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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1976年，弗里德曼凭借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史和货币理论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和“对经济稳定政策的错综复杂性的论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方面的观点，代表了货币学派的主要观点。除了在货币方面的研究外，弗里德曼还对福利国家制度理念进行了批判，并结合美国的福利制度详细阐述了他的社会福利思想，尤其是对负所得税提出了构想，对社会救济制度进行了改造。
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于经济大危机中上台，实行了一系列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如《紧急救济拨款法》﹑《全国就业法》和《社会保障法》等。这一系列法律在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建立一个联邦的救济金制度，使一些州得以为老年人、盲人和残疾儿童提供可靠的生活来源，为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和失业补助法的实施做出妥善了安排。现代福利国家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全面的干涉。而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福利国家而采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干预了個人的自由，同时国家垄断福利市场不仅会导致寻租的存在，也严重干扰了民众自愿选择购买保险的自由。他对美国的各项福利制度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负所得税计划”的构想。
一、弗里德曼对福利制度的批判
（一）社会保险
美国在联邦一级的福利项目是社会保险，它包括对老年、遗属、残废和健康的保险。弗里德曼主要探讨了社会保险中的养老保险制度。他认为养老保险是一种累退税和一种强制将收入从青年人转移到老年人手中的社会保险计划。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政府对于社会福利相关的赋税实行统一比率征税，使得低收入者负担最重;另一方面是当时的美国福利部门宣传通过由人们就业时缴纳的社会保险金而设立的信托基金，当人们生活出现问题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改善其家庭生活。
弗里德曼分析认为，信托基金发挥的作用很小，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强制的“隔代契约”——现在退休的人员得到的福利来自于现在纳税人的收入。弗里德曼批判这种“累退税”使得雇主不愿意雇佣更多的工人，人们也失去了找工作的想法;而且强制的“隔代契约”不仅削弱了这种青年人供养自己父母或者其他上了年纪的亲属的家庭纽带，更使得养老保险“从不那么富裕者向比较富裕者的转移”。
（二）政府补助
当时美国的国民收入不断上升，但是申请补助和救济的穷人越来越多，并且出现了相关的腐败行为和领取救济的人进行高消费的现象。弗里德曼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政府补助的很多计划是重叠的，有很多家庭会设法得到多项福利补助。二是为福利制度付出的行政成本过高，因为每项政府补助计划都要有官僚机构管理，所以很多福利开支被官僚所消耗而没有用在提高贫困家庭的福利上。
（三）住房补助
美国政府实行有“公共住房计划”和“城市复兴计划”，具体做法是由国家兴建廉租房，改造当地的居住环境。政策支持者认为，政府为了维护贫民窟的治安会付出极大的社会成本，因此改善当地的住房环境应该由政府出面负责。
但弗里德曼指出，公共住房计划的效果并不会像其支持者期望的那样改善了穷人的住房问题。被拆毁的房屋数量远远超过新建数量，这便导致不得不提高居住率来满足公共住房的需求。但是，这种公共住房的修建加大了政府开支，反过来增加了税负，同时也加大了用于住房的社会成本，进而使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趋于一致。同时此外，政府无法识别穷人究竟是想要住房还是其他方面的需求。所以在他看来，这种以帮助穷人为目的的住房政策实际上也剥夺了穷人的自由选择被资助的形式。
（四）医疗照顾
