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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托马斯C.李维斯是美国佐治亚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学院的退休教授，计算机教学系统发展委员会（ADCIS）的前主席和美国富布莱特（Fulbright）项目专家，1995年他被Multimedia Producer Magazine评为“TOP 100”人物之一。自1979年在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获得PH.D学位以来，他已设计、开发和评估了大量的教育、培训和绩效支持方面的交互学习程序和项目。1997-2000年间，他一直担任《交互学习研究杂志》Oournal oflnteractive Learning Research）的编辑，他还曾担任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交互式用户健康信息科学小组及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的国家访问委员会（http：//nsdl.org/）成员。2003年，他获得了美国计算机教育促进学会（AACE）奖。
李维斯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教育技术评估、思维模式与认知工具、实境学习环境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技术研究等。到目前为止，他已发表了70多篇论文。作为一位全球知名的学者，李维斯教授除了在美国做过无数的报告和项目外，他还在欧洲、亚洲、澳大利亚、非洲、以及南美洲等3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学术会议和讲学。2006年6月，他还应邀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为第十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做了开题演讲。
在这篇访谈中，李维斯教授和我们分享了他在教育技术领域，尤其是在实境学习任务方面的独特的观点。他曾与Ron Oliver以及Jan Herrington-起工作，为澳大利亚研究协会开发一个网络学习的实境任务模型，这一模型在为Edith Cowen大学开发的一门研究生网络课程中得到了应用。他鼓励教育机构开发新的学习技术和实境任务（Authentic Tasks），并鼓励教育机构与教学设计者合作以应用新的教学与学习评价方法。
关键词：实境任务；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电子绩效支持系统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访谈者：您最近研究、写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Reeves：我最感兴趣的项目之一是“实境任务设计项目”（Authentic Task Design Project），这个项目我是和来自澳大利亚伍伦贡（Wollongong）大学的Jan Herrington以及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EdithCowan）大学的Ron Oliver合作进行的。澳大利亚研究协会（简称ARC）（ARC在澳大利亚是与NSF一个级别的机构）多年来一直资助我们去开发一个基于网络学习的有效维度的模型，该模型的核心在于设计一些将实境活动融入到网络课程设计中的指导原则。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个包含10个设计要素的模型，我们认为在课程中融入这些要素能够更有效地让学生参与实境任务学习。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也考察了一些高校课程，这些课程都是围绕一个主要的实境任务来开展，学生们通过探索、完成这些任务进行学习。例如埃迪斯科文（Edith Cowan）大学有一门研究生课程是讲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学生们的任务就是判断澳大利亚一个偏远地区的农村中学是否应该关闭，而当地政府正在考虑关闭这所中学。因此，要完成这个挑战，学生们必须收集许多有关这所学校的定量数据。这些都是在一个在线模拟情境中进行的，在这个情境中有许多模拟真实世界的虚拟数据。学生们查看这所学校过去25年以来的招生记录数据，查看人口普查数据和调查数据等等，当然他们也要用统计学知识来分析这些数据。学生们还要做定性资料的收集工作，包括对该校学生家长、社区领导以及那些支持将这所学校开办下去的中学生等人的采访的视频，还有很多档案资料。学生最终的任务是给澳大利亚西部的教育部长写一篇关于这所学校是否继续开办的报告。所以，这些学生是在真实问题情境中学习“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关于我们合作研究的更多详细信息参见网址：http：//www.authentictasks.uow.edu.au/。
访谈者：您曾指出我们在“数字化教育”方面的研究现状很令人失望，您认为原因何在？我们应该怎样来改进？
Reeves：我在世界各地观察了人们是怎样使用新技术来建构学习环境的。我发现，大部分情况下，人们仅仅是在用技术去复制传统课堂中的教学方法。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人所拥有的工具——这些工具基本上是不同的课程管理系统。人们倾向于使用这些课程管理系统去设计这样的网络课程：在这些网络课程中，人们通过技术手段来复制传统课堂上的讲课、讨论、测验等等活动，而不是“跳出框框来思考”，并真正地研究一些别的教学方法，比如合作学习、实境活动与评价，以及绩效评估等。我想人们用新技术复制以前的教学方法这一现象，正是人们一直担忧的问题“新的方法会与原先的方法一样有效吗”的综合表现。一方面人们还是试图复制传统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课程管理工具本身的技术特性也可能使人们的思维限制在传统学术活动中。
