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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一
行李不用收拾，就一个铺盖卷，两年前从家里扛到警校，两个月前从警校扛回家里，现在我要扛着它到小城公安局报到。
小城是東北的一个县城，离“本市”七公里，被包围在“本市”的几个区中间。到小城公安局大门前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我放下铺盖，满头大汗。这是一个足有二十亩地的大院子，里面错落着十几栋平房，大门两侧分别竖着挂着象征这个院子身份的牌子，东侧是小城县公安局，西侧是小城县检察院。上中学的时候和姐姐来县里卖自留地里产的土豆，曾经从这个单位的门前路过，只偷偷地瞄了一眼，便一直刻骨铭心。让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一瞄成谶”，今天，我竟然成为了这个院子里的一枚。
我落落汗，平静一下过速的心跳，走向东侧的传达室。这个时刻永生难忘，也应该告诉大家：今天是1982年9月7日。两个小时后，我成了小城县公安局刑警队的一名刑警。
重要的事再说一遍，我是刑警，我叫张有才。
传达室里面摆放着四张办公桌，两张放在门口，可能是接待外来人员的，另两张放在东边，挨着隔壁墙，墙上开了一个玻璃窗，玻璃是推拉的，能看到里面是一个套间，仿佛有人在里面睡觉。屋子中央放着一个木茶几，两个老头儿在下象棋，一个看模样有七十岁了，他的脑袋与一个硕大的年代久远的核桃一般，褐色的包浆在脸上头皮上估计浸润了足足半个世纪。另一个年轻一些，估计也有五十多岁，但头发已经全白，不止是白，是非常非常白。这么白的头发我还是第一次见，总有一种他缺血的感觉。他们两个都穿着老头儿衫，这是北方对带袖子的背心的俗称。我还能断定，老头儿衫原本应该是白色的。
我在旁边看了二十多分钟，两个人与其说是下棋，倒不如说是在打架，拿着棋子的手一个比一个举得高，狠狠摔在对方的棋子上，然后像变魔术一样用拇指和小手指把那个被自己杀死的尸体从杀手的身体下抽出来。每一次杀戮，他们两个都有自己的口号，我花了十分钟才听清并且理解了他们各自拥有的也是仅有的一句绝杀令，老者的是：我靠你牛倌！年轻些的是：我管你牛倌羊倌！“靠”字是我为了适应现在的读者而变异的，他们当时说的是那个字，你懂的。
下午一点半是机关上班时间，两人准时停战，年轻的老同志简单问了问我的情况，指点我到政治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县公安局的教导员，姓鲁。老者是公安局的老传达，以前是食堂炊事员，再以前是公安部队的炊事员，姓季。
政治处的政工干事姓柳，四十多岁的男生，个头不高而且清瘦，瘦得有点儿像营养不良，我敢打赌他的净重绝对不足八十斤。蜡黄蜡黄的脸，和他的姓氏一样柔软纤细的腰身，幸亏还有下巴上稀稀疏疏的几根黄胡须和上下移动极快的喉结。他只是不经意地扫了我一眼，把我递到他手上的报到介绍信放在桌上，拿起电话打给政治处主任。我根本没注意他说了些什么，估计是汇报有一个毕业生来报到了，但我着实让他说话的声音吓了一跳——清脆的女童音。后来我听说了他的一段比较经典的轶事：那个时候拨打长途电话要通过邮电局接转，他要求接转长途电话，交换台的女孩儿不仅不给办理，还给公安局领导打电话告状，说公安局经常有小孩儿骚扰长途台。
