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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穆勒传统巧妙实现了社会科学与实证主义的融合，将实证哲学与科学研究方法引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当中，明确了归纳与演绎、先验与后验的性质，为主流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层面上的指导。
关键词：穆勒传统 归纳法 演绎法 实证哲学
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需要一定的方法作支撑，这种方法并不限于研究阶段、工具、技术、任务等，而对与研究社会问题的经济学的研究，更强调一种系统化、统筹化、一般化的分析框架，侧重过程而非细节操作。经济学方法论是人类认识经济对象、经济活动，在特殊性中寻找普遍存在的经济规律，是经济学推理过程的理论化前提，是思考经济问题的工具箱。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最初的古典经济学家开始，虽然并未明确提出经济学方法论这一概念，但他们在著作《国富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关于英美劳动分工、比较优势等案例的分析恰恰就契合了以经验为主的归纳法的内涵。随之穆勒于1836年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将古典归纳联系实验方法，建立起以探討因果关系的穆勒五法，开创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先河，而凯尔恩斯、西尼尔、凯恩斯等人又将其丰富完善，形成一套基于古典的演绎先验方法论体系，穆勒传统对经验归纳的反复强调引发大量经济学者对经济学范式进行争论，观点褒贬不一，直接推动了经济学科从逻辑研究向实证研究的演变。但受到社会发展与人类认知的限制，穆勒传统自身仍存在较大缺陷，并受到孔德、波佩尔等纯实证主义和后来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质疑与冲击。但笔者认为，穆勒的经济学方法论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选择物理学角度巧妙的将科学与实证主义进行有效结合，是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哲学的肯定，同时将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进行明确区分，明确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意义，科学的形而上性决定科学学科的复杂性，这也为科学与实证的融合提供哲学基础。本文分别对穆勒传统中的科学性与实证主义进行探讨，从而完成对穆勒传统的新角度解读。
二、穆勒传统：明确社会科学的含义
在穆勒之前，众多学者对科学与方法论的关系均有研究，有趣的是，他们更多的将归纳法纳入科学方法的范畴，而且将其视为唯一的科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亚里士多德逻辑推理三段论、伊壁鸠鲁学派“类似法”及培根的归纳逻辑理论等，所有的研究都强调逻辑的重要性，研究的核心更多集中在方法的选用而非对象问题的解决，古希腊学派认定知识归属自然科学，具有确定性和普遍性，而精神科学存在着“不精确性”，两者无法共通，思想仍然没有跳脱出哲学框架的束缚。
而穆勒传统综合多种思想成分，包括其父老穆勒、边沁等启蒙理性思想，亚当斯密、李嘉图的自由主义，孔德、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等等，首次明确了社会科学的含义，“任何事实本身都适合于作为科学的主题，它们依照不变的规律而前后相继地出现”，对经济具体问题的方法论研究上升至学科性质对象的视角进行探讨。穆勒传统中蕴含的科学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穆勒传统根本在于对科学进行理性的划分与定义，并强调作为不精确的经济学必须实现“科学方法统一”。知识源于所谓感觉经验，而经验的获得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实现，一定范围的专业化才能推动科学的严密性和准确度发展，受时代的局限，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使得抽象法成为分离经济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唯一方法，然而这种抽象意义为真仅仅是所谓的“几何学”的概念，缺乏前验条件的逻辑与推理。科学与方法必须实现在某种程度上的统一，实验方法的引入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在对古希腊学派所谓科学批判基础之上，穆勒认为“不精确的科学”仅仅可以解释那些不完备的科学类型，有些规律待被发现。
