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大地干戈，乱世功名。《挺经》一书，成书于曾国藩戎马仓皇、居官治军之际。
曾国藩以湘勇之战胜攻取，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最终规划全势，威定天下。然而事之初起，曾国藩一介书生，手无寸铁，焦心苦虑，一败于靖江，又挫于湖口，再围于祁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百挫不挠。正是一个“挺”字，让曾国藩咬紧牙关，苦撑危局，最终从容补救，转危为安。《挺经》中所谓“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正是曾国藩历尽劫波、看透世事的刚毅挺拔之言。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曾国藩的巨大事功，以其杜鹃啼血之诚、精卫填海之力，脚踏实地而来。相较一部分人士明哲保身，耻言功利，不痛不痒，不白不黑，曾国藩行之有节，持之有恒，以大智大勇、坦荡无畏，担荷世道人心。他自己曾说，“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良民有安生之日，虽得残忍严酷之名，所不敢辞”。此点，著名学者钱基博（1887-1957）先生以“强有力”三字，评骘曾国藩及与之先后的湘籍志士，确为不移之论。
功高震主。不世之功，于同治三年（1864）六月红旗报捷。“盛时要做衰时想，上场要想下半场”。曾国藩急流勇退，主动遣散湘军，以淮军自代。《挺经》一书，于老庄刚柔相济、“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颇多留意。所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所谓“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所谓“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弓不可拉满，大名要推让几分”，正是曾国藩守身用世、进退裕如、以全其身的人生智慧。
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历朝历代，官宦子弟“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不知凡几。曾国藩位高权重，以身系天下安危者数十年，教育兄弟子侄，自是别具深意——“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之八本（八字、八本，详见《挺经·家范》，笔者注），总不失为上等人家。”“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曾氏一族，富厚绵延，根深叶茂。观澜索源，自可在《挺经》中找到相关消息。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杜甫）。晚年曾国藩深陷天津教案风潮，一世英名几毁于不测。然而，曾氏衣钵传人，如李鸿章，如左宗棠，如曾纪泽，如薛福成，薪火相继，代不乏人。出自曾国藩门下者，也多比较正派。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纵览曾氏一生，雄奇跌宕，刚毅明强；悠游缓节，进退有据；传授徒友，人才蔚起。儒家所谓“三不朽”，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他均登堂入室，面面俱到。难怪“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青年毛泽东要对这位湖南乡贤深致赞美——“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二）
《挺经》一书，乃曾国藩勘破世事人生的集大成之作。自问世之日起，赞不绝口者不绝如缕。其门人弟子李鸿章（1823-1901）曾谓：“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
斗转星移，逝水滔滔。如从“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论语》算起，将神州政学资源从孔、孟、老、庄、韩、申至晚近的曾、左、李、胡等人的政学思想贯通，我们发现，这一传统可谓水深林茂，源远流长。《挺经》一书，此次由中央党校出版社重新刊布，不仅意味着神州政学血脉之赓续，亦不乏向神州政学经典“入山寻宝”之意味。熊十力（1885-1968）先生曾以六艺之广大悉备、生生不息为例，说明神州本土思想宝藏是何等厚重、深远——
