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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中部5省经济水平相当，基础教育规模接近且总量较大，基础教育信息化整体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属于中等偏下，省域间、省域内的差异较大。基于中部5省14市（区）的基础教育信息化抽样调查数据，该文对我国中部地区省域间、省域内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及其差异性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影响中部省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显著因素包括：（1）数字资源整体差异较大，绝大部分中小学校未建有校本资源库，且优质数字资源与教材配套情况较差；（2）对信息化教学应用的重视程度逐步提高，但尚未引入至教育教学活动各环节中；（3）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尚处于起步阶段，管理信息化应用与普及情况有待加强；（4）省会城市和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远高于一般地市，省域内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差异明显。
关键词：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差异度对比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是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创新的战略选择。省级政府主导是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大省级政府对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简称“十年规划”）中指出“教育信息化以省级政府为主统筹推进”。《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要求“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指南》中提到“各省应统筹管理并指导所辖地市区县与学校的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2014年10月份，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对河北、山西等12个省开展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检查，并于2015年发布了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报告。各省也积极开展教育信息化相关评估工作，其中上海、江苏、湖北、湖南、广西等20多个省市积极制定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个性化指标体系以及教育信息化工作评估方案。《2015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中也将“强化统筹推进，加强工作督导”作为教育信息化的重点工作。区域发展差异研究已经成为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估的研究热点之一，许多学者以区域为视角，提出了以教育信息化促进区域教育协调发展的若干观点与建议。周洪宇指出信息化促进偏远地区薄弱学校教育均衡发展具有可行性与现实性。何克抗认为教育信息化能够提升薄弱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的教学质量与学生的综合素质。李姗泽等从条件保障机制、共建共享机制、工作评价机制等三个方面探讨了信息化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机制。余胜泉认为信息化是促进教育普遍均衡发展和动态均衡发展的重要路径。高铁刚指出信息技术构建的教育形态，可以更加有效解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黄荣怀等提出了数字教育资源开放共享的真实困境和解决策略。开展省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评估，既是贯彻落实十年规划的明确要求，也是切实推进各地基础教育信息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手段。
我国中部5省经济水平相当，基础教育规模接近，基础教育信息化基础弱、底子薄、需求大，且省域间和省域内差异较大。为进一步促进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发挥中部优势，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则需要全面发挥基础教育信息化在中部崛起中的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国家层面也正在大力推动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并将湖北和安徽两省作为教育部批复的首批“国家教育信息化试点省”。随着十年规划的印发，各省纷纷制定并发布本省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其中湖北省的发展目标是“使湖北教育信息化整体发展水平进入全国前列”，安徽省是实现“整体水平位于中部地区前列”，湖南省是“基本建成适应教育现代化需要的教育信息化体系”，河南省则是“形成与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
对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对比与评估，旨在深入了解我国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掌握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在理论方面有助于构建推动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的评估模型，在实践方面有助于挖掘推动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典型案例，最终为全面提升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支撑，从而逐步缩小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鸿沟。
二、研究过程
（一）指标体系及调研问卷研制说明
从中部5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和试点省份的建设方案可以看出，“重建设、轻应用，重硬件、轻软件”“信息资源、管理数据共享程度低”“优质资源覆盖面不广”“应用系统整合困难”“信息化工作体制机制、组织机构不健全”“专门人才缺乏”“师生信息技术能力不足”“资金投入不足”等成为中部5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共同关注的问题。为促进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缩小省内、省间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差距，针对这些共性问题制定指标体系内容及相关调研问卷。为合理测度中部5省14市（区）的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本文遵循代表性、简便性、可比性和准确性原则，确立了数字资源、信息化教学应用、基础设施、管理信息化、机制保障五大维度作为评价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总体框架，并编制《中小学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问卷（2014）》，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二）调研样本选择情况
本次问卷调研样本选择的具体特征如下：（1）调研地市的选取强调所选地市能够代表本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平均发展水平；（2）调研地市包含各省的省会或省域副中心城市和一般地市；（3）调研样本需覆盖所在地市60%以上的城市、县镇、农村中小学。基于以上特征，每省各抽取2—3个地市（共计14个地市）参与本次调研。本轮调研采用信息化“无纸”调研方式，共回收有效问卷8947份。参与调研的中部5省14市（区）中小学数量、覆盖学生和教师人数、下辖区县数量、地市级别情况如表2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权重计算 依据调研数据及统计理论，采用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法确定各个指标权重。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主观权重，然后利用CRITIC法计算出客观权重，最后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可以在可能的向量集（a1，a2）中找到最满意的权重向量。而寻找最满意的权重向量可转化对线性组合权重系数进行优化，优化的目标是使该综合权重与各主、客观权重的偏差极小化，尽可能保留更多主、客观权重的信息。根据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将归一化系数与主、客观权重（a1，a2）进行线性组合，得到中部5省14市（区）基础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估五大维度指标体系的最终权重，如表3所示。