访谈者：我们拥有各种可以应用于教育的新技术，但是我们的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Reeves：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大学教师（我的大多数研究工作是在高等教育中完成的，因此我不会说太多关于中小学的情况）主要是他们自己学科问题的专家。当他们考虑教育技术问题时，他们的视野确实受限制。以人类学教授为例，他们这样思考教育技术与人类学的关系：“在网络上有大量关于人类学的链接信息，我们把这些信息结点放到我们的教学大纲中去，然后我们会把教学大纲放到网上去，再加上一个教学日历；也许有些文件还可以让学生们下载”。但是他们没有去考虑，有没有一些别的教学策略可以使学生真正参与到课程教学中去——这种参与不仅仅是参与3个以教师为主体的部分——即教师确定的教学内容、教师的课堂教学、教学测试——而是真正地让学生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问题——这是通过指导他们在当地社区进行一项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来实现的。 我认为我们的教学方法缺乏创新的很大部分原因是，大多数大学教师从来没有体验过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另一种选择”，他们甚至不会去想象全新的教学方法会是什么样子，所以说他们还需要大量的帮助和支持。他们需要得到教学设计者以及其他领域的人们的帮助，设想非传统的新教学法的可能性，这样的话，最终学科专家会开始思考通过新的途径和方法来教学。
访谈者：您的工作涉及在基于网络的课程中设计实境活动（Authentic Activities），那么，这其中您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Reeves：我并不认为实境活动或任务是“银弹”，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有时候一些课堂、讨论以及传统的教学活动也是非常得当的，并非所有的学科问题都适用于实境活动。但是，在合适的情形下，在教学中运用实境活动真的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美国有很多很好的国家公众健康学校，几年前，我曾经在其中一所学校里当顾问——当时这个学校将他们的公众健康的硕士学位课程放到网络上——而他们传统的做法与高等教育中的很多课程中使用的方法相似：学生们阅读课本，写论文，对于一些问题开展课堂讨论，参加测试等等，但我们考虑采用新的教学方法来进行一些改变。
这些学生要学习统计学，他们也要学习健康项目开发等等。通过与教师和一些教学设计者一起努力，我们思考了怎样才可以让学生参与到真实世界的活动中去，并且实际上不仅仅在一门课中完成这些活动任务，而是通过结合几门课程来完成。例如，在第一个学期中，学生们学习统计学，因此我们想要他们到当地的社区中去并搜集一些事情的数据资料，比如搜集当地婴儿接种率情况的资料。接下来他们会用这些搜集的真实资料写报告，显然，学生们要用先前学习的统计学知识来分析他们的数据。
第二个学期，当他们在学习项目开发/健康运动开发课程时，可以继续采用上一个学期搜集的关于婴儿接种率情况的数据，或者搜集的任何方面的资料，比如关于青少年吸烟等其它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可以将这个搜集的资料作为依据来设计一个活动，以促使更多的婴儿打预防针，或帮助青少年避免去学吸烟，或任何可以将他们以前的研究继续推进的计划。因此，学生们实际上是一个学期收集数据资料然后在下一个学期继续使用这些资料，通过这样来学习项目开发实践技能。
访谈者：与单纯智力或学校中的问题相比，人们在现实世界中面对的实际问题要复杂得多。我们如何在网络课程或混合学习课程中调和这样的矛盾？
Reeves：我想问题部分出在人们将所有东西都分解成课程、实验、学分、一定的课时量——例如15个星期，等等。但是现实生活却不一定按这种固定的模式运行。我认为，理想情况下，有时候我们可以打破这种规定节奏的学期制模式，让学生可以集中精力于各种学习活动，主要在学习共同体中通过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学习，他们也可以在由有经验的从业者构建的学习环境中学习。
几年前，美国中西部的一所教育学院在实践教学中，对他们本校教师与当地学校系统里的指导教师一视同仁，把他们每一个人都称为实践教学伙伴（Clinical Associates）。大学生学习如何当老师时也是一样，有时由大学老师指导他们在当地的中小学学习，有时由当地教育系统的指导教师来大学给他们上课。但是，正如他们考虑的那样，在这个实践性的教师教育项目里，他们都是实践教学同事，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这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项目，我去访问过这个学院几次。类似这种在教学中消除象牙塔与现实世界之间区别的尝试，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应该做得更多。
访谈者：您写过关于实境活动的10个特征的文章，这10个特征为什么很重要呢？
Reeves：我们总结的关于实境活动的10个特征分别是：（1）实境活动要与现实世界的专业实践有关联，有现实意义，是以专业实践中可能会碰到的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去情景化的课堂内的任务为中心。（2）实境活动是劣构的、定义不完善的，需要学生自己识别、定义完成活动所需要的任务和子任务，而不是仅仅应用已经存在的公式就能轻松解决的。（3）实境活动包含复杂的、需要学生经过一段持续的时间（几天、几星期、甚至几个月而不是几分钟或几小时）来做调查的任务。（4）实境活动可以给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视角来考察任务，使用多种不同的资源来完成任务。而不仅仅是几种由教师提前选择的资源，以使学生必须区分相关信息和不相关的信息。（5）实境活动提供学习者之间合作的机会。（6）实境活动提供反思的机会。学习者有决定权，对学习做反思。既要有自己反思也要有集体反思。（7）实境活动可以是跨学科领域的、整合的。可以促进学习者扮演多种角色、增进多方面的知识，获得跨学科的学习结果，而不仅仅是某一特定学科的知识增长。（8）实境活动要和学习评价紧密地整合起来。对学习者的评估要和活动本身紧密地整合起来。评估要能反应真实世界，而不是脱离活动本质的单独的人工评估。（9）经过不断的改进，一项实境活动可以创造出完整的对活动本身有价值的产品（并以此结束活动）。（10）实境活动允许对活动有多样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解决办法，可以得到多种多样的活动结果，而不仅仅是通过应用确定的规则和步骤得到的唯一正确答案。
