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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央视请李东生、宗庆后和董明珠“对话”，探讨中国制造業日子为什么不好过。
主持人说：马云说新零售、新制造、新技术、新金融、新资源，可能会构筑一个新的世界。我想这个新的世界应该会和我们的制造业息息相关，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认同有这样的一个新世界？
宗庆后接话：“唯有新技术最值得实体经济去借鉴。”“我认为除了新技术以外，其他都是胡说八道。”
“五新”的未来
尽管在央视的《对话》节目中对马云和阿里巴巴放了狠话，尽管“炮轰”了税负的不公，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肯定不是对未来最忧心忡忡的那个人。
那个人是马云，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他所担忧的并不只是阿里巴巴本身。他更担心的是“五新”的未来——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
他的忧心不是杞人忧天。在日渐崛起的反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释放出了并不友善的信号。他放出的那些“狠话”，并不只是影响阿里巴巴的国际化战略，更关乎整个中国制造业。阿里巴巴提供的是平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宗庆后对马云的“抱怨”和“指控”，是中国最杰出的两代企业家之间的观念交锋，谈不上是非对错，彼此使用了各自的话语体系、思维逻辑，鸡同鸭讲，没道理可言。
然而特朗普对“中国制造”的警告，却是一种赤裸裸的、实实在在的威胁。某种意义上，这是对互联网的反动，以及商业民粹主义的崛起。它令人担忧。
整体上来说，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华为、腾讯、阿里巴巴2016年都干得不错。
2016年12月31日，华为轮值CEO徐直军在新年献词中透露，2016年华为销售收入预计将达到5200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2%。在IDC的预测中，华为手机年发货量预计1.39亿台（与华为1.4亿台的目标相差无几），年增29%，大大高于1%的行业平均水平。徐直军的献词中并未透露华为的利润，依照华为往年9—10%的利润率，去年它应该赚了将近500亿。
阿里巴巴稍早前也披露了2016年度纳税情况等七项数据——阿里巴巴集团以及蚂蚁金服集团2016年合计纳税238亿元，带动平台纳税至少2000亿元，创造了超过3000万的就业机会。
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说：“不管未来世界经济形势多么的波谲云诡，还会遭遇多少的波折和困难，在这样的时候更要坚持理想，承担责任，创造出新的发展之路，也只有这样，才更能体现一家企业的价值以及作为企业家的精神和担当。”
什么是“企业家”？
熊彼特的定义至今仍不过时——企业家就是创新者。
“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者更一般地利用一种未经试验的技术可能性，来生产新商品或者用新方法生产老商品；通过开辟原材料供应新来源或产品的新销路，以及通过改组工业结构等手段来改良或彻底改革生产模式。”
说穿了，企业家就是“新”，新技术、新商品、新材料、新销售、新模式——跟马云的“五新”是不是很类似？
工业时代的杰出企业家都曾是创新者，当宗庆后推出“娃哈哈口服液”、“娃哈哈纯净水”和“营养快线”的时候，他是这个行当最大的创新者。他创新了产品形态，还通过“联销体”创新了销售模式。他成为了创新的主角，并且获得了创新的馈赠——好几年的“中国首富”。
然而一切新的终将会成为旧的，昔日的进步力量、伟大承诺，在乾坤大挪移后，会变成谎言和反动。
真正的企业家，就是在新旧的交替、权力的转移中，“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方案，不断寻找新的意义所在，不断发现新的实现自我的途径”。
大约十年前，我读过一本叫《负责任的企业家》的书。克雷格·霍尔在书中传递出的信息是：
企业家都是些要做点儿事的人；企业家是冒险家，是风险承担者；企业家还是负责任的，对朋友、商界伙伴和社会负责任。也就是说，企业家不仅是社会的革新者，更是社会责任与信用关系的维护者，并致力于改进社会。
什么是“负责任的企业家”？
在我看来，任正非是负责任的企业家，马云是负责任的企业家，马化腾是负责任的企业家。
所有能遵纪守法、带领公司快速发展的企业家，都是负责任的企业家。
发展才是硬道理。熊彼特说过：“没有发展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就没有发展。”