当时美国政府在医疗费用上增长迅速，美国不得不实行医疗社会化。其政策倡导者认为实行医疗社会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大多数美国人负担不起医药费;二是医疗社会化将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医药费用。对此，弗里德曼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政府在医疗上的开支实际上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是人民间接地支付医药费用，这和直接支付医药费用没有太大不同，所以第一个理由不成立。对于第二个理由，他指出没有哪个政府管理可以比私人经营更为经济。所以，对于医疗照顾，弗里德曼认为美国大多数家庭完全支付得起普通医药费用，而对于意外的特大医疗费用支出可以通过私人保险的方式解决，当人们在医疗上遇到特殊困难时政府或私人应该提供某种帮助。但他强调了这种偶尔提供的帮助，并不能证明医疗制度社会化是合理的。
（五）负所得税
负所得税是由政府制定一个最低生活水平标准，凡收人超过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家庭将交纳累进所得税，而所有其余的家庭将得到足够的政府补贴，使其收入提高到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负所得税制度中的补贴是在纳税人不具有法定义务的情况下支付的，它是一种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弗里德曼主张通过这项计划的实施，废除一切现有的福利计划。
具体来说，负所得税有四个优点：一是使公共基金集中用于穷人而不是无目标地分配资金，减少了贫富差距;二是使穷人有了自助的动力，因为多挣一美元，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钱可以花;三是向个人提供最有用的帮助即现金帮助，减少了资源的浪费，支出较少但却帮助了更多的穷人;四是有助于消除官僚主义，执行负所得税方案的政府机关只是税务部门，负所得税计划可以消除累赘的、代价高昂的各种官僚机构。
但是，这种负所得税的构想在实际应用中也面临着一定的问题，因为要缩减名目繁多的福利计划中得到高额补贴的人们的所得，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同时，这种负所得税也会降低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甚至放弃工作。
二、负所得税的简单数学分析
弗里德曼提出的负所得税制度实际上是对社会救济制度的一种改造。这种负所得税制度不同于凯恩斯主义者的差额补助金的福利制度，而是由政府规定某种最低限度的收入保障数额。当一个人收入超过最低收入指标时，他要缴纳税款即正所得税;在他的收入低于最低收入指标时，他就缴纳负数值的税，即从政府那里拿到一笔津贴。 弗里德曼提出的负所得税计算公式为：
负所得税=政府规定的最低收入指标—（实际收入额×负所得税税率）
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
不妨设政府规定的最低收入指标为β美元，负所得税税率为α，个人实际收入为x美元，负所得税为B美元，在政府补贴后个人可支配收入为y美元。
显然，y是关于x的一次函数，斜率k=1-α，常数项为β，该曲線即可反映负所得税制度下个人可支配收入与个人实际收入的关系。在没有实行负所得税制度时，个人可支配收入与个人实际收入相等，即y=x。在同一图像中反映，可得图1。
由图1可以看出，在负所得税制度下，个人可支配收入高于个人实际收入两者相差即为线段AB。显然，对穷人的补贴随着个人实际的收入在不断发生变化，当穷人实际收入为0时，补贴为政府规定的最低收入β;在穷人实际收入到达所得税起征点时（或许此时不应该视为穷人），补贴为0。在零收入与零补贴区间的内部，补贴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在不断均匀减少。
即穷人每增加1美元收入，补贴变化减少α美元。这样的设置完美地与正所得税制度进行了结合，充分发挥了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
但是，这种制度同时也存在的一定问题。在两条曲线的交点位置，虽然低于最低收入时，补贴后的支配收入依然低于最低收入，但由于消费者偏好的存在依然会存在着一定的跳跃。假设一个人正好达到政府规定的最低收入时，他此时面临两种选择：多工作一小时以多赚取一美元，少工作一小时少赚取一美元。将货币的边际效用设为1，如果进行娱乐和休息的边际效用小于1，此时他会选择工作。但是，如果娱乐和休息的边际效用大于1时，他此时不工作不仅可以得到更多的效用，而且还可以获取政府的补贴。此时，他便会选择休息而不是努力工作。（当然，即使没有负所得税，他也会休息，但负所得税使得这种情况更加明显。）
三、弗里德曼福利思想的评价
