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北京“多人常住热力井下”的报道，让“井居”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令人更加错愕的是，报道之后，相关部门立即封掉了井盖。其实，这类事情并非第一次发生。在广州，就出现过桥洞底下设置水泥锥和铁丝网，防止流浪汉居住的事情。在成都，为了防止被流浪人员当“床”使用，公交站座椅有意设计为狭窄、斜面，以使人睡不稳。相关部门的这些举动都遭到了舆论的严厉拷问，不过，在层层抽丝剥茧之后，廉价的拷问不仅会猝然失色，更会指向每一个市民，指向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念。
毋庸讳言，记者对王秀青提出“是否想在北京买房”的问题是幼稚的煽情，而指向计划生育则转移了问题，没有抓住本质。毫无疑问，记者的初衷无疑是希望通过报道，促使他们的境遇向好的方向转变。消极反馈，不但在记者的预料之外，在封盖未发生之前，也多半不在指责者的预料之中，所谓不该报道的指责，不过是事后诸葛。更何况，新闻之后的反馈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现在就有公司愿意资助王秀青，没有报道，也就没有这个改善的可能。而且，促进好的反馈，批评坏的反馈，正是社会舆论的应有之义。所以，批评记者，显然是打错了板子。不过，转而批评封井盖的有关部门，还是打错了板子。
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是有关部门的无奈之举。如果居于热力井下的人身有疾病，或者井下发生事故，死在井中，那么，负责管理热力井的相关部门少不了要遭到舆论的口诛笔伐，赔钱，甚至可能丢掉官帽。此前，贵州毕节发生五名流浪儿童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死于一氧化碳中毒的惨剧之后，就有各层级8个官员被免掉。因此，在避免麻烦的动机之下，相关部门封锁井盖也是一种无奈。换一个角度，井下存在管道泄漏的危险，本就不适合住人，从对生命负责的角度，封锁井盖也是合理的。
那么，批评该指向谁呢？显然，是负责解决居无定所的流浪者基本温饱的救助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出了什么问题呢？这就必须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王秀青不愿意去有着基本保障的救助站。
孙志刚之死，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收容制度的改善，现在基本可以做到来去自由。但问题仍然存在。流浪者在繁华的市区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不管是捡几个易拉罐，还是在地铁乞讨，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份收入。
在报道中，不管是全姓老太在三里屯捡废品，还是王秀青擦车，都离不开繁华的市区。如果收容所在郊区，那么，每天往返既需路费，也费时间。即便就在市区，进到救助站之后，拍照、填表、登记、晚上不关灯、随时被监看，甚至也仍存在一些强制送回的现象。虽然这些技术性的环节防止了福利被滥用，保证了救助站内的安全，但这些细节限制、侵犯了流浪者的人身权，不但吃饱、睡暖的门槛变高了，更关键的是，“来去自由”的原则也在某种程度上打折，进而损害王秀青们在城市中的收入。
这一切，王秀青已然说得明白：“救助我一个，一家人没吃喝。”于是，他们选择远离救助机构。对于他们而言，就近在立交桥下、涵洞中、井下寻得一个避风挡雨的栖身之所，反而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不过，逃离救助体系之后，这种强制仍如影随形。实际上，当强制收容遣返制度不存在之后，自然界的严寒酷暑、生存环境的不友善，就成为一个驱离流浪人员的自然方式，而官方的种种措施，从不能睡的座椅，不能睡的桥底，再到不能取暖的热力井，本质上无非都是强化这种自然条件，是一种隐性的驱离。某种程度上看，这是一个冷酷的平衡。一方面，严酷的生活成本驱离了流浪者，另一方面，大多数市民不知不觉受惠于这个冷酷的平衡——讽刺的是，甚至他们的同情心也受惠于此。