其次，穆勒传统将实验、计量、分析等自然科学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穆勒对他所谓的社会科学中“几何的方法”进行了反驳，他认为科学中完美的受控实验条件很难实现，干扰因素必然存在而且无法避免，解决这种冲突最好的方式是结合两种根本方法， 即融合从普遍原理出发的演绎推理与遵循经验事实的具体归纳，融合普遍度不高的社会经验规则与普遍度较高的人类本性规律， 将“终极规律”作为最终基础引出所有社会规律。而凯尔恩斯则认为“假设”也可以作为社会科学分析的方法之一，从而为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提供方法论层面上的可行性。
最后，穆勒所倡导的科学，是一种基于人性判断的“道德科学”。他在著作《逻辑体系》中指出，社会科学仅仅作为道德科学的一部分，在经验事实基础上，加入对人性、心理和行为的规律、伦理规范、民俗习惯、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人们的行为与激情服从个人的天性”，而这种道德的验证，归属于心理学的范畴，适用于观察与实验的方法，从而获得社会层面的普遍规律；同时逆向获得人类行为产生的原因时，逆向演绎法可被采用，即通过历史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将特殊现象规律化，随之证明规律来源于人性，联系“终极规律”，赋予其科学真理的地位。
总的来说，穆勒从认识论和逻辑视角实现了社会科学的科学划分，将科学的存在更为精确化与系统化，科学性体现在对现象精确说明和预测。一方面，科学并不是简单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沿袭，而是对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有力铺垫；另一方面，人性的独特要求科学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对主体的激励效果，即注重个人能力对科学研究的影响。
三、穆勒传统：实证主义与科学的融合
穆勒传统对科学的性质认定为“实验”与“演绎”，但是经济学因素的复杂性与不完全精确性使得穆勒、凯尔恩斯等人将经济学看做一门假设或演绎科学。真正的实证主义是从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的父亲—老凯恩斯开始，其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中在继承穆勒传统之上，认为经济学应当是“更依赖推理而非观察”的“实证”经济学。这种科学的核心在于五个方面：第一，“是什么”的实证研究与“应该是什么的”规范研究应当区分；第二，经济学的特殊性必须从社会科学中独立出来，以研究人类对财富追逐的本质特征；第三，与穆勒一致，经济要素存在复杂性与可变性，先验-演绎法是研究经济现象的最好方法，同时肯定了假设对逻辑推理的重要性，排除了其他分散的无关紧要的要素影响；第四，经济学科的原因合并律与趋势律始终存在；第五，经验观察可以检验演绎结论并确定规律应用的范围和可能性。 1.实证逻辑：归纳与演绎。
1.1归纳与演绎的辩证关系。与李嘉图严密的演绎结构不同，穆勒认为逻辑的存在是为非自明的事物确定某种标准， 是区分已证明与未证明、可相信的和不足为信的一种机制。知识是经验的唯一来源，“所有的推理都是从特殊到特殊...真正的逻辑前件， 或前提， 是特殊的事实， 通过归纳从这些特殊事实中而得到普遍命题”，演绎附属于归纳，归纳为演绎提供经验材料，逻辑是普遍规律推导的绝对意义上的机制，这种实证演变的方式被称为实证主义机械论。老凯恩斯将演绎法的应用更深化一步，他认为经济学应在内省观察形成的“明显正确”假设基础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进行单向的逻辑推理，构建“为真经验命题”。在这里，假设成为验证命题真伪的先决条件，凯恩斯将其视为“主要为演绎、但仍由归纳所辅助和控制的方法”，即肯定了穆勒的先验-演绎方法，而且这种方式是获得真理最可能的方法。穆勒传统已经将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在整体上进行了扩充。至此，经济学的方法已经被大大简化，实证的研究从多对一转变为少对一甚至一对一，这种理想化的类型界定演绎与归纳的区别，从而将实证与规范方式也进行了区分。
1.2演绎的次要性。尽管穆勒对演绎的存在持肯定态度，但他同时又认为，经验证实发生在整个推理过程最后，最重要的是对经验事件的归纳，而并非是最初采用的演绎方法。经验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是以缺乏实验室中受控实验的社会科学为基础，部分是以研究的特定领域的特征为基础。如果选用了演绎方法，那么假设中不包括的因素，在过程乃至结果中都不会被体现。可能只有物理学等少数自然学科，“并且只能以这种方式，诉诸经验”，那是因为其具有齐一性，即存在整体上的规律。而经济学采用实证方法要求科学存在可检验性，归纳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经济信息，甚至可以利用概率等数理方式来对规律进行预估。正如凯尔恩斯所说：经济学家可以直接获得经济现象背后的力量。简而言之，演绎应当让位于归纳，起到辅助和规律验证的作用。