纵观弗里德曼关于社会福利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福利国家实行的社会政策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并在自己的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福利建构的新主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在承担社会稳定发展的责任时，应该考虑自己的职能范围，应该倡导一个有限责任的政府;市场经济机制可以满足人们大多数的需要，并且最大限度的实现效率最大化;个人的自由应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政策应该以个人的自由为最终目标;社会再分配不能以减少个人责任为代价。弗里德曼的社会福利思想对正处于转轨期的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于经济大危机中上台，实行了一系列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如《紧急救济拨款法》﹑《全国就业法》和《社会保障法》等。这一系列法律在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建立一个联邦的救济金制度，使一些州得以为老年人、盲人和残疾儿童提供可靠的生活来源，为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和失业补助法的实施做出妥善了安排。现代福利国家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全面的干涉。而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福利国家而采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干预了個人的自由，同时国家垄断福利市场不仅会导致寻租的存在，也严重干扰了民众自愿选择购买保险的自由。他对美国的各项福利制度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负所得税计划”的构想。
一、弗里德曼对福利制度的批判
（一）社会保险
美国在联邦一级的福利项目是社会保险，它包括对老年、遗属、残废和健康的保险。弗里德曼主要探讨了社会保险中的养老保险制度。他认为养老保险是一种累退税和一种强制将收入从青年人转移到老年人手中的社会保险计划。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政府对于社会福利相关的赋税实行统一比率征税，使得低收入者负担最重;另一方面是当时的美国福利部门宣传通过由人们就业时缴纳的社会保险金而设立的信托基金，当人们生活出现问题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改善其家庭生活。
弗里德曼分析认为，信托基金发挥的作用很小，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强制的“隔代契约”——现在退休的人员得到的福利来自于现在纳税人的收入。弗里德曼批判这种“累退税”使得雇主不愿意雇佣更多的工人，人们也失去了找工作的想法;而且强制的“隔代契约”不仅削弱了这种青年人供养自己父母或者其他上了年纪的亲属的家庭纽带，更使得养老保险“从不那么富裕者向比较富裕者的转移”。
（二）政府补助
当时美国的国民收入不断上升，但是申请补助和救济的穷人越来越多，并且出现了相关的腐败行为和领取救济的人进行高消费的现象。弗里德曼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政府补助的很多计划是重叠的，有很多家庭会设法得到多项福利补助。二是为福利制度付出的行政成本过高，因为每项政府补助计划都要有官僚机构管理，所以很多福利开支被官僚所消耗而没有用在提高贫困家庭的福利上。
（三）住房补助
美国政府实行有“公共住房计划”和“城市复兴计划”，具体做法是由国家兴建廉租房，改造当地的居住环境。政策支持者认为，政府为了维护贫民窟的治安会付出极大的社会成本，因此改善当地的住房环境应该由政府出面负责。
但弗里德曼指出，公共住房计划的效果并不会像其支持者期望的那样改善了穷人的住房问题。被拆毁的房屋数量远远超过新建数量，这便导致不得不提高居住率来满足公共住房的需求。但是，这种公共住房的修建加大了政府开支，反过来增加了税负，同时也加大了用于住房的社会成本，进而使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趋于一致。同时此外，政府无法识别穷人究竟是想要住房还是其他方面的需求。所以在他看来，这种以帮助穷人为目的的住房政策实际上也剥夺了穷人的自由选择被资助的形式。
（四）医疗照顾
当时美国政府在医疗费用上增长迅速，美国不得不实行医疗社会化。其政策倡导者认为实行医疗社会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大多数美国人负担不起医药费;二是医疗社会化将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医药费用。对此，弗里德曼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政府在医疗上的开支实际上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是人民间接地支付医药费用，这和直接支付医药费用没有太大不同，所以第一个理由不成立。对于第二个理由，他指出没有哪个政府管理可以比私人经营更为经济。所以，对于医疗照顾，弗里德曼认为美国大多数家庭完全支付得起普通医药费用，而对于意外的特大医疗费用支出可以通过私人保险的方式解决，当人们在医疗上遇到特殊困难时政府或私人应该提供某种帮助。但他强调了这种偶尔提供的帮助，并不能证明医疗制度社会化是合理的。
