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婚姻法》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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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5月1日,新中国成立才半年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就颁布实施了。这部《婚姻法》主张男女婚姻恋爱自由、离婚自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伦理。虽然新中国成立了,秉持婚姻自由理念的《婚姻法》也颁布了,但封建落后的婚姻理念不会随着一部《婚姻法》的颁布实施而立刻销声匿迹。笼罩在男权社会阴影下的中国妇女,因为没有婚姻自由,长期生活在痛苦的深渊中。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中国社会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有些地方在土改中干涉婚姻自由,有的命令寡妇一定要嫁给贫雇农光棍,有的甚至把地主、富农出身的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
  在这种背景下,1953年1月,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把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改编成同名五场歌剧,并在北京实验剧场上演。剧本由田川、杨兰春执笔,马可、乔谷、贺飞、张佩衡作曲。这部歌剧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省东南部抗日民主根据地村民兵队长小二黑与本村的小芹相爱的故事。封建迷信的二黑父亲二孙明与小芹母亲三仙姑用各种办法阻挠他们的结婚,地痞金旺又进行煽动与挑唆。但二黑与小芹并没有被封建势力的诬蔑陷害吓倒,而是坚决地反抗,终于取得胜利。小二黑、小芹他们作为新社会移风易俗的楷模被大众接纳。歌剧《小二黑结婚》成为宣传新中国婚姻法的一本生动的教科书。
  生活中的悲剧,舞台上的喜剧
  赵树理出身于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一个贫农家庭,被称为“山药蛋派”的开山鼻祖。所谓“山药蛋派”,是人们对由一批山西土生土长的作家组成作家队伍的戏称。这些作家的文字充满乡土气息,描写对象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故事内容多反映老百姓和小人物的生活。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赵树理响应毛泽东号召,卷起铺盖来到辽县(今山西左权县)农村,深入生活,收集素材,希望能写出一部反映新时代农村生活的作品。在辽县期间当地发生了一起人命案。民兵队长岳冬至上吊自杀了,其家人要求查明真相、严惩凶手。公安局一调查,案子很快水落石出。岳冬至果然是被他人谋杀的,起因是岳冬至与村妇女主任任智英有不同寻常的男女关系。任智英是村里一枝花,“人才长得好,身高不赖,眼睛不小,大粗辫子一直垂到腰”,招人待见。但岳冬至的父母给他收养了一个童养媳,任智英也被父母做主许配他人,这样一来,他们都变成了有妇之夫和有夫之妇。可是随着工作中的接触增多,二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但依当时的公序良俗,他们二人有违“礼制”,大逆不道。村里其他3个村干部借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不调戏妇女”的要求,指责岳冬至耍流氓,岳冬至当然不服气,争执中动起了手,3个村干部失手踢死了岳冬至,后来又伪造了岳冬至上吊自杀的现场。当时山西省左权县政府判决书为:“史虎山踢死岳冬至,因其尚未成年,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公权五年。王天保殴伤岳冬至身体,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剥夺公权一年六个月。”政府虽然这样判了,但老百姓不认这个理,认为村干部冤枉,岳冬至死得罪有应得,任智英是挑事的祸害。后来,任智英受不了村里人的风言风语,远走他乡。山西地处内陆,民风淳朴,当年著名的乡村问题专家梁漱溟访问各战区时,发现山西民间还有童养媳和一夫多妻、女人裹小脚的现象,最严重的是“租婚”,把老婆借给别人,生完孩子再还回来,所以老百姓是不认可共产党提倡的自由婚姻的。这一案件,赵树理也曾参与了调查,真相大白时,他感慨不已。依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责任感,他认为这反映了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受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为工农大众服务思想的启示,他以这件案子为基础,把悲剧改为了大团圆式的喜剧,写成了小说《小二黑结婚》。
  彭老总题词让小说顺利出版
  《小二黑结婚》一杀青,周围的同志们就手抄起来,一睹为快。但这种手抄本毕竟传播有限,赵树理就想着把它印成铅字。于是,他满怀期待地把稿子送给一向对自己厚爱有加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教务主任杨献珍审阅。杨献珍虽然当时只是个教务主任,但却是我党早期著名的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理论素养深厚。杨献珍读后,认为这是一篇通俗活泼、格调清新的好作品,内容主要是写妇女要有独立自主的民主权利,宣传婚姻自由的新风尚,就很自然地把它推荐给了北方局妇委书记浦安修看。浦安修早在青年时代就积极投身于革命,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她看了小说稿后,对杨献珍和其他一些同志说:“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许多作家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对青年男女的爱情作过很多生动的描写,在那些故事里,他们或者是相爱而不能结合,或者是结合后还是终生不幸,主人公的命运总是悲惨的,作品的情调总是阴郁的。而在《小二黑结婚》里,我们看到了一对健壮的男女青年,在光明的天地里为了自身的幸福,在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浦安修很喜欢赵树理这种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尾,觉得结尾的收笔充满阳光,与“五四”以来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内容相比,给青年人以鼓舞和信心。她看了之后,就把书稿给了丈夫彭德怀看。彭德怀一见到《小二黑结婚》,便喜不自禁地连夜阅读,仅用一个晚上就看完了,他高兴地向妻子连连赞赏这本很合他口味的小册子。浦安修对这本书就更有了信心,立即向太行新华书店负责人建议尽快出版该书。
