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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以来，瀕危语言问题开始受到国际语言学界的重视。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费什曼就在语言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重要文章，谈到语言濒危的语种、发展趋势，以及如何对待濒危语言等问题。到了90年代，濒危语言问题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2003年3月，首届全球濒危语言专家会议在巴黎召开，就濒危语言的定义和如何保护濒危语言等进行了讨论，还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件，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濒危语言行动计划的宣言》。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会讨论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问题，形成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凡是签字国都要在自己的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抢救。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少数民族语言多达140种左右，其中大部分处在濒危状态。尤其是新发现的一些语言，有的分布在国境线上，有的分布在高山地区，有的分布在人口稀少的地方，有的分布在海岛上，使用人口越来越少，迫切需要保护。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主持“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项目，出版了一套“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我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系统梳理了上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语言普查的资料。这些资料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记录、传承和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许是这个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推荐我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我们认为，濒危语言应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保护公约中加以保护。但是，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家与我们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专家产生了分歧，他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包括语言，因为语言并未列入保护对象。我后来去法国开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们请教，濒危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不列到保护对象中去呢？他们笑着跟我说，语言作为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要加以保护，但是它不属于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比较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我对此很不理解，但是后来多次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们一起讨论，才感觉到语言问题比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复杂得多，面要广得多，主要是因为语言的本质是作为交际工具服务于民族、族群等社会群体，跟各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语言当然是文化现象，语言里头有许多表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歌曲、戏曲等，是各个民族的口头文学。当时我就想，这些语言产品的根儿是语言，为什么它的产品要保护，它的根儿却不保护呢？所以，在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濒危语言委员会议上，我提出一个议案，既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没有包括语言，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另外做一个公约，保护濒危语言？因为濒危语言是一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8年，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在长沙举办，通过了《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 岳麓宣言（草案）》，这也是为了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但一般来说，像行动纲领、宣言之类的东西，是没有约束力的，我还是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形成一个约束性的文件，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那样。语言作为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交际功能、文化载体功能、信息处理功能和资源保护功能上承担的义务方面要比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广得多，深得多，也复杂得多，需要采取硬性措施来保护濒危语言，才能避免民族文化因语言消失而蒙受损失。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少数民族语言多达140种左右，其中大部分处在濒危状态。尤其是新发现的一些语言，有的分布在国境线上，有的分布在高山地区，有的分布在人口稀少的地方，有的分布在海岛上，使用人口越来越少，迫切需要保护。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主持“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项目，出版了一套“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我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系统梳理了上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语言普查的资料。这些资料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记录、传承和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许是这个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推荐我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我们认为，濒危语言应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保护公约中加以保护。但是，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家与我们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专家产生了分歧，他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包括语言，因为语言并未列入保护对象。我后来去法国开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们请教，濒危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不列到保护对象中去呢？他们笑着跟我说，语言作为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要加以保护，但是它不属于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比较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我对此很不理解，但是后来多次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们一起讨论，才感觉到语言问题比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复杂得多，面要广得多，主要是因为语言的本质是作为交际工具服务于民族、族群等社会群体，跟各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语言当然是文化现象，语言里头有许多表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歌曲、戏曲等，是各个民族的口头文学。当时我就想，这些语言产品的根儿是语言，为什么它的产品要保护，它的根儿却不保护呢？所以，在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濒危语言委员会议上，我提出一个议案，既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没有包括语言，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另外做一个公约，保护濒危语言？因为濒危语言是一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8年，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在长沙举办，通过了《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 岳麓宣言（草案）》，这也是为了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但一般来说，像行动纲领、宣言之类的东西，是没有约束力的，我还是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形成一个约束性的文件，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那样。语言作为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交际功能、文化载体功能、信息处理功能和资源保护功能上承担的义务方面要比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广得多，深得多，也复杂得多，需要采取硬性措施来保护濒危语言，才能避免民族文化因语言消失而蒙受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