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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教育创新要求不断提高。其中，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应用到音乐学领域，还是近十年来发生的事情。以2014年第一届音乐口述史学术研讨会为标志，学界对于其概念、方法、规范、意义等多个层面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和阐述，并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成果。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音乐口述史;历史文献;区域文化
引言
多重研究方法和学科交叉的视角是不断推动和完善构建学科体系与探求学术理论的关键。近年来，国内对“口述史”的关注逐渐使其成为新的学术讨论问题，在音乐学界也已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研究领域不得忽视的研究方式。即便口述史是音乐研究中时常存在的一种视角和方法，但对于口述方法在不同学科中所结合的研究理念与自身所存在的学理局限性，也是学术界持续关注讨论的话题。而口述史与口述音乐本就在音乐学研究领域当中对充分考证事物全貌与完善学科多重方法论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口述”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词，从广义上来说，口述就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件进行回忆性质的口头上的叙述，是以不同的交流方式或是在各种谈话环境下的对谈。口述的阐释更多是建立在不拘泥于固定谈话形式和对象的基础上进行，目的是为了解所研究对象在不同人群、阶层中的表述形式，从而获取有价值的历史信息。而狭义的“口述”通常是指渗透到各学科领域中，和不同学科形成交叉、交融性的相互作用，在各学科的研究中提供多层次、多方面的学术思路的一种研究视角。通常“口述史”是研究者运用录音、访谈、叙事等相关方式，搜集整理调查者的口传记忆、口述材料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进行整理还原的历史。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按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一份报告的说法：“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确立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同年内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成为构建口述史发展的奠基力量，之后也不断带动发展了世界各地的口述史研究。
1口述史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学科建设中的意义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少数民族音乐则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挖掘、收集、整理和繼承发扬，并十分注重少数民族音乐专业人才培养，几代音乐学家的迅速成长与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分说明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政策与教育事业的巨大成功和进步，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发展得到了制度上的有力保障。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近代学校教育始于20世纪初，而少数民族音乐高等教育则发轫于20世纪中叶。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既是音乐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由于各民族有着自身的文化特点和艺术传承发展规律，所以与少数民族音乐的丰富程度相比，少数民族音乐教育还有着不小的差距。随着上海音乐学院与中央音乐学院先后招收少数民族音乐专业的学生，中央民族学院也本着培养少数民族音乐干部的目的陆续招收少数民族音乐专业的学生，并一直发展至今。他们大多为少数民族族属的学生或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国家也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给予政策性的倾斜，出台“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等措施。在培养少数民族音乐人才的同时，一大批论文、专著、调查报告等学术成果也陆续面世。学科的成立对少数民族音乐人才培养，发展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弘扬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是完全有必要且十分迫切的，同时对保护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传承和发扬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具有积极作用。
2历史文献与口述史在民族音乐学中应用
2.1口述史的当代史属性
在民族音乐学具体的个案研究中，用“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进行重点关照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作为“口述史”的最大特征就是当代人叙述自身记忆所储存的事象，所以采访对象是不可能超出自身的历史界限进行口述的。归根到底，“口述史”从本质上来说应属于当代史的范畴。比如，史学界阮宝娣、定宜庄，以及音乐学界乔建中、梁茂春、谢嘉幸、陈荃友、丁旭东等学者的相关著述均是对当代人在特定时代的口述记录，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与第三方佐证材料加以提炼、丰富、阐释，力求形成具有最大真实性的“口述史”研究成果。
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田野考察是立身之本，面对乐人的口述采访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对于一个乐班、一个乐人的采访，不仅仅涉及到音乐本体事宜，更多的要从乐班历史、个人历史、传播路径、师承脉络、时代体验等多个角度进行关注，同时也要结合文献、他者口述等内容进行多维度研究。