通过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法得到的指标权重介于层次分析法和CRTTIC法之间，是主客观权重的优化组合。组合赋权法通过一系列运算过程规定了主客观权重分别在综合评价中的比重，协调和均衡了主客观法对赋权结果的作用和影响，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单一权重的片面性。在保持客观信度的同时能够反映主观意愿，使得综合评价更科学合理，具有更好的解释性和说明性。
（二）综合指数计算
综合发展指数能够综合、概括地反映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与趋势，将繁杂的指标体系通过合理的数学手段整合为能够代表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其表达直观简洁，不仅便于区域间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横向对比，及时了解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情况；而且也便于对同一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进行周期性地追踪观测，通过追踪观测获得该地区周期性历史数据，动态掌握该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情况及变化趋势。由数字资源发展指数、信息化教学应用发展指数、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管理信息化发展指数和机制保障发展指数经过加权计算得14市各自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情况。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和Yn和Y分别表示某省i地区某项指标数值与该指标的全省平均值，N为样本量。
本研究以市域、省域为划分层次，分别对基础教育信息化五大维度发展指数及综合发展指数进行差异系数分析，得到5省14市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情况。
四、数据分析
（一）地区间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指数分析
1.中部5省14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对比
本文对各发展指数的计算结果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从地市层面来看（如图1所示），5省14市之间基础教育信息化整体差异不大，省会或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均高于一般城市。各地市中发展最好的是长沙市，其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指数为66.72，五大维度发展指数在所有调研地市中均处领先地位，但五大维度指数间的差异性相对较大，呈现跳跃式分布。其中信息化管理指数（80.88），远高于信息化教学应用指数（61.98）。发展最弱的是周口市，该市五大维度发展指数在14市中均位于末位，其综合指数（34.28）约为长沙市的1/2。
从省域层面来看，中部5省发展指数从低至高依次是河南、江西、湖南、安徽和湖北。河南、江西和湖南三省各市之间的差异性相对较大，河南省洛阳市综合指数约为周口市的1.39倍。江西省3市之间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指数呈现递进式分布。虽然湖南省长沙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指数在14市中达到领先水平，但是邵阳和湘潭两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相对较差，邵阳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指数（40.12）仅略高于周口市，因此导致湖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指数在中部5省中仅处于中游位置。安徽和湖北两省各市之间的差异性相对较小，合肥（59.52）、六安（50.85）和阜阳（48.98）三市综合发展指数整体差异不大。襄阳（57.02）、十堰（50.99）和孝感（50.19）三市综合指数均大于50。
2.中部5省14市数字资源指数差异较大，长沙、合肥、襄阳远高于其他地市
中部5省14市的数字资源整体差异较大，长沙市数字资源发展指数最高（74.42），周口市数字资源发展相对较弱（23.58），仅为长沙的1/3。数字资源指数高于平均值（48.83）的地市包括湖南省l市（长沙）、安徽省3市（合肥、六安、阜阳）、湖北省2市（襄阳、孝感）和江西省1市（南昌）等7市，表明安徽省数字资源整体发展最好，省域内差异性最小，湖北次之。湖南省省域内的数字资源建设较不均衡。河南省数字资源发展相对较差，周口和洛阳两市的数字资源指数均远低于14市平均值。
14市中长沙、合肥、襄阳的数字资源指数均大于60，远高于其他地市。通过分析原始数据发现，3市的数字资源维度中有两项调研指标均远高于其他地市。拥有校本数字资源库的学校比例排名前三的地市为长沙（69%）、合肥（49%）和襄阳（48%）三市，其余各地市均小于30%，其中周口市仅为6%。表明中部5省需要进一步加大校本资源库的推进力度，全面提升优质资源的建设水平。在拥有语数英三科完整配套数字教材的学校比例这一指标中，长沙（72%）和合肥（70%）两市远高于其他地市，14市拥有语数英三科配套数字教材的学校比例仅为38%。邵阳市拥有语数英三科完整配套数字教材的学校比例仅为13%，在14市中处于末尾。表明中部5省需要加大数字资源资金投入力度，实现优质数字资源与学科的全面配套。
3.中部5省14市信息化教学应用指数差异不大，江西、河南两省各市相对落后
中部5省14市信息化教学应用指数整体差异不大，长沙市信息化教学应用指数（61.98）最高，周口市（37.42）最低，首末位市之间的倍差为1.66。14市中信息化教学应用指数高于平均值（49.75）的地市包括湖南省2市（长沙、湘潭）、安徽省3市（合肥、六安、阜阳）、湖北省3市（襄阳、孝感、十堰）。湖南邵阳、河南和江西两省的各调研地市均小于14市平均值：一方面由于这些地市本身的数字资源建设水平不高，导致信息化教学应用水平较低；另一方面由于湖北和安徽两省是“国家教育信息化试点省”，两省比其他各省在省级层面更加注重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全面推广普及，各级层面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意识相对较强。 中部5省14市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师比例为64%，其中长沙市达91%，除周口市（39%）外，其余各地市均大于50%。教育部《2015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使50%教师拥有实名网络学习空间”，中部5省13市已达到这一目标。河南省周口（14%）和洛阳（24%）80%以上教师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活动的学校比例位于14市中后两位。所有地市中该指标高于平均值（47%）的地市包括湖南1市（长沙）、湖北2市（襄阳、十堰）、安徽3市（合肥、六安、阜阳）。表明中部5省14市需要进一步加大中部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力度，全面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在有三门以上的学科经常使用信息技术进行辅助教学的学校比例这一指标中，14市高于平均值（68%）的地市包括河南洛阳（73%）、江西南昌（90%）、湖南长沙（91%）、安徽合肥（91%）、湖北襄阳（81%）、孝感（73%）和十堰（79%），除湖北省外，其余4省均只有省会或副省域中心城市超过了14市的平均值，湖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在辅助学科教学方面普及范围较广，使用率较高。5省14市在考试环节中运用信息技术的学校比例仅为10%，虽然信息化正在教学应用中逐渐普及，但是在日常考试环节中信息化的应用频率仍然较低，在考试环节中引入信息化手段，既是未来信息化教学应用的发展趋势，也是目前及未来评估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程度最具区分度的指标之一。
4.中部5省14市基础设施指数呈现递进式分布，安徽省发展相对较好