柳干事在办公桌和卷柜之间来来回回走动，柳腰有些向右坠，我这才有了更惊人的发现——他的右胯上挂着一支手枪，看个头儿是“五四”。我身不由己地走到他身边细细打量。的确是一把“五四”式手枪，虽然枪身隐藏在枪套里，但握柄上最容易被汗水浸到的烤蓝还没退色。我顿时心痒难耐，恨不得连他一起挂在我的腰上。转念一想，政工干事都是“五四”，我这个警校毕业生肯定要去一线，枪是必须的，而且不会太差，至少也得是“五四”吧。
爱屋及乌，柳大哥的形象在我眼中顿时高大起来，身子骨也瞬间硬朗了。并且，柳大哥讲话理也不偏，把我的入职手续很快办好，嘱咐我把一张介绍信送到隔壁东院的县人事局。等我回来的时候，他把我的宿舍都安排好了，还告诉我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局党委一周前就研究决定了，我们这批警校毕业生都分配到刑警队——说是一批，其实就我和小伊两个人。
我们的宿舍其实和传达室是一趟平房，宿舍在最东侧，有一条走廊能直接通往传达室，如果你不去传达室的话还有另一个门直通后院。宿舍是两人一间，典型的北方火坑，炕梢已经有人住了，别无选择，我只好把行李在炕头安顿停当。把脸盆拿出来，毛巾还是湿的，赶紧晾在椅子的靠背上。上炕躺一会儿，可一闭眼睛又是那把“五四”手枪。我坐起来听听走廊的动静，真希望柳干事这个时候推门进来吩咐点儿什么事情。看看手表，已经到了下班的钟点，我去食堂吃晚饭，食堂的位置柳大哥早就指点我了。
做饭的老太太姓董，可能是食堂就我一个人吃饭的原因，我一边吃饭一边接受她的讯问，差点儿问遍了祖宗十八代，简直就是预审员投胎转世。后来我才知道，她老头儿真是县局的预审科长，患胃癌去世了，局里为照顾她一家的生活，安排她接替老季头儿在食堂当炊事员，核桃老人就此转任传达室。
话痨老太太有一个信息对我是有用的：食堂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吃饭？因为老土河乡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局长副局长都去了，刑警队更是连窝端，已经十多天了。
“肯定没破案，破了早回来了。”老太太胸有成竹。
呵呵，我把老太太从头看到脚，确认她没带枪。
二
虽然才是初秋，但晚上已经凉意笼罩。我走出食堂没到一分钟，身后的灯就灭了，整个儿院子能看到灯光的地方就是传达室，透过窗户，隐约看见一个老民警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报纸，一副老花镜闲散地搭在鼻梁上，他的目光不时从两个镜片的上方撩起，看看漆黑的窗外。在我犹豫着是否进屋和进屋后怎么打招呼更得体的时候，一趟平房里一间办公室的灯突然亮了，我毫不犹豫地向那间办公室走去。对我来说，任何一间办公室都比传达室有吸引力，何况我还不知道刑警队在哪儿，万一那个地方就是刑警队呢。
这趟平房中间有一个敞开的过堂房，门楣上挂着个巴掌宽的蓝牌，字是白色的，仔细一看，正是“刑警队”三个字。沿走廊右转第一个屋就是那个亮着灯的办公室，门楣上也有巴掌宽的蓝牌牌，写着“内勤”。门是开着的，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一个中年男子在闭目养神。 我犹豫兼狐疑起来，从灯亮起来到我走到门前不会超过两分钟，他是开门开灯然后一个箭步坐到椅子上开睡？还是本来就在椅子上睡着的，灯自己亮了，灯是梦控的？那个年月声控灯还没人见过。
怎么办？退回去是那个既陌生又寂寞的宿舍，迈一步就是撩拨所有年轻人最敏感的那根神经的刑警队，我即将从事并可能奋斗一生的神圣职场……我轻轻敲了敲那扇本不用敲的门，以唤醒这个打坐的禅师。
