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之死》跟学术思想著作不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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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长松,高级经济师,中国古哲学研究所成员,消费资本应用课题组组长,中国新经济“序号销售模式”创始人。1999年被马来西亚道团组织、香港道学研究组织、日本道学学术组织、美国华人道学研究组织特别聘请为学术讲师。2004年先后在日本经济研究刊物发表从哲学角度看社会的《道德解析》等哲学著作。
  日前,王长松先生就《晋商之死》一书引发的种种争议接受了《中国商人》专访,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真正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干净”
  
  


  《中国商人》:战时拼武力,和平年代拼经济。商业时代,全球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商帮(商会组织)热”。在《晋商之死》一书中,作者对以晋商为首的中国十大商帮的沉浮,对今天新兴的商帮热多有批评,你是否赞同作者的观点?
  王长松:这本书我今天才拜读,虽然作者做了大量的文献采集工作,其作者自己的思想观点,此书中体现的还是模糊,这本书更像是依靠史记佐证,分析晋商沉浮的一本书,分析的根源很到位,新、旧商帮精神层面应该分析更加简练明确一点,至于观点,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一语定论,有相同观点;也有不同理解,总体来说是一本可读性较强的史记杂谈。
   《中国商人》:新晋商、新浙商、新鲁商等等,全国以“新╳╳”命名的地域性商帮有很多,而且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晋商之死》中对这些命名提出质疑,您认为新兴商帮是否有必要从命名上跟传统的商帮作出区分?
   王长松: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义,不管你改什么名字,已经无足轻重了,关键是成立商会商帮的目的是什么?要说旧社会的商帮,是为了生存和促进内部管理加强乡邻之间生意照顾,是很正常的结合,但现在所谓的新商会商帮目的,就不是如此了吧?更多的是想通过商会组织这个桥梁,搭建官商合作的途径罢了,其出发点对于现实社会是有危害的,就不可小觑为非险毒初衷了,依靠地域血脉亲情组建商帮商会,建立关系网,对于建设健康的贸易环境来说,不是好事,新旧名称上的区别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商人》:煤老板究竟算不算“新晋商”在山西引发过争议。你认为这种争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王长松:主要原因很简单,这些煤老板都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人,商人是一个职业,现在的人们混淆了真正商人的定义,商人是依靠对于商品供需关系,贩卖倒运把握商机从中牟利的,那些发了财的山西煤老板,体现的是官商勾结的主要特征,没有亲属关系(当官的主管部门亲属)或者用钱拉几个贪官入伙,不可能拥有属于全民资源的煤矿,这样的所谓“商人”引起争议是正常的,不争议就不正常了,毕竟这个世界上有良知正义的人还是占多数,如果这帮人也属于商人,那瓜农、粮农也是商人了,真正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干净。
  
  应该打倒的是所有利益盘剥行业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作者说,像“仁义道德之类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价值不再需要被强调了”,这个观点引起了一些晋商网友的质疑,你认为企业和一些商业组织,应不应该把“仁义道德”之类的东西作为企业精神或者商帮精神的一部分?
  王长松:把“仁义道德”作为企业精神和商帮精神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很多的领域有基本的遵循原则,这四个字在商业领域是必须要坚持的,因为在商业的活动中,这几个字太容易被丢失,为富不仁的例子举不胜举,金钱和贪婪是唤醒罪恶魔灯的咒语,只有时时刻刻坚持仁义道德的准则,不至于祸国殃民,就是天天提醒仁义道德,商人的本质也是离这几个字很远了,为什么所有的商家都在自己的企业文化里注入:守信、无欺这些代表道德词语呀,就是因为太缺少了,甚至在利益面前根本就没有。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作者提出“打倒晋商”这样的主张,有人说作者有文革情结。你如何评价这种争议?
  王长松:“打倒晋商”干嘛,应该打倒的是所有利益盘剥行业,这些人什么事都不干,也不能创造实效资源,只是依靠各种关系手段,占据公共资源优势,盘剥底层劳动创造者的血汗,还不该打倒呀,全民经商的本身就是文明社会的倒退,商者,奸道,双层的压榨剥削,必定会给社会带来很多的负面问题,劳者得少;贩者高利,这就是社会资源利益分配的不公平,如果再不改变现状,天下危!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指出“晋商是黑社会”,我仔细读过,发现作者说的现象其实在过去的“十大商帮”中都存在,一些网友也不理解,为什么单单指出“晋商是黑社会”?你如何评价在商业活动中,其实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都会出现的“官商合作”以及商帮内外的其它潜规则?
  王长松:这只是作者对晋商的单面表述,但也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只要是成点气候的商人,在他们身上都具有两面性,那就是黑白两道的思想,商人取得发展壮大的基础,都具备这两个特征,就是商人把自己放到了黑和白的中间,用黑道力量对付他认可以对付得了的群体,用白道对付自己能力对付不了的群体,这样来看就比较好理解了,以黑养商事件,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还少吗,利用流氓打手欺凌弱小;垄断行业,用金钱美女拉拢白道官员做他的保护伞,“商”就是罪源祸根。
  《中国商人》:包括节约成本的意识,我接触的温商,在成本控制方面做得非常好,而作者在书中说“晋商都是九毛九”,有人认为是在妖魔化晋商。你认为作者是否公正,我们应如何看企业家的成本节约意识?
  王长松:这个“九毛九”肯定是笑谈,不足为据证,如果一个普通的人,保持勤俭节约算是优良品质,一个官员保持勤俭节约那属于清廉高洁,如果商人有了玩节约毛病,那就是奸商本色了。从任何方面分析,一个商人有了节约的习惯都是更加贪婪的体现,例举辩证大家就明白了,一些生产电线奸商为了节约成本,把产品的红铜线,改成合金铜线,成本节约了,坑害的是用户;还有些造纸厂的奸商,为了节约不上除污设备,他是节约了,祸害的是更多人的生存环境;一个生产旅游鞋的老板,为了节约不安装通风设备,致使工人苯中毒,或造成更大伤害。为了利益的最大化,没有几个商人能禁得住诱惑,损人利己的事少干不了,都是他骨子里的“节约”造成的。
   《中国商人》:总体而论,你认为《晋商之死》是一本怎样的书?
   王长松:这本书我个人理解,是一本综合体的史载杂记,从远古到现代,还有作者搜集来的野史,可读性强,很有意思,也有野史杜撰,也有市井侃聊,就拿灶王爷传说我不知作者收集何处,更是叛逆创造性的后现代写作元素了,这本书我个人定义是一本集传说、史载、野史、市井侃聊、后现代创作杜撰的现代杂谈,跟理论、学术、思想、分析著作不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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