除长沙市外，中部5省基础设施差异不大，基本呈递进式分布。其中长沙市基础设施指数（70.32）最高，周口市最低（33.38），首末位市间的基础设施指数倍差达到2.11。5省14市中基础设施指数超过平均值（49.30）的地市包括湖南1市（长沙）、江西1市（南昌）、安徽3市（合肥、阜阳、六安）、湖北2市（十堰、襄阳）。河南省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而湖南和江西两省的省域内各市基础设施差异相对较大，安徽省内各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小，整体发展情况最好。江西省南昌市基础设施指数（60.34）仅低于长沙市，位居5省14市第二，该市基础设施发展情况优于信息化教学应用，未来需要逐步转变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方向，以信息化教学应用为主，通过以用促建，提升基础教育信息化整体发展水平。
《2015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中提出“基本实现各级各类学校互联网全覆盖（其中宽带接入50%以上）”。超过50%的学校互联网接人带宽≥10M的地市包括湖南1市（长沙）、江西2市（南昌、抚州）、安徽3市（合肥、阜阳、六安）、湖北3市（襄阳、孝感、十堰），除河南外，其余4省学校互联网建设情况相对较好。长沙市校园网主干带宽达到100M的学校比例（95%）远高于14市的平均值（28%），未来中部5省应全面提升校园网络带宽，优化网络环境建设，构建信息化环境下的无障碍教学环境。5省14市多媒体教室占所有教室的比例达50%，其中各省会城市或副省域中心城市发展相对较好，安徽省3市均高于14市平均值，该省多媒体教室建设方面差异性较小，整体发展水平较好。长沙市平均每名教师拥有教师专用教学终端数（0.73）远高于14市平均值（0.31），其余13市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基本差异不大。未来应进一步增加教师专用教学终端的配置数量，从根本上保障教师在教育教学各环节中的信息化教学应用。
5.中部5省14市教育管理信息化指数呈跳跃式分布，长沙市远高于其他地市
中部5省14市教育管理信息化整体差异较大，呈现跳跃式分布。长沙市教育管理信息化发展最好，其指数值（80.88）远高于第二名合肥市（61.88）。周口市教育管理信息化（25.61）相对较弱，约为长沙市的1/3。14市中管理信息化指数大于平均值（48.64）的地市包括湖南2市（长沙、湘潭）、安徽1市（△肥）、江西2市（南昌、抚州）、湖北3市（襄阳、孝感、十堰1。安徽省在数字资源、信息化教学应用、基础设施等方面发展较好，但在管理信息化方面省内地市差异较大。而江西省虽然在其他维度发展较弱，但是其教育管理信息化发展相对较好，省内差异相对较小。湖北省教育管理信息化在中部5省中发展最好，其3市管理信息化指数均高于14市平均值，且省内差异较小。
在开通校外可访问的互联网门户网站的学校比例这一指标中，14市平均值为27%，长沙市开通率（95%）最高，其次是合肥市（42%）。周口市最低（5%）。而在拥有校级教学教务信息系统的学校比例这一指标中，14市的平均值仅为14%。其中这一指标超过20%的地市只有长沙市（38%）和襄阳市（20%），尚有5个地市未超过10%。表明中部5省教育管理信息化差异较大，整体水平偏低，信息化在教育管理领域的应用情况欠佳，是未来中部5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难点。
6.中部5省14市机制保障指数整体差异较小，湖北省机制保障发展相对较好
中部5省14市机制保障整体差异不大，南昌市（63.80）发展最好，超过长沙（63.19）位居第一。而邵阳市（36.80）也低于周口市（37.66）排在末位。首末位地市间的倍差为1.73。14市中机制保障指数高于平均值（49.53）的地市包括江西省1市（南昌）、湖南省1市（长沙）、安徽省2市（合肥、六安）、湖北省3市（襄阳、十堰、孝感）。河南省机制保障发展最差，江西省和湖南省的省域内差异相对较大，而湖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机制保障发展最好，省域内的差异最小。
14市主管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领导职位级别在教务处主任及以上的学校比例为44%，其中发展最好的是南昌市（66%），其次是长沙市（55%），5省各市之间的差异性不大。14市聘有专职教育信息化支持人员的学校比例仅为3%，最高的为南昌市，仅达8%。未来中部5省需要重视专职教育信息化支持人员的配备工作，进一步保障学校教育信息化设备管理、维修等工作的正常运行。在教育信息化发展经费占学校总经费达10%以上的学校比例这一指标中，长沙、合肥、南昌和洛阳等4市超过40%，襄阳市为37%，省会城市或副省域中心城市学校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比例相对较高。未来应进一步调整省域内的基础教育信息化资源配置模式，逐步从重视省会城市或副省域中心城市转向一般城市，逐渐缩小省域内各地市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差异。最近一年至少参加一次教育信息化专项培训的教师比例超过平均值（53%）的地市包括湖南省1市（长沙）、安徽省1市（合肥）、湖北省2市（襄阳、十堰）、江西省2市（南昌、赣州）、河南省1市（洛阳）。湖南、安徽和河南三省的省域内差异较大，省会城市或副省域中心城市远高于一般地市。湖北和江西两省的省域内差异相对较小。 7.中部5省五大维度发展指数对比分析
对比中部5省各维度发展指数可知f如图2所示），湖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整体发展水平最好，五大维度发展指数均处于5省首位。其次是安徽省，但其管理信息化方面发展相对较弱，低于5省平均值。湖南省则略低于湖北和安徽两省，其管理信息化发展相对较好，在中部5省中位居第二，但是保障机制发展相对较差，处于5省末位。江西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略低于湖南省，五大维度中发展相对较好的是管理信息化和机制保障，接近5省平均水平。而数字资源发展相对较差，仅略高于末位省份河南省。河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在中部5省中位于末位，除机制保障外，四大维度发展指数均位于中部5省末位，且管理信息化发展指数远低于其他4省。
（二）基础教育信息化各维度指数差异度分析
1.中部5省14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距离平均值的偏离程度对比
离均差系数是衡量区域经济分布均衡度普遍使用的方法之一，表示个体的值与其所属群体的平均值的差量，该系数也常用于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研究。本研究采用离均差系数分析中部5省14市基础教育信息化五大维度及综合发展指数分别距离14市各指数平均值的偏离程度，经计算发现（如图3所示），周口、邵阳、赣州3市的基础教育信息化所有指数均与14市平均值间呈负向偏离，抚州、湘潭、洛阳各指数的负向偏离情况多于正向偏离。未来应进一步探寻影响这些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从根本上解决弱势地区的发展难题。长沙、合肥和襄阳所有指数与14市平均值间呈现正向偏离，表明这三市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情况相对较好。
2.中部5省五大维度差异指数对比分析
对中部5省的省域内各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及五大维度发展指数分别进行差异系数分析，并将计算结果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中部5省基础教育信息化五大维度差异指数如下页图4所示，湖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整体差异水平最小，综合差异指数为26.90。其中机制保障维度差异指数.小于20，区域差异性较小。而数字资源区域差异性略大于安徽省，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大优质资源的推进力度，优化优质资源的建设模式，实现省域内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安徽省基础教育信息化整体差异水平高于湖北省，综合差异指数为37 40。其中数字资源差异指数在中部5省中最小，信息化教学应用和基础设施两大维度差异指数与湖北省接近，三大维度省域内的差异性较小。但管理信息化和机制保障两大维度差异指数相对较大，特别是管理信息化，其差异指数在中部5省中仅次于管理信息化差异指数最高的湖南省，省域内差异性相对较大。江西省的综合差异指数为43.17，在数字资源、信息化教学应用和管理信息化维度上发展相对均衡，差异指数低于5省的平均值。但其基础设施与机制保障差异指数均高于平均值，其中机制保障差异指数仅次于机制保障差异指数最高的湖南省。河南省的综合差异指数为61.10，其数字资源、信息化教学应用和基础设施三大维度差异指数仅次于湖南省，管理信息化和机制保障两大维度差异指数相对较小，接近5省均值。湖南省的综合差异指数为72.09，各维度差异指数在5省中均最高，省域内基础教育信息化整体差异较大，未来需要发挥优势地区的带头作用，全面提高全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各维度发展水平。
3.中部5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划分