他的眼睛极不情愿地睁开，映入他眼帘的是和他一模一样的蓝警服，他顿时精神了许多，坐直了身子，示意我可以进来，又进一步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我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刑警队伍的一名新兵，要向他学习之类，具体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他说他姓李，是刑警队的内勤。刑警队老老少少都去老土河乡了，因为案件重大，他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吃完饭再赶回来，前几天经常有电话打回来要查一些情报资料，这几天电话少了。
“今天，”他看看桌上的台历，“已经整十天了。”他指了指墙角的木板床，意思是他同样在这儿坚守了十天。我和他第一次打交道，分不清他脸上的是疲惫还是慵懒，如果他在这儿挺了十天，应该是疲惫不堪了吧。
“李大哥，今晚我替你值班行吗？”说完这句话我自己都感觉不妥。果然，他摇头连说不行。我低下头，感觉自己的脸一热。他马上说不是我信不过你，万一真来电话要查东西，你找不到。他说的确实有道理，我自责刚才的脸红就红得有些小气，人家这是敬业。同样敬业的还有白天给我办手续的柳干事，我忽然想起来，怎么没看到李大哥的枪呢？他应该有枪啊。仔细看看他的腰，光秃秃的，倒是比柳干事的腰粗壮许多。
可能是我的“见义勇为”打动了他，或者是我们两个目前只能共享这一个话题，李大哥给我介绍了刑警队的一些基本情况。眼瞅着夜里十一点了，他还谈兴正浓，我抓住一个空当儿说：“要不你去我宿舍睡吧，那里是火坑，比你这个木床暖和些。我在这儿替你一宿，有事我去叫你。”
他愣了一下，起身走到木床边，从叠着的被子底下拿出一把带着牛皮枪套的手枪，麻利地套进同样也是牛皮的裤腰带上，动作快得我都没看清枪的型号，就被上衣盖住了。“你替我守一个小时，我回家一趟，如果来电话，你第一说我上厕所了，第二最重要，”他指着桌上的一个记录本，“把电话内容一定记清楚。”
我一直盯着电话，没仔细考核他去了多长时间，只是记得他很快就回来了。好在电话一直也没响。“他去厕所了”这个谎言也就如期搁置，让我们两个在这个夜晚都保住了“晚节”。李哥回来后，话题自然就转移到他的家庭上，毫不吝啬地夸奖自己的老婆：“你嫂子说了，找个时间请你到家里吃顿饭。”
我那会儿好像着了魔，注意力都在他的枪上，眼睛一刻不离地盯着他的腰，根本没听清他代嫂子许下的诺言。后来时间不长，他们两口子真就兑现了。而且，他老婆真挺漂亮。
继续聊了一阵儿，眼见着李哥的语速一句慢似一句，最后像没了弦的钟摆一样停住了，两片眼皮也卷帘门一样放下来，又复辟到禅师入定的状态。我这才醒悟，礼节性地招呼一下，赶紧告辞。现在想来，我那个时候的情商简直就是负数。
第二天，也就是9月8号，中午食堂吃饭的人稍多了些，有的跟我搭讪一两句，有的只是瞄我一眼。早餐时还在审查我有没有对象的董老太太这时候和一个中年女民警唠得正欢，声音低得可能她们自己都听不见。吃了没多会儿，鲁教来了，端着饭碗径直走到我们这个饭桌挨着我坐下，我赶紧象征性地往另一侧挪挪。“小张啊，今年多大？”“是党员吗？”“家是哪个乡的……”
我内心不免感叹，一级有一级的水平，二把手的交流能力和条理几句话就显现出来。鲁教顺便问了小伊的情况，内容和问我的基本一样。他的饭量小得可怜，但因为和我唠嗑，用餐的时间长了点儿，食堂的窗户探进来一个硕大的“核桃”：“找死不等天黑啊！”
