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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战时拼武力,和平年代拼经济。商业时代,全球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商帮(商会组织)热”。在《晋商之死》一书中,作者对以晋商为首的中国十大商帮的沉浮,对今天新兴的商帮热多有批评,您是否赞同作者的观点?
罗晓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者从提倡商业精神,如信义为本、奋发图强、开拓创新等等,物量长远,前瞻性指出了商帮地缘势力自身固有的局限以及文化层面的缺失,并将其放到历史沿革以及当下全球化的背景下去考量,针对新兴商帮热所潜伏的弊端提了个醒,有催其奋进的良苦用心,就此而言,作者观点有他的正确性。
《中国商人》:新晋商、新浙商、新鲁商等等,全国以“新╳╳”命名的地域性商帮有很多,而且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晋商之死》中对这些命名提出质疑,您认为新兴商帮是否有必要从命名上跟传统的商帮作出区分?
罗晓军:问题的实质不在“名”,而在“实”,如果名不副实,再花哨的命名都只是噱头。《晋商之死》对于“新”字的质疑,个人理解,应该出于对新瓶装旧酒的担忧。关键在于,如何打造出一个又一个适应时代发展、具有全球商业视野、能够不断创新并自省、具有文化层面支撑的新兴商业群体,谨防故步自封于一个个自行隔离,甚至具有狭隘地域偏见的小团体。
《中国商人》:煤老板究竟算不算“新晋商”在山西引发过争议。您认为这种争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罗晓军:真正原因起于对“新晋商”概念的认知。“新晋商”一词仅指当代以地域命名的商业势力,还是涵盖一种新兴商业文化?如果是后者,那么就需要考量煤老板是否具备现代企业理念、商业精神以及企业责任,是否能自动自发回馈社会等。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作者说,像“仁义道德之类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价值不再需要被强调了”,这个观点引起了一些晋商网友的质疑,您认为企业和一些商业组织,应不应该把“仁义道德”之类的东西作为企业精神或者商帮精神的一部分?
罗晓军:书泛读下来,个人感觉,作者所提倡的商业精神,包括信义、道德等。就字面意思而言,这话确实是需要置疑的。但如果换一种理解方式,公众所默认的价值观念不需要被强调,如果一再被强调,只能说明社会价值体系出现了问题,这样的暗示反而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希望不是断章取义。不讲仁义道德的企业或者商业组织,注定充满欺骗和混乱,“仁义道德”应该是企业精神或者商帮精神的必要条件,是不必强调也应被遵循的行为准则。当出现信用危机的时候,它们才需要被人为凸显。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作者提出“打倒晋商”这样的主张,有人说作者有文革情结。您如何评价这种争议?
罗晓军:打倒晋商的主张与晋商之死的主旨其实是异曲同工的,关键在于你怎样理解“晋商”这个名词。放在当下地球村的经济大环境下,一个商业团体如果囿于地域,因循守旧,自我封闭,肯定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要求,说打倒也不为过,所谓不破不立。个人观点,关注于某个字眼的争议,各执一词,其实没什么现实意义,关键是作者要表达什么,有没有道理,作为读者,收获是什么,如何以此修身立行。至于说文革情节,如果仅仅是一个“打倒”的文字游戏,没必要上纲上线。当然,过激行为是需要理智约束的。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指出“晋商是黑社会”,我仔细读过,发现作者说的现象其实在过去的“十大商帮”中都存在,一些网友也不理解,为什么单单指出“晋商是黑社会”?您如何评价在商业活动中,其实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都会出现的“官商合作”以及商帮内外的其它潜规则?
罗晓军:作者研究的是晋商,由晋商票号的模式管理、内部封闭、组织森严等,得出“晋商是黑社会”的观点,似乎没有单单指出的意思,旧时的十大商帮因为其帮会的性质,按照作者所划定的框框来套,确实都有“黑社会”的嫌疑。
官商合作,一方在官,一方在商,评价的关键在于合作的内容和结果,简而言之,内容是黑是白,结果是否产生社会效益,这既包含法制问题,也包含商业规则问题。潜规则在当代已经成为一个纯贬义的词汇,无须评价,同样需要法制和商业标准去规范。
《中国商人》:包括节约成本的意识,我接触的温商,在成本控制方面做得非常好,而作者在书中说“晋商都是九毛九”,有人认为是在妖魔化晋商。您认为作者是否公正,我们应如何看企业家的成本节约意识?
罗晓军:晋商九毛九性格的提法更多是戏称,夸张的表述有些以偏盖全,情感发泄多于理智评价,将它放到书中“很久以前”的那个笑话中去看,或许更公正一些。成本控制是商业运作中的重要环节,企业家具有成本节约意识,是企业长足发展的根本所在,无可厚非。但过犹不及,如果为节约成本而不惜残酷压榨劳动者,采取非正常甚至不合法的手段,那就天理不容了。现代商业不仅需要成本节约,还需要其他,比如人性化的管理机制。
《中国商人》:总体而论,您认为《晋商之死》是一本怎样的书?