通过采用综合指数法及差异系数法对我国中部5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情况及省内均衡情况进行全面对比分析，并从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和差异度两方面出发，将其划分为四类：
第一类（高水平、低差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较高、差异指数较低。表明该类地区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较高，且区域内发展较为均衡；
第二类（高水平、高差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较高、差异指数较高。表明该类地区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较高，但区域内发展较不均衡；
第三类（低水平、低差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较低、差异指数较低。表明该类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整体相对均衡，但综合发展水平较低；
第四类（低水平、高差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较低、差异指数较高。表明该类地区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较低，且区域内发展较不均衡。
中部5省的基础教育信息化指数和差异指数对比如右图5所示。湖北和安徽两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均高5省于平均值，且其差异指数均低于平均值，属于第一类（高水平、低差异）地区。江西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和其差异指数均低于平均值，位于第三类（低水平、低差异）地区。湖南和河南两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低于平均值，差异指数高于平均值，处于第四类（低水平、高差异）地区。其中湖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最高，且其差异指数最小，在中部5省中其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最好。河南省综合发展指数最低，其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在中部5省中相对较差。湖南省差异指数最高，在中部5省中其基础教育信息化省域内差异性最大。
五、政策建议
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五省地处我国中部，基础教育发展水平承东启西。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一方面要借鉴东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路径，减少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误区”和“盲点”；另一方面也要作为西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案例模板，加快西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进程，缩小东、中、西部地区“教育鸿沟”，逐步实现东、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五省作为我国中部地区教育大省，具有较明显的人口优势和区位优势，但其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一般，省域间、省域内的差异较大，影响其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显著因素包括：（1）数字资源整体差异较大，绝大部分学校未建有校本资源库，且优质数字资源与教材配套情况较差；（2）信息化教学应用重视程度逐步提高，但尚未引入至教育教学各环节中；（3）教育管理信息化尚处于起步阶段，教育管理信息化普及与应用情况有待加强；（4）省会城市和副省域中心城市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远高于一般地市，省域内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差异明显。 （一）加大基础教育信息化数字资源建设力度，合理调整信息化资源配置模式
数字资源建设是拉动基础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随着“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等活动的不断推进，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数字资源正以指数级速度增长，面对规模庞大、内容繁杂、质量参差不齐的资源集合，一是要加大数字资源建设资金投入力度，实现优质数字资源与学科的全面配套，通过促进教师对配套学科数字资源的课堂常态化应用，提升各学科数字资源的建设水平；二是各级教育行政单位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数字资源筛选以及评估标准，通过择优去冗，对现有资源进行深人整理、分类，建立优质的国家和地方数字资源管理平台；三是学校要建立个性化的校本资源库，并购买优质资源充实其资源库内容，将购人的优质数字资源引人至日常课堂教学中，实现数字资源的常态化、普遍性应用；四是充分发挥教师个性化资源建设的主体作用，推动生成性数字资源的建立，挖掘现有数字资源的隐性价值，对现有数字资源进行整合、重构，强化数字资源与课程教材的关联度，促进优质数字资源与学科教材、课程教师自身教学过程的高度契合。
（二）建立信息化教学应用推进机制，扩大信息化手段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面
近年来，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逐步从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信息化教学应用”方向，信息化教学应用也逐步成为基础教育信息化的重点推进对象，扩大信息化手段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范畴是缩小区域间“教育鸿沟”的重要手段。一是通过创新“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应用模式，拓展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广度和深度。鼓励学生利用网络开展预习、作业、自测、拓展阅读等学习活动，并逐步实现对学生日常学习情况的大数据采集和分析，优化教学模式；二是从促进信息技术与教学过程融合、信息技术与教学内容融合两方面人手，建立信息化教学应用推进机制，将信息技术从课堂教学引入至日常教育教学各环节，使师生利用信息技术学习、教学和教研成为常态；三是积极发展网上创客空间、创业平台和创新能力训练中心等新模式、新方法，促进信息技术与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提高创新人才培养能力。
（三）提升教育管理平台建设与应用水平，促进教育治理现代化
加快推进教育管理信息化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迫切需求，国家教育管理平台建设和有效利用是促进教育管理信息化的突破点。一是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基础数据库和核心信息系统的覆盖面和应用水平，形成教育管理信息化多方参与、分层实施的推进机制；二是基于大数据技术，实现教育基础数据采集和更新从“通知式”“强制式”到“伴随式”“服务式”的转变，实现教育政务管理信息化和学校校务管理信息化的有效衔接；三是利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实时采集生成性数据，帮助完成学校管理流程再造，全面提高学校教育管理效率，逐步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四是推动个性化学校管理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和应用，逐步将信息化手段引入至教育管理各环节中，全面提高信息化技术与设备在教育管理等领域的应用率。
（四）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头作用，实现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