按说小伊应该和我同一天报到的，可他到现在还没露面，不知是什么个情况。1982年小城籍的警校毕业生就我和小伊两个人，他家离小城比我家还远大约二十公里。在警校，老乡关系是位列第一的非组织关系，我和小伊在警校这两年被同学们称为铝合金，听上去好像是超硬的组合。那个时候铝合金还是民间的稀罕物，等铝合金普及之后，我才知道其实铝合金并不硬。
我和小伊的关系堪称我们这届的典范。举个例子吧，他小学初中高中女同学的来信都让我看，其中两封后面还有附近照几张的字样。但照片他死活不让我看，后来他干脆说对方没寄。尽管如此，非常重要的回信他还是让我给他把关，至于他犯了抽烟、熄灯后说话等错误的检讨，开始是让我帮忙修改，后来干脆由我捉刀。他的理由是，谁让你喜欢写作呢，赐给你一个练笔的机会。而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两个在外面排队买火车票扛大件行李挤公交占座之类，他必须义不容辞。我的理由是，谁让你身强力壮而且还不会写东西。两年下来，我和小伊成了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异父异母亲兄弟。
8月12號，他到水泉乡酸枣沟找我，村里出了名的热心肠老妈硬留他在我家住了两宿。我们两个除了参观村容村貌，重要的是双方磋商了去小城公安局报到的时间。其实我提出的方案是9月1号，因为参加工作的时间是值得一辈子铭记的，而9月1号是全国学校统一开学的时间，好记，而且在这一天上班，也是对我们疯过的学生时代的一个纪念，多好啊。他否定了我的提议，理由也非常充分，他哥哥9月5号结婚，如果我们9月1号报到，他4号还要返回去，刚上班就请假，不好。最后我让步了，我们两个一致决定9月7号县局见。
可是，直到9月10号晚饭开过了，小伊也没来报到。我有些担心，如果是他哥哥的婚礼出了什么意外，迟个一两天也差不多了，毕竟不是他自己结婚，毕竟这报到的事也非同小可。吃过晚饭，我闷闷地回到宿舍，没有办法，只有等待——或者等到他出现，或者等来他不出现的原因。那个时候全国都一样，等待，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从小就和猫狗有不解之缘，最高峰的时候我家有三只狗两只猫，对它们的习性了如指掌。狗只关注树的根部，特别是公狗，要仔细收集它遇到的每棵树根部的信息，同时还要随时发布自己的信息。至于树上面的情况它从不关心，那里不是它的势力范围。猫与狗截然相反，猫遇到树的时候首先要观察树的上面，因为那里有它的食物和它的竞争对手。老袁头儿不是凡人，在刑警队混过十年以上的，不成精也是黄鼠狼。
五
我从来不问老袁头儿“今天我们去哪儿”或者“什么时候回来”，因为那不是我能决定的，这一点上我可以自诩和狗一样有自知之明。但今天我却希望早点儿结束，我一直惦记着大杨树上铐着的三个人，如果是老土河案子的嫌疑人，我们还乱走什么呢？
进大门的时候，我下了车，虽然大门并没有关着而且老袁头儿已经直接骑了进去。大门右侧挂着一块牌子，斑驳得像得了牛皮癣，上面的字像甲骨文，得使劲儿看才能辨认出县水产品公司的字样。韩金玉的一个远房侄子在这儿工作，但据说和大茄子关系一般。
保卫科长在等着我们，看样子他和老袁头儿挺熟。屋里还有一个年轻人，看模样比我大几岁。我和老袁头儿都以为是保卫干事，坐了一会儿才知道他就是韩大茄子的侄子，叫韩伟，是水产品公司的采购员，平时经常出门在外。老袁头儿很早就跟保卫科长打了招呼，昨天韩伟刚回到小城，保卫科长就通知他了。