10个特征中的大多数来源于我的澳洲合作者Jan Herrington和Ron Oliver主导的研究，该研究早在1993年就已经开始了。每一项实境活动都积累了相当多的相关研究作为基础，所以，在我们目前的模型中，每一个特征都引证了5-12个不同的研究作为支撑。人们有时会问：任何学习环境都必须具备这10个特征吗？我们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有些学习环境确实包含所有这些特征，但是有些环境可能只有6或7个特征，这取决于将这整个模式应用的情境以及实施的可行性。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每一门特定课程中都实现每一个设计要素，那只是努力的理想方向，但是我认为所有的设计要素都很重要，它们都是建立在可靠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举个例子来说，特征之一是活动要和学习评价紧密地整合起来，评价应该对学生有实际意义。我们都知道在高等教育中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即许多学生的学习仅仅是为了通过考试，一旦考试结束了，他们就把所学的东西都忘了。John Bransford将学生们仅以考试为目的习得的这类知识称为“惰性知识”。当学习评价对学生们更有意义时，学习才有可能持续和迁移。 访谈者：您的一些研究工作是与别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的学者一起做的，您是如何与他们合作的？人们怎样评价你们的工作？
Reeves：大约是1990年，我被邀请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布里斯班去做一个会议的主题演讲。我很快就喜欢上了澳大利亚。人们很喜欢我的演讲，并且那次会议以后，许多别的会议组织者也邀请我到澳大利亚去做演说。然后，1993年，我被派到澳大利亚西部佩思的埃迪斯科文（Edith CowanUniversity）大学去工作5个月。当我和我的妻子Trisha回首往事时，都认为那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
Ron Oliver就在埃迪斯科文大学，我和他开始在一些评估工作上密切地合作。Ron Oliver那时候带了个博士生叫Jan Herrington，所以我有机会了解Jan Herrington的工作。后来，Jan Herrington由于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而获得了AECT颁发的年度青年研究者奖。然后，Jan、Ron和我开始一起申请研究资金，我们的合作关系就这样发展了。我也很幸运能与澳大利亚的另外一些人们合作，例如Geoff Ring以及Lyn Henderson。后来，我与我的澳大利亚朋友John Hedberg-起写了一本书，名为《InteractiveLearning Systems Evaluation》，2003年由教育技术杂志出版社出版。John是麦克里（Macquarie）大学的荣誉教授。实际上，我和John 1974年开始一起在锡拉库扎市（Syracuse）读研究生，所以我很早就认识了John。
最近，我又有幸在荷兰特温纳大学（Universityof Twente）与Betty Collis， Jan Van den Akker， SusanMcKenney以及Nienke Nieveen等人一起做研究工作。在佐治亚大学（UGA）时，来自特温纳大学的一些教师和学生来访问了我们，另外特温纳大学的一些博士生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在佐治亚大学（UGA）做各种研究项目。Jan Van den Akker和他在Twente的团队是整个设计研究项目的带头人，我和我澳大利亚的合作者也参与了他们的研究。
实际上，2006年8月份出版了一本新书，名为《教育设计研究》（Educational Design Research），它是由来自荷兰的4个人编辑的（包括Jan、Susan以及Nienke）。这本书中有一章是我写的，是关于设计研究与教育技术视角的。我认为每一位教育者都应该将“设计研究”提到自己的学术研究日程上。 访谈者：您谈论过全天候在线的教师，以及基于Web的混合课堂对时间的广泛需求，您对于那些过度工作的教师有什么建议？
Reeves：那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2004年，我参与了Sally Johnstone做的一个有趣的演讲。SallyJohnstone是丹佛市西方教育电子传播公司（WesternCoo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的创始人，她对在多个机构教授网络课程的人们做了一个分析后发现，这些人为了谋生，每星期必须用大量的时间来讲授大量的课程。最后，她得出下面的结论：这些人通过教学赚得的是最低工资。此外，在Sally Johnstone的演讲中使用的幻灯片显示，如果这些教网上课程的人们去麦当劳工作的话，经济上甚至还会更宽裕一些。我认为这有些极端。但是，几年前的《高等教育编年史》上有一个封面故事叫“24小时在线教师”，就是关于这些教师的，他们在不同的机构教授大量的网上课程并且发现他们自己实际上是一天24小时，一周7天都在工作，无法从网上课程的需求中抽出身来。
访谈者：在教育研究方面有不值得研究或错误的问题吗？
Reeves：很不幸地是，我确实见过许多这样的例子。目前，我在审核一个研究会议的申请，我看到仍然有大量的研究在关注哪一种媒体更好——基于网络的媒体还是传统课堂的媒体——而没有去关注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提高教学质量、关注那些需要回答为什么的疑问，尝试用有意义的理论去解释事物，通过有效的维度和不同的方法去做研究，而不仅仅是用一种媒体去与另一种媒体做比较。我认为这样的现状与高等教育的奖励制度有关，在现有制度下，教职工的奖励是看他们发表的论文数量，而不是评判论文的质量和价值。这样的奖励制度不能真正鼓励人们去进行长期的、严谨的研究，因为如果这样就可能无法“短、平、快”地发表论著。
坦率地说，我认为整个高等教育奖励制度都有必要进行修正。我曾说过“让‘公众’回到出版发行中”，从而能够真正地考察我们的研究效果，而不是单纯地计算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去年，奥地利格拉茨（University of Graz）大学的Herman Maurer教授来我们学校访问。他谈到他们学校以及其他一些奥地利的大学将改变教职工晋升的评估标准。他们的传统标准和美国一样，是看教师做的研究的数量，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以及他们申请到的研究资金，他们的教学、服务质量，因此叫做研究一教学一服务标准，但他们现在将要增加另一条“效果/影响”指标来评价教师所做的研究与别的研究的不同。很明显，这是很有争议的，但是我确实认为美国公众应该更多地关注教育研究者例如我们教育技术工作者所做的研究，是否有效果/影响。
改变高校的奖励机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事情。但是，作为教学技术专家，我们不需要等到这种改变发生，而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如何使教育本身更完善上。如果我们立足于学校的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或许可以对教育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