一是合理调整区域内基础教育信息化资源投入模式：一方面减少优势地区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从提升信息化设施、资源利用率人手，基于“以用促建”的方式全面提高优势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加强对弱势地区信息化资源的政策倾斜，从优质数字资源建设、经费投人以及信息化师资培训等多方面人手，帮助弱势地区实现信息化在教育教学中的“课堂用、普遍用、经常用”；二是发扬省会城市或副省域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以省会或副省域中心城市为信息化扩散点，对其周边城市形成信息化扩散带，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实现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大规模提升；三是发挥弱势地区的后发优势，通过借鉴优势地区信息化发展模式，总结本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改变弱势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的“路径依赖”，促进弱势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差异度对比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是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创新的战略选择。省级政府主导是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大省级政府对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简称“十年规划”）中指出“教育信息化以省级政府为主统筹推进”。《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要求“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指南》中提到“各省应统筹管理并指导所辖地市区县与学校的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2014年10月份，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对河北、山西等12个省开展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检查，并于2015年发布了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报告。各省也积极开展教育信息化相关评估工作，其中上海、江苏、湖北、湖南、广西等20多个省市积极制定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个性化指标体系以及教育信息化工作评估方案。《2015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中也将“强化统筹推进，加强工作督导”作为教育信息化的重点工作。区域发展差异研究已经成为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估的研究热点之一，许多学者以区域为视角，提出了以教育信息化促进区域教育协调发展的若干观点与建议。周洪宇指出信息化促进偏远地区薄弱学校教育均衡发展具有可行性与现实性。何克抗认为教育信息化能够提升薄弱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的教学质量与学生的综合素质。李姗泽等从条件保障机制、共建共享机制、工作评价机制等三个方面探讨了信息化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机制。余胜泉认为信息化是促进教育普遍均衡发展和动态均衡发展的重要路径。高铁刚指出信息技术构建的教育形态，可以更加有效解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黄荣怀等提出了数字教育资源开放共享的真实困境和解决策略。开展省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评估，既是贯彻落实十年规划的明确要求，也是切实推进各地基础教育信息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手段。
我国中部5省经济水平相当，基础教育规模接近，基础教育信息化基础弱、底子薄、需求大，且省域间和省域内差异较大。为进一步促进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发挥中部优势，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则需要全面发挥基础教育信息化在中部崛起中的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国家层面也正在大力推动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并将湖北和安徽两省作为教育部批复的首批“国家教育信息化试点省”。随着十年规划的印发，各省纷纷制定并发布本省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其中湖北省的发展目标是“使湖北教育信息化整体发展水平进入全国前列”，安徽省是实现“整体水平位于中部地区前列”，湖南省是“基本建成适应教育现代化需要的教育信息化体系”，河南省则是“形成与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
对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对比与评估，旨在深入了解我国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掌握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在理论方面有助于构建推动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的评估模型，在实践方面有助于挖掘推动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典型案例，最终为全面提升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支撑，从而逐步缩小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鸿沟。
二、研究过程
（一）指标体系及调研问卷研制说明
从中部5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和试点省份的建设方案可以看出，“重建设、轻应用，重硬件、轻软件”“信息资源、管理数据共享程度低”“优质资源覆盖面不广”“应用系统整合困难”“信息化工作体制机制、组织机构不健全”“专门人才缺乏”“师生信息技术能力不足”“资金投入不足”等成为中部5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共同关注的问题。为促进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缩小省内、省间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差距，针对这些共性问题制定指标体系内容及相关调研问卷。为合理测度中部5省14市（区）的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本文遵循代表性、简便性、可比性和准确性原则，确立了数字资源、信息化教学应用、基础设施、管理信息化、机制保障五大维度作为评价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总体框架，并编制《中小学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问卷（2014）》，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二）调研样本选择情况
本次问卷调研样本选择的具体特征如下：（1）调研地市的选取强调所选地市能够代表本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平均发展水平；（2）调研地市包含各省的省会或省域副中心城市和一般地市；（3）调研样本需覆盖所在地市60%以上的城市、县镇、农村中小学。基于以上特征，每省各抽取2—3个地市（共计14个地市）参与本次调研。本轮调研采用信息化“无纸”调研方式，共回收有效问卷8947份。参与调研的中部5省14市（区）中小学数量、覆盖学生和教师人数、下辖区县数量、地市级别情况如表2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权重计算 依据调研数据及统计理论，采用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法确定各个指标权重。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主观权重，然后利用CRITIC法计算出客观权重，最后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可以在可能的向量集（a1，a2）中找到最满意的权重向量。而寻找最满意的权重向量可转化对线性组合权重系数进行优化，优化的目标是使该综合权重与各主、客观权重的偏差极小化，尽可能保留更多主、客观权重的信息。根据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将归一化系数与主、客观权重（a1，a2）进行线性组合，得到中部5省14市（区）基础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估五大维度指标体系的最终权重，如表3所示。