既然要找的人已经在眼前了，我们就省去了先商量一下询问重点这个环节。老袁头儿直接开问，我做笔录。韩伟的父亲是韩金玉的堂叔伯弟弟，老家也是老土河的，十几岁就离家投奔在丹东的姑姑，抗美援朝时报名参军，因为对鸭绿江熟悉，部队没让他过江参战，而是留在江边守卫鸭绿江大桥。战争结束后，他因为负过伤，政府按政策给他安排工作，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要求回原籍。1955年他退伍回到小城，安排在小城水产品公司当副经理，退休后儿子韩伟接班，进公司当采购员，那是最紧俏的岗位。
“你们的带鱼都从哪儿进货啊？”老袁头儿问韩伟。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个“北门商店批带鱼”的典故，如果知道了，我可能会笑场。
“浙江舟山。”韩伟拿出烟发给我们。那个牌子把老袁头儿镇住了，拿出火柴先给韩伟点着，自己也点着，然后把火柴放在烟盒上。
“我常驻舟山。”韩伟大方地把烟盒往老袁头儿跟前挪了挪，像是不经意，但脸上的骄人是故意的。
老袁头儿咽了咽口水，把话题引到他伯父身上，说事情发生了，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我们正全力以赴缉拿凶手，云云。还没寒暄完，韩伟的一番话让老袁头儿、保卫科长还有我都呆住了：“我那个伯父是死有余辜，他今年不被杀明年肯定被杀，张三不杀李四保不齐要杀，我是工作太忙抽不出工夫，不然说不定我都要去杀他。”
我看看老袁头儿，他在认真地打量韩伟。我想从老袁头儿的表情上寻找到细微的变化或者直接的指令，以便决定是在瞬间扑上去抑或悄無声息地溜出办公室给刑警队打电话。但他的脸仍然是侧对着我，我把身子使劲往左倾，确信老袁头儿的面部表情没有丝毫异常。老袁头儿抽出一根韩伟的烟递给他，又给他点着。保卫科长给韩伟的茶杯添了水。两个人的潜台词是一样的：你说。
韩伟开始了他的讲述，我听入了迷，老袁头儿却像听过N遍一样无动于衷。
韩金玉最早是小城医院的内科大夫，韩伟的父亲韩景玉转业来到小城水产品公司的时候，伯父还给父亲介绍过对象，是他们科的一个护士。据父亲说，处了几天就发现护士和自己的哥哥举止言谈过于轻佻，父亲找个理由分手了。伯父的业务在科里是没说的，只是人际关系有点儿问题，具体说就是和男同事关系过于紧张，和女同事关系过于亲密。后来又扩展为对男患者过于冷淡，对女患者过于热情。再后来，每年都有女患者闹到科主任甚至院领导那里，导火索无非就是用听诊器听女患者心脏的时候时间过长，还常常以摸代听。因为三番五次出现类似问题，他得了个绰号叫“韩厅长”。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四清”的时候清理阶级队伍把他揪出来了，不过，因为检查深刻，他侥幸过关。“文革”的时候又把他揪出来了，脖子上挂了一双鞋游街。当时他弟弟韩景玉是小城革委会成员，他又逃过一劫，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回老家了。
他的工资只养活他自己——老伴早就领着孩子弃他而去，回上海娘家了。他在老土河算是富甲一方，又失去了男人本该有的老婆的天然的全方位全时空的监督，不甘寂寞的韩金玉重操旧业，在家坐堂看病。都重操旧业了，离故伎重演还会远吗？时间不长，他又成了十里八屯闻名的“韩厅长”，上演了活喜剧《韩厅长下乡记》。
小城有领着新媳妇走亲戚的习俗，亲戚家会根据关系亲疏再结合两个新人所带礼物的情况打赏。韩伟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带着媳妇拎着礼物去给伯父拜年，伯父赏了侄媳妇一百元钱，这是韩伟本次活动中得到的最高回馈，伯父还热心地给侄媳妇检查了心脏。