所以，仅从救助着眼，救助体系应该减少伴随帮助而生的细节性限制——从这个角度看，救助之网非但不是太疏，而是仍不够疏。如国外民间救助，并没有一系列权利查证身份，限制行为，更低的门槛、更少的限制反而使善举更易惠及流浪者。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紧靠市区、只管温饱、来去自由”，只有这样的救助制度才会成为王秀青们真正愿意去的救助站。但是，遗憾的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真的做到这一点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流浪者群体并不天然具有道德，往往好逸恶劳、不愿工作、主动选择流浪，即使谨小慎微，生活水平、文化素质的差异也会扰乱居住地周边环境，也常涉及酗酒涉毒、小偷小摸。当他们每日早出晚归，聚集在分布于市区的救助点之后，从周边社区的市容到实际可能出现的治安问题，很难避免对周围居民的生活形成侵扰，形成公共问题，引发邻避效应。而且，更人性的救助系统显然会极大地改善流浪者的生存状况，降低他们的生存成本，吸引他们，进而刺激类似流浪者的数量增加。说得直白一些，这些毫无强制，只提供温饱的救助点必将成为事实上的官办贫民窟。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城市与农村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在中国巨大的、持续的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必然如灯火吸引飞蛾般吸引着王秀青们。在这个过程中，王秀青的问题，并非个案，而是群体性、系统性的问题。超生罚款只是其中的一个偶然因素。要想真正、彻底地解决王秀青们的问题，冷峻的逻辑链最终指向的，必然是分布于城市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办的、自发的各类贫民窟。这既是经济的必然，也是权利的发展结果；既是民主国家的实际情况，也是逻辑推导的结论。但是，北京，乃至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做好这个准备吗？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在的政治框架下，市容并非由市民做主，城市管理者对市容“波将金村”式的追求已经超越了市民对市容的需求，变为一种政绩追求，甚至伤害到市民的权利，比如一些地方就规定不准在阳台上晾晒衣物，只因有碍观瞻。深圳罗湖也出台市容环境量化考核指标，规定街头若出现乞讨流浪人员，将扣除城管考核分数。不管是市容的指标考核，还是避免出现人身伤害的动机，这必然会对有关部门形成压力，推动他们采取封井盖、狭窄的座椅、水泥锥等隐性驱离手段。
不过，即便当市民完全能够做主的时候，这类问题仍然存在。这个时候，问题就指向了每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遗憾的是，答案早已经用别样方式呈现。
仅仅就在人们为王秀青流下一掬热泪之前10天，北京召开了房屋违法出租问题治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会议表示，全市要一起“出狠招”“下猛药”，力争彻底根治房屋违法出租问题。而在此之前，国家住建部、发改委等部门通过了多项规章制度，严禁中介公司或房东，“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出租房屋应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对于违反该规定的人员或单位，会被责令改正，逾期不改将被“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显然，这也得到了众多市民的支持。 相对于群租的铁腕，北京对唐家岭就稍显温情。远离市区，距离产生美，显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不过，远离市区本就源于市容对蚁族的驱离。所以，即便温情一些，但当唐家岭进入舆论视线，进入“心灵上与政治上的北京市容”之后，也难免被拆迁、改造的命运。用心虽良好，但这必将进一步推高房租，实际结果仍是进一步的驱离。
在网上可以找到这样的问答。有人问：“我在搜狐大厦附近上班，北京唐家岭现在还能住吗，听说拆迁了，除了唐家岭还有哪里有那种房源呢？”有人回答：“唐家岭北面的，小牛坊也可以，房租不贵，交通也便利，不过听说也快拆迁，本人以前在唐家岭住了6年，虽然唐家岭收水费太霸道，野蛮，但是说实话，唐家岭真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人气旺，很怀念它。”
一问一答之间，民生之多艰，跃然纸上。
几乎就在媒体热议王秀青的同时，任志强说，不用户口，用高房价门槛就可以驱离一些人离开城市，但任总忘记了的是，一些人并不需要房子，只需要一个唐家岭、只需要一个地下热力井、只需要一个涵洞。所谓房价门槛，背后必然有强制门槛。
比起贫民窟的侵扰，唐家岭、群租的侵扰显然不值一提。实际上，当还有一些体面的低级白领、打工者在这个城市尚居之不易的时候，井下人生，无非是这种治理思维、市民观念推高房租之后，最极端、最冷酷的体现。