通过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法得到的指标权重介于层次分析法和CRTTIC法之间，是主客观权重的优化组合。组合赋权法通过一系列运算过程规定了主客观权重分别在综合评价中的比重，协调和均衡了主客观法对赋权结果的作用和影响，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单一权重的片面性。在保持客观信度的同时能够反映主观意愿，使得综合评价更科学合理，具有更好的解释性和说明性。
（二）综合指数计算
综合发展指数能够综合、概括地反映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与趋势，将繁杂的指标体系通过合理的数学手段整合为能够代表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其表达直观简洁，不仅便于区域间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横向对比，及时了解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情况；而且也便于对同一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进行周期性地追踪观测，通过追踪观测获得该地区周期性历史数据，动态掌握该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情况及变化趋势。由数字资源发展指数、信息化教学应用发展指数、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管理信息化发展指数和机制保障发展指数经过加权计算得14市各自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情况。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和Yn和Y分别表示某省i地区某项指标数值与该指标的全省平均值，N为样本量。
本研究以市域、省域为划分层次，分别对基础教育信息化五大维度发展指数及综合发展指数进行差异系数分析，得到5省14市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情况。
四、数据分析
（一）地区间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指数分析
1.中部5省14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对比
本文对各发展指数的计算结果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从地市层面来看（如图1所示），5省14市之间基础教育信息化整体差异不大，省会或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均高于一般城市。各地市中发展最好的是长沙市，其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指数为66.72，五大维度发展指数在所有调研地市中均处领先地位，但五大维度指数间的差异性相对较大，呈现跳跃式分布。其中信息化管理指数（80.88），远高于信息化教学应用指数（61.98）。发展最弱的是周口市，该市五大维度发展指数在14市中均位于末位，其综合指数（34.28）约为长沙市的1/2。
从省域层面来看，中部5省发展指数从低至高依次是河南、江西、湖南、安徽和湖北。河南、江西和湖南三省各市之间的差异性相对较大，河南省洛阳市综合指数约为周口市的1.39倍。江西省3市之间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指数呈现递进式分布。虽然湖南省长沙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指数在14市中达到领先水平，但是邵阳和湘潭两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相对较差，邵阳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指数（40.12）仅略高于周口市，因此导致湖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指数在中部5省中仅处于中游位置。安徽和湖北两省各市之间的差异性相对较小，合肥（59.52）、六安（50.85）和阜阳（48.98）三市综合发展指数整体差异不大。襄阳（57.02）、十堰（50.99）和孝感（50.19）三市综合指数均大于50。
2.中部5省14市数字资源指数差异较大，长沙、合肥、襄阳远高于其他地市
中部5省14市的数字资源整体差异较大，长沙市数字资源发展指数最高（74.42），周口市数字资源发展相对较弱（23.58），仅为长沙的1/3。数字资源指数高于平均值（48.83）的地市包括湖南省l市（长沙）、安徽省3市（合肥、六安、阜阳）、湖北省2市（襄阳、孝感）和江西省1市（南昌）等7市，表明安徽省数字资源整体发展最好，省域内差异性最小，湖北次之。湖南省省域内的数字资源建设较不均衡。河南省数字资源发展相对较差，周口和洛阳两市的数字资源指数均远低于14市平均值。
14市中长沙、合肥、襄阳的数字资源指数均大于60，远高于其他地市。通过分析原始数据发现，3市的数字资源维度中有两项调研指标均远高于其他地市。拥有校本数字资源库的学校比例排名前三的地市为长沙（69%）、合肥（49%）和襄阳（48%）三市，其余各地市均小于30%，其中周口市仅为6%。表明中部5省需要进一步加大校本资源库的推进力度，全面提升优质资源的建设水平。在拥有语数英三科完整配套数字教材的学校比例这一指标中，长沙（72%）和合肥（70%）两市远高于其他地市，14市拥有语数英三科配套数字教材的学校比例仅为38%。邵阳市拥有语数英三科完整配套数字教材的学校比例仅为13%，在14市中处于末尾。表明中部5省需要加大数字资源资金投入力度，实现优质数字资源与学科的全面配套。
3.中部5省14市信息化教学应用指数差异不大，江西、河南两省各市相对落后
中部5省14市信息化教学应用指数整体差异不大，长沙市信息化教学应用指数（61.98）最高，周口市（37.42）最低，首末位市之间的倍差为1.66。14市中信息化教学应用指数高于平均值（49.75）的地市包括湖南省2市（长沙、湘潭）、安徽省3市（合肥、六安、阜阳）、湖北省3市（襄阳、孝感、十堰）。湖南邵阳、河南和江西两省的各调研地市均小于14市平均值：一方面由于这些地市本身的数字资源建设水平不高，导致信息化教学应用水平较低；另一方面由于湖北和安徽两省是“国家教育信息化试点省”，两省比其他各省在省级层面更加注重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全面推广普及，各级层面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意识相对较强。 中部5省14市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师比例为64%，其中长沙市达91%，除周口市（39%）外，其余各地市均大于50%。教育部《2015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使50%教师拥有实名网络学习空间”，中部5省13市已达到这一目标。河南省周口（14%）和洛阳（24%）80%以上教师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活动的学校比例位于14市中后两位。所有地市中该指标高于平均值（47%）的地市包括湖南1市（长沙）、湖北2市（襄阳、十堰）、安徽3市（合肥、六安、阜阳）。表明中部5省14市需要进一步加大中部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力度，全面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在有三门以上的学科经常使用信息技术进行辅助教学的学校比例这一指标中，14市高于平均值（68%）的地市包括河南洛阳（73%）、江西南昌（90%）、湖南长沙（91%）、安徽合肥（91%）、湖北襄阳（81%）、孝感（73%）和十堰（79%），除湖北省外，其余4省均只有省会或副省域中心城市超过了14市的平均值，湖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在辅助学科教学方面普及范围较广，使用率较高。5省14市在考试环节中运用信息技术的学校比例仅为10%，虽然信息化正在教学应用中逐渐普及，但是在日常考试环节中信息化的应用频率仍然较低，在考试环节中引入信息化手段，既是未来信息化教学应用的发展趋势，也是目前及未来评估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程度最具区分度的指标之一。
4.中部5省14市基础设施指数呈现递进式分布，安徽省发展相对较好
除长沙市外，中部5省基础设施差异不大，基本呈递进式分布。其中长沙市基础设施指数（70.32）最高，周口市最低（33.38），首末位市间的基础设施指数倍差达到2.11。5省14市中基础设施指数超过平均值（49.30）的地市包括湖南1市（长沙）、江西1市（南昌）、安徽3市（合肥、阜阳、六安）、湖北2市（十堰、襄阳）。河南省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而湖南和江西两省的省域内各市基础设施差异相对较大，安徽省内各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小，整体发展情况最好。江西省南昌市基础设施指数（60.34）仅低于长沙市，位居5省14市第二，该市基础设施发展情况优于信息化教学应用，未来需要逐步转变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方向，以信息化教学应用为主，通过以用促建，提升基础教育信息化整体发展水平。