2.实证形式：先验与后验。从认识论来看，演绎与推理之争即先验与后验之争。穆勒按照演绎或实验将原因合成的科学区分为先验方法与后验方法，他对先验方法十分的推崇，他认为受控实验条件的缺失与人性追逐财富的本质决定经济学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经济现象尽管非常复杂，但只有一个主导因素即“对财富的渴望”，那么这种意愿完全可以被抽象出来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预设“经济人”，这种规律即普遍真理。同时他也肯定了后验存在的价值：即可以检验真理，最大程度降低具体情况的复杂度，方便于后续的验证。而凯恩斯认为纯粹的归纳与纯粹的演绎都是不充分的，那么解决先验与后验之间方法论的争执在于要在先验方法与后验方法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实行“辩证的综合”。凯恩斯提倡经济学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对先验与后验包一种宽容的态度，侧重于对原理的强调，“从人类本性的基本原理中演绎”。尽管穆勒与凯恩斯对先验与后验态度有所区别，但仍归属于演绎主义的范畴
3.实证方法：趋势与干扰。
3.1规律：原因合成趋势律 。科学的主要任务，就应当从现实中找出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穆勒受到李嘉图“完美抽象科学”思想的诱导，认为原因合成定律较好的解释了演绎与实验的区别。原因合成定律是“几个原因合成的结果等于它们单独结果的和”即同质科学。相反， 原因间无法合成或合成后不能解释结果，即异质科学。按照是否可逆转，异质科学可分为：过程可逆、原因可恢复，如化学；过程不可逆、原因不可恢复，如心理学。同质科学也可分为可区分原因的演绎（先验）和不可区分（整体）原因实验（后验的）。因果律即趋势律，在社会现象中普遍存在。凯恩斯将这种规律更深化了一步，他认为经济学是由具有形式普遍性的真理构成的相互联系和系统化的统一体，强调普遍性对于科学的重要性，要求科学应当从人类本性的基本原理即趋势中演绎。“趋势是隐藏在真正的规则下面的因果力量，它由不精确的定律表达出来”，由此，凯恩斯将实证真正引入，指明经济学是一门基于假设的不精确的趋势学科，而实证功能在于揭示事实本质的定理，而非生活规则和实际规范。
3.2条件：干扰因素。“他们能够确定内在的因果趋势，但可能很难确定无数的抗衡力量”。即使确定了趋势方向，对经济现象的干扰因素也是无所不在的。凯尔恩斯指明只有较弱的干扰条件才能促进趋势律的发现。但穆勒并不承认因果联系的客观必然性和无条件性，所以他在繁杂的历史链条上尋找起根本作用的规律，他将影响规律寻找的因素更多归结于人类心理的影响，即追求财富与获得财富，每个人都渴望用尽量少的付出获得尽量多的财富。各种干扰因素的存在决定经济学仍然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但是，这种对于干扰的实证考察并非与生命哲学-诠释学-现象学传统和科学哲学相一致，穆勒传统更关注的是，如何在于其他科学进行比较时实现对经济学的刻画，进而对科学与非科学进行划分。
3.3实证应用：科学的多元论。趋势律与干扰因素的共同存在，使得不同科学在其各自领域有着不同的特殊的获得知识的方法。穆勒在将经济学与其他科学的比较中，除了对演绎和归纳、先验和后验的比较，同时也将科学的精确性与定量化纳入实证主义研究当中。当然穆勒并未对科学的多元性进行阐述，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不同学科知识体系的差异，实验次数多少对科学或者经济学最终的贡献程度是有着极大差别的。所谓科学的多元性更多在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之上，按照知识类别的不同来确定观察、分析的研究方法，但是核心假设与规则应当是一定的，即保证规则的真理性。正如罗宾斯所认为，只有为任何科学的正确研究制定规则，才能为经济学的正确研究制定规则。