吾国著述不肯敷陈理论，恒以散殊而简单之辞，寓其冲旨。所谓引而不发是也。善读者，于单词奥义悟得无穷道理。如《周礼》言经国理民之规，一以均平为原则。《大学》言理财，归之平天下。本之矩（挈矩者，恕道也。今列强不知有恕，故互相残）。《论语》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言民治，端在制产。曰民有恒产，斯有恒心。《书》曰：正德、利用、厚生。尽大地古今万国谈群化究治道之学者，著书千万，要不过发挥上述诸义而已。（熊十力：《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十力语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三）
难能可贵的是，蒙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先生惠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1823-1901）、曾国荃（1824-1890）、胡林翼（1812-1861）、郭嵩焘（1818-1891）、彭玉麟（1816-1890）等湘淮重镇的手迹，此次与《挺经》一书一道刊行。
这些藏品，包括左宗棠行楷七言联、篆字诗笺，郭嵩焘行草字幅，胡林翼致四弟书信，曾国藩致幼泉（李昭庆）书信，李鸿章致馨谷信札，曾国荃致某大员书信，不仅书法艺术有相当水平，还有着原汁原味的史料价值。如曾国藩致李昭庆（1834-1873，字幼泉，李鸿章幼弟）书信，论及李昭庆提醒曾氏“以门第过盛，祗惧警惕”，曾氏表示“所见极为闳远，合于古人方盛虑衰之意”。信函称湘勇仅一支可用，“此外全系淮勇”，正是镇压捻军过程中，湘军暮气深深、“湘衰淮盛”的真实记载。这些都是极堪留意的史料。
上述数件乃冯天瑜先生父亲——冯永轩（1897-1979）先生于上世纪上半叶任教新疆、西安时所收藏，可谓渡尽劫波。正如冯天瑜先生在《近代名人墨迹——冯永轩藏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序文中所言：“先父藏品作者多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学者或书画家，这些作品自然是中国近代政治史、文化史的见证物，自不待言。而这些藏品由一位财力不厚的学者在长达半个世纪间，孜孜不倦地访辑、节衣缩食地购置，终于集腋成裘，蔚然大观。这些藏品遭逢战乱、政乱的一再袭扰，历尽坎坷方得以保存，他们所经受的灾厄和今日得到的善待，从一个小小侧面映照出中国现当代史的曲折和悲壮。”
而今，这些古劲精绝的藏品，得以与曾氏《挺经》一书一道刊行人世，共传久远。摩挲于此，读者诸君能透过字里行间，在把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等人生平事业、成败大端之余，更上层楼，就治道、政道、人道等政学要义引发更深入的思考，如是，则当是经典之幸，神州之福！
大地干戈，乱世功名。《挺经》一书，成书于曾国藩戎马仓皇、居官治军之际。
曾国藩以湘勇之战胜攻取，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最终规划全势，威定天下。然而事之初起，曾国藩一介书生，手无寸铁，焦心苦虑，一败于靖江，又挫于湖口，再围于祁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百挫不挠。正是一个“挺”字，让曾国藩咬紧牙关，苦撑危局，最终从容补救，转危为安。《挺经》中所谓“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正是曾国藩历尽劫波、看透世事的刚毅挺拔之言。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曾国藩的巨大事功，以其杜鹃啼血之诚、精卫填海之力，脚踏实地而来。相较一部分人士明哲保身，耻言功利，不痛不痒，不白不黑，曾国藩行之有节，持之有恒，以大智大勇、坦荡无畏，担荷世道人心。他自己曾说，“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良民有安生之日，虽得残忍严酷之名，所不敢辞”。此点，著名学者钱基博（1887-1957）先生以“强有力”三字，评骘曾国藩及与之先后的湘籍志士，确为不移之论。
功高震主。不世之功，于同治三年（1864）六月红旗报捷。“盛时要做衰时想，上场要想下半场”。曾国藩急流勇退，主动遣散湘军，以淮军自代。《挺经》一书，于老庄刚柔相济、“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颇多留意。所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所谓“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所谓“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弓不可拉满，大名要推让几分”，正是曾国藩守身用世、进退裕如、以全其身的人生智慧。