蜜月很快就过完了，和所有的小两口一样，吵架拌嘴是年轻夫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韩伟和媳妇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十天动一次家伙。无论韩伟做什么，媳妇都能挑出毛病来，而且笃信韩伟和单位的女同事有染。韩伟让媳妇拿出证据来，媳妇说有证据，但是不拿。红了眼的韩伟祭出了杀手锏，那是一把一尺有余的日本三八大盖上的刺刀，寒光闪闪，刀身上的血槽看一眼都会让人毛骨悚然。刺刀在手，媳妇虽然没有拿出证据，却说出了三条依据：第一，男人都不是正经东西；第二，韩伟的伯父“韩厅长”原本臭名昭著，那天给她看病的时候连自己的侄媳妇都上手；第三，你们家既然有这种“家族病史”，难保基因不传给你。
韩伟当时就要揣上刺刀连夜够奔老土河，媳妇把他的大腿死死抱住，一直到他睡着。从此，韩伟与伯父断绝了关系。
“我已经几年没去老土河了，我那个伯父被人宰了，也算是报应不爽。”这是韩伟出门时扔下的最后一句话，我感觉这应该是他的真情流露。 我们在水产品公司吃了午饭，下午，保卫科长找来了另一个和韩伟一起去舟山的采购员，印证了韩伟在舟山的行踪，韩伟应该没有作案时间。既然没有作案时间，我想我们应该早点儿回去，看看小伊他们讯问的场面，说不定能学两手。可老袁不仅没有走的意思，还和保卫科长去冷库参观。一个冷库有什么好看的？如果是市里的大库，花样可能还齐全一些，刚才韩伟说了，我们小城只有带鱼这个品种长盛不衰。那时我不知道，老袁头儿只看带鱼。
快下班的时候，保卫科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同志，抱着一摞账本。等她把账本放在办公桌上，她肥硕的身材我才一览无遗，特别让我心惊肉跳的是胸前的一对乳房，说肆无忌惮张牙舞爪绝不为过。
“秦科长呢？”女会计问。
“在冷庫。”我感觉嗓子有些发紧。
“什么急事啊？大老远把我叫来要看我们的账，我坐月子呢……”
我赶紧跑到冷库喊他俩，老袁让女会计把韩伟最近几次出差的报销发票找出来，让我把往返车次和住宿宾馆的名称记下来，然后让韩伟和另一个采购员把这次出差的发票交来，仔细比对，确定没有可疑的地方，女会计才抱起账本嘟嘟囔囔地走了。
保卫科长留我们在公司吃晚饭，老袁头儿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谢绝了。我们出来的时候，保卫科长把我们领到公司的营业厅，老袁头儿买了十斤带鱼，享受职工内部价格。老袁让我也买十斤，我不想买，因为我在小城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看看老袁头儿我不买就要揍我的架势，我只好掏钱买了十斤，确实比外面的便宜些。出了水产品公司，老袁头儿埋怨我，说这是公司经理特批的，那个批条转手就能卖钱，你还不买。我说我回不去家，也没地方放啊。
“啊，那不要紧，给我吧，我给我儿子女儿两家一家五斤。”老袁头儿如猴子一般灵巧地从车子上旋下来，把我自行车货架上夹着的那包鱼放到自己车上，又像早准备好了一样，从裤兜里掏出五块钱塞给我。我说钱就不要了，老袁头儿说那不行，说罢一溜烟儿地走了。
回到局里，正赶上下班时间，我直接骑到食堂门前。小伊在里面吃饭，董老太太坐在他对面。看我进来，她起身给我盛好饭菜，一脸的喜庆：“局里各科室都在打听你们俩，准备给你俩介绍对象呢。”
我们俩埋头吃饭。偷瞄一眼小伊，这孙子一准儿在算计怎样甩开我自己抢先去相看。老太太说：“你们两个都挺好，要是谁家有一对双胞胎姑娘嫁给你们哥儿俩多好啊。”