4.实证本质：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穆勒是一个比较彻底的个人实证主义者。这种个人实证主义本身在于对社会（或个人）现象的解释，除非完全能用个人周围的事实来说明，否则都应该被否定。与整体主义关注个人行为对社会影响相比，个人主义将人的内生因素设置为唯一影响变量，穆勒更为关注社会规律拆分为个人行为，而非实证哲学派孔德、斯宾塞等人的实证主义有机思想，也非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决定人性思想。他在反对抽象人基础上，主张人性是受到社会历史等外界因素所影响，而且人性更具普遍性与稳定性。同时，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被严格的区分开来，基于工具理性的标准成为经验的根本。从本质上来说，穆勒等人更倾向于“功利主义”，在社会状态中的人，对财富追求的“行动和激情”推动社会规律的发现。功利主义满足了资本逐利性本质的要求，在西方国家获得普遍的接受，这成为实证主义发展的理论来源，而在凯恩斯的理论当中，这种功利主义被隐藏在脱离出社会范畴的财富研究之中，人类的理性被束缚在“经济人”假设之中，实证主义完全将功利主义扩大化了，或者说实在个体角度进行放大。究其本质，对财富的追逐将社会规律赋予人性与心理学的色彩。
四、结语
严格的说，穆勒传统并非是科学与实证主义结合的唯一学派，但是不可否认，在社会学从哲学中分化过程中，他们第一次明确的将实证应用到科学门类划分当中来，明确知识经验的积累对社会规律发现的重要作用，明确经济学说的不精确性，在科学假说中实现演绎与归纳、先验与后验的结合。穆勒五法、知识本质来源、经济人假设等等这都为之后社会科学乃至当下主流经济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路径。但其仍然存在着归纳推理合理性问题，推崇感觉经验，个人原子性忽略制度、时代等要素影响等等一系列缺陷。穆勒传统仍然是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科学与实证主义结合的先河，将实证科学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并努力在经验与逻辑之间寻找稳定的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1]穆勒.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M]第二章.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3]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桂起权.对穆勒经济学方法论传统的辩证解读[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03：11-17+25.
[5]张庆熊. 穆勒：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导者[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45-52+95.
作者简介：刘子源（1987—）女。辽宁大连人。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关键词：穆勒传统 归纳法 演绎法 实证哲学
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需要一定的方法作支撑，这种方法并不限于研究阶段、工具、技术、任务等，而对与研究社会问题的经济学的研究，更强调一种系统化、统筹化、一般化的分析框架，侧重过程而非细节操作。经济学方法论是人类认识经济对象、经济活动，在特殊性中寻找普遍存在的经济规律，是经济学推理过程的理论化前提，是思考经济问题的工具箱。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最初的古典经济学家开始，虽然并未明确提出经济学方法论这一概念，但他们在著作《国富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关于英美劳动分工、比较优势等案例的分析恰恰就契合了以经验为主的归纳法的内涵。随之穆勒于1836年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将古典归纳联系实验方法，建立起以探討因果关系的穆勒五法，开创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先河，而凯尔恩斯、西尼尔、凯恩斯等人又将其丰富完善，形成一套基于古典的演绎先验方法论体系，穆勒传统对经验归纳的反复强调引发大量经济学者对经济学范式进行争论，观点褒贬不一，直接推动了经济学科从逻辑研究向实证研究的演变。但受到社会发展与人类认知的限制，穆勒传统自身仍存在较大缺陷，并受到孔德、波佩尔等纯实证主义和后来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质疑与冲击。但笔者认为，穆勒的经济学方法论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选择物理学角度巧妙的将科学与实证主义进行有效结合，是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哲学的肯定，同时将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进行明确区分，明确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意义，科学的形而上性决定科学学科的复杂性，这也为科学与实证的融合提供哲学基础。本文分别对穆勒传统中的科学性与实证主义进行探讨，从而完成对穆勒传统的新角度解读。
