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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袍哥：1940年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是王笛的一部研究上世纪40年代川西地区的特有的秘密团体——袍哥的一部微观史学著作。本书以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沈宝媛1945年在成都郊区一个叫“望镇”的地方所做的田野调查报告为核心资料，探讨了袍哥团体对川西社会的独特影响。
關键词：微观史学;袍哥;暴力;秩序
四川地区的袍哥组织，因其在清朝和民国时就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对袍哥的研究，在社会学、历史学和民俗学上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王笛先生的《袍哥：1940年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一书基于1946年燕京大学学生沈宝媛的田野调查报告《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以“望镇”的一个袍哥首领雷明远杀死自己的女儿一事为线索，讲述了袍哥这样一个在川西地区存在的特有的社会团体。王笛先生将文学式的描写和严谨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并力图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作者分三个层次进行观察与讲述：首先是这个历史的主角：雷明远和他的一家的活动;其次是记录他们故事的人，透过一个受西式社会学训练的大学生的眼睛，来观察袍哥活动极其家庭;最后本书作者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用今天的眼光来看70多年前的秘密社会团体”。①
本书开篇，描写了“望镇”的袍哥雷明远听闻了一些关于自己女儿流言后，为了维护家族名誉和他作为袍哥首领的尊严，大庭广众之下杀死亲生女儿的惨剧。通过这一惊世骇俗的事件，作者试图探究1930年—1940年间，在中国的农村，一个社团的首领、一个父亲，可以任意对自己的女儿判决和执行死刑，而不受法律的制约的原因。20世纪初，西方的思想观念就已经开始传入中国社会，但在乡村人们的行为依旧不受法律的约束，这说明现代的司法观念远远没有深入人心。从这件事，描绘出袍哥的形象是顽固愚昧、保守和暴力。然而，随着作者的进一步分析，逐渐发现袍哥这个群体本身存在着很多矛盾。虽然他们不受现代法律的约束，但他们的团体内部存在着制约。换言之，没有人或是制度规定雷明远需要惩罚自己的女儿，但是什么促使他对自己的女儿痛下杀手？或许，这与他袍哥首领的身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我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②在这样的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身处袍哥这样一个团体中，无异于一个小社会，有其区别于大众社会的一种秩序，而这种自身的社会秩序，也难免蕴含着传统社会下的人情世故。③
作为在四川历史悠久而最具影响力的秘密社会组织，袍哥在乡村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甚至是主导性角色。袍哥最开始是作为一个反清复明的组织出现的，在与清政府长期的斗争中，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袍哥通常以“汉留”自居，“汉”指的是汉族，“留”是指明代的汉遗族，这是他们反满意识的强烈表达。长期以来，袍哥的势力渗透到了乡村基层的各个角落，他们在解决地方的各种纠纷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拥有“社会制裁”的权利，这种“社会制裁”也许与中国传统过去存在的“宗族制裁”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它的范围更广，超出宗族而成为一个地方社区的活动。
到20世纪20、30年代的四川省政局并不稳定，各级官员并不能很好地进行基层管理，这便为袍哥在地方的运作提供了权力真空。到40年代，袍哥的力量已经扩展到地方政府处理日常事务时不得不与其合作的地步。一方面他们通过自己的威势和行动准则维持地方社会生活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是地方抵抗国家控制的顽强分子。但是在沈宝媛看来，“望镇”的袍哥已经逐渐远离了“仁义”、“豪勇”的标准，从过去的为了挑战清朝政府，到现在为争夺自己私利而牺牲大众的利益，甚至堕落成“旧制度及封建残余的帮凶”。毫无疑问，雷明远杀女这一事件无疑使沈宝媛这样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青年受到极大的冲击，她无法从现有的伦理道德中为此事找到合理的解释，于是将其视为旧制度及封建残余的帮凶。
在“望镇”，袍哥将有关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都网罗在一张网中，犹如一只蜘蛛，但凡网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有了动静，他都能做出相应的反应。两者之间的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沈宝媛将其称之为“社会制约”，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社会制约更多是靠人情和道德。一种是人为的，另一种是文化与传统。在川西平原，基于这两者的社会控制对于社会的进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贡献，甚至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袍哥的社会控制，更接近于中国的传统方法，以私法和自己的好恶代替国法。因此，袍哥的存在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他们自身存在着许多矛盾。他们自诩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却摆脱不了野蛮暴力的处事方式。
本书的后半部分，雷明远作为一个袍哥首领已经不复往日的光景，并不雄厚的经济实力难以支撑其作为一个首领所需要的场面，围绕在雷明远身边的人正在逐渐远离他。而他的命运也预示着袍哥群体的命运，袍哥作为边缘化的人群或社会团体，他们的“不法”行为经常可能被掌握话语霸权的精英和国家政权所夸大，以为其压制这些危险的社会团体提供依据。不可否认，袍哥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在川西地区充当了维护社会秩序、匡扶正义的角色，甚至于地方政权相辅相成，但当其开始落后于社会的发展，与大众的利益出现冲突时，无论它多么强大，也难逃覆灭的命运。
“一切历史研究，无论是问题意识的确立、理论方法的运用，还是资料的解读、叙事的重构，最终都要服从于一个目标，即解答问题意识，对历史现象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从而推动历史认识的进步。”④《袍哥》既对袍哥本身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也对袍哥的存在对川西社会的的影响做出了探究。透过雷氏家庭这个微观世界，我们进入到川西乡村社会复杂的内容，揭示了这个社会隐藏的秘密，看到了一个内陆地区在民国时期的社会暴力与秩序，一个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的人群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以及他们对国家和地方政治、一般民众的深刻影响。将个人的命运放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来观察其所在的社会历史，这种独特的视角正是微观史学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9页。