访谈者：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教育技术学科以外的许多教师在做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并希望成果能得到发表，这反映了这个领域的什么问题吗？是标准在下降吗？
Reeves：我在很多教育杂志上看到大量教育技术研究。直到今天，你还会看到一些杂志仍在发表关于媒体对比的研究，并且时不时地报告“没有显著的区别”，这是当然的！我认为让其他学科的教师来参与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是可行的，Lee Shulman称之为“教学学术”（Scholarship ofTeaching），但是我希望看到他们是在教育技术团队人员的密切合作下完成这样的任务。我认为其他学科的教师应该做教与学的研究，但是在理想情况下，他们应该与教育技术专业人员共同合作来进行研究，这些专业人员了解更多的研究方法，如基于设计的研究，也具备设计更好的学习环境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访谈者：什么是电子绩效支持系统（EPSS）？它们为什么重要？
Reeves：我参与电子绩效支持系统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EPSS的概念刚刚由GloriaGery等人引入。我和Kent Gustafson，还有一些博士生，最初在苹果电脑上为教学设计者创建了一个EPSS，然后，俄亥俄州代顿市（Dayton）的NCR公司招募我们去为他们的教学设计人员开发一个EPSS。事实上，这个EPSS既是给教学设计人员使用的，也是给技术文档工程师使用的，他们负责准备各种信息产品，既包括培训手册，也包括安装手册、信息文档，甚至宣传册等等。我们帮助开发的是一个称为产品过程质量信息的EPSS，这个项目在NCR公司内部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后来，基于这个项目我们在美国获得了一个“可配置的EPSS（Configurable EPSS）专利。那个EPSS模型后来被NCR公司或AT&T公司的许多小组/团队采用，因为那时AT &T公司收购了NCR，所以我们的EPSS设计投入了使用，不仅教学设计团队在用，其他AT &T、NCR公司的团队也在使用。
访谈者：我们目前学习评价的方法是否恰当？或者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境评价（AuthenticAssessment）吗？
Reeves：我想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大学生们很快就明白了为了毕业，他们只需要学习那些要考试的内容。印第安纳（Indiana University）大学做的一个大规模的“学生参与度的全国性调查研究”结果清晰地显示，目前大学生真正参与有意义的学术性学习的时间相对很少，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通过测试，而不是尽其所能地在那些重要的学习结果上花费更多时间，以获得更全面的信息和更深刻的理解。
我想我们毫无疑问需要新的评价方法，比如Grant Wiggins的“设计评价”就很有新意。类似这样的方法可以让学生们参与设计活动，而且能真实地反映他们通过这些实境任务学习的情况。这些方法看来很有发展前景，我们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而在高中，我们知道目前的现状是，如果某个内容不用考试，那么学生就根本不会去学。
访谈者：教学技术研究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吗？
Reeves：我想是可以的。但是，以前的很多教育技术研究与社会责任是割裂的。如果你查看一下以前的研究，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研究主要是为提升个人的职业而做的，不一定能推动这一领域或实践的发展，研究的问题也有很多是没什么实际价值的。但是，你也不能责备人们这样做。我的意思是，人们总是会受到利益的驱动而行事，而发表研究论文的数量显然涉及切身利益。
在整个教学技术领域里，我们应该在更高的层面上探讨“除了目前学校制定的教学目的，还有什么其他的教学目的，以及我们21世纪的学习者需要什么关键的学习结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毕业生有娴熟的技能，有多种思维方法，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我们希望他们有良好的交流能力，能很好地与他人合作。大学可以宣称说它能将这些21世纪必须具备的能力教给学生，但是如果不评估学生的这些能力，不让学生为这些能力负责，那么现实情况将不会有什么改变。除非我们开始将教育技术研究的目标转向这些能力，否则我们很可能成为那些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的研究者。
访谈者：在这次访谈中我们忽略了什么重要问题吗？
Reeves：对我们领域是否乐观的问题——我是乐观主义者。2006年，在中国北京，我在“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上做了一个教育方面的主题演讲，能够看到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我很兴奋。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还有来自台湾地区的，香港地区的，新加坡的等等。他们确实都在努力用技术来为他们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仅中国大陆就有10亿多人，这些人中只有相比较少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所以还很需要用技术来给更多的人提供机会。2006年下半年，我去了韩国的首尔，韩国主要通过教学系统设计的应用，几十年以来成功地提高了教育质量。30年前，Bob Morgan和其他一些来自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开拓者来到韩国，并与该国专家一起合作，以开始在他们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应用教学系统设计。现在，韩国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国家，他们的学生既有才干也有技能，我对别的地方也出现相似的发展充满期望。