  时间转眼过去了几个月,新华书店不见有任何动静,浦安修一了解情况,傻眼了,她回来后,把有关情况告诉了彭老总。原来,书店的同志认为《小二黑结婚》将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干部写成了横行霸道的新恶霸,担心出版后会产生不好的社会影响,因此建议赵树理将小说中那两个村干部金旺、兴旺的形象删掉。但赵树理很倔,坚持认为,这是很真实的,不能删。金旺、兴旺是混进基层政权的坏分子,小二黑、小芹是在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他们之所以敢跟村子里的这两只“老虎”进行斗争,是他们确信边区政府一定会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而新华书店同志原则性也很强,认为这是给革命政权抹黑,揭露了解放区的阴暗面,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一些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也认为,这部小说是一本庸俗化的小故事,不值得出版,当前的大事是抗日,应当高歌边区军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而不是儿女情长。且现在纸张很紧张,出这样的书,没有多大价值。   3个月一眨眼就过了,《小二黑结婚》出版还是遥遥无望。赵树理到新华书店拿回自己的稿子,再次交到杨献珍手中。杨献珍二话没说,就亲自去找彭德怀反映情况。彭老总听后略微沉吟一下,便举笔挥毫在一张纸上为该书写了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特别强调自己不懂文艺,这是头一次如此“班门弄斧”。他希望这个题词能对出版起点作用。彭总写完之后,把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叫来,让他把自己的题词转交给太行新华书店。就这样,1943年9月,扉页上印着彭德怀题词的只有薄薄的22页、土纸铅印本《小二黑结婚》顺利地出版了。
  毛泽东称赞:“太行山
  出了一个了不起的青年作家!”
  小说《小二黑结婚》在彭老总的关心下很快和读者见面了,很受欢迎。连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都喜欢这本薄薄的小册子。1944年,新华书店决定重新排印,再版2万册,并特加以说明:“这本为老少爱读爱听的自由结婚的通俗故事,自去年九月出版以来,风行一时,不几日就卖完了,本店为满足各地读者的需要,特再版发行。这次是用大号字排印,并附有趣的插图。”
  与此同时,小说被党的文艺工作者编成各种地方戏,老百姓口口相传,田间地头、打谷场唠家常,都会听到老百姓在对小二黑、小芹品头论足。一时间,自由恋爱的新名词常挂在背着篓子砍柴的小伙子、穿着家纺小花袄的俏姑娘嘴上,连村里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娘也知道有个小二黑、小芹。
  小说出乎意料地受到群众的欢迎,掌声一片。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行山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文艺界同行则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冷淡,鲜有杂志、报纸加以褒扬、肯定。批评者却为数不少,说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写男女恋爱的爱情婚姻琐事没有什么意义。杨献珍看了这些说辞,坐不住了,马上要写文章进行批驳,但彭德怀却安抚他说:“你们不必为此事急于去打笔仗,老百姓心里自然有杆秤,总会有人站出来讲公道话的。”彭德怀既有此话,杨献珍也只好暂时作罢。他把这些非议汇报给时任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后来邓小平在好几次会议上就针对人们对《小二黑结婚》的非议,批评了一些同志错误的文艺观点。但这种非议之声忽高忽低,始终没有间断过。
  1943年年底,彭德怀又将《小二黑结婚》和赵树理的另一部小说《李有才板话》送给了在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大加赞赏说:“太行山出了一个了不起的青年作家!”不久,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周扬撰文称:“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赵树理同志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此后,文艺界对《小二黑结婚》的争议结束。
  最有意思的是,一位外国记者在采访了赵树理后,写了一本叫《中国震撼世界》的书,介绍赵树理,并说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
  为宣传婚姻自由被改编为歌剧
  1950年,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诞生了,大家都觉得应该好好宣传一下。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室主任、歌剧系主任马可,这位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者之一,一直琢磨着怎样通过创作民族歌剧来探索建立中国自己的歌剧理论。他把歌剧系首届本科班的学生招来,要求他们编演个剧目,自己创作剧本。经过几次讨论,大家选了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觉得这部小说倡导的婚姻自由、爱人不爱财,很适合配合《婚姻法》的宣传。这样,很快成立了《小二黑结婚》创作组,由田川、杨兰春执笔,马可、乔谷、贺飞、张佩衡作曲。
  田川、杨兰春两人结伴到风景秀丽的北海公园开始了再创作。之所以选择北海公园作为二人的“创作室”,主要是因为公园离中央戏剧学院近。天气暖和的时候,就在亭子里写,倒也别有诗意;天冷了,就找个避风的房子躲进去写,还乐得不要交烤火费。田川当年26岁,来自部队的他,有部队发的生活津贴,算是个小高干。杨兰春来自地方,是一个豫剧演员,民间艺人出身,小时候还被卖给过戏班子,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可是对各种地方戏曲很熟悉。田川乐得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每天买两个烧饼二人分着吃,渴了喝口水。可时间一长,两个人都担心起一个问题来,改编歌剧耽误了学习,到时毕不了业怎么办?系主任马可了解到他们的顾虑,哈哈一笑,告诉他们改编剧本也是学习提高,能学到很多知识。如果能把剧本改编成功,给你们满分都行。马可的一句承诺让二人悬着的心落下了,他们快马加鞭,完成了初稿。两人与表演教学研究组组长胡沙兴高采烈地去拜访赵树理,想着赵树理一定高兴他的小说被改成歌剧,乐意做指导,哪知道,赵树理上上下下把三人打量一番,不紧不慢、不冷不热地说:“你们艺术学院的洋学生,搞不了我那个土玩艺儿!新凤霞改成了评剧,在前门已经演了一年多了,你们的本子要是能演一年多,你们就改。先把本子放在这儿吧!”