二、穆勒传统：明确社会科学的含义
在穆勒之前，众多学者对科学与方法论的关系均有研究，有趣的是，他们更多的将归纳法纳入科学方法的范畴，而且将其视为唯一的科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亚里士多德逻辑推理三段论、伊壁鸠鲁学派“类似法”及培根的归纳逻辑理论等，所有的研究都强调逻辑的重要性，研究的核心更多集中在方法的选用而非对象问题的解决，古希腊学派认定知识归属自然科学，具有确定性和普遍性，而精神科学存在着“不精确性”，两者无法共通，思想仍然没有跳脱出哲学框架的束缚。
而穆勒传统综合多种思想成分，包括其父老穆勒、边沁等启蒙理性思想，亚当斯密、李嘉图的自由主义，孔德、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等等，首次明确了社会科学的含义，“任何事实本身都适合于作为科学的主题，它们依照不变的规律而前后相继地出现”，对经济具体问题的方法论研究上升至学科性质对象的视角进行探讨。穆勒传统中蕴含的科学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穆勒传统根本在于对科学进行理性的划分与定义，并强调作为不精确的经济学必须实现“科学方法统一”。知识源于所谓感觉经验，而经验的获得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实现，一定范围的专业化才能推动科学的严密性和准确度发展，受时代的局限，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使得抽象法成为分离经济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唯一方法，然而这种抽象意义为真仅仅是所谓的“几何学”的概念，缺乏前验条件的逻辑与推理。科学与方法必须实现在某种程度上的统一，实验方法的引入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在对古希腊学派所谓科学批判基础之上，穆勒认为“不精确的科学”仅仅可以解释那些不完备的科学类型，有些规律待被发现。
其次，穆勒传统将实验、计量、分析等自然科学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穆勒对他所谓的社会科学中“几何的方法”进行了反驳，他认为科学中完美的受控实验条件很难实现，干扰因素必然存在而且无法避免，解决这种冲突最好的方式是结合两种根本方法， 即融合从普遍原理出发的演绎推理与遵循经验事实的具体归纳，融合普遍度不高的社会经验规则与普遍度较高的人类本性规律， 将“终极规律”作为最终基础引出所有社会规律。而凯尔恩斯则认为“假设”也可以作为社会科学分析的方法之一，从而为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提供方法论层面上的可行性。
最后，穆勒所倡导的科学，是一种基于人性判断的“道德科学”。他在著作《逻辑体系》中指出，社会科学仅仅作为道德科学的一部分，在经验事实基础上，加入对人性、心理和行为的规律、伦理规范、民俗习惯、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人们的行为与激情服从个人的天性”，而这种道德的验证，归属于心理学的范畴，适用于观察与实验的方法，从而获得社会层面的普遍规律；同时逆向获得人类行为产生的原因时，逆向演绎法可被采用，即通过历史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将特殊现象规律化，随之证明规律来源于人性，联系“终极规律”，赋予其科学真理的地位。
总的来说，穆勒从认识论和逻辑视角实现了社会科学的科学划分，将科学的存在更为精确化与系统化，科学性体现在对现象精确说明和预测。一方面，科学并不是简单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沿袭，而是对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有力铺垫；另一方面，人性的独特要求科学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对主体的激励效果，即注重个人能力对科学研究的影响。
三、穆勒传统：实证主义与科学的融合
穆勒传统对科学的性质认定为“实验”与“演绎”，但是经济学因素的复杂性与不完全精确性使得穆勒、凯尔恩斯等人将经济学看做一门假设或演绎科学。真正的实证主义是从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的父亲—老凯恩斯开始，其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中在继承穆勒传统之上，认为经济学应当是“更依赖推理而非观察”的“实证”经济学。这种科学的核心在于五个方面：第一，“是什么”的实证研究与“应该是什么的”规范研究应当区分；第二，经济学的特殊性必须从社会科学中独立出来，以研究人类对财富追逐的本质特征；第三，与穆勒一致，经济要素存在复杂性与可变性，先验-演绎法是研究经济现象的最好方法，同时肯定了假设对逻辑推理的重要性，排除了其他分散的无关紧要的要素影响；第四，经济学科的原因合并律与趋势律始终存在；第五，经验观察可以检验演绎结论并确定规律应用的范围和可能性。 1.实证逻辑：归纳与演绎。