2.2“口述音乐”的记录与采集的过程与民族音乐学
当中田野采风环节常有重叠的地方，或者说就是相当于采风中对乐人乐事的走访采集。在对民族音乐的研究中，口述方法也是随处可见，许多民间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故事就是以口头传播的方式流传至今。从方法论来说民族音乐研究目前有两大学科特色：一是音乐田野调查作业;二是“口述史”的兴起，这也表明了“口述史”对民族音乐的发展起到的特殊作用和传承性。对民族音乐研究方法来说，“口述”无疑是一种对传统研究范式提出新思考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环境的改善，民族音乐学家开始自主关注各民族音乐中的本体文化价值和个体形态的研究，以期探寻形成民族音乐特性的文化土壤，而获取资料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深入调查区域和聚集地区，对当地人主观记忆中的行为习惯、生活模式和音乐特征进行细致观察与记录。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出的社会本位的互动模式“观念—行为—声音—社会反馈”，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高贺杰从民族音乐学视角来探讨理论内涵的文章《口述，史？—基于Ethnomusicology的‘口述史’反思》，以及齐琨的文章《颠覆抑或延续—关于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口述与文献研究》（上、下）以口述史和文献研究法为基础，通过对徽州乐人阶层历史变迁的探析，与乐人之间的对话采访记录，为我们呈现了个体音乐生命的实例。熊晓辉的《“口述史”在民族音乐学发展中的历史与逻辑——基于土家族土司音乐研究》将视角转移到少数民族音乐口述文化当中。
结语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人们民族观念与文化自觉意识的加强，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关注度也日益提高。当代少数民族音乐家是推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而通过口述史的研究方法研究当代少数民族音乐家，是一个新的尝试，也是一条必经之路。在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应该与时俱进，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理念，不断调整更加适应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方法。左玉河先生呼吁，“做好口述史最重要的是要有奉献精神”。当代少数民族音乐家的抢救工作迫在眉睫，任重道远。作为研究者应该正视口述史在当代少数民族音乐家研究中的问题，才能更好地通过口述访谈技巧去解读受访者的真正授意。同时也要更加重视当代少数民族音乐家的口述研究，为中华民族留下这笔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中央民族学院于1993年11月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
[2]臧艺兵.我们也活过：以口述史为证———论口述史在音乐学领域的运用[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17（1）：24.
[3]齐琨.颠覆抑或延续———关于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口述与文献研（上）[J].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2010（3）：139-148.
厦门大学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音乐口述史;历史文献;区域文化
引言
多重研究方法和学科交叉的视角是不断推动和完善构建学科体系与探求学术理论的关键。近年来，国内对“口述史”的关注逐渐使其成为新的学术讨论问题，在音乐学界也已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研究领域不得忽视的研究方式。即便口述史是音乐研究中时常存在的一种视角和方法，但对于口述方法在不同学科中所结合的研究理念与自身所存在的学理局限性，也是学术界持续关注讨论的话题。而口述史与口述音乐本就在音乐学研究领域当中对充分考证事物全貌与完善学科多重方法论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口述”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词，从广义上来说，口述就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件进行回忆性质的口头上的叙述，是以不同的交流方式或是在各种谈话环境下的对谈。口述的阐释更多是建立在不拘泥于固定谈话形式和对象的基础上进行，目的是为了解所研究对象在不同人群、阶层中的表述形式，从而获取有价值的历史信息。而狭义的“口述”通常是指渗透到各学科领域中，和不同学科形成交叉、交融性的相互作用，在各学科的研究中提供多层次、多方面的学术思路的一种研究视角。通常“口述史”是研究者运用录音、访谈、叙事等相关方式，搜集整理调查者的口传记忆、口述材料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进行整理还原的历史。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按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一份报告的说法：“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确立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同年内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成为构建口述史发展的奠基力量，之后也不断带动发展了世界各地的口述史研究。