  三个人像霜打了的西瓜秧,垂头丧气地回去了。可没过几天,赵树理打电话说自己把他们改编的剧本认真看了一遍,觉得不错,想和他们谈谈进一步修改的意见。这让他们喜出望外。这次,杨兰春见到赵树理,没先谈自己改编的剧本,而是和赵树理聊起了自己最熟悉、最拿手的各种民间地方戏,豫剧、黎城落子、武安落子,特别是山西一带的地方戏曲,这话题很合这位“山药蛋”作家的口味,最后的结果是赵树理完全同意改编了的剧本,同意做指导。但他提出了两个建议,一个建议是希望将民间戏曲唱词融入到歌剧《小二黑结婚》中。杨兰春晚上关起门来,把脑子里背诵过的很多民间小戏的唱词,一边唱,一边写,作为素材,交给田川,田川就根据不同人物的性格需要,为其挑选,然后取其精华进行再创作。赵树理的另一个提议,是马可、田川、杨兰春、郭兰英等十余人到故事发生地山西太行山区去体验生活。后来,他们真的来到太行山区,走了有数百里的山路,体验了沿途的大量风土人情、民歌民俗。到了小芹原型生活的那个村子,一眼就看见村头有一池清水,想到小芹当年一定在这里洗过衣服,就很自然地设计了小芹洗衣的情节和唱词:“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小芹我洗衣衫来到了河边……”   彭丽媛演唱赢得金牌
  《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是歌剧《小二黑结婚》这部歌剧中最具艺术魅力的唱段之一,是扮演小芹的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唱响的。著名歌唱家彭丽媛一直以来把郭兰英的演唱视为自己的标杆。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郭兰英是她的老师,每星期8节课,一学就是一年。戏曲表演出身的郭兰英把自己多年的舞台戏曲经验倾囊相授。开始她在听了彭丽媛唱的几支歌后,说不行,喉咽壁开得太大,得往回捏,才能唱出风格……之后,郭兰英让她拿到班上在期末汇报中去唱,一个要求:就是让她放松,不要唱歌,而是唱情,不是唱,而是说,带着情说,一丝都不要断,要沉下气大胆放开声唱。果然收到很好的效果。彭丽媛对郭兰英是手、眼、身法,一招一式都认真学习、模仿,笔记都记了厚厚一大本。
  在村外的小河边,“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小芹我洗衣衫来到了河边。二黑哥县里去开英雄会……”这段是小芹洗衣衫时的唱段,但小芹不是为了洗衣衫来的,而是背着爹娘来村口等心上人小二黑的。彭丽媛举手投足,唱水让听众感受到水流,唱天让观众感受到天空,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小芹纯朴可爱的形象,又表达了小芹对小二黑的急切思恋。“你去开会的那一天……人多眼杂我没敢靠前”,每一个字、每一个腔、每一个弯都表达到位,把小芹那少女的羞涩含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人都夸你是神枪手,人人都夸你打鬼子最勇敢”,彭丽媛用眼睛、用手、用身体的肢体语言借小芹之口表现出小二黑练就过人的本领和英勇机智地组织抗击侵略者的光辉形象,唱出小芹心中的自豪和骄傲,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彭丽媛说中国歌剧里的韵味像我们扎头发的猴皮筋,扯来扯去,揉来揉去,把它扯开了再慢慢合上,用气息把中国歌剧的韵味展现得一览无遗。
  在首届全国电视中国民族声乐比赛中,最后阶段的最后一轮彩排,彭丽媛虽然因事没参加,但在赛场上,她自然、精湛地演唱了《小二黑结婚》的《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唱段,毫无悬念地赢得金奖。
  当彭丽媛把鲜花献给自己的老师郭兰英时,郭兰英说这是丽媛自己努力的结果。
  歌剧《小二黑结婚》,郭兰英的精典演绎,彭丽媛的创新传承,塑造了小二黑和小芹勇于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要求自由恋爱的形象,鼓舞了几代青年移风易俗,追求自由恋爱。她们为新中国的婚姻法宣传和普及留下了辛勤的汗水。今天婚恋自由已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历史不会忘记她们对社会文明、进步的卓越贡献。○
  责任编辑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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