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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兰：
就江明同志（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人员——编者注）回延安之便，再带给你几个字。
乔迁同志（杨立三爱人——编者注）那批过路的人，在几天前已安全通过敌之封锁线了，很快可以到达延安，想不久你可看到我的信。
希特勒“春季攻势”作战已爆发，这将影响日寇行动及我国国内局势，国内局势将如何变迁不久或可明朗化了。
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地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须人照顾的。
此间一切如常，惟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疆（姜），还有廿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今年没有种花，也很少打球。每日除照常工作外，休息时玩玩扑克与斗牛。志林（刘志兰弟弟——编者注）很爱玩排（牌），晚饭后经常找我去打扑克，他的身体很好，工作也不坏。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在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廿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三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不多谈了，祝你好！
叔仁
五月廿二日晚
左权，1905年生于湖南省醴陵县，1924年考入广东省湘军讲武堂，后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左权妻子刘志兰是北京人，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经朱德和康克清做媒，1939年4月16日，左权和刘志兰在山西省五台县潞城北村结婚。
1942年5月19日，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北部开始了大“扫荡”。22日，日军到达左权所在部队的驻地附近。通过对战场局势的分析，左权认识到：“我们目前的处境是相当艰苦的。”在这种环境下，他担当起了掩护北方局、总部党校和整个后方机关安全转移的任务。出发前，他给远在延安的妻子写了这最后一封家书。
从1940年8月到1942年5月，左权和深爱的妻子、幼小的女儿已分别整整21个月了。在分别的每一天里，他都想念着妻子和女儿，但残酷的战争环境，却无情地把一家三口分隔在前线、学校、保育院。这使得左权这位久经沙场的铁骨将军在信中表达了“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无奈，及对妻女“何时相聚，念、念、念、念”的无限感慨。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说过：“一切真正的大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因为爱情而发狂的人。因为伟大的事业抑制了这种软弱的感情。”左权对妻女的思念是深沉而细腻的，他并没有沉湎于个人的感情之中，而是化思念为力量，如他信中所说：愿在党的整顿三风下各自努力求进步，“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写完这封信后，5月23日晨，左权指挥部队开始转移。25日，在一次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左权牺牲后，刘志兰强忍悲痛，在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纪念文章。她写道：“为了革命我贡献了一切，包括我的丈夫。你所留给我的最深切的是你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崇高的牺牲精神，和你全部的不可泯灭的深爱。”
题图 1940年8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和夫人刘志兰、女儿左太北合影
（本刊编辑部辑）
就江明同志（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人员——编者注）回延安之便，再带给你几个字。
乔迁同志（杨立三爱人——编者注）那批过路的人，在几天前已安全通过敌之封锁线了，很快可以到达延安，想不久你可看到我的信。
希特勒“春季攻势”作战已爆发，这将影响日寇行动及我国国内局势，国内局势将如何变迁不久或可明朗化了。
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地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须人照顾的。
此间一切如常，惟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疆（姜），还有廿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今年没有种花，也很少打球。每日除照常工作外，休息时玩玩扑克与斗牛。志林（刘志兰弟弟——编者注）很爱玩排（牌），晚饭后经常找我去打扑克，他的身体很好，工作也不坏。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在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廿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三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不多谈了，祝你好！
叔仁
五月廿二日晚
左权，1905年生于湖南省醴陵县，1924年考入广东省湘军讲武堂，后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左权妻子刘志兰是北京人，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经朱德和康克清做媒，1939年4月16日，左权和刘志兰在山西省五台县潞城北村结婚。
1942年5月19日，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北部开始了大“扫荡”。22日，日军到达左权所在部队的驻地附近。通过对战场局势的分析，左权认识到：“我们目前的处境是相当艰苦的。”在这种环境下，他担当起了掩护北方局、总部党校和整个后方机关安全转移的任务。出发前，他给远在延安的妻子写了这最后一封家书。
从1940年8月到1942年5月，左权和深爱的妻子、幼小的女儿已分别整整21个月了。在分别的每一天里，他都想念着妻子和女儿，但残酷的战争环境，却无情地把一家三口分隔在前线、学校、保育院。这使得左权这位久经沙场的铁骨将军在信中表达了“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无奈，及对妻女“何时相聚，念、念、念、念”的无限感慨。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说过：“一切真正的大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因为爱情而发狂的人。因为伟大的事业抑制了这种软弱的感情。”左权对妻女的思念是深沉而细腻的，他并没有沉湎于个人的感情之中，而是化思念为力量，如他信中所说：愿在党的整顿三风下各自努力求进步，“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写完这封信后，5月23日晨，左权指挥部队开始转移。25日，在一次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左权牺牲后，刘志兰强忍悲痛，在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纪念文章。她写道：“为了革命我贡献了一切，包括我的丈夫。你所留给我的最深切的是你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崇高的牺牲精神，和你全部的不可泯灭的深爱。”
题图 1940年8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和夫人刘志兰、女儿左太北合影
（本刊编辑部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