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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小二，国内第一个以基督教为题材的电影导演。他成立了“第七封印电影作业坊”，立志拍摄七部基督教题材电影长片，目前已经完成两部。他自编自导自演，还带着自己的电影到农村基督教会巡回放映。作为一名在大学教授电影理论的老师，他认为“如果我没有拍电影，那我就不配教他们拍电影”。
电影在银幕上兀自地放着，台下稀稀拉拉坐着5位观众。从电影开始前的导演见面会，到整部电影结束，一直就这5位观众。
这是2008年11月的某天晚上，甘小二的电影《举自尘土》在中山大学放映时的情形。
组织这次放映活动的中山大学某社团学生，对于仅有5个观众，不停地跟甘小二解释：同学们这周末要考公务员，都在紧张复习；也因为下午大家都去烧烤了，太累了。
甘小二也不断地安慰道：没有关系，真的没关系，我可以理解，我真的毫不介意。看着学生着急，远比只有5个观众，更让他着急。更准确地说，只有5个观众这事，丝毫不能让他着急。
“去年在中大的放映活动，就满场了。我们之前在郑州的一家书店里放映，也来了100多人。在电影拍摄地的河南乡村，来五六百观众是很普遍的。无论如何，我反对组织和强迫观众去看某场电影。”
以后的两周里，甘小二一直忙于“第一届华美学生影像展”。这个为内地香港高校学生，及少量独立电影人的影像作品筹划的展览，让甘小二有时一天只能睡2、3个小时。
记者前去采访的这天下午，影像展上一位香港理工大学学生的电影放映时，来了不到10位观众。甘小二坐在台下，玩笑般地跟这位学生导演讲述自己前几天在中山大学遇到的境况。
为什么拍摄基督教题材电影
我个人的生命转变，是1997年春天，我父亲弥留之际。我从北京赶回家乡县医院，他刚刚从持续几天的肝昏迷中醒来，思维清晰。天气转暖，病房里进了一只苍蝇，我哥去赶它，父亲还指了指窗户，意思是打开窗户它就可以飞走。肝癌晚期，腹水，肾衰竭，时常的剧痛折磨着他。母亲给他唱诗，他还试图让头离开枕头，以示唱诗时对神的敬畏，但已经没有任何体力。
他得肝病已经17年了，1982年的食管血管大出血就险些丧命。这些年间，母亲从来没有放弃过。那晚，母亲似乎绝望了，为父亲做祷告说：“慈爱的天父，要是他在人世间的使命已经完成，就请你把他带走吧，我把他交托给你了。”那一刻，我感到强烈的震动。这些话语是如此善解人意，如此爱意温厚，如此富于关怀。这些话语固然不是我们老祖宗留传下来的，但重要的是话语里对于人、对于生命的体贴，我在之前接触的所有中国文化里都没有遇到过。
1997年我父亲病逝。追思礼拜上，来了一群弟兄姊妹。他们什么都不说，排着队整整齐齐地，在一个指挥带领下唱赞美诗，唱完就走。我当时觉得很好，因为他们传递给所有人一个信息：肉身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这和之前我对死亡的认识大不相同。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电影里仍然没有正面出现过，我自己也没有特别成形的想法。
1999年我的婚礼就是在电影《举自尘土》里这个教堂举行的，我母亲在这间教堂服侍。穿军装的诗班姊妹在村口等待接花车，敲锣打鼓穿街过巷，同我们通常见到的结婚差不多，但姊妹们在花车前面走还是挺吸引人的。当时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个同学都在场，可惜没有机器。大家都说，这个婚礼要是拍个纪录片就好了。纪录片错过了，就想在剧情片里可以补上。只是我们安排的场面，总是不会有纪录片那么热闹，那么有气氛。2005年冬天，我们拍摄《举自尘土》的时候，我和当地教会的负责人商量，不知组织500个群众演员有没有问题。“1000人都行！”当地基督徒超过人口比例的15％，的确不是问题。
2000年春天，我从广州去父亲家乡民权县，参加他的三周年祭奠。当地的习俗是三周年和下葬一样隆重，我妈妈骑自行车到处走，请了一个教会的诗班来唱诗，他们还带来了他们的舞蹈，以及福音小戏剧。那个墓地坐落在我堂兄承包的苹果园，很漂亮。透过果树的枝条，我站在一边听传道人讲道：“要是你们相信耶稣，你们的祖先就是亚当和夏娃；要是你们相信达尔文进化论，你们的祖先就是猴子！”我在想，多么好的电影题材啊！
成立《第七封印》不是致敬
就是这些我家庭、我个人的经历，构成了《举自尘土》里面的宗教叙事。也是这些，让我想拍基督教题材的电影，而且拍七部。
2000年，我和几个朋友在广州成立了第七封印电影作业坊。这个名字容易让人联想到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第七封印》（1956）。曾有人问我，使用第七封印作为自己的创作小组的名字，是否在向伯格曼致敬。我是如此喜爱伯格曼，但致敬却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第七封印》也不是我最喜爱的伯格曼电影。把创作团队命名为“第七封印”，是因为我们要拍摄七部剧情片，全部有着明确的宗教元素，记录当今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构成一个七封印系列。我把它看作是自己生命接受审判的过程。
