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立“标志”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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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以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理论为基础,基于政党存在论意义的视角,从政党的政治主张、行动纲领、组织机构等三个维度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进行再分析。经过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包括“形式意义标志”和“存在论意义标志”。其中,“形式意义标志”即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存在论意义标志”是1920年8月上海党组织的成立。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中共创建史 政党政治 存在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问题是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标志”是用来表明事物特征的符号,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显著特征。在中共创建史研究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以政治仪式的方式确认的党成立的标志,即官方和学界普遍认为1921年7月23日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二是通过对党的生命有机体的运行状况的考察,从政党“存在论”意义上确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所谓“存在”,就是“我之为我”,即对“是”的确认。从这种意义上讲,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的考察不仅局限政治仪式的确认,还应从政党之为“政党”的属性和特征入手研究中共创建的实质“标志”。本文基于政党“存在论”意义的视角,从政党的政治主张、行动纲领、组织机构等三个维度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进行再分析,进而得出“1920年8月上海党组织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具有存在论意义的‘标志’”这一重要结论。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公开发表政治主张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标志之一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建党的纲领,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无产阶级政党要敢于对外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旗,自觉地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组织划清界限。上海党组织自创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政治宣传和思想论战等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方面,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传活动。首先是开辟了无产阶级政治宣传阵地。建立了华俄通讯社,公开发行报纸。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于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党组织指导下创办。《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立起了共产主义的大旗,根据党建工作的需要,着重宣传了马列主义的党建思想和党的知识,大量介绍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1]P52《新青年》在建党期间停刊(1920年5月至8月),上海党组织创建后复刊,并由李汉俊和陈望道负责编辑。因此,笔者认为从9月的八卷一号刊发的《新青年》带有强烈的党组织性质,自然成为党的机关刊物之一。其次是开展面向青年的教育活动,努力为党培养优秀接班人。其中较为有名的是在上海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外国语学社名义上教授外语,李汉俊、李达、杨明斋等似乎也都在这里讲授过初级外语[2]P98,但实际上是各地学生运动家和冲破封建家庭束缚的青年仰慕陈独秀之名来沪的避难所,或者是希望赴苏留学的青年们的介绍所。[3]P172第三是陈独秀在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工人诉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用《新青年》《民国日报·觉悟》副刊,陈独秀与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笔战[4]P30,并且曾制作了一个工人状况调查表,开展工人调查工作。包惠僧写了一篇《武汉劳工状况及其活动》,并于1921年春夏之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5]P19-20
  另一方面,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激烈论战。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扩大,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派别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上海党组织掀起了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激烈论战,在论战中自觉划清了与非无产阶级政党的界限。当时存在着多种社会思潮,如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陈独秀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剖析,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表面上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明明白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共产党在名义上、实质上都真是马克思主义”[6]P96—98。同时,围绕思想斗争,解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的文章陆续出现。《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1921年6月1日)刊出李达写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文。第九卷第四号发表施存统写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文。
  二、提出明确的政治目标以及政治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标志之二
  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必然要求其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完备的政治纲领。政治目标是政党的奋斗方向,是具有战略性的、符合全体政党成员利益的政治愿景;政治纲领是为实现政党的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完备的政策主张和行动计划,政治目标是政治纲领的核心,政治纲领是政治目标的集中体现。
  一战后,受苏俄影响,各国相继成立了共产党。这些共产党为了表明其诞生的必然性和奋斗目标,模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制定了各国的《共产党宣言》。[3]P1951920年7月上海党组织成立时,陈独秀等人就起草了一篇政治目标明确且政治主张鲜明的政治纲领,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政治文件。不过,1920年7月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仍有不少疑问没有解决,因为现存文本译自英语,而原文写就的时间、地点记忆过程不得其详。[3]P195据中共创立时入党的施存统(又名施复亮)回忆:“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又名吴明)5人起草纲领十余条。”[4]P371920年11月,陈独秀等人再次起草了一篇《中国共产党宣言》,该《宣言》由正文和一名姓“Chang”的人写于1921年12月10日的前言部分组成,正文由“共产主义者的理性”、“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等三部分组成。《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要组织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7]P28—32。这份《宣言》在当时具有党章党纲的作用,但是“这个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作为收纳党员之标准”①。   《宣言》制定后,从1920年11月7日,由李达主编的中共第一个党刊《共产党》在上海创办。[1]P52从1920年11月7日至1921年7月7日,《共产党》积极阐明《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所主张的政治目标和基本主张,划清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团体的区别,指出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方向。《共产党》第一号短言中明确提出:“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这是我们的信条。”《共产党》第五号短言中写道:“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的使命。”[8]P95可见,在1920年上海党组织成立时,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政治目标明确、政治态度鲜明的完备的政治纲领,并为进一步增强共产党员的政治认同,利用宣传物积极扩大政治主张在社会各阶层群众中的影响做了大量工作。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独立政党,公开发表有利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诉求,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