如果华为去年没干到5200亿，只干到3950亿，保持跟2015年相同的水平；如果华为的利润也保持了与2015年持平的369亿，人们一定会惊呼——华为的冬天来了？华为怎么了？人们不会看到华为依旧是一个庞然大物，而只会看到它的停滞不前、发展停顿。
所幸的是，华为没有停顿，倒是它的对手，三星，像是一个停滞的帝国。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互联网企业，以及娃哈哈、福耀玻璃这样的传统制造企业。
在正常的商业环境和商业逻辑下，只有发展的企业才能赢得尊敬——它能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多的利税、更多的就业和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任正非时常警告自己，“华为的冬天”已经到来，“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任正非从不抱怨，也不指控对手对华为的威胁。他要不进行反击，要不就潜入潮流，努力站到潮头。
所以，马云说：不是中国的实体经济不行了，而是“你的”实体经济不行了。“企业没有实体虚拟之分，只有好企业坏企业之分。”“不是技术让你淘汰，而是落后思想让你淘汰，不是互联网冲击了你，是保守的思想、昨天的思想、不愿学习的惰性淘汰了你，自以为是淘汰了你。”
阿里巴巴发布“七项数据”后，张勇称：“任何企业和企业家，不要指望顺水顺舟的发展环境，而一定时刻具备逆水行舟的本事和能力。抓住机遇创新，那就可能以全新的形态创造未来。而漠视机遇一味抱怨，那就不可避免被边缘甚至淘汰。对于新事物，如果今天看不见，那就明天看不懂，后天肯定来不及追赶了。经济没有实体和虚拟之分，但一定有新旧之别。新实体经济正在迅速崛起和产生巨大社会效益的例证。可以说，中国人已经生活在新实体经济之中。” 根据阿里巴巴提供的数據，在2016年，阿里巴巴集团与蚂蚁金服集团全年纳税238亿元，带动纳税超过2000亿元，创造就业机会3000万，反哺传统产业超1000亿，云计算进入全球三强，普惠金融服务全球6亿消费者，成为全球最大移动经济实体。
马云的观点是：“实体经济的定义是人类通过思想、财富、工具，在地球上创造的生产和流通的商业。生产制造是实体的一部分，流通更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马云与宗庆后的区别
马云与宗庆后一代企业家的区别，不是财富的额度，也不是创新精神，而是对待互联网的态度。
在以宗庆后为代表的那一代工业企业家看来，互联网只是工具，是手段，是介质，是可有可无的生产工具；但在马云、马化腾他们看来，互联网是生产方式，是模式，是生活和商业行为本身。所以马云才会说：“未来整个中国纳税最多的企业就是今天使用好互联网，使用好大数据的企业，是挖掘消费和真正的服务行业的企业。”
当宗庆后与马云进行平行逻辑的“交锋”时，这是可悲哀的一件事。它意味着一个旧日的“英雄时代”彻底谢幕了。互联网所赋予我们的东西，开放和自由，已经改造了我们，成为新的物种。我们已经无法回到过去，只能寄望于未来。
我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两代企业家的融合、互补，形成新的未来，而不是在指控和抱怨中“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我是一个对新事物充满恐惧的人，使用ATM、网银、智能手机、淘宝和微信都很晚。但它们的的确确、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的生活。这是无法忽视的事实。
一种行为，一旦构成了生活方式，它注定会成为巨大的商业行为本身。杰出的企业家应该寻找成为生活方式的商业未来，在共生中为我们提供希望。
我喜欢克雷格·霍尔的那个结论：“企业家可以并且也应该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家可以并且也应该相互协作，把饼做大，使各方都能获益。当负责任的企业家因为他们的卓越贡献而备受赞誉的时候，其余的人就会满怀希望地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行。于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无穷的可能性。”
七十多岁的任正非在机场自己拉着行李箱排队打车，七十多岁的宗庆后坐高铁二等座出差。他们的行为让我们感动。但如果七十多岁的宗庆后可以像七十多岁的任正非一样，拥抱移动互联网，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中找到切口，一个猛子扎下去，重新崛起为领导者，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商业故事？
故事是为了动员其余的人“满怀希望地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行”。我们今天努力通过商业来实现自我，所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寻求不正是这种“无穷的可能性”吗？
