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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3世纪蒙宋之战中以钓鱼城为重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弱胜强的奇迹，其后有政治、军事、地理、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且这些角度已多有论及，但能在这一持久的防御战中取得战争的胜利，与其后方大力屯田、营田，因地制宜的水利设施建设，恢复农业生产，提供充足的补给，耕守结合的军民联合防御模式也是分不开的，本文欲结合近两年最新考古发现论述之。
关健词：钓鱼城 恢复农业生产 水利设施建设
13世纪初蒙古势力崛起后即开始实行大规模侵略扩张，铁骑纵横欧亚大陆，1258年秋蒙古大汗蒙哥挟西征横扫欧洲之威兵分三路向南宋腹地大举进攻，一路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在进至四川合州钓鱼城（今重庆合川城区嘉陵江南岸钓鱼山上）下时却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抗击， 损兵折将损失惨重，蒙哥不久即死于军中“秋七月辛亥，留精兵三千守之，余悉攻重庆。癸亥，帝崩於钓鱼。”进攻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也使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从此走向低潮，这无疑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因此，钓鱼城之战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中国范围，它在世界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页。其以弹丸之地抵御了蒙古（元）之师，创造了守土御敌36年这一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山城要塞防御战的典范与奇迹。对钓鱼城之战胜利的原因，多已从政治、军事、文化、地理等角度有所论述，但解决进行防御战争所需要的民、财 、兵、粮等问题却少有论及，本文欲结合近两年来最新考古发现，结合史实，以证在山城防御体系中余玠继续推行南宋政府的屯田和营田之政，恢复农业生产，并结合钓鱼城特殊的地理条件开展的农田水利建设及军民结合的综合性防御为之提供了充分的给养，在钓鱼城之战中所起到的重要保障作用。
1243年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之谋，领导四川军民利用川东有利的地形，因地制宜地建立起一套以钓鱼山为重心的川东山城防御体系，即选择若干险要之地建城设寨，作为据点。城寨之间，互为犄角，一遇战事，互相支援。是军事要塞，又是战略后方。且自余玠开始，钓鱼城的历任守将王坚、张珏等人都充分认识到以钓鱼城为中心的抗蒙防御体系，其根本优势和作用在于战略上的持久，不利于速决；在战术上利于步兵阵地战，不利于骑兵运动战。为扬己之长、克己之短。蒙宋之间的这场战争是防御战，也是持久战。要想在战争中取胜还必须屯兵积粮，解决给养问题。四川在唐和北宋时期经济富庶繁荣，唐代有“扬一益二”的美誉，至宋代城市经济更是成为空前繁荣，而在余玠上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之前饱受战乱之苦的四川早已是满目疮痍，凋残不堪，“昔之通都大邑 ，今为瓦砾之场，曹之沃壤奥区，今为青血之野。青烟弥路扩，白骨成丘 ，衰恫贯心，疮痍满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脉垂绝，形神俱离，仅存一缕之气息而已”这就是彼时四川的真实写照，不仅昔日的繁荣不再，而且民生凋敝，人口锐减。在这样的情形下要击退蒙军的围困，虽有了军事上的部署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提供补给，扩充军队。为此，余玠上任后仍大力推行南宋政府一直极为重视的屯田和营田。为沿边屯田始于西汉，为历代通行制度 。其目的在于使边防驻军耕垦荒闲土地，借以益边储 、助军费 、保障粮饷供应 。南宋时期屯田与营田组织方式与管理方式基本一致，均为召募、组织官兵之老弱当汰者或善耕者，以及厢军民兵 、百姓集体耕佃官田，官给牛种，并中分子利 。屯田 、营田实际上并无明显区别，只是不在一处并耕而已 。据《宋史·余玠传》载，余玠在川西平原大兴军屯“又属嘉定俞兴开屯田于成都。”川西平原原本土壤肥沃、水利充足，其中都江堰水利工程即使在整个社会经济衰退的南宋一朝也坚持岁修，不断完善、健全维修制度，使之持继发挥效益，保障了川西农业生产的稳定。由于在蒙古入蜀过程中川西平原破坏最严重，荒芜的土地无人再耕种，而组织性很强的军屯方式在大面积使用先进耕种方法进行耕作，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提高了农业产量，保障了军队的供给。除此以外，余玠还在山城附近地区继续推行营田。嘉熙四年，宋理宗曾颁布一项命令，凡流民“ 于边城三十五里内亦分田以耕，遇警则用以守城，在砦者则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分之 一二归其主”。基本上做到了“边关有储峙之半，战有余勇，守有余备 。”从这项规定及其成效可以看出，南宋政府对于屯田和营田极为重视，经营措置，不遗余力。这些举措，对于财政收入和粮食增产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巩固边防，充实边备以及促进沿边经济发展也起到了相应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馈饷转输之苦，而且还具有招集流散，安抚流亡的积极作用，对于恢复四川的农业生产，为以钓鱼城为代表的整个山城防御体系提供了有力的后方保障。 从钓鱼城的微观地理环境看，其位于今重庆合川区东北约5公里的钓鱼山上， 三面环江，四周皆悬崖峭壁，有利于军事防御。