1口述史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学科建设中的意义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少数民族音乐则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挖掘、收集、整理和繼承发扬，并十分注重少数民族音乐专业人才培养，几代音乐学家的迅速成长与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分说明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政策与教育事业的巨大成功和进步，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发展得到了制度上的有力保障。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近代学校教育始于20世纪初，而少数民族音乐高等教育则发轫于20世纪中叶。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既是音乐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由于各民族有着自身的文化特点和艺术传承发展规律，所以与少数民族音乐的丰富程度相比，少数民族音乐教育还有着不小的差距。随着上海音乐学院与中央音乐学院先后招收少数民族音乐专业的学生，中央民族学院也本着培养少数民族音乐干部的目的陆续招收少数民族音乐专业的学生，并一直发展至今。他们大多为少数民族族属的学生或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国家也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给予政策性的倾斜，出台“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等措施。在培养少数民族音乐人才的同时，一大批论文、专著、调查报告等学术成果也陆续面世。学科的成立对少数民族音乐人才培养，发展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弘扬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是完全有必要且十分迫切的，同时对保护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传承和发扬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具有积极作用。
2历史文献与口述史在民族音乐学中应用
2.1口述史的当代史属性
在民族音乐学具体的个案研究中，用“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进行重点关照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作为“口述史”的最大特征就是当代人叙述自身记忆所储存的事象，所以采访对象是不可能超出自身的历史界限进行口述的。归根到底，“口述史”从本质上来说应属于当代史的范畴。比如，史学界阮宝娣、定宜庄，以及音乐学界乔建中、梁茂春、谢嘉幸、陈荃友、丁旭东等学者的相关著述均是对当代人在特定时代的口述记录，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与第三方佐证材料加以提炼、丰富、阐释，力求形成具有最大真实性的“口述史”研究成果。
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田野考察是立身之本，面对乐人的口述采访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对于一个乐班、一个乐人的采访，不仅仅涉及到音乐本体事宜，更多的要从乐班历史、个人历史、传播路径、师承脉络、时代体验等多个角度进行关注，同时也要结合文献、他者口述等内容进行多维度研究。
2.2“口述音乐”的记录与采集的过程与民族音乐学
当中田野采风环节常有重叠的地方，或者说就是相当于采风中对乐人乐事的走访采集。在对民族音乐的研究中，口述方法也是随处可见，许多民间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故事就是以口头传播的方式流传至今。从方法论来说民族音乐研究目前有两大学科特色：一是音乐田野调查作业;二是“口述史”的兴起，这也表明了“口述史”对民族音乐的发展起到的特殊作用和传承性。对民族音乐研究方法来说，“口述”无疑是一种对传统研究范式提出新思考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环境的改善，民族音乐学家开始自主关注各民族音乐中的本体文化价值和个体形态的研究，以期探寻形成民族音乐特性的文化土壤，而获取资料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深入调查区域和聚集地区，对当地人主观记忆中的行为习惯、生活模式和音乐特征进行细致观察与记录。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出的社会本位的互动模式“观念—行为—声音—社会反馈”，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高贺杰从民族音乐学视角来探讨理论内涵的文章《口述，史？—基于Ethnomusicology的‘口述史’反思》，以及齐琨的文章《颠覆抑或延续—关于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口述与文献研究》（上、下）以口述史和文献研究法为基础，通过对徽州乐人阶层历史变迁的探析，与乐人之间的对话采访记录，为我们呈现了个体音乐生命的实例。熊晓辉的《“口述史”在民族音乐学发展中的历史与逻辑——基于土家族土司音乐研究》将视角转移到少数民族音乐口述文化当中。
结语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人们民族观念与文化自觉意识的加强，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关注度也日益提高。当代少数民族音乐家是推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而通过口述史的研究方法研究当代少数民族音乐家，是一个新的尝试，也是一条必经之路。在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应该与时俱进，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理念，不断调整更加适应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方法。左玉河先生呼吁，“做好口述史最重要的是要有奉献精神”。当代少数民族音乐家的抢救工作迫在眉睫，任重道远。作为研究者应该正视口述史在当代少数民族音乐家研究中的问题，才能更好地通过口述访谈技巧去解读受访者的真正授意。同时也要更加重视当代少数民族音乐家的口述研究，为中华民族留下这笔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中央民族学院于1993年11月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
[2]臧艺兵.我们也活过：以口述史为证———论口述史在音乐学领域的运用[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17（1）：24.
[3]齐琨.颠覆抑或延续———关于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口述与文献研（上）[J].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2010（3）：139-148.
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