那么，我不禁要问，在连群租都要打击、连唐家岭都要拆迁的北京，在打击群租有着众多支持的北京，在多部委联合发文制止群租的北京，乃至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的市民，真的做好了准备迎接身边的救助点，迎接身边大大小小的贫民窟了吗？但如果没有官办贫民窟，除了强制驱离，除了封住井盖等隐性手段，又有什么办法可以真正、持续解决无数个王秀青的问题呢？那些一边支持打击群租，一边对着王秀青们流下热泪的人，是不是过于陶醉于自己廉价的、一戳就破的虚假情怀呢？
指责政府是容易的，也是廉价的，而当层层逻辑抽丝剥茧之后，当问题指向每一个市民自身时，却很难回答。由此引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城市是谁的城市？城市面貌到底是服务于政绩，顺从于市民感觉，还是遵从于个人权利？
对于类似问题，其他国家人民的回答似乎值得借鉴。白宫门前长期驻扎的流浪汉已经成为白宫一景，而在这个现象背后，则是一个国家最深处的价值观：国家是每一个人的国家，城市是每一个人的城市。在自由女神的基座上，刻着美国女诗人埃玛·娜莎罗其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
“送给我 /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 /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可怜的人群 /你那无家可归饱经风波的人们 /一齐送给我 /我站在金门口 /高举自由的灯火”
当然，诗毕竟是诗，美国也有着严格的移民门槛，但在一国之内，“疲乏的和贫困的”人们却拥有同等的权利。其实，这只是公民的理性的选择。自由与权利并不是天上的馅饼，真正的权利与自由，必然是所有人的自由与权利，而这个时候，一部分人的自由与权利却不可避免的出现外部性，侵扰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需要注意的是，侵扰不是权利，而是利益，某种程度上，这正是自由与权利的成本。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有权力通过限制他人的权利来获得自己的利益，而历史曾经告诉过我们，如果企图限制一些人的权利来获得自己的利益，那么必然使自己也陷入奴役。
从这个角度，对于当下的中国市民而言，虽然他们不但因户籍特权而负有历史义务，也因自身将来的利益来回答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在地域歧视、户籍歧视、缺乏权利意识的当下，答案并不乐观。
责任编辑/轻逸
毋庸讳言，记者对王秀青提出“是否想在北京买房”的问题是幼稚的煽情，而指向计划生育则转移了问题，没有抓住本质。毫无疑问，记者的初衷无疑是希望通过报道，促使他们的境遇向好的方向转变。消极反馈，不但在记者的预料之外，在封盖未发生之前，也多半不在指责者的预料之中，所谓不该报道的指责，不过是事后诸葛。更何况，新闻之后的反馈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现在就有公司愿意资助王秀青，没有报道，也就没有这个改善的可能。而且，促进好的反馈，批评坏的反馈，正是社会舆论的应有之义。所以，批评记者，显然是打错了板子。不过，转而批评封井盖的有关部门，还是打错了板子。
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是有关部门的无奈之举。如果居于热力井下的人身有疾病，或者井下发生事故，死在井中，那么，负责管理热力井的相关部门少不了要遭到舆论的口诛笔伐，赔钱，甚至可能丢掉官帽。此前，贵州毕节发生五名流浪儿童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死于一氧化碳中毒的惨剧之后，就有各层级8个官员被免掉。因此，在避免麻烦的动机之下，相关部门封锁井盖也是一种无奈。换一个角度，井下存在管道泄漏的危险，本就不适合住人，从对生命负责的角度，封锁井盖也是合理的。
那么，批评该指向谁呢？显然，是负责解决居无定所的流浪者基本温饱的救助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出了什么问题呢？这就必须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王秀青不愿意去有着基本保障的救助站。
孙志刚之死，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收容制度的改善，现在基本可以做到来去自由。但问题仍然存在。流浪者在繁华的市区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不管是捡几个易拉罐，还是在地铁乞讨，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份收入。