罗晓军:《晋商之死》是一本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的书,虽然带有情绪化的语言倾向,略显偏激,但是也具备一定的理性思考,不失为一部警醒之作。书名中的“晋”字换成其他字眼,同样发人深省。
罗晓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者从提倡商业精神,如信义为本、奋发图强、开拓创新等等,物量长远,前瞻性指出了商帮地缘势力自身固有的局限以及文化层面的缺失,并将其放到历史沿革以及当下全球化的背景下去考量,针对新兴商帮热所潜伏的弊端提了个醒,有催其奋进的良苦用心,就此而言,作者观点有他的正确性。
《中国商人》:新晋商、新浙商、新鲁商等等,全国以“新╳╳”命名的地域性商帮有很多,而且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晋商之死》中对这些命名提出质疑,您认为新兴商帮是否有必要从命名上跟传统的商帮作出区分?
罗晓军:问题的实质不在“名”,而在“实”,如果名不副实,再花哨的命名都只是噱头。《晋商之死》对于“新”字的质疑,个人理解,应该出于对新瓶装旧酒的担忧。关键在于,如何打造出一个又一个适应时代发展、具有全球商业视野、能够不断创新并自省、具有文化层面支撑的新兴商业群体,谨防故步自封于一个个自行隔离,甚至具有狭隘地域偏见的小团体。
《中国商人》:煤老板究竟算不算“新晋商”在山西引发过争议。您认为这种争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罗晓军:真正原因起于对“新晋商”概念的认知。“新晋商”一词仅指当代以地域命名的商业势力,还是涵盖一种新兴商业文化?如果是后者,那么就需要考量煤老板是否具备现代企业理念、商业精神以及企业责任,是否能自动自发回馈社会等。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作者说,像“仁义道德之类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价值不再需要被强调了”,这个观点引起了一些晋商网友的质疑,您认为企业和一些商业组织,应不应该把“仁义道德”之类的东西作为企业精神或者商帮精神的一部分?
罗晓军:书泛读下来,个人感觉,作者所提倡的商业精神,包括信义、道德等。就字面意思而言,这话确实是需要置疑的。但如果换一种理解方式,公众所默认的价值观念不需要被强调,如果一再被强调,只能说明社会价值体系出现了问题,这样的暗示反而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希望不是断章取义。不讲仁义道德的企业或者商业组织,注定充满欺骗和混乱,“仁义道德”应该是企业精神或者商帮精神的必要条件,是不必强调也应被遵循的行为准则。当出现信用危机的时候,它们才需要被人为凸显。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作者提出“打倒晋商”这样的主张,有人说作者有文革情结。您如何评价这种争议?
罗晓军:打倒晋商的主张与晋商之死的主旨其实是异曲同工的,关键在于你怎样理解“晋商”这个名词。放在当下地球村的经济大环境下,一个商业团体如果囿于地域,因循守旧,自我封闭,肯定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要求,说打倒也不为过,所谓不破不立。个人观点,关注于某个字眼的争议,各执一词,其实没什么现实意义,关键是作者要表达什么,有没有道理,作为读者,收获是什么,如何以此修身立行。至于说文革情节,如果仅仅是一个“打倒”的文字游戏,没必要上纲上线。当然,过激行为是需要理智约束的。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指出“晋商是黑社会”,我仔细读过,发现作者说的现象其实在过去的“十大商帮”中都存在,一些网友也不理解,为什么单单指出“晋商是黑社会”?您如何评价在商业活动中,其实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都会出现的“官商合作”以及商帮内外的其它潜规则?
罗晓军:作者研究的是晋商,由晋商票号的模式管理、内部封闭、组织森严等,得出“晋商是黑社会”的观点,似乎没有单单指出的意思,旧时的十大商帮因为其帮会的性质,按照作者所划定的框框来套,确实都有“黑社会”的嫌疑。
官商合作,一方在官,一方在商,评价的关键在于合作的内容和结果,简而言之,内容是黑是白,结果是否产生社会效益,这既包含法制问题,也包含商业规则问题。潜规则在当代已经成为一个纯贬义的词汇,无须评价,同样需要法制和商业标准去规范。
《中国商人》:包括节约成本的意识,我接触的温商,在成本控制方面做得非常好,而作者在书中说“晋商都是九毛九”,有人认为是在妖魔化晋商。您认为作者是否公正,我们应如何看企业家的成本节约意识?
罗晓军:晋商九毛九性格的提法更多是戏称,夸张的表述有些以偏盖全,情感发泄多于理智评价,将它放到书中“很久以前”的那个笑话中去看,或许更公正一些。成本控制是商业运作中的重要环节,企业家具有成本节约意识,是企业长足发展的根本所在,无可厚非。但过犹不及,如果为节约成本而不惜残酷压榨劳动者,采取非正常甚至不合法的手段,那就天理不容了。现代商业不仅需要成本节约,还需要其他,比如人性化的管理机制。
《中国商人》:总体而论,您认为《晋商之死》是一本怎样的书?
罗晓军:《晋商之死》是一本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的书,虽然带有情绪化的语言倾向,略显偏激,但是也具备一定的理性思考,不失为一部警醒之作。书名中的“晋”字换成其他字眼,同样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