1.1归纳与演绎的辩证关系。与李嘉图严密的演绎结构不同，穆勒认为逻辑的存在是为非自明的事物确定某种标准， 是区分已证明与未证明、可相信的和不足为信的一种机制。知识是经验的唯一来源，“所有的推理都是从特殊到特殊...真正的逻辑前件， 或前提， 是特殊的事实， 通过归纳从这些特殊事实中而得到普遍命题”，演绎附属于归纳，归纳为演绎提供经验材料，逻辑是普遍规律推导的绝对意义上的机制，这种实证演变的方式被称为实证主义机械论。老凯恩斯将演绎法的应用更深化一步，他认为经济学应在内省观察形成的“明显正确”假设基础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进行单向的逻辑推理，构建“为真经验命题”。在这里，假设成为验证命题真伪的先决条件，凯恩斯将其视为“主要为演绎、但仍由归纳所辅助和控制的方法”，即肯定了穆勒的先验-演绎方法，而且这种方式是获得真理最可能的方法。穆勒传统已经将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在整体上进行了扩充。至此，经济学的方法已经被大大简化，实证的研究从多对一转变为少对一甚至一对一，这种理想化的类型界定演绎与归纳的区别，从而将实证与规范方式也进行了区分。
1.2演绎的次要性。尽管穆勒对演绎的存在持肯定态度，但他同时又认为，经验证实发生在整个推理过程最后，最重要的是对经验事件的归纳，而并非是最初采用的演绎方法。经验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是以缺乏实验室中受控实验的社会科学为基础，部分是以研究的特定领域的特征为基础。如果选用了演绎方法，那么假设中不包括的因素，在过程乃至结果中都不会被体现。可能只有物理学等少数自然学科，“并且只能以这种方式，诉诸经验”，那是因为其具有齐一性，即存在整体上的规律。而经济学采用实证方法要求科学存在可检验性，归纳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经济信息，甚至可以利用概率等数理方式来对规律进行预估。正如凯尔恩斯所说：经济学家可以直接获得经济现象背后的力量。简而言之，演绎应当让位于归纳，起到辅助和规律验证的作用。
2.实证形式：先验与后验。从认识论来看，演绎与推理之争即先验与后验之争。穆勒按照演绎或实验将原因合成的科学区分为先验方法与后验方法，他对先验方法十分的推崇，他认为受控实验条件的缺失与人性追逐财富的本质决定经济学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经济现象尽管非常复杂，但只有一个主导因素即“对财富的渴望”，那么这种意愿完全可以被抽象出来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预设“经济人”，这种规律即普遍真理。同时他也肯定了后验存在的价值：即可以检验真理，最大程度降低具体情况的复杂度，方便于后续的验证。而凯恩斯认为纯粹的归纳与纯粹的演绎都是不充分的，那么解决先验与后验之间方法论的争执在于要在先验方法与后验方法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实行“辩证的综合”。凯恩斯提倡经济学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对先验与后验包一种宽容的态度，侧重于对原理的强调，“从人类本性的基本原理中演绎”。尽管穆勒与凯恩斯对先验与后验态度有所区别，但仍归属于演绎主义的范畴
3.实证方法：趋势与干扰。
3.1规律：原因合成趋势律 。科学的主要任务，就应当从现实中找出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穆勒受到李嘉图“完美抽象科学”思想的诱导，认为原因合成定律较好的解释了演绎与实验的区别。原因合成定律是“几个原因合成的结果等于它们单独结果的和”即同质科学。相反， 原因间无法合成或合成后不能解释结果，即异质科学。按照是否可逆转，异质科学可分为：过程可逆、原因可恢复，如化学；过程不可逆、原因不可恢复，如心理学。同质科学也可分为可区分原因的演绎（先验）和不可区分（整体）原因实验（后验的）。因果律即趋势律，在社会现象中普遍存在。凯恩斯将这种规律更深化了一步，他认为经济学是由具有形式普遍性的真理构成的相互联系和系统化的统一体，强调普遍性对于科学的重要性，要求科学应当从人类本性的基本原理即趋势中演绎。“趋势是隐藏在真正的规则下面的因果力量，它由不精确的定律表达出来”，由此，凯恩斯将实证真正引入，指明经济学是一门基于假设的不精确的趋势学科，而实证功能在于揭示事实本质的定理，而非生活规则和实际规范。