在报道中，不管是全姓老太在三里屯捡废品，还是王秀青擦车，都离不开繁华的市区。如果收容所在郊区，那么，每天往返既需路费，也费时间。即便就在市区，进到救助站之后，拍照、填表、登记、晚上不关灯、随时被监看，甚至也仍存在一些强制送回的现象。虽然这些技术性的环节防止了福利被滥用，保证了救助站内的安全，但这些细节限制、侵犯了流浪者的人身权，不但吃饱、睡暖的门槛变高了，更关键的是，“来去自由”的原则也在某种程度上打折，进而损害王秀青们在城市中的收入。
这一切，王秀青已然说得明白：“救助我一个，一家人没吃喝。”于是，他们选择远离救助机构。对于他们而言，就近在立交桥下、涵洞中、井下寻得一个避风挡雨的栖身之所，反而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不过，逃离救助体系之后，这种强制仍如影随形。实际上，当强制收容遣返制度不存在之后，自然界的严寒酷暑、生存环境的不友善，就成为一个驱离流浪人员的自然方式，而官方的种种措施，从不能睡的座椅，不能睡的桥底，再到不能取暖的热力井，本质上无非都是强化这种自然条件，是一种隐性的驱离。某种程度上看，这是一个冷酷的平衡。一方面，严酷的生活成本驱离了流浪者，另一方面，大多数市民不知不觉受惠于这个冷酷的平衡——讽刺的是，甚至他们的同情心也受惠于此。
所以，仅从救助着眼，救助体系应该减少伴随帮助而生的细节性限制——从这个角度看，救助之网非但不是太疏，而是仍不够疏。如国外民间救助，并没有一系列权利查证身份，限制行为，更低的门槛、更少的限制反而使善举更易惠及流浪者。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紧靠市区、只管温饱、来去自由”，只有这样的救助制度才会成为王秀青们真正愿意去的救助站。但是，遗憾的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真的做到这一点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流浪者群体并不天然具有道德，往往好逸恶劳、不愿工作、主动选择流浪，即使谨小慎微，生活水平、文化素质的差异也会扰乱居住地周边环境，也常涉及酗酒涉毒、小偷小摸。当他们每日早出晚归，聚集在分布于市区的救助点之后，从周边社区的市容到实际可能出现的治安问题，很难避免对周围居民的生活形成侵扰，形成公共问题，引发邻避效应。而且，更人性的救助系统显然会极大地改善流浪者的生存状况，降低他们的生存成本，吸引他们，进而刺激类似流浪者的数量增加。说得直白一些，这些毫无强制，只提供温饱的救助点必将成为事实上的官办贫民窟。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城市与农村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在中国巨大的、持续的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必然如灯火吸引飞蛾般吸引着王秀青们。在这个过程中，王秀青的问题，并非个案，而是群体性、系统性的问题。超生罚款只是其中的一个偶然因素。要想真正、彻底地解决王秀青们的问题，冷峻的逻辑链最终指向的，必然是分布于城市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办的、自发的各类贫民窟。这既是经济的必然，也是权利的发展结果；既是民主国家的实际情况，也是逻辑推导的结论。但是，北京，乃至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做好这个准备吗？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在的政治框架下，市容并非由市民做主，城市管理者对市容“波将金村”式的追求已经超越了市民对市容的需求，变为一种政绩追求，甚至伤害到市民的权利，比如一些地方就规定不准在阳台上晾晒衣物，只因有碍观瞻。深圳罗湖也出台市容环境量化考核指标，规定街头若出现乞讨流浪人员，将扣除城管考核分数。不管是市容的指标考核，还是避免出现人身伤害的动机，这必然会对有关部门形成压力，推动他们采取封井盖、狭窄的座椅、水泥锥等隐性驱离手段。
不过，即便当市民完全能够做主的时候，这类问题仍然存在。这个时候，问题就指向了每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遗憾的是，答案早已经用别样方式呈现。