七封印系列是我给自己毕生的创作任务。影评人王书亚评论说：“直到近年甘小二的《山清水秀》、《举自尘土》，汉语电影才有了自己的救赎母题。”我知道自己在拍没有出现过的中国电影，我的影片记录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状况，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这个剧情片系列都不是福音性质的，它们一定程度上是部分中国人（8000万基督徒）的精神史，以及我自己的生命体验。
在中国，小武不看《小武》
对电影来说，尤其独立电影，钱总是刚性的问题。
2002年，我攒了一笔钱，觉得差不多够拍手头已写好剧本的《山清水秀》，就开拍了。也有两个朋友的钱投进来，大家想一起做些事情。后来有另一个朋友看了我写的剧本，觉得可以投入一万块钱。这部影片前后花费在8万块左右，对于我的收入水准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
拍第二部剧情片《举自尘土》时，因为有了《山清水秀》获得的关注，专门资助发展中国家电影制作的HBF基金给了大约是成本的四分之一的前期剧本支持。这对于我们启动影片不可或缺。
独立电影的资金回收很困难，除非影片非常出色，成本足够低，一般都谈不上回收。正如一个朋友说的：“要是当成是投资的话，我能给你钱吗？”大家只是觉得这剧本值得拍。只要投资在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不会那么在意。这是大家都明白的。
我应该感谢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在经济上，她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我，不让我负担家庭的花费。她们认为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钱虽是问题，却不是全部的问题。2003年釜山国际电影节上，有观众问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说：是内在的力量。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一点。
《山清水秀》涉及到卖血得艾滋病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直到影片完成一年后，就是非典之后，媒体才开始有了一些公开报道。
但最主要的还是担心联系着整部影片的基督教人神关系。影评人张亚璇说：“这是一部有神论者的电影，在这一点上，它违逆了中国电影的普遍性质。”中国电影也没有立法，这种情况下，正如法斯宾德说的，电影审查制度其实存在于电影人的想象中。
我不认为我的两部基督题材的电影可以通过电影局的审查，所以，也从未拿去电影局审查，不想浪费有限的时间、金钱和精力。
不审查，就意味着不能在内地发行，院线、广播、音像都不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看不到你的电影。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小武不看《小武》。这意味着，这部名传天下的影片没有到达它真正关心的人那里，好可惜。
我也听到一些嘲讽，说独立电影自编、自导、自演、自看。
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独立电影作者带着电影自放。
我拍电影，因为“在兹，念兹”
2007年暑假，我带领几个学生去河南农村教堂巡回放映《举自尘土》，同时我做出一个纪录片《教堂电影院》。《举自尘土》的监制、主演张献民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前来和农民基督徒一起看电影，讨论电影。我觉得这个比在电影节、高校放映，更有意义。
农民多数看两种影像，一种是大片，一种是电视节目。他们是第一次接触中国独立电影。我家乡一位姊妹看了两遍，觉得第二遍看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她责备自己第一次看后向我提出的那些意见，“影片音乐少、台词少，信徒祷告少、唱诗少”等等。最后，她鼓励我说：“哪怕你的电影只有一个观众，上帝都会纪念你的劳苦。”
但此间，也非完全顺利。
我们去三门峡放映，那里一个县的两会（基督教协会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不同意放映。他主要是怕我们是邪教搞渗透的。我想把片子留给他，希望他们两会的常委看一看，没有问题再放。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在和他交谈的两个多小时里，他既不考虑影片内容，也不考虑《圣经》教导，只是担心这事儿上面问下来会怎样。我理解他的难处。片子放不放的，我认为已经毫不重要。
我热爱自己的祖国，我想多数导演都希望自己的影片可以在自己的祖国正式上映，我并不是一个例外。我相信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自己的电影进入院线和广播渠道。以前在朋友家里看过一个外资公司的海报，上面写着“We Here, We Care”，翻译成“在兹，念兹”。我非常喜欢！这不仅是我拍电影的动力之一，也是我生活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的信念。