很明显，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我乐观地认为我们的研究领域将会逐步发展，尽我们所能地为教育领域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当然，我们的领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它能提供程序和工具，这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为教育机会和教育成就带来实质性的改善。我期待能够一直在这个领域里工作，能够看到更多的教育技术的潜力变成现实。
李维斯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教育技术评估、思维模式与认知工具、实境学习环境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技术研究等。到目前为止，他已发表了70多篇论文。作为一位全球知名的学者，李维斯教授除了在美国做过无数的报告和项目外，他还在欧洲、亚洲、澳大利亚、非洲、以及南美洲等3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学术会议和讲学。2006年6月，他还应邀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为第十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做了开题演讲。
在这篇访谈中，李维斯教授和我们分享了他在教育技术领域，尤其是在实境学习任务方面的独特的观点。他曾与Ron Oliver以及Jan Herrington-起工作，为澳大利亚研究协会开发一个网络学习的实境任务模型，这一模型在为Edith Cowen大学开发的一门研究生网络课程中得到了应用。他鼓励教育机构开发新的学习技术和实境任务（Authentic Tasks），并鼓励教育机构与教学设计者合作以应用新的教学与学习评价方法。
关键词：实境任务；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电子绩效支持系统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访谈者：您最近研究、写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Reeves：我最感兴趣的项目之一是“实境任务设计项目”（Authentic Task Design Project），这个项目我是和来自澳大利亚伍伦贡（Wollongong）大学的Jan Herrington以及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EdithCowan）大学的Ron Oliver合作进行的。澳大利亚研究协会（简称ARC）（ARC在澳大利亚是与NSF一个级别的机构）多年来一直资助我们去开发一个基于网络学习的有效维度的模型，该模型的核心在于设计一些将实境活动融入到网络课程设计中的指导原则。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个包含10个设计要素的模型，我们认为在课程中融入这些要素能够更有效地让学生参与实境任务学习。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也考察了一些高校课程，这些课程都是围绕一个主要的实境任务来开展，学生们通过探索、完成这些任务进行学习。例如埃迪斯科文（Edith Cowan）大学有一门研究生课程是讲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学生们的任务就是判断澳大利亚一个偏远地区的农村中学是否应该关闭，而当地政府正在考虑关闭这所中学。因此，要完成这个挑战，学生们必须收集许多有关这所学校的定量数据。这些都是在一个在线模拟情境中进行的，在这个情境中有许多模拟真实世界的虚拟数据。学生们查看这所学校过去25年以来的招生记录数据，查看人口普查数据和调查数据等等，当然他们也要用统计学知识来分析这些数据。学生们还要做定性资料的收集工作，包括对该校学生家长、社区领导以及那些支持将这所学校开办下去的中学生等人的采访的视频，还有很多档案资料。学生最终的任务是给澳大利亚西部的教育部长写一篇关于这所学校是否继续开办的报告。所以，这些学生是在真实问题情境中学习“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关于我们合作研究的更多详细信息参见网址：http：//www.authentictasks.uow.edu.au/。
访谈者：您曾指出我们在“数字化教育”方面的研究现状很令人失望，您认为原因何在？我们应该怎样来改进？
Reeves：我在世界各地观察了人们是怎样使用新技术来建构学习环境的。我发现，大部分情况下，人们仅仅是在用技术去复制传统课堂中的教学方法。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人所拥有的工具——这些工具基本上是不同的课程管理系统。人们倾向于使用这些课程管理系统去设计这样的网络课程：在这些网络课程中，人们通过技术手段来复制传统课堂上的讲课、讨论、测验等等活动，而不是“跳出框框来思考”，并真正地研究一些别的教学方法，比如合作学习、实境活动与评价，以及绩效评估等。我想人们用新技术复制以前的教学方法这一现象，正是人们一直担忧的问题“新的方法会与原先的方法一样有效吗”的综合表现。一方面人们还是试图复制传统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课程管理工具本身的技术特性也可能使人们的思维限制在传统学术活动中。
访谈者：我们拥有各种可以应用于教育的新技术，但是我们的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Reeves：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大学教师（我的大多数研究工作是在高等教育中完成的，因此我不会说太多关于中小学的情况）主要是他们自己学科问题的专家。当他们考虑教育技术问题时，他们的视野确实受限制。以人类学教授为例，他们这样思考教育技术与人类学的关系：“在网络上有大量关于人类学的链接信息，我们把这些信息结点放到我们的教学大纲中去，然后我们会把教学大纲放到网上去，再加上一个教学日历；也许有些文件还可以让学生们下载”。但是他们没有去考虑，有没有一些别的教学策略可以使学生真正参与到课程教学中去——这种参与不仅仅是参与3个以教师为主体的部分——即教师确定的教学内容、教师的课堂教学、教学测试——而是真正地让学生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问题——这是通过指导他们在当地社区进行一项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来实现的。 我认为我们的教学方法缺乏创新的很大部分原因是，大多数大学教师从来没有体验过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另一种选择”，他们甚至不会去想象全新的教学方法会是什么样子，所以说他们还需要大量的帮助和支持。他们需要得到教学设计者以及其他领域的人们的帮助，设想非传统的新教学法的可能性，这样的话，最终学科专家会开始思考通过新的途径和方法来教学。