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历朝历代，官宦子弟“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不知凡几。曾国藩位高权重，以身系天下安危者数十年，教育兄弟子侄，自是别具深意——“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之八本（八字、八本，详见《挺经·家范》，笔者注），总不失为上等人家。”“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曾氏一族，富厚绵延，根深叶茂。观澜索源，自可在《挺经》中找到相关消息。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杜甫）。晚年曾国藩深陷天津教案风潮，一世英名几毁于不测。然而，曾氏衣钵传人，如李鸿章，如左宗棠，如曾纪泽，如薛福成，薪火相继，代不乏人。出自曾国藩门下者，也多比较正派。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纵览曾氏一生，雄奇跌宕，刚毅明强；悠游缓节，进退有据；传授徒友，人才蔚起。儒家所谓“三不朽”，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他均登堂入室，面面俱到。难怪“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青年毛泽东要对这位湖南乡贤深致赞美——“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二）
《挺经》一书，乃曾国藩勘破世事人生的集大成之作。自问世之日起，赞不绝口者不绝如缕。其门人弟子李鸿章（1823-1901）曾谓：“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
斗转星移，逝水滔滔。如从“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论语》算起，将神州政学资源从孔、孟、老、庄、韩、申至晚近的曾、左、李、胡等人的政学思想贯通，我们发现，这一传统可谓水深林茂，源远流长。《挺经》一书，此次由中央党校出版社重新刊布，不仅意味着神州政学血脉之赓续，亦不乏向神州政学经典“入山寻宝”之意味。熊十力（1885-1968）先生曾以六艺之广大悉备、生生不息为例，说明神州本土思想宝藏是何等厚重、深远——
吾国著述不肯敷陈理论，恒以散殊而简单之辞，寓其冲旨。所谓引而不发是也。善读者，于单词奥义悟得无穷道理。如《周礼》言经国理民之规，一以均平为原则。《大学》言理财，归之平天下。本之矩（挈矩者，恕道也。今列强不知有恕，故互相残）。《论语》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言民治，端在制产。曰民有恒产，斯有恒心。《书》曰：正德、利用、厚生。尽大地古今万国谈群化究治道之学者，著书千万，要不过发挥上述诸义而已。（熊十力：《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十力语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三）
难能可贵的是，蒙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先生惠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1823-1901）、曾国荃（1824-1890）、胡林翼（1812-1861）、郭嵩焘（1818-1891）、彭玉麟（1816-1890）等湘淮重镇的手迹，此次与《挺经》一书一道刊行。
这些藏品，包括左宗棠行楷七言联、篆字诗笺，郭嵩焘行草字幅，胡林翼致四弟书信，曾国藩致幼泉（李昭庆）书信，李鸿章致馨谷信札，曾国荃致某大员书信，不仅书法艺术有相当水平，还有着原汁原味的史料价值。如曾国藩致李昭庆（1834-1873，字幼泉，李鸿章幼弟）书信，论及李昭庆提醒曾氏“以门第过盛，祗惧警惕”，曾氏表示“所见极为闳远，合于古人方盛虑衰之意”。信函称湘勇仅一支可用，“此外全系淮勇”，正是镇压捻军过程中，湘军暮气深深、“湘衰淮盛”的真实记载。这些都是极堪留意的史料。
上述数件乃冯天瑜先生父亲——冯永轩（1897-1979）先生于上世纪上半叶任教新疆、西安时所收藏，可谓渡尽劫波。正如冯天瑜先生在《近代名人墨迹——冯永轩藏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序文中所言：“先父藏品作者多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学者或书画家，这些作品自然是中国近代政治史、文化史的见证物，自不待言。而这些藏品由一位财力不厚的学者在长达半个世纪间，孜孜不倦地访辑、节衣缩食地购置，终于集腋成裘，蔚然大观。这些藏品遭逢战乱、政乱的一再袭扰，历尽坎坷方得以保存，他们所经受的灾厄和今日得到的善待，从一个小小侧面映照出中国现当代史的曲折和悲壮。”
而今，这些古劲精绝的藏品，得以与曾氏《挺经》一书一道刊行人世，共传久远。摩挲于此，读者诸君能透过字里行间，在把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等人生平事业、成败大端之余，更上层楼，就治道、政道、人道等政学要义引发更深入的思考，如是，则当是经典之幸，神州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