电影在银幕上兀自地放着，台下稀稀拉拉坐着5位观众。从电影开始前的导演见面会，到整部电影结束，一直就这5位观众。
这是2008年11月的某天晚上，甘小二的电影《举自尘土》在中山大学放映时的情形。
组织这次放映活动的中山大学某社团学生，对于仅有5个观众，不停地跟甘小二解释：同学们这周末要考公务员，都在紧张复习；也因为下午大家都去烧烤了，太累了。
甘小二也不断地安慰道：没有关系，真的没关系，我可以理解，我真的毫不介意。看着学生着急，远比只有5个观众，更让他着急。更准确地说，只有5个观众这事，丝毫不能让他着急。
“去年在中大的放映活动，就满场了。我们之前在郑州的一家书店里放映，也来了100多人。在电影拍摄地的河南乡村，来五六百观众是很普遍的。无论如何，我反对组织和强迫观众去看某场电影。”
以后的两周里，甘小二一直忙于“第一届华美学生影像展”。这个为内地香港高校学生，及少量独立电影人的影像作品筹划的展览，让甘小二有时一天只能睡2、3个小时。
记者前去采访的这天下午，影像展上一位香港理工大学学生的电影放映时，来了不到10位观众。甘小二坐在台下，玩笑般地跟这位学生导演讲述自己前几天在中山大学遇到的境况。
为什么拍摄基督教题材电影
我个人的生命转变，是1997年春天，我父亲弥留之际。我从北京赶回家乡县医院，他刚刚从持续几天的肝昏迷中醒来，思维清晰。天气转暖，病房里进了一只苍蝇，我哥去赶它，父亲还指了指窗户，意思是打开窗户它就可以飞走。肝癌晚期，腹水，肾衰竭，时常的剧痛折磨着他。母亲给他唱诗，他还试图让头离开枕头，以示唱诗时对神的敬畏，但已经没有任何体力。
他得肝病已经17年了，1982年的食管血管大出血就险些丧命。这些年间，母亲从来没有放弃过。那晚，母亲似乎绝望了，为父亲做祷告说：“慈爱的天父，要是他在人世间的使命已经完成，就请你把他带走吧，我把他交托给你了。”那一刻，我感到强烈的震动。这些话语是如此善解人意，如此爱意温厚，如此富于关怀。这些话语固然不是我们老祖宗留传下来的，但重要的是话语里对于人、对于生命的体贴，我在之前接触的所有中国文化里都没有遇到过。
1997年我父亲病逝。追思礼拜上，来了一群弟兄姊妹。他们什么都不说，排着队整整齐齐地，在一个指挥带领下唱赞美诗，唱完就走。我当时觉得很好，因为他们传递给所有人一个信息：肉身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这和之前我对死亡的认识大不相同。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电影里仍然没有正面出现过，我自己也没有特别成形的想法。
1999年我的婚礼就是在电影《举自尘土》里这个教堂举行的，我母亲在这间教堂服侍。穿军装的诗班姊妹在村口等待接花车，敲锣打鼓穿街过巷，同我们通常见到的结婚差不多，但姊妹们在花车前面走还是挺吸引人的。当时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个同学都在场，可惜没有机器。大家都说，这个婚礼要是拍个纪录片就好了。纪录片错过了，就想在剧情片里可以补上。只是我们安排的场面，总是不会有纪录片那么热闹，那么有气氛。2005年冬天，我们拍摄《举自尘土》的时候，我和当地教会的负责人商量，不知组织500个群众演员有没有问题。“1000人都行！”当地基督徒超过人口比例的15％，的确不是问题。
2000年春天，我从广州去父亲家乡民权县，参加他的三周年祭奠。当地的习俗是三周年和下葬一样隆重，我妈妈骑自行车到处走，请了一个教会的诗班来唱诗，他们还带来了他们的舞蹈，以及福音小戏剧。那个墓地坐落在我堂兄承包的苹果园，很漂亮。透过果树的枝条，我站在一边听传道人讲道：“要是你们相信耶稣，你们的祖先就是亚当和夏娃；要是你们相信达尔文进化论，你们的祖先就是猴子！”我在想，多么好的电影题材啊！
成立《第七封印》不是致敬
就是这些我家庭、我个人的经历，构成了《举自尘土》里面的宗教叙事。也是这些，让我想拍基督教题材的电影，而且拍七部。
2000年，我和几个朋友在广州成立了第七封印电影作业坊。这个名字容易让人联想到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第七封印》（1956）。曾有人问我，使用第七封印作为自己的创作小组的名字，是否在向伯格曼致敬。我是如此喜爱伯格曼，但致敬却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第七封印》也不是我最喜爱的伯格曼电影。把创作团队命名为“第七封印”，是因为我们要拍摄七部剧情片，全部有着明确的宗教元素，记录当今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构成一个七封印系列。我把它看作是自己生命接受审判的过程。
七封印系列是我给自己毕生的创作任务。影评人王书亚评论说：“直到近年甘小二的《山清水秀》、《举自尘土》，汉语电影才有了自己的救赎母题。”我知道自己在拍没有出现过的中国电影，我的影片记录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状况，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这个剧情片系列都不是福音性质的，它们一定程度上是部分中国人（8000万基督徒）的精神史，以及我自己的生命体验。