《2015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中提出“基本实现各级各类学校互联网全覆盖（其中宽带接入50%以上）”。超过50%的学校互联网接人带宽≥10M的地市包括湖南1市（长沙）、江西2市（南昌、抚州）、安徽3市（合肥、阜阳、六安）、湖北3市（襄阳、孝感、十堰），除河南外，其余4省学校互联网建设情况相对较好。长沙市校园网主干带宽达到100M的学校比例（95%）远高于14市的平均值（28%），未来中部5省应全面提升校园网络带宽，优化网络环境建设，构建信息化环境下的无障碍教学环境。5省14市多媒体教室占所有教室的比例达50%，其中各省会城市或副省域中心城市发展相对较好，安徽省3市均高于14市平均值，该省多媒体教室建设方面差异性较小，整体发展水平较好。长沙市平均每名教师拥有教师专用教学终端数（0.73）远高于14市平均值（0.31），其余13市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基本差异不大。未来应进一步增加教师专用教学终端的配置数量，从根本上保障教师在教育教学各环节中的信息化教学应用。
5.中部5省14市教育管理信息化指数呈跳跃式分布，长沙市远高于其他地市
中部5省14市教育管理信息化整体差异较大，呈现跳跃式分布。长沙市教育管理信息化发展最好，其指数值（80.88）远高于第二名合肥市（61.88）。周口市教育管理信息化（25.61）相对较弱，约为长沙市的1/3。14市中管理信息化指数大于平均值（48.64）的地市包括湖南2市（长沙、湘潭）、安徽1市（△肥）、江西2市（南昌、抚州）、湖北3市（襄阳、孝感、十堰1。安徽省在数字资源、信息化教学应用、基础设施等方面发展较好，但在管理信息化方面省内地市差异较大。而江西省虽然在其他维度发展较弱，但是其教育管理信息化发展相对较好，省内差异相对较小。湖北省教育管理信息化在中部5省中发展最好，其3市管理信息化指数均高于14市平均值，且省内差异较小。
在开通校外可访问的互联网门户网站的学校比例这一指标中，14市平均值为27%，长沙市开通率（95%）最高，其次是合肥市（42%）。周口市最低（5%）。而在拥有校级教学教务信息系统的学校比例这一指标中，14市的平均值仅为14%。其中这一指标超过20%的地市只有长沙市（38%）和襄阳市（20%），尚有5个地市未超过10%。表明中部5省教育管理信息化差异较大，整体水平偏低，信息化在教育管理领域的应用情况欠佳，是未来中部5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难点。
6.中部5省14市机制保障指数整体差异较小，湖北省机制保障发展相对较好
中部5省14市机制保障整体差异不大，南昌市（63.80）发展最好，超过长沙（63.19）位居第一。而邵阳市（36.80）也低于周口市（37.66）排在末位。首末位地市间的倍差为1.73。14市中机制保障指数高于平均值（49.53）的地市包括江西省1市（南昌）、湖南省1市（长沙）、安徽省2市（合肥、六安）、湖北省3市（襄阳、十堰、孝感）。河南省机制保障发展最差，江西省和湖南省的省域内差异相对较大，而湖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机制保障发展最好，省域内的差异最小。
14市主管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领导职位级别在教务处主任及以上的学校比例为44%，其中发展最好的是南昌市（66%），其次是长沙市（55%），5省各市之间的差异性不大。14市聘有专职教育信息化支持人员的学校比例仅为3%，最高的为南昌市，仅达8%。未来中部5省需要重视专职教育信息化支持人员的配备工作，进一步保障学校教育信息化设备管理、维修等工作的正常运行。在教育信息化发展经费占学校总经费达10%以上的学校比例这一指标中，长沙、合肥、南昌和洛阳等4市超过40%，襄阳市为37%，省会城市或副省域中心城市学校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比例相对较高。未来应进一步调整省域内的基础教育信息化资源配置模式，逐步从重视省会城市或副省域中心城市转向一般城市，逐渐缩小省域内各地市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差异。最近一年至少参加一次教育信息化专项培训的教师比例超过平均值（53%）的地市包括湖南省1市（长沙）、安徽省1市（合肥）、湖北省2市（襄阳、十堰）、江西省2市（南昌、赣州）、河南省1市（洛阳）。湖南、安徽和河南三省的省域内差异较大，省会城市或副省域中心城市远高于一般地市。湖北和江西两省的省域内差异相对较小。 7.中部5省五大维度发展指数对比分析
对比中部5省各维度发展指数可知f如图2所示），湖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整体发展水平最好，五大维度发展指数均处于5省首位。其次是安徽省，但其管理信息化方面发展相对较弱，低于5省平均值。湖南省则略低于湖北和安徽两省，其管理信息化发展相对较好，在中部5省中位居第二，但是保障机制发展相对较差，处于5省末位。江西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略低于湖南省，五大维度中发展相对较好的是管理信息化和机制保障，接近5省平均水平。而数字资源发展相对较差，仅略高于末位省份河南省。河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在中部5省中位于末位，除机制保障外，四大维度发展指数均位于中部5省末位，且管理信息化发展指数远低于其他4省。
（二）基础教育信息化各维度指数差异度分析
1.中部5省14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距离平均值的偏离程度对比
离均差系数是衡量区域经济分布均衡度普遍使用的方法之一，表示个体的值与其所属群体的平均值的差量，该系数也常用于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研究。本研究采用离均差系数分析中部5省14市基础教育信息化五大维度及综合发展指数分别距离14市各指数平均值的偏离程度，经计算发现（如图3所示），周口、邵阳、赣州3市的基础教育信息化所有指数均与14市平均值间呈负向偏离，抚州、湘潭、洛阳各指数的负向偏离情况多于正向偏离。未来应进一步探寻影响这些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从根本上解决弱势地区的发展难题。长沙、合肥和襄阳所有指数与14市平均值间呈现正向偏离，表明这三市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情况相对较好。
2.中部5省五大维度差异指数对比分析
对中部5省的省域内各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及五大维度发展指数分别进行差异系数分析，并将计算结果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中部5省基础教育信息化五大维度差异指数如下页图4所示，湖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整体差异水平最小，综合差异指数为26.90。其中机制保障维度差异指数.小于20，区域差异性较小。而数字资源区域差异性略大于安徽省，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大优质资源的推进力度，优化优质资源的建设模式，实现省域内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安徽省基础教育信息化整体差异水平高于湖北省，综合差异指数为37 40。其中数字资源差异指数在中部5省中最小，信息化教学应用和基础设施两大维度差异指数与湖北省接近，三大维度省域内的差异性较小。但管理信息化和机制保障两大维度差异指数相对较大，特别是管理信息化，其差异指数在中部5省中仅次于管理信息化差异指数最高的湖南省，省域内差异性相对较大。江西省的综合差异指数为43.17，在数字资源、信息化教学应用和管理信息化维度上发展相对均衡，差异指数低于5省的平均值。但其基础设施与机制保障差异指数均高于平均值，其中机制保障差异指数仅次于机制保障差异指数最高的湖南省。河南省的综合差异指数为61.10，其数字资源、信息化教学应用和基础设施三大维度差异指数仅次于湖南省，管理信息化和机制保障两大维度差异指数相对较小，接近5省均值。湖南省的综合差异指数为72.09，各维度差异指数在5省中均最高，省域内基础教育信息化整体差异较大，未来需要发挥优势地区的带头作用，全面提高全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各维度发展水平。
3.中部5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划分
通过采用综合指数法及差异系数法对我国中部5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情况及省内均衡情况进行全面对比分析，并从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和差异度两方面出发，将其划分为四类：
第一类（高水平、低差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较高、差异指数较低。表明该类地区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较高，且区域内发展较为均衡；
第二类（高水平、高差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较高、差异指数较高。表明该类地区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较高，但区域内发展较不均衡；