访谈者：您的工作涉及在基于网络的课程中设计实境活动（Authentic Activities），那么，这其中您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Reeves：我并不认为实境活动或任务是“银弹”，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有时候一些课堂、讨论以及传统的教学活动也是非常得当的，并非所有的学科问题都适用于实境活动。但是，在合适的情形下，在教学中运用实境活动真的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美国有很多很好的国家公众健康学校，几年前，我曾经在其中一所学校里当顾问——当时这个学校将他们的公众健康的硕士学位课程放到网络上——而他们传统的做法与高等教育中的很多课程中使用的方法相似：学生们阅读课本，写论文，对于一些问题开展课堂讨论，参加测试等等，但我们考虑采用新的教学方法来进行一些改变。
这些学生要学习统计学，他们也要学习健康项目开发等等。通过与教师和一些教学设计者一起努力，我们思考了怎样才可以让学生参与到真实世界的活动中去，并且实际上不仅仅在一门课中完成这些活动任务，而是通过结合几门课程来完成。例如，在第一个学期中，学生们学习统计学，因此我们想要他们到当地的社区中去并搜集一些事情的数据资料，比如搜集当地婴儿接种率情况的资料。接下来他们会用这些搜集的真实资料写报告，显然，学生们要用先前学习的统计学知识来分析他们的数据。
第二个学期，当他们在学习项目开发/健康运动开发课程时，可以继续采用上一个学期搜集的关于婴儿接种率情况的数据，或者搜集的任何方面的资料，比如关于青少年吸烟等其它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可以将这个搜集的资料作为依据来设计一个活动，以促使更多的婴儿打预防针，或帮助青少年避免去学吸烟，或任何可以将他们以前的研究继续推进的计划。因此，学生们实际上是一个学期收集数据资料然后在下一个学期继续使用这些资料，通过这样来学习项目开发实践技能。
访谈者：与单纯智力或学校中的问题相比，人们在现实世界中面对的实际问题要复杂得多。我们如何在网络课程或混合学习课程中调和这样的矛盾？
Reeves：我想问题部分出在人们将所有东西都分解成课程、实验、学分、一定的课时量——例如15个星期，等等。但是现实生活却不一定按这种固定的模式运行。我认为，理想情况下，有时候我们可以打破这种规定节奏的学期制模式，让学生可以集中精力于各种学习活动，主要在学习共同体中通过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学习，他们也可以在由有经验的从业者构建的学习环境中学习。
几年前，美国中西部的一所教育学院在实践教学中，对他们本校教师与当地学校系统里的指导教师一视同仁，把他们每一个人都称为实践教学伙伴（Clinical Associates）。大学生学习如何当老师时也是一样，有时由大学老师指导他们在当地的中小学学习，有时由当地教育系统的指导教师来大学给他们上课。但是，正如他们考虑的那样，在这个实践性的教师教育项目里，他们都是实践教学同事，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这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项目，我去访问过这个学院几次。类似这种在教学中消除象牙塔与现实世界之间区别的尝试，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应该做得更多。
访谈者：您写过关于实境活动的10个特征的文章，这10个特征为什么很重要呢？
Reeves：我们总结的关于实境活动的10个特征分别是：（1）实境活动要与现实世界的专业实践有关联，有现实意义，是以专业实践中可能会碰到的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去情景化的课堂内的任务为中心。（2）实境活动是劣构的、定义不完善的，需要学生自己识别、定义完成活动所需要的任务和子任务，而不是仅仅应用已经存在的公式就能轻松解决的。（3）实境活动包含复杂的、需要学生经过一段持续的时间（几天、几星期、甚至几个月而不是几分钟或几小时）来做调查的任务。（4）实境活动可以给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视角来考察任务，使用多种不同的资源来完成任务。而不仅仅是几种由教师提前选择的资源，以使学生必须区分相关信息和不相关的信息。（5）实境活动提供学习者之间合作的机会。（6）实境活动提供反思的机会。学习者有决定权，对学习做反思。既要有自己反思也要有集体反思。（7）实境活动可以是跨学科领域的、整合的。可以促进学习者扮演多种角色、增进多方面的知识，获得跨学科的学习结果，而不仅仅是某一特定学科的知识增长。（8）实境活动要和学习评价紧密地整合起来。对学习者的评估要和活动本身紧密地整合起来。评估要能反应真实世界，而不是脱离活动本质的单独的人工评估。（9）经过不断的改进，一项实境活动可以创造出完整的对活动本身有价值的产品（并以此结束活动）。（10）实境活动允许对活动有多样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解决办法，可以得到多种多样的活动结果，而不仅仅是通过应用确定的规则和步骤得到的唯一正确答案。
10个特征中的大多数来源于我的澳洲合作者Jan Herrington和Ron Oliver主导的研究，该研究早在1993年就已经开始了。每一项实境活动都积累了相当多的相关研究作为基础，所以，在我们目前的模型中，每一个特征都引证了5-12个不同的研究作为支撑。人们有时会问：任何学习环境都必须具备这10个特征吗？我们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有些学习环境确实包含所有这些特征，但是有些环境可能只有6或7个特征，这取决于将这整个模式应用的情境以及实施的可行性。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每一门特定课程中都实现每一个设计要素，那只是努力的理想方向，但是我认为所有的设计要素都很重要，它们都是建立在可靠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举个例子来说，特征之一是活动要和学习评价紧密地整合起来，评价应该对学生有实际意义。我们都知道在高等教育中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即许多学生的学习仅仅是为了通过考试，一旦考试结束了，他们就把所学的东西都忘了。John Bransford将学生们仅以考试为目的习得的这类知识称为“惰性知识”。当学习评价对学生们更有意义时，学习才有可能持续和迁移。 访谈者：您的一些研究工作是与别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的学者一起做的，您是如何与他们合作的？人们怎样评价你们的工作？