在中国，小武不看《小武》
对电影来说，尤其独立电影，钱总是刚性的问题。
2002年，我攒了一笔钱，觉得差不多够拍手头已写好剧本的《山清水秀》，就开拍了。也有两个朋友的钱投进来，大家想一起做些事情。后来有另一个朋友看了我写的剧本，觉得可以投入一万块钱。这部影片前后花费在8万块左右，对于我的收入水准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
拍第二部剧情片《举自尘土》时，因为有了《山清水秀》获得的关注，专门资助发展中国家电影制作的HBF基金给了大约是成本的四分之一的前期剧本支持。这对于我们启动影片不可或缺。
独立电影的资金回收很困难，除非影片非常出色，成本足够低，一般都谈不上回收。正如一个朋友说的：“要是当成是投资的话，我能给你钱吗？”大家只是觉得这剧本值得拍。只要投资在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不会那么在意。这是大家都明白的。
我应该感谢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在经济上，她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我，不让我负担家庭的花费。她们认为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钱虽是问题，却不是全部的问题。2003年釜山国际电影节上，有观众问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说：是内在的力量。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一点。
《山清水秀》涉及到卖血得艾滋病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直到影片完成一年后，就是非典之后，媒体才开始有了一些公开报道。
但最主要的还是担心联系着整部影片的基督教人神关系。影评人张亚璇说：“这是一部有神论者的电影，在这一点上，它违逆了中国电影的普遍性质。”中国电影也没有立法，这种情况下，正如法斯宾德说的，电影审查制度其实存在于电影人的想象中。
我不认为我的两部基督题材的电影可以通过电影局的审查，所以，也从未拿去电影局审查，不想浪费有限的时间、金钱和精力。
不审查，就意味着不能在内地发行，院线、广播、音像都不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看不到你的电影。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小武不看《小武》。这意味着，这部名传天下的影片没有到达它真正关心的人那里，好可惜。
我也听到一些嘲讽，说独立电影自编、自导、自演、自看。
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独立电影作者带着电影自放。
我拍电影，因为“在兹，念兹”
2007年暑假，我带领几个学生去河南农村教堂巡回放映《举自尘土》，同时我做出一个纪录片《教堂电影院》。《举自尘土》的监制、主演张献民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前来和农民基督徒一起看电影，讨论电影。我觉得这个比在电影节、高校放映，更有意义。
农民多数看两种影像，一种是大片，一种是电视节目。他们是第一次接触中国独立电影。我家乡一位姊妹看了两遍，觉得第二遍看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她责备自己第一次看后向我提出的那些意见，“影片音乐少、台词少，信徒祷告少、唱诗少”等等。最后，她鼓励我说：“哪怕你的电影只有一个观众，上帝都会纪念你的劳苦。”
但此间，也非完全顺利。
我们去三门峡放映，那里一个县的两会（基督教协会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不同意放映。他主要是怕我们是邪教搞渗透的。我想把片子留给他，希望他们两会的常委看一看，没有问题再放。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在和他交谈的两个多小时里，他既不考虑影片内容，也不考虑《圣经》教导，只是担心这事儿上面问下来会怎样。我理解他的难处。片子放不放的，我认为已经毫不重要。
我热爱自己的祖国，我想多数导演都希望自己的影片可以在自己的祖国正式上映，我并不是一个例外。我相信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自己的电影进入院线和广播渠道。以前在朋友家里看过一个外资公司的海报，上面写着“We Here, We Care”，翻译成“在兹，念兹”。我非常喜欢！这不仅是我拍电影的动力之一，也是我生活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