仅仅就在人们为王秀青流下一掬热泪之前10天，北京召开了房屋违法出租问题治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会议表示，全市要一起“出狠招”“下猛药”，力争彻底根治房屋违法出租问题。而在此之前，国家住建部、发改委等部门通过了多项规章制度，严禁中介公司或房东，“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出租房屋应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对于违反该规定的人员或单位，会被责令改正，逾期不改将被“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显然，这也得到了众多市民的支持。 相对于群租的铁腕，北京对唐家岭就稍显温情。远离市区，距离产生美，显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不过，远离市区本就源于市容对蚁族的驱离。所以，即便温情一些，但当唐家岭进入舆论视线，进入“心灵上与政治上的北京市容”之后，也难免被拆迁、改造的命运。用心虽良好，但这必将进一步推高房租，实际结果仍是进一步的驱离。
在网上可以找到这样的问答。有人问：“我在搜狐大厦附近上班，北京唐家岭现在还能住吗，听说拆迁了，除了唐家岭还有哪里有那种房源呢？”有人回答：“唐家岭北面的，小牛坊也可以，房租不贵，交通也便利，不过听说也快拆迁，本人以前在唐家岭住了6年，虽然唐家岭收水费太霸道，野蛮，但是说实话，唐家岭真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人气旺，很怀念它。”
一问一答之间，民生之多艰，跃然纸上。
几乎就在媒体热议王秀青的同时，任志强说，不用户口，用高房价门槛就可以驱离一些人离开城市，但任总忘记了的是，一些人并不需要房子，只需要一个唐家岭、只需要一个地下热力井、只需要一个涵洞。所谓房价门槛，背后必然有强制门槛。
比起贫民窟的侵扰，唐家岭、群租的侵扰显然不值一提。实际上，当还有一些体面的低级白领、打工者在这个城市尚居之不易的时候，井下人生，无非是这种治理思维、市民观念推高房租之后，最极端、最冷酷的体现。
那么，我不禁要问，在连群租都要打击、连唐家岭都要拆迁的北京，在打击群租有着众多支持的北京，在多部委联合发文制止群租的北京，乃至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的市民，真的做好了准备迎接身边的救助点，迎接身边大大小小的贫民窟了吗？但如果没有官办贫民窟，除了强制驱离，除了封住井盖等隐性手段，又有什么办法可以真正、持续解决无数个王秀青的问题呢？那些一边支持打击群租，一边对着王秀青们流下热泪的人，是不是过于陶醉于自己廉价的、一戳就破的虚假情怀呢？
指责政府是容易的，也是廉价的，而当层层逻辑抽丝剥茧之后，当问题指向每一个市民自身时，却很难回答。由此引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城市是谁的城市？城市面貌到底是服务于政绩，顺从于市民感觉，还是遵从于个人权利？
对于类似问题，其他国家人民的回答似乎值得借鉴。白宫门前长期驻扎的流浪汉已经成为白宫一景，而在这个现象背后，则是一个国家最深处的价值观：国家是每一个人的国家，城市是每一个人的城市。在自由女神的基座上，刻着美国女诗人埃玛·娜莎罗其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
“送给我 /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 /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可怜的人群 /你那无家可归饱经风波的人们 /一齐送给我 /我站在金门口 /高举自由的灯火”
当然，诗毕竟是诗，美国也有着严格的移民门槛，但在一国之内，“疲乏的和贫困的”人们却拥有同等的权利。其实，这只是公民的理性的选择。自由与权利并不是天上的馅饼，真正的权利与自由，必然是所有人的自由与权利，而这个时候，一部分人的自由与权利却不可避免的出现外部性，侵扰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需要注意的是，侵扰不是权利，而是利益，某种程度上，这正是自由与权利的成本。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有权力通过限制他人的权利来获得自己的利益，而历史曾经告诉过我们，如果企图限制一些人的权利来获得自己的利益，那么必然使自己也陷入奴役。
从这个角度，对于当下的中国市民而言，虽然他们不但因户籍特权而负有历史义务，也因自身将来的利益来回答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在地域歧视、户籍歧视、缺乏权利意识的当下，答案并不乐观。
责任编辑/轻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