Reeves：大约是1990年，我被邀请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布里斯班去做一个会议的主题演讲。我很快就喜欢上了澳大利亚。人们很喜欢我的演讲，并且那次会议以后，许多别的会议组织者也邀请我到澳大利亚去做演说。然后，1993年，我被派到澳大利亚西部佩思的埃迪斯科文（Edith CowanUniversity）大学去工作5个月。当我和我的妻子Trisha回首往事时，都认为那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
Ron Oliver就在埃迪斯科文大学，我和他开始在一些评估工作上密切地合作。Ron Oliver那时候带了个博士生叫Jan Herrington，所以我有机会了解Jan Herrington的工作。后来，Jan Herrington由于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而获得了AECT颁发的年度青年研究者奖。然后，Jan、Ron和我开始一起申请研究资金，我们的合作关系就这样发展了。我也很幸运能与澳大利亚的另外一些人们合作，例如Geoff Ring以及Lyn Henderson。后来，我与我的澳大利亚朋友John Hedberg-起写了一本书，名为《InteractiveLearning Systems Evaluation》，2003年由教育技术杂志出版社出版。John是麦克里（Macquarie）大学的荣誉教授。实际上，我和John 1974年开始一起在锡拉库扎市（Syracuse）读研究生，所以我很早就认识了John。
最近，我又有幸在荷兰特温纳大学（Universityof Twente）与Betty Collis， Jan Van den Akker， SusanMcKenney以及Nienke Nieveen等人一起做研究工作。在佐治亚大学（UGA）时，来自特温纳大学的一些教师和学生来访问了我们，另外特温纳大学的一些博士生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在佐治亚大学（UGA）做各种研究项目。Jan Van den Akker和他在Twente的团队是整个设计研究项目的带头人，我和我澳大利亚的合作者也参与了他们的研究。
实际上，2006年8月份出版了一本新书，名为《教育设计研究》（Educational Design Research），它是由来自荷兰的4个人编辑的（包括Jan、Susan以及Nienke）。这本书中有一章是我写的，是关于设计研究与教育技术视角的。我认为每一位教育者都应该将“设计研究”提到自己的学术研究日程上。 访谈者：您谈论过全天候在线的教师，以及基于Web的混合课堂对时间的广泛需求，您对于那些过度工作的教师有什么建议？
Reeves：那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2004年，我参与了Sally Johnstone做的一个有趣的演讲。SallyJohnstone是丹佛市西方教育电子传播公司（WesternCoo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的创始人，她对在多个机构教授网络课程的人们做了一个分析后发现，这些人为了谋生，每星期必须用大量的时间来讲授大量的课程。最后，她得出下面的结论：这些人通过教学赚得的是最低工资。此外，在Sally Johnstone的演讲中使用的幻灯片显示，如果这些教网上课程的人们去麦当劳工作的话，经济上甚至还会更宽裕一些。我认为这有些极端。但是，几年前的《高等教育编年史》上有一个封面故事叫“24小时在线教师”，就是关于这些教师的，他们在不同的机构教授大量的网上课程并且发现他们自己实际上是一天24小时，一周7天都在工作，无法从网上课程的需求中抽出身来。
访谈者：在教育研究方面有不值得研究或错误的问题吗？
Reeves：很不幸地是，我确实见过许多这样的例子。目前，我在审核一个研究会议的申请，我看到仍然有大量的研究在关注哪一种媒体更好——基于网络的媒体还是传统课堂的媒体——而没有去关注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提高教学质量、关注那些需要回答为什么的疑问，尝试用有意义的理论去解释事物，通过有效的维度和不同的方法去做研究，而不仅仅是用一种媒体去与另一种媒体做比较。我认为这样的现状与高等教育的奖励制度有关，在现有制度下，教职工的奖励是看他们发表的论文数量，而不是评判论文的质量和价值。这样的奖励制度不能真正鼓励人们去进行长期的、严谨的研究，因为如果这样就可能无法“短、平、快”地发表论著。
坦率地说，我认为整个高等教育奖励制度都有必要进行修正。我曾说过“让‘公众’回到出版发行中”，从而能够真正地考察我们的研究效果，而不是单纯地计算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去年，奥地利格拉茨（University of Graz）大学的Herman Maurer教授来我们学校访问。他谈到他们学校以及其他一些奥地利的大学将改变教职工晋升的评估标准。他们的传统标准和美国一样，是看教师做的研究的数量，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以及他们申请到的研究资金，他们的教学、服务质量，因此叫做研究一教学一服务标准，但他们现在将要增加另一条“效果/影响”指标来评价教师所做的研究与别的研究的不同。很明显，这是很有争议的，但是我确实认为美国公众应该更多地关注教育研究者例如我们教育技术工作者所做的研究，是否有效果/影响。
改变高校的奖励机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事情。但是，作为教学技术专家，我们不需要等到这种改变发生，而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如何使教育本身更完善上。如果我们立足于学校的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或许可以对教育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
访谈者：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教育技术学科以外的许多教师在做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并希望成果能得到发表，这反映了这个领域的什么问题吗？是标准在下降吗？