而且山城环境优良，山顶多宽平，还存在不少的天然泉池，水源丰富。“西门之内，因沟为池，周围一百余步，名曰天池。泉水汪洋，旱亦不涸，池中鱼鳖可棹舟举网。”这就避免了古代一般“山城”防御常常可能被困死的局面，使钓鱼城具有长期坚守、易守难攻的特点。除了以上优越的自然条件外，余玠及守将王坚、张珏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充分利用钓鱼城山地的地形特点科学筑城， 对城防的城门守备、攻防节点、水源、供排水道、地道等皆有精心的布防安排，平时起到耕种生产、练兵储粮的作用，战时则据险御敌，抵御入侵。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2013-2014年对钓鱼城西部范家堰遗址开展了的主动发掘，已发掘遗迹主要为两座宋代大型高台建筑基址，均条石垒砌，在高台周边发现有一座长达55米的蓄水池，以及30多米长的排水暗沟等附属设施，形成了一個小型的水利工程。宋陈宪叟就曾引用晋朝傅玄说：“陆田命虽系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手之功弃矣； 水田之制由人力， 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也。且虫灾之害亦可少于陆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水利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程度可以打破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水利是农田的命脉。而在防御战争中，军队的补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这个水利工程的发现，至少证明了当时城中军民在敌军围困的情形下，有办法解决自己的农田灌溉、水和粮食供应。除此之外，范家堰所在遗址还发现房址、灰坑、水沟、墙、道路及墓葬等各类遗迹28处，器物标本200余件。这些建筑分布密集，规格较高，考古专家结合文献记载以及该区域曾发现的银子田、牢房等情况，推测范家堰遗址的性质很可能与《宋史》所载“淳祐三年，徙州治于钓鱼山”有关，并认为是当时合州州治衙署所在之地，为当时抗蒙战争的政治中心。有州县治所，民众自有相随。因此，山城既是军事要塞，又是战略后方。战时全民皆兵出城作战，战争间隙，军民春耕秋收，自给自足，储粮无虞，可长久驻守。钓鱼城在长期防守中形成的军民结合、耕守结合的军民联合防御模式，也是其长期坚守防卫的物质与精神保证。如此兼具城坚、水足、粮丰之利，任凭蒙古金戈铁马20年百般攻打，而巍然不动。
参考文献：
[1][明]宋濂，等. 元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明]杨士奇 ，历代名臣奏议卷[M]. 台北：台北书局，1964年影印明永乐本.
[3][明]宋濂，等. 元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元]脱脱，等 宋史·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 合川市人民政府，合川钓鱼城[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元]脱脱，等 宋史·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
关健词：钓鱼城 恢复农业生产 水利设施建设
13世纪初蒙古势力崛起后即开始实行大规模侵略扩张，铁骑纵横欧亚大陆，1258年秋蒙古大汗蒙哥挟西征横扫欧洲之威兵分三路向南宋腹地大举进攻，一路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在进至四川合州钓鱼城（今重庆合川城区嘉陵江南岸钓鱼山上）下时却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抗击， 损兵折将损失惨重，蒙哥不久即死于军中“秋七月辛亥，留精兵三千守之，余悉攻重庆。癸亥，帝崩於钓鱼。”进攻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也使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从此走向低潮，这无疑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因此，钓鱼城之战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中国范围，它在世界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页。其以弹丸之地抵御了蒙古（元）之师，创造了守土御敌36年这一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山城要塞防御战的典范与奇迹。对钓鱼城之战胜利的原因，多已从政治、军事、文化、地理等角度有所论述，但解决进行防御战争所需要的民、财 、兵、粮等问题却少有论及，本文欲结合近两年来最新考古发现，结合史实，以证在山城防御体系中余玠继续推行南宋政府的屯田和营田之政，恢复农业生产，并结合钓鱼城特殊的地理条件开展的农田水利建设及军民结合的综合性防御为之提供了充分的给养，在钓鱼城之战中所起到的重要保障作用。