提供能量，提供希望，提供路径。
人们需要的是未来，而不是挽歌。（编辑/张本科）
主持人说：马云说新零售、新制造、新技术、新金融、新资源，可能会构筑一个新的世界。我想这个新的世界应该会和我们的制造业息息相关，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认同有这样的一个新世界？
宗庆后接话：“唯有新技术最值得实体经济去借鉴。”“我认为除了新技术以外，其他都是胡说八道。”
“五新”的未来
尽管在央视的《对话》节目中对马云和阿里巴巴放了狠话，尽管“炮轰”了税负的不公，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肯定不是对未来最忧心忡忡的那个人。
那个人是马云，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他所担忧的并不只是阿里巴巴本身。他更担心的是“五新”的未来——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
他的忧心不是杞人忧天。在日渐崛起的反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释放出了并不友善的信号。他放出的那些“狠话”，并不只是影响阿里巴巴的国际化战略，更关乎整个中国制造业。阿里巴巴提供的是平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宗庆后对马云的“抱怨”和“指控”，是中国最杰出的两代企业家之间的观念交锋，谈不上是非对错，彼此使用了各自的话语体系、思维逻辑，鸡同鸭讲，没道理可言。
然而特朗普对“中国制造”的警告，却是一种赤裸裸的、实实在在的威胁。某种意义上，这是对互联网的反动，以及商业民粹主义的崛起。它令人担忧。
整体上来说，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华为、腾讯、阿里巴巴2016年都干得不错。
2016年12月31日，华为轮值CEO徐直军在新年献词中透露，2016年华为销售收入预计将达到5200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2%。在IDC的预测中，华为手机年发货量预计1.39亿台（与华为1.4亿台的目标相差无几），年增29%，大大高于1%的行业平均水平。徐直军的献词中并未透露华为的利润，依照华为往年9—10%的利润率，去年它应该赚了将近500亿。
阿里巴巴稍早前也披露了2016年度纳税情况等七项数据——阿里巴巴集团以及蚂蚁金服集团2016年合计纳税238亿元，带动平台纳税至少2000亿元，创造了超过3000万的就业机会。
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说：“不管未来世界经济形势多么的波谲云诡，还会遭遇多少的波折和困难，在这样的时候更要坚持理想，承担责任，创造出新的发展之路，也只有这样，才更能体现一家企业的价值以及作为企业家的精神和担当。”
什么是“企业家”？
熊彼特的定义至今仍不过时——企业家就是创新者。
“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者更一般地利用一种未经试验的技术可能性，来生产新商品或者用新方法生产老商品；通过开辟原材料供应新来源或产品的新销路，以及通过改组工业结构等手段来改良或彻底改革生产模式。”
说穿了，企业家就是“新”，新技术、新商品、新材料、新销售、新模式——跟马云的“五新”是不是很类似？
工业时代的杰出企业家都曾是创新者，当宗庆后推出“娃哈哈口服液”、“娃哈哈纯净水”和“营养快线”的时候，他是这个行当最大的创新者。他创新了产品形态，还通过“联销体”创新了销售模式。他成为了创新的主角，并且获得了创新的馈赠——好几年的“中国首富”。
然而一切新的终将会成为旧的，昔日的进步力量、伟大承诺，在乾坤大挪移后，会变成谎言和反动。
真正的企业家，就是在新旧的交替、权力的转移中，“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方案，不断寻找新的意义所在，不断发现新的实现自我的途径”。
大约十年前，我读过一本叫《负责任的企业家》的书。克雷格·霍尔在书中传递出的信息是：
企业家都是些要做点儿事的人；企业家是冒险家，是风险承担者；企业家还是负责任的，对朋友、商界伙伴和社会负责任。也就是说，企业家不仅是社会的革新者，更是社会责任与信用关系的维护者，并致力于改进社会。
什么是“负责任的企业家”？
在我看来，任正非是负责任的企业家，马云是负责任的企业家，马化腾是负责任的企业家。
所有能遵纪守法、带领公司快速发展的企业家，都是负责任的企业家。
发展才是硬道理。熊彼特说过：“没有发展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就没有发展。”
如果华为去年没干到5200亿，只干到3950亿，保持跟2015年相同的水平；如果华为的利润也保持了与2015年持平的369亿，人们一定会惊呼——华为的冬天来了？华为怎么了？人们不会看到华为依旧是一个庞然大物，而只会看到它的停滞不前、发展停顿。
