺乏了内在精神支撑犹如地基不稳的高楼时刻都有崩溃的危险。只有不断提高民族的文化力、精神力才能真正提高综合国力。当我们摇动政治民族主义大旗呐喊时，必须把文化民族主义的旌旗插满山头。文化力是塑造民族的根，根深则叶茂，何况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力量彰显足以冠绝全球。
从近代我国民族主义萌芽起，文化民族主义便生机勃勃，虽然经历了“五四迷思”的全盘西化，但传统中国知识份子“中体西用”的价值取向仍然十分明显。康有为、梁启超虽然保守得落后，但是他们的西行漫记过程中也深刻的体会出东西文化的差异。在见识西方文化之后仍表现出强烈对西化的不满。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就批评了欧洲文化过于注重物质的必然性。梁漱溟在其长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断言人类在满足了生活欲求的物质享受之后，西方文化必将回归到以知足、克己这自我约束，更注重心性修养的东方文明上来。即使已经完全西化的胡适也未彻底地抛却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提倡兼容和学习，而非全盘西化。王晓明曾指出在“五四”时期的知识份子们“似乎总有一个先用西化救之，再以我之道治世的想象隐隐约约地罩在头上”。
且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官方所容忍下的“逆向民族主义”高潮的展现只不过是在改革开放之门刚刚打开时的一种极端境遇，缺少理性，后也证实这一“逆向民族主义”高潮适时而生，也应时而退。不过在当今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中这一思潮仍不可小视。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西方的发展有其特殊的背景。虽然全球化的浪潮涌动已经冲翻国界、打破疆域。但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我的特色和民族主义所力倡的归属感必须要到历史的传统和文化中寻根。政治民族主义的外显必须要以坚实的文化民族主义为基础。民族主义的认同要在文化之根上展现政治外显的枝繁叶茂。文化民族主义是“体”，政治民族主义是“用”，切不能本末倒置。
二、民族主义的悖论：永恒与差异
徐志伟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当下的民族主义困顿——对王晓明《民族主义和中国未来》一文的反思”中写道：这个悖论正如盖尔纳和安德森都曾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是一项以现代为形式，却以前现代为实质的论述。他的现代形式在于提供普遍而平等的身份（国民、公民、人民）将个人由传统自然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代以政治性的身份界定；他的前现代实质在于，民族主义的论述莫不企图提供某种自然的、文化的或者历史哲学式的构建，作为民族的集体身份所寄。通俗的说民族主义的内容是历史的而形式却是当代的，形式和内容不相统一。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民族主义以现代形式表带前现代内容，二者的兼容性具有永恒与差异、传统继承和批判吸收、东西方互容的特点。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在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语言文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民是基于想象而产生的对某一具有自我归属感和容纳力的共同体的认同而激发出的愿为这一共同体效忠的情感。民族主义始终以前现代的事件作为构建现代性的内容，从前现代中去寻找利用共同体绵延和持续的精神支撑。可见民族主义针对于不同的前现代势必会导致相异的现代性的叙述和认同。人类社会是永恒存在的，人类社会内部的差异是永恒存在的。即使把地球看做为一个村落，差异也是随处可见的。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基于差异而言，那么他的想象也不可能整齐划一。在安德森的“想象”中前现代是永恒的，现代却产生了断裂。只有当前现代消失了，历史已消失了，断裂亦将不存在。“历史的终结”始终都在用户的冲动中不断地前进，断裂的存在是“差异即矛盾”这一恒定哲学思考推动发展的永动机。 表现于安德森第一波和第二波民族主义浪潮下的美国和中国，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前现代的实质造就了当今美国独霸，中国不断崛起的现代形式。二者的差异永恒存在，民族主义旗帜的挥舞也各具特色，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反对民族主义的，但是他们却很难分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区别，这源于所谓普适性价值“平等”的号召和自身种族主义倾向之间矛盾的不兼容性。中国的民族主义，民间也高呼民族主义的口号，完全撕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赧，堂而皇之的鼓吹民族主义是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又一意识形态支撑。
民族主义的悖论：永恒和差异是在历史长河中兼容并存的。在前现代实质和现代形式二者的较量中我们必须弄清传统继承与批判继承、东西方互容的重要性。
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是基于内忧外患的痛苦中，在不断的打压、挣扎、奋起中兴起和发展的。危亡的紧要关頭，自我保存意识激起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宿感。同时，在排外和震慑内乱过程中也相应产生了两种极端：一是强烈的自我认同导致盲目的彻底批判，二是过度的自卑导致激进的全盘西化。
我们在厘清历史的线条中可以深切的体会到在这二者失调的平衡中，实际都没有将挥舞的民族主义旌旗插上最高的堡垒之上。他们的召唤不是缺乏激情和热烈的拥护，而是理性不足和长久战斗力的缺乏。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在“扶清灭洋”口号下进行极端的排外甚至牵连到了和外国人稍有联系的中国人也难免被杀，其粗暴的形象至今被人诟病。而五·四时期的一些文人学者盲目的学习西方，坚持全盘西化，甚至认为东方人为劣等种族。这两个极端的例子都表明民族主义失衡所造成的极为恶劣的影响。在传统的继承和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厘清优劣，必须要批判的吸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切莫盲目排外，更禁夜郎自大。
参考文献：
[1]王春风.文化民族主义研究综述[J].贵州民族研究，2008.
[2]刘杰.孙中山政治民族主义思想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
[3]王金良.全球化时代我国民族主义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山西大学学报，2006.
[4]高小岩.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困境与探讨[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 .
[5]颜永友.浅析中日关系背景下发展文化民族主义策略及意义[J].青年与社会，2013 .
[6]魏顺霞.浅析柏林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
作者简介：徐海艳（1981—）女。四川成都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杨浩（1981—）男。四川成都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