1243年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之谋，领导四川军民利用川东有利的地形，因地制宜地建立起一套以钓鱼山为重心的川东山城防御体系，即选择若干险要之地建城设寨，作为据点。城寨之间，互为犄角，一遇战事，互相支援。是军事要塞，又是战略后方。且自余玠开始，钓鱼城的历任守将王坚、张珏等人都充分认识到以钓鱼城为中心的抗蒙防御体系，其根本优势和作用在于战略上的持久，不利于速决；在战术上利于步兵阵地战，不利于骑兵运动战。为扬己之长、克己之短。蒙宋之间的这场战争是防御战，也是持久战。要想在战争中取胜还必须屯兵积粮，解决给养问题。四川在唐和北宋时期经济富庶繁荣，唐代有“扬一益二”的美誉，至宋代城市经济更是成为空前繁荣，而在余玠上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之前饱受战乱之苦的四川早已是满目疮痍，凋残不堪，“昔之通都大邑 ，今为瓦砾之场，曹之沃壤奥区，今为青血之野。青烟弥路扩，白骨成丘 ，衰恫贯心，疮痍满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脉垂绝，形神俱离，仅存一缕之气息而已”这就是彼时四川的真实写照，不仅昔日的繁荣不再，而且民生凋敝，人口锐减。在这样的情形下要击退蒙军的围困，虽有了军事上的部署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提供补给，扩充军队。为此，余玠上任后仍大力推行南宋政府一直极为重视的屯田和营田。为沿边屯田始于西汉，为历代通行制度 。其目的在于使边防驻军耕垦荒闲土地，借以益边储 、助军费 、保障粮饷供应 。南宋时期屯田与营田组织方式与管理方式基本一致，均为召募、组织官兵之老弱当汰者或善耕者，以及厢军民兵 、百姓集体耕佃官田，官给牛种，并中分子利 。屯田 、营田实际上并无明显区别，只是不在一处并耕而已 。据《宋史·余玠传》载，余玠在川西平原大兴军屯“又属嘉定俞兴开屯田于成都。”川西平原原本土壤肥沃、水利充足，其中都江堰水利工程即使在整个社会经济衰退的南宋一朝也坚持岁修，不断完善、健全维修制度，使之持继发挥效益，保障了川西农业生产的稳定。由于在蒙古入蜀过程中川西平原破坏最严重，荒芜的土地无人再耕种，而组织性很强的军屯方式在大面积使用先进耕种方法进行耕作，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提高了农业产量，保障了军队的供给。除此以外，余玠还在山城附近地区继续推行营田。嘉熙四年，宋理宗曾颁布一项命令，凡流民“ 于边城三十五里内亦分田以耕，遇警则用以守城，在砦者则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分之 一二归其主”。基本上做到了“边关有储峙之半，战有余勇，守有余备 。”从这项规定及其成效可以看出，南宋政府对于屯田和营田极为重视，经营措置，不遗余力。这些举措，对于财政收入和粮食增产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巩固边防，充实边备以及促进沿边经济发展也起到了相应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馈饷转输之苦，而且还具有招集流散，安抚流亡的积极作用，对于恢复四川的农业生产，为以钓鱼城为代表的整个山城防御体系提供了有力的后方保障。 从钓鱼城的微观地理环境看，其位于今重庆合川区东北约5公里的钓鱼山上， 三面环江，四周皆悬崖峭壁，有利于军事防御。而且山城环境优良，山顶多宽平，还存在不少的天然泉池，水源丰富。“西门之内，因沟为池，周围一百余步，名曰天池。泉水汪洋，旱亦不涸，池中鱼鳖可棹舟举网。”这就避免了古代一般“山城”防御常常可能被困死的局面，使钓鱼城具有长期坚守、易守难攻的特点。除了以上优越的自然条件外，余玠及守将王坚、张珏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充分利用钓鱼城山地的地形特点科学筑城， 对城防的城门守备、攻防节点、水源、供排水道、地道等皆有精心的布防安排，平时起到耕种生产、练兵储粮的作用，战时则据险御敌，抵御入侵。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2013-2014年对钓鱼城西部范家堰遗址开展了的主动发掘，已发掘遗迹主要为两座宋代大型高台建筑基址，均条石垒砌，在高台周边发现有一座长达55米的蓄水池，以及30多米长的排水暗沟等附属设施，形成了一個小型的水利工程。宋陈宪叟就曾引用晋朝傅玄说：“陆田命虽系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手之功弃矣； 水田之制由人力， 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也。且虫灾之害亦可少于陆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水利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程度可以打破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水利是农田的命脉。而在防御战争中，军队的补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这个水利工程的发现，至少证明了当时城中军民在敌军围困的情形下，有办法解决自己的农田灌溉、水和粮食供应。除此之外，范家堰所在遗址还发现房址、灰坑、水沟、墙、道路及墓葬等各类遗迹28处，器物标本200余件。这些建筑分布密集，规格较高，考古专家结合文献记载以及该区域曾发现的银子田、牢房等情况，推测范家堰遗址的性质很可能与《宋史》所载“淳祐三年，徙州治于钓鱼山”有关，并认为是当时合州州治衙署所在之地，为当时抗蒙战争的政治中心。有州县治所，民众自有相随。因此，山城既是军事要塞，又是战略后方。战时全民皆兵出城作战，战争间隙，军民春耕秋收，自给自足，储粮无虞，可长久驻守。钓鱼城在长期防守中形成的军民结合、耕守结合的军民联合防御模式，也是其长期坚守防卫的物质与精神保证。如此兼具城坚、水足、粮丰之利，任凭蒙古金戈铁马20年百般攻打，而巍然不动。
参考文献：
[1][明]宋濂，等. 元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明]杨士奇 ，历代名臣奏议卷[M]. 台北：台北书局，1964年影印明永乐本.
[3][明]宋濂，等. 元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元]脱脱，等 宋史·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 合川市人民政府，合川钓鱼城[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元]脱脱，等 宋史·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