（五）负所得税
负所得税是由政府制定一个最低生活水平标准，凡收人超过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家庭将交纳累进所得税，而所有其余的家庭将得到足够的政府补贴，使其收入提高到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负所得税制度中的补贴是在纳税人不具有法定义务的情况下支付的，它是一种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弗里德曼主张通过这项计划的实施，废除一切现有的福利计划。
具体来说，负所得税有四个优点：一是使公共基金集中用于穷人而不是无目标地分配资金，减少了贫富差距;二是使穷人有了自助的动力，因为多挣一美元，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钱可以花;三是向个人提供最有用的帮助即现金帮助，减少了资源的浪费，支出较少但却帮助了更多的穷人;四是有助于消除官僚主义，执行负所得税方案的政府机关只是税务部门，负所得税计划可以消除累赘的、代价高昂的各种官僚机构。
但是，这种负所得税的构想在实际应用中也面临着一定的问题，因为要缩减名目繁多的福利计划中得到高额补贴的人们的所得，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同时，这种负所得税也会降低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甚至放弃工作。
二、负所得税的简单数学分析
弗里德曼提出的负所得税制度实际上是对社会救济制度的一种改造。这种负所得税制度不同于凯恩斯主义者的差额补助金的福利制度，而是由政府规定某种最低限度的收入保障数额。当一个人收入超过最低收入指标时，他要缴纳税款即正所得税;在他的收入低于最低收入指标时，他就缴纳负数值的税，即从政府那里拿到一笔津贴。 弗里德曼提出的负所得税计算公式为：
负所得税=政府规定的最低收入指标—（实际收入额×负所得税税率）
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
不妨设政府规定的最低收入指标为β美元，负所得税税率为α，个人实际收入为x美元，负所得税为B美元，在政府补贴后个人可支配收入为y美元。
显然，y是关于x的一次函数，斜率k=1-α，常数项为β，该曲線即可反映负所得税制度下个人可支配收入与个人实际收入的关系。在没有实行负所得税制度时，个人可支配收入与个人实际收入相等，即y=x。在同一图像中反映，可得图1。
由图1可以看出，在负所得税制度下，个人可支配收入高于个人实际收入两者相差即为线段AB。显然，对穷人的补贴随着个人实际的收入在不断发生变化，当穷人实际收入为0时，补贴为政府规定的最低收入β;在穷人实际收入到达所得税起征点时（或许此时不应该视为穷人），补贴为0。在零收入与零补贴区间的内部，补贴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在不断均匀减少。
即穷人每增加1美元收入，补贴变化减少α美元。这样的设置完美地与正所得税制度进行了结合，充分发挥了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
但是，这种制度同时也存在的一定问题。在两条曲线的交点位置，虽然低于最低收入时，补贴后的支配收入依然低于最低收入，但由于消费者偏好的存在依然会存在着一定的跳跃。假设一个人正好达到政府规定的最低收入时，他此时面临两种选择：多工作一小时以多赚取一美元，少工作一小时少赚取一美元。将货币的边际效用设为1，如果进行娱乐和休息的边际效用小于1，此时他会选择工作。但是，如果娱乐和休息的边际效用大于1时，他此时不工作不仅可以得到更多的效用，而且还可以获取政府的补贴。此时，他便会选择休息而不是努力工作。（当然，即使没有负所得税，他也会休息，但负所得税使得这种情况更加明显。）
三、弗里德曼福利思想的评价
纵观弗里德曼关于社会福利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福利国家实行的社会政策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并在自己的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福利建构的新主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在承担社会稳定发展的责任时，应该考虑自己的职能范围，应该倡导一个有限责任的政府;市场经济机制可以满足人们大多数的需要，并且最大限度的实现效率最大化;个人的自由应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政策应该以个人的自由为最终目标;社会再分配不能以减少个人责任为代价。弗里德曼的社会福利思想对正处于转轨期的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