[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3]李丽：《礼俗社会与立法社会的比较分析——<乡土中国>书评》，《法治与社会》2008年，06期（中）。
[4]李金铮：《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
關键词：微观史学;袍哥;暴力;秩序
四川地区的袍哥组织，因其在清朝和民国时就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对袍哥的研究，在社会学、历史学和民俗学上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王笛先生的《袍哥：1940年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一书基于1946年燕京大学学生沈宝媛的田野调查报告《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以“望镇”的一个袍哥首领雷明远杀死自己的女儿一事为线索，讲述了袍哥这样一个在川西地区存在的特有的社会团体。王笛先生将文学式的描写和严谨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并力图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作者分三个层次进行观察与讲述：首先是这个历史的主角：雷明远和他的一家的活动;其次是记录他们故事的人，透过一个受西式社会学训练的大学生的眼睛，来观察袍哥活动极其家庭;最后本书作者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用今天的眼光来看70多年前的秘密社会团体”。①
本书开篇，描写了“望镇”的袍哥雷明远听闻了一些关于自己女儿流言后，为了维护家族名誉和他作为袍哥首领的尊严，大庭广众之下杀死亲生女儿的惨剧。通过这一惊世骇俗的事件，作者试图探究1930年—1940年间，在中国的农村，一个社团的首领、一个父亲，可以任意对自己的女儿判决和执行死刑，而不受法律的制约的原因。20世纪初，西方的思想观念就已经开始传入中国社会，但在乡村人们的行为依旧不受法律的约束，这说明现代的司法观念远远没有深入人心。从这件事，描绘出袍哥的形象是顽固愚昧、保守和暴力。然而，随着作者的进一步分析，逐渐发现袍哥这个群体本身存在着很多矛盾。虽然他们不受现代法律的约束，但他们的团体内部存在着制约。换言之，没有人或是制度规定雷明远需要惩罚自己的女儿，但是什么促使他对自己的女儿痛下杀手？或许，这与他袍哥首领的身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我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②在这样的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身处袍哥这样一个团体中，无异于一个小社会，有其区别于大众社会的一种秩序，而这种自身的社会秩序，也难免蕴含着传统社会下的人情世故。③
作为在四川历史悠久而最具影响力的秘密社会组织，袍哥在乡村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甚至是主导性角色。袍哥最开始是作为一个反清复明的组织出现的，在与清政府长期的斗争中，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袍哥通常以“汉留”自居，“汉”指的是汉族，“留”是指明代的汉遗族，这是他们反满意识的强烈表达。长期以来，袍哥的势力渗透到了乡村基层的各个角落，他们在解决地方的各种纠纷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拥有“社会制裁”的权利，这种“社会制裁”也许与中国传统过去存在的“宗族制裁”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它的范围更广，超出宗族而成为一个地方社区的活动。
到20世纪20、30年代的四川省政局并不稳定，各级官员并不能很好地进行基层管理，这便为袍哥在地方的运作提供了权力真空。到40年代，袍哥的力量已经扩展到地方政府处理日常事务时不得不与其合作的地步。一方面他们通过自己的威势和行动准则维持地方社会生活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是地方抵抗国家控制的顽强分子。但是在沈宝媛看来，“望镇”的袍哥已经逐渐远离了“仁义”、“豪勇”的标准，从过去的为了挑战清朝政府，到现在为争夺自己私利而牺牲大众的利益，甚至堕落成“旧制度及封建残余的帮凶”。毫无疑问，雷明远杀女这一事件无疑使沈宝媛这样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青年受到极大的冲击，她无法从现有的伦理道德中为此事找到合理的解释，于是将其视为旧制度及封建残余的帮凶。
在“望镇”，袍哥将有关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都网罗在一张网中，犹如一只蜘蛛，但凡网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有了动静，他都能做出相应的反应。两者之间的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沈宝媛将其称之为“社会制约”，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社会制约更多是靠人情和道德。一种是人为的，另一种是文化与传统。在川西平原，基于这两者的社会控制对于社会的进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贡献，甚至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袍哥的社会控制，更接近于中国的传统方法，以私法和自己的好恶代替国法。因此，袍哥的存在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他们自身存在着许多矛盾。他们自诩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却摆脱不了野蛮暴力的处事方式。
本书的后半部分，雷明远作为一个袍哥首领已经不复往日的光景，并不雄厚的经济实力难以支撑其作为一个首领所需要的场面，围绕在雷明远身边的人正在逐渐远离他。而他的命运也预示着袍哥群体的命运，袍哥作为边缘化的人群或社会团体，他们的“不法”行为经常可能被掌握话语霸权的精英和国家政权所夸大，以为其压制这些危险的社会团体提供依据。不可否认，袍哥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在川西地区充当了维护社会秩序、匡扶正义的角色，甚至于地方政权相辅相成，但当其开始落后于社会的发展，与大众的利益出现冲突时，无论它多么强大，也难逃覆灭的命运。
“一切历史研究，无论是问题意识的确立、理论方法的运用，还是资料的解读、叙事的重构，最终都要服从于一个目标，即解答问题意识，对历史现象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从而推动历史认识的进步。”④《袍哥》既对袍哥本身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也对袍哥的存在对川西社会的的影响做出了探究。透过雷氏家庭这个微观世界，我们进入到川西乡村社会复杂的内容，揭示了这个社会隐藏的秘密，看到了一个内陆地区在民国时期的社会暴力与秩序，一个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的人群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以及他们对国家和地方政治、一般民众的深刻影响。将个人的命运放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来观察其所在的社会历史，这种独特的视角正是微观史学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9页。
[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3]李丽：《礼俗社会与立法社会的比较分析——<乡土中国>书评》，《法治与社会》2008年，06期（中）。
[4]李金铮：《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