  三、健全政党组织结构,有效开展党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标志之三
  健全完备的党的组织机构是实现政党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的组织基础,政党必须具备符合自身特点的组织原则、组织形式和组织纪律。政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政党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因此要建立健全党的组织,特别是党的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完善党的工作体系,明确党的主要任务和工作目标,理顺各级党的组织关系。
  1.健全党的组织和领导机构
  1920年,北京、武汉、长沙、山东、广东等地党的地方组织相继创立,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但对于上海党组织的称呼却不尽相同:郭德宏将其称之为“上海临时中央”[9]P26,胡绳将其称之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0]P19,也有学者称之为“上海发起组”,等等。因此,需要从上海党组织创建时的主要活动和组织结构入手,分析上海党组织与各地方党组织的关系,给上海党组织以明确称谓。第一,推选出党的领导机构。包惠僧回忆:“1920年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推选陈独秀为临时中央书记,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还有李汉俊、李达、俞秀松。”[5]P18第二,党的领导人有序衔接。1920年9月,陈独秀被推选为党的书记。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去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党总书记职务由李汉俊代理。李汉俊辞职后,李达代理书记一职。[1]P38第三,制定了党的纲领。如前所述,制定了具有党的纲领和党章性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和当前的主要任务。第四,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为书记。其后,武昌、汉口、长沙等地成立团的组织。[10]P24在上海青年团的指导下,北京、广州、长沙、武汉等许多大城市也陆续建立起青年团。[9]P29
  2.上海党组织指导地方党组织创建
  实际上,所谓的“上海临时中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发起组”等称谓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上海党组织与北京、武汉、长沙等地方党组织并非是平行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收到《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苏联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在其机关刊物上出版的文章中,明确称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为“中国共产党”②,远东书记处指称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上海党组织,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地方党组织创立的过程来看,上海党组织及陈独秀在地方建党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20年8月,上海党组织成立。9月,陈独秀与张申府商议,应由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党组织。10月,北京党组织成立。在武汉,刘伯承按照陈独秀的要求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商讨建党问题,不久武汉党组织成立,并在成立会议上学习了由上海带来的党纲草案。之后,长沙、山东、广东等地的党组织相继成立,并得到了上海及北京、武汉党组织的帮助和指导。
  3.上海党组织指导地方党组织工作
  地方党组织是上海党组织的一个支部。包惠僧回忆道:“当时(中共‘一大’前)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组织起来,连上海在内共有六个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但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地点,只称中国共产党,不称支部,其余各地党组织都称中国共产党支部。”[11]P260因此,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自然将上海党组织视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1920年秋,包惠僧任共产党武汉党支部书记,他在回忆与第三国际代表马迈交往的情景时说:“他(他指马迈——笔者注)说他不久回莫斯科进陆军大学学习,他鼓励我到莫斯科去学习,因此我就写信给临时中央请求去莫斯科学习,中央答应了。”[5]P3可见,任武汉党组织负责人的包惠僧出国学习一事也要报经上海党组织批准,足见上海党组织在全国党组织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第一,探究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需要认清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本质,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方法论。第二,1920年8月成立的上海党组织(或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临时中央”“上海发起组”)实际上已经具备无产阶级政党成立的基本要件,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鲜明的政治目标和完备的政治纲领,且得到共产国际承认;健全的党的组织机构,行之有效的党的活动,上海党组织也已经开始履行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职能,已经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形态,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应以1920年8月成立的上海党组织为标志。第三,1920年上海党组织在国内以“中国共产党”作为其公开名称,鉴于此,1921年7月党的“一大”确定了党的名称,将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可见,1921年7月党的“一大”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形式意义上的标志”;1920年8月上海党组织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存在论意义上的标志”。○
  注释:
  ①引自《俞秀松烈士日记》1920年6月27日。
  ②《新人会记事》,载《先驱》[日文]1920年4月第3号,袁广泉译。
  参考文献:
  [1]廖盖隆等.中国共产党发展事典[K].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现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3](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5]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6]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
  [7]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中国共产党党史参考资料[G].北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出版社,1957.
  [9]郭德宏,刘晶芳.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一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10]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G].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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