第三类（低水平、低差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较低、差异指数较低。表明该类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整体相对均衡，但综合发展水平较低；
第四类（低水平、高差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较低、差异指数较高。表明该类地区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较低，且区域内发展较不均衡。
中部5省的基础教育信息化指数和差异指数对比如右图5所示。湖北和安徽两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均高5省于平均值，且其差异指数均低于平均值，属于第一类（高水平、低差异）地区。江西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和其差异指数均低于平均值，位于第三类（低水平、低差异）地区。湖南和河南两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低于平均值，差异指数高于平均值，处于第四类（低水平、高差异）地区。其中湖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最高，且其差异指数最小，在中部5省中其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最好。河南省综合发展指数最低，其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在中部5省中相对较差。湖南省差异指数最高，在中部5省中其基础教育信息化省域内差异性最大。
五、政策建议
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五省地处我国中部，基础教育发展水平承东启西。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一方面要借鉴东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路径，减少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误区”和“盲点”；另一方面也要作为西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案例模板，加快西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进程，缩小东、中、西部地区“教育鸿沟”，逐步实现东、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五省作为我国中部地区教育大省，具有较明显的人口优势和区位优势，但其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一般，省域间、省域内的差异较大，影响其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显著因素包括：（1）数字资源整体差异较大，绝大部分学校未建有校本资源库，且优质数字资源与教材配套情况较差；（2）信息化教学应用重视程度逐步提高，但尚未引入至教育教学各环节中；（3）教育管理信息化尚处于起步阶段，教育管理信息化普及与应用情况有待加强；（4）省会城市和副省域中心城市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远高于一般地市，省域内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差异明显。 （一）加大基础教育信息化数字资源建设力度，合理调整信息化资源配置模式
数字资源建设是拉动基础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随着“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等活动的不断推进，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数字资源正以指数级速度增长，面对规模庞大、内容繁杂、质量参差不齐的资源集合，一是要加大数字资源建设资金投入力度，实现优质数字资源与学科的全面配套，通过促进教师对配套学科数字资源的课堂常态化应用，提升各学科数字资源的建设水平；二是各级教育行政单位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数字资源筛选以及评估标准，通过择优去冗，对现有资源进行深人整理、分类，建立优质的国家和地方数字资源管理平台；三是学校要建立个性化的校本资源库，并购买优质资源充实其资源库内容，将购人的优质数字资源引人至日常课堂教学中，实现数字资源的常态化、普遍性应用；四是充分发挥教师个性化资源建设的主体作用，推动生成性数字资源的建立，挖掘现有数字资源的隐性价值，对现有数字资源进行整合、重构，强化数字资源与课程教材的关联度，促进优质数字资源与学科教材、课程教师自身教学过程的高度契合。
（二）建立信息化教学应用推进机制，扩大信息化手段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面
近年来，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逐步从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信息化教学应用”方向，信息化教学应用也逐步成为基础教育信息化的重点推进对象，扩大信息化手段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范畴是缩小区域间“教育鸿沟”的重要手段。一是通过创新“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应用模式，拓展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广度和深度。鼓励学生利用网络开展预习、作业、自测、拓展阅读等学习活动，并逐步实现对学生日常学习情况的大数据采集和分析，优化教学模式；二是从促进信息技术与教学过程融合、信息技术与教学内容融合两方面人手，建立信息化教学应用推进机制，将信息技术从课堂教学引入至日常教育教学各环节，使师生利用信息技术学习、教学和教研成为常态；三是积极发展网上创客空间、创业平台和创新能力训练中心等新模式、新方法，促进信息技术与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提高创新人才培养能力。
（三）提升教育管理平台建设与应用水平，促进教育治理现代化
加快推进教育管理信息化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迫切需求，国家教育管理平台建设和有效利用是促进教育管理信息化的突破点。一是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基础数据库和核心信息系统的覆盖面和应用水平，形成教育管理信息化多方参与、分层实施的推进机制；二是基于大数据技术，实现教育基础数据采集和更新从“通知式”“强制式”到“伴随式”“服务式”的转变，实现教育政务管理信息化和学校校务管理信息化的有效衔接；三是利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实时采集生成性数据，帮助完成学校管理流程再造，全面提高学校教育管理效率，逐步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四是推动个性化学校管理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和应用，逐步将信息化手段引入至教育管理各环节中，全面提高信息化技术与设备在教育管理等领域的应用率。
（四）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头作用，实现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
一是合理调整区域内基础教育信息化资源投入模式：一方面减少优势地区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从提升信息化设施、资源利用率人手，基于“以用促建”的方式全面提高优势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加强对弱势地区信息化资源的政策倾斜，从优质数字资源建设、经费投人以及信息化师资培训等多方面人手，帮助弱势地区实现信息化在教育教学中的“课堂用、普遍用、经常用”；二是发扬省会城市或副省域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以省会或副省域中心城市为信息化扩散点，对其周边城市形成信息化扩散带，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实现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大规模提升；三是发挥弱势地区的后发优势，通过借鉴优势地区信息化发展模式，总结本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改变弱势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的“路径依赖”，促进弱势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