“都给他吧，我不要。”我看看狼吞虎咽的小伊，“这么能吃，没有两个媳妇怎么行？”
“还是一人一个好，你们两个同学同事又是连襟，多好。”老太太胸有成竹，刚才还是假设，一转眼就好像有几对适龄女双胞胎在手。
我吃完了，小伊站起来去盛饭，我只好放下筷子等他。眼瞅着第二碗吃完了，我起身拿起兜子，小伊又去盛饭。我气得转身往外走，小伊喊我：“别走啊。”
我甩给他一句：“我怕你连我一起吃了！”
六
回到宿舍，我把褥子展开躺上去，闭上眼睛假寐，等着小伊回来。有几个事需要他回答：提前报到的事；他们今天上午抓的那几个人是不是杀韩大茄子的凶手；他借的枪是什么型号，成色怎么样，能不能找个野地儿打几枪？
走廊里有了脚步声，感觉是小伊，我睁开眼睛，同时做好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准备。果然，他一个跃起前倒，上半身蹿到他自己的铺盖上，两条腿搭在炕沿上，炕沿是水泥的，发出了只有和大腿骨磕在一起才有的“笃”声。如果我在他进屋的一刹那仍然闭着眼睛，或者只是睁开眼睛而没有“兔子蹬鹰”的姿态，他的着陆点应该是我的铺盖，我本人将成为他的肉垫儿。这一刻，我为自己的有备无患而自豪。
小伊因为紧急改变落地方向，为自己这次失败的降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然他不会在我开怀大笑的时候一骨碌坐起来，撸起裤管，把脸拧成极痛苦的一档。我本想继续用“我去喊法医啊，用不用尸检”来娱乐他，却一眼看见了褥子上的驳壳枪，和我姐夫给我的那款一模一样。
驳壳枪的正式名称叫毛瑟军用手枪，是德国毛瑟兵工厂19世纪末生产的型号。这款当年在德国几乎没有销路的手枪，却在中国扬名立万几十年。东北人把驳壳枪俗称匣子枪，根据枪管的长短、装弹多少及是否能连发分为一号匣子二号匣子三号匣子，小伊的这把是三号匣子。这把枪一定是小伊落地的瞬间从腰带上掉下来的，我赶紧趁着他要死要活的时候把枪拿过来，不然欣赏一次他即使不拿捏死我也得商量我个半死。
枪的实际年龄比我父亲还大，枪管已经是白铁色，但枪嘴几乎没磨损，特别是准星仍然棱角分明。枪身上有一个精致的扁S形宽一公分的铁鼻子，我认为仅这个东西就可以申报一项科技创新发明大奖，它取代了枪套，让这款在中国极具传奇色彩的手枪能够裸身挂在裤带上。
这把枪好沉。我们在警校的射击课上用的都是“五一”式，虽然锈迹斑斑，但起码是解放后生产的，使用的人心理上能勉强接受。眼下这把驳壳枪的知名度主要来自电影，特别是《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他的腰带上经常插着两把。而现实中，只有在农村公安特派员的腰里别着。如果我领到的也是这样的枪，回到水泉乡酸枣沟，小伙伴们肯定会嘲笑我，更要命的是，有人会怀疑我把小学时的那把枪拿出来挎上了。
小伊平躺在铺盖上，脸上的表情舒缓了些。我把枪放回他身边。枪是侦查员的第二生命，也是他的爱人。而我现在的心情比这把枪还沉重，其实就枪本身而言，无论品牌还是杀伤力，驳壳枪都比“五一”式甚至“五四”式强好多倍，美中不足的是它太老了。这就像娶老婆，一个和我岁数相仿的普通女孩儿，一个民国的影后，我娶哪个？答案毋庸置疑啊。
小伊倒是不在乎：“枪嘛，有一把用着就行了，慢慢等吧。”
我斜了他一眼：“啥意思？”
小伊闭着眼睛，两只手在衣兜里摸索。我看见他的烟早已掉在褥子上了，为了让他快点儿说下去，我起身拿起烟盒塞到他手里。他抽出一支，把一端塞进嘴里再迅速调过来，在叼住另一端的同时，打火机咔的一声响了，唾液湿润过的一