Reeves：我在很多教育杂志上看到大量教育技术研究。直到今天，你还会看到一些杂志仍在发表关于媒体对比的研究，并且时不时地报告“没有显著的区别”，这是当然的！我认为让其他学科的教师来参与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是可行的，Lee Shulman称之为“教学学术”（Scholarship ofTeaching），但是我希望看到他们是在教育技术团队人员的密切合作下完成这样的任务。我认为其他学科的教师应该做教与学的研究，但是在理想情况下，他们应该与教育技术专业人员共同合作来进行研究，这些专业人员了解更多的研究方法，如基于设计的研究，也具备设计更好的学习环境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访谈者：什么是电子绩效支持系统（EPSS）？它们为什么重要？
Reeves：我参与电子绩效支持系统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EPSS的概念刚刚由GloriaGery等人引入。我和Kent Gustafson，还有一些博士生，最初在苹果电脑上为教学设计者创建了一个EPSS，然后，俄亥俄州代顿市（Dayton）的NCR公司招募我们去为他们的教学设计人员开发一个EPSS。事实上，这个EPSS既是给教学设计人员使用的，也是给技术文档工程师使用的，他们负责准备各种信息产品，既包括培训手册，也包括安装手册、信息文档，甚至宣传册等等。我们帮助开发的是一个称为产品过程质量信息的EPSS，这个项目在NCR公司内部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后来，基于这个项目我们在美国获得了一个“可配置的EPSS（Configurable EPSS）专利。那个EPSS模型后来被NCR公司或AT&T公司的许多小组/团队采用，因为那时AT &T公司收购了NCR，所以我们的EPSS设计投入了使用，不仅教学设计团队在用，其他AT &T、NCR公司的团队也在使用。
访谈者：我们目前学习评价的方法是否恰当？或者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境评价（AuthenticAssessment）吗？
Reeves：我想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大学生们很快就明白了为了毕业，他们只需要学习那些要考试的内容。印第安纳（Indiana University）大学做的一个大规模的“学生参与度的全国性调查研究”结果清晰地显示，目前大学生真正参与有意义的学术性学习的时间相对很少，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通过测试，而不是尽其所能地在那些重要的学习结果上花费更多时间，以获得更全面的信息和更深刻的理解。
我想我们毫无疑问需要新的评价方法，比如Grant Wiggins的“设计评价”就很有新意。类似这样的方法可以让学生们参与设计活动，而且能真实地反映他们通过这些实境任务学习的情况。这些方法看来很有发展前景，我们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而在高中，我们知道目前的现状是，如果某个内容不用考试，那么学生就根本不会去学。
访谈者：教学技术研究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吗？
Reeves：我想是可以的。但是，以前的很多教育技术研究与社会责任是割裂的。如果你查看一下以前的研究，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研究主要是为提升个人的职业而做的，不一定能推动这一领域或实践的发展，研究的问题也有很多是没什么实际价值的。但是，你也不能责备人们这样做。我的意思是，人们总是会受到利益的驱动而行事，而发表研究论文的数量显然涉及切身利益。
在整个教学技术领域里，我们应该在更高的层面上探讨“除了目前学校制定的教学目的，还有什么其他的教学目的，以及我们21世纪的学习者需要什么关键的学习结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毕业生有娴熟的技能，有多种思维方法，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我们希望他们有良好的交流能力，能很好地与他人合作。大学可以宣称说它能将这些21世纪必须具备的能力教给学生，但是如果不评估学生的这些能力，不让学生为这些能力负责，那么现实情况将不会有什么改变。除非我们开始将教育技术研究的目标转向这些能力，否则我们很可能成为那些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的研究者。
访谈者：在这次访谈中我们忽略了什么重要问题吗？
Reeves：对我们领域是否乐观的问题——我是乐观主义者。2006年，在中国北京，我在“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上做了一个教育方面的主题演讲，能够看到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我很兴奋。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还有来自台湾地区的，香港地区的，新加坡的等等。他们确实都在努力用技术来为他们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仅中国大陆就有10亿多人，这些人中只有相比较少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所以还很需要用技术来给更多的人提供机会。2006年下半年，我去了韩国的首尔，韩国主要通过教学系统设计的应用，几十年以来成功地提高了教育质量。30年前，Bob Morgan和其他一些来自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开拓者来到韩国，并与该国专家一起合作，以开始在他们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应用教学系统设计。现在，韩国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国家，他们的学生既有才干也有技能，我对别的地方也出现相似的发展充满期望。
很明显，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我乐观地认为我们的研究领域将会逐步发展，尽我们所能地为教育领域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当然，我们的领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它能提供程序和工具，这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为教育机会和教育成就带来实质性的改善。我期待能够一直在这个领域里工作，能够看到更多的教育技术的潜力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