3.2条件：干扰因素。“他们能够确定内在的因果趋势，但可能很难确定无数的抗衡力量”。即使确定了趋势方向，对经济现象的干扰因素也是无所不在的。凯尔恩斯指明只有较弱的干扰条件才能促进趋势律的发现。但穆勒并不承认因果联系的客观必然性和无条件性，所以他在繁杂的历史链条上尋找起根本作用的规律，他将影响规律寻找的因素更多归结于人类心理的影响，即追求财富与获得财富，每个人都渴望用尽量少的付出获得尽量多的财富。各种干扰因素的存在决定经济学仍然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但是，这种对于干扰的实证考察并非与生命哲学-诠释学-现象学传统和科学哲学相一致，穆勒传统更关注的是，如何在于其他科学进行比较时实现对经济学的刻画，进而对科学与非科学进行划分。
3.3实证应用：科学的多元论。趋势律与干扰因素的共同存在，使得不同科学在其各自领域有着不同的特殊的获得知识的方法。穆勒在将经济学与其他科学的比较中，除了对演绎和归纳、先验和后验的比较，同时也将科学的精确性与定量化纳入实证主义研究当中。当然穆勒并未对科学的多元性进行阐述，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不同学科知识体系的差异，实验次数多少对科学或者经济学最终的贡献程度是有着极大差别的。所谓科学的多元性更多在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之上，按照知识类别的不同来确定观察、分析的研究方法，但是核心假设与规则应当是一定的，即保证规则的真理性。正如罗宾斯所认为，只有为任何科学的正确研究制定规则，才能为经济学的正确研究制定规则。
4.实证本质：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穆勒是一个比较彻底的个人实证主义者。这种个人实证主义本身在于对社会（或个人）现象的解释，除非完全能用个人周围的事实来说明，否则都应该被否定。与整体主义关注个人行为对社会影响相比，个人主义将人的内生因素设置为唯一影响变量，穆勒更为关注社会规律拆分为个人行为，而非实证哲学派孔德、斯宾塞等人的实证主义有机思想，也非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决定人性思想。他在反对抽象人基础上，主张人性是受到社会历史等外界因素所影响，而且人性更具普遍性与稳定性。同时，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被严格的区分开来，基于工具理性的标准成为经验的根本。从本质上来说，穆勒等人更倾向于“功利主义”，在社会状态中的人，对财富追求的“行动和激情”推动社会规律的发现。功利主义满足了资本逐利性本质的要求，在西方国家获得普遍的接受，这成为实证主义发展的理论来源，而在凯恩斯的理论当中，这种功利主义被隐藏在脱离出社会范畴的财富研究之中，人类的理性被束缚在“经济人”假设之中，实证主义完全将功利主义扩大化了，或者说实在个体角度进行放大。究其本质，对财富的追逐将社会规律赋予人性与心理学的色彩。
四、结语
严格的说，穆勒传统并非是科学与实证主义结合的唯一学派，但是不可否认，在社会学从哲学中分化过程中，他们第一次明确的将实证应用到科学门类划分当中来，明确知识经验的积累对社会规律发现的重要作用，明确经济学说的不精确性，在科学假说中实现演绎与归纳、先验与后验的结合。穆勒五法、知识本质来源、经济人假设等等这都为之后社会科学乃至当下主流经济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路径。但其仍然存在着归纳推理合理性问题，推崇感觉经验，个人原子性忽略制度、时代等要素影响等等一系列缺陷。穆勒传统仍然是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科学与实证主义结合的先河，将实证科学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并努力在经验与逻辑之间寻找稳定的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1]穆勒.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M]第二章.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3]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桂起权.对穆勒经济学方法论传统的辩证解读[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03：11-17+25.
[5]张庆熊. 穆勒：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导者[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45-52+95.
作者简介：刘子源（1987—）女。辽宁大连人。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