所幸的是，华为没有停顿，倒是它的对手，三星，像是一个停滞的帝国。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互联网企业，以及娃哈哈、福耀玻璃这样的传统制造企业。
在正常的商业环境和商业逻辑下，只有发展的企业才能赢得尊敬——它能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多的利税、更多的就业和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任正非时常警告自己，“华为的冬天”已经到来，“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任正非从不抱怨，也不指控对手对华为的威胁。他要不进行反击，要不就潜入潮流，努力站到潮头。
所以，马云说：不是中国的实体经济不行了，而是“你的”实体经济不行了。“企业没有实体虚拟之分，只有好企业坏企业之分。”“不是技术让你淘汰，而是落后思想让你淘汰，不是互联网冲击了你，是保守的思想、昨天的思想、不愿学习的惰性淘汰了你，自以为是淘汰了你。”
阿里巴巴发布“七项数据”后，张勇称：“任何企业和企业家，不要指望顺水顺舟的发展环境，而一定时刻具备逆水行舟的本事和能力。抓住机遇创新，那就可能以全新的形态创造未来。而漠视机遇一味抱怨，那就不可避免被边缘甚至淘汰。对于新事物，如果今天看不见，那就明天看不懂，后天肯定来不及追赶了。经济没有实体和虚拟之分，但一定有新旧之别。新实体经济正在迅速崛起和产生巨大社会效益的例证。可以说，中国人已经生活在新实体经济之中。” 根据阿里巴巴提供的数據，在2016年，阿里巴巴集团与蚂蚁金服集团全年纳税238亿元，带动纳税超过2000亿元，创造就业机会3000万，反哺传统产业超1000亿，云计算进入全球三强，普惠金融服务全球6亿消费者，成为全球最大移动经济实体。
马云的观点是：“实体经济的定义是人类通过思想、财富、工具，在地球上创造的生产和流通的商业。生产制造是实体的一部分，流通更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马云与宗庆后的区别
马云与宗庆后一代企业家的区别，不是财富的额度，也不是创新精神，而是对待互联网的态度。
在以宗庆后为代表的那一代工业企业家看来，互联网只是工具，是手段，是介质，是可有可无的生产工具；但在马云、马化腾他们看来，互联网是生产方式，是模式，是生活和商业行为本身。所以马云才会说：“未来整个中国纳税最多的企业就是今天使用好互联网，使用好大数据的企业，是挖掘消费和真正的服务行业的企业。”
当宗庆后与马云进行平行逻辑的“交锋”时，这是可悲哀的一件事。它意味着一个旧日的“英雄时代”彻底谢幕了。互联网所赋予我们的东西，开放和自由，已经改造了我们，成为新的物种。我们已经无法回到过去，只能寄望于未来。
我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两代企业家的融合、互补，形成新的未来，而不是在指控和抱怨中“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我是一个对新事物充满恐惧的人，使用ATM、网银、智能手机、淘宝和微信都很晚。但它们的的确确、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的生活。这是无法忽视的事实。
一种行为，一旦构成了生活方式，它注定会成为巨大的商业行为本身。杰出的企业家应该寻找成为生活方式的商业未来，在共生中为我们提供希望。
我喜欢克雷格·霍尔的那个结论：“企业家可以并且也应该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家可以并且也应该相互协作，把饼做大，使各方都能获益。当负责任的企业家因为他们的卓越贡献而备受赞誉的时候，其余的人就会满怀希望地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行。于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无穷的可能性。”
七十多岁的任正非在机场自己拉着行李箱排队打车，七十多岁的宗庆后坐高铁二等座出差。他们的行为让我们感动。但如果七十多岁的宗庆后可以像七十多岁的任正非一样，拥抱移动互联网，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中找到切口，一个猛子扎下去，重新崛起为领导者，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商业故事？
故事是为了动员其余的人“满怀希望地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行”。我们今天努力通过商业来实现自我，所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寻求不正是这种“无穷的可能性”吗？
提供能量，提供希望，提供路径。
人们需要的是未来，而不是挽歌。（编辑/张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