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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写过一篇题为“立论”的短文，在文中他借“老师”之口给我们讲了这样一则小故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然后，鲁迅先生仍借“老师”之口不无褒贬地感叹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
鲁迅先生讲这则故事的本意，是讽刺当时社会上那些以谎言奉承人的丑恶现象，同情和赞赏那些敢于说实话却不得好报的人。不过，单从说话的角度而言，笔者以为“说富贵的许谎”此言未免有些武断，“说必然的”确实该打。
首先，一个新生儿，将来能否“发财”“升官”，实在未可知。从人的成长结果来看，要么“发财”“升官”，要么不能“发财”“升官”，两者的几率各为百分之五十，既然如此，何以断定“这孩子将来”“要发财”“要升官”是“许谎“呢？即便这个男孩将来果真没有“发财”或“升官”，客人所云也不是恶意地说谎，而是一种美好的祝福。因此，一个“得到一番感谢”理所应当，一个“收回几句恭维”无可非议。在这里，千万不要把“发财”“升官”看成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只要这孩子将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合法地积累了财富，就值得期待；只要这孩子将来公正清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就是国家、百姓的幸事。
其次，一个人出生之后所面临的最终结局是死亡，这决不是那个客人独特的新见解，有生就有死，这是人所共知的自然万物代谢的必然规律。而在男孩满月的喜庆之际，预言“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于情于礼都有失妥当，甚至残忍，“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实属咎由自取，不值得怜悯同情。抛开那个客人的阴暗心理不论，单就他不会说话招来痛打，也是活该。
说话是一种艺术，有些时候，有些场合，或者面对特定的对象，实话未必要实说；相反，只要不是为了私利或心存恶念，说一些善意的“谎言”十分必要。到底说什么，怎么说，得体与否才是重要的标准。比如，面对身患绝症、生命垂危的病人，有道德的医生是不会当面告诉患者实情的，他会说一些谎，给患者以心理上的安慰。又比如，在所有公司的开业庆典上，也从没有人从“实”的角度，预言某个企业最终会消亡，尽管这消亡是万事万物的必然。
遇吉则喜，遇凶则悲，乃人之常情。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不只说话要得体，举止音容也要适度。庄子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庄子的好朋友惠施说他太过分了；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1960年出席联合国大会时，竟在会场上脱下皮鞋猛敲桌子，一时成为政治笑谈。为什么？因为他举止不得体。被网友戏称为“表哥”的前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杨达才，在36人死、2人重伤的车祸现场满脸笑容，引起网友公愤。为什么？因为他表情不得体。
得体的言行，能反映一个人的修养高度，也有利于融洽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主张宁做“说富贵的许谎”者，不做“说要死的必然”者。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然后，鲁迅先生仍借“老师”之口不无褒贬地感叹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
鲁迅先生讲这则故事的本意，是讽刺当时社会上那些以谎言奉承人的丑恶现象，同情和赞赏那些敢于说实话却不得好报的人。不过，单从说话的角度而言，笔者以为“说富贵的许谎”此言未免有些武断，“说必然的”确实该打。
首先，一个新生儿，将来能否“发财”“升官”，实在未可知。从人的成长结果来看，要么“发财”“升官”，要么不能“发财”“升官”，两者的几率各为百分之五十，既然如此，何以断定“这孩子将来”“要发财”“要升官”是“许谎“呢？即便这个男孩将来果真没有“发财”或“升官”，客人所云也不是恶意地说谎，而是一种美好的祝福。因此，一个“得到一番感谢”理所应当，一个“收回几句恭维”无可非议。在这里，千万不要把“发财”“升官”看成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只要这孩子将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合法地积累了财富，就值得期待；只要这孩子将来公正清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就是国家、百姓的幸事。
其次，一个人出生之后所面临的最终结局是死亡，这决不是那个客人独特的新见解，有生就有死，这是人所共知的自然万物代谢的必然规律。而在男孩满月的喜庆之际，预言“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于情于礼都有失妥当，甚至残忍，“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实属咎由自取，不值得怜悯同情。抛开那个客人的阴暗心理不论，单就他不会说话招来痛打，也是活该。
说话是一种艺术，有些时候，有些场合，或者面对特定的对象，实话未必要实说；相反，只要不是为了私利或心存恶念，说一些善意的“谎言”十分必要。到底说什么，怎么说，得体与否才是重要的标准。比如，面对身患绝症、生命垂危的病人，有道德的医生是不会当面告诉患者实情的，他会说一些谎，给患者以心理上的安慰。又比如，在所有公司的开业庆典上，也从没有人从“实”的角度，预言某个企业最终会消亡，尽管这消亡是万事万物的必然。
遇吉则喜，遇凶则悲，乃人之常情。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不只说话要得体，举止音容也要适度。庄子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庄子的好朋友惠施说他太过分了；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1960年出席联合国大会时，竟在会场上脱下皮鞋猛敲桌子，一时成为政治笑谈。为什么？因为他举止不得体。被网友戏称为“表哥”的前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杨达才，在36人死、2人重伤的车祸现场满脸笑容，引起网友公愤。为什么？因为他表情不得体。
得体的言行，能反映一个人的修养高度，也有利于融洽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主张宁做“说富贵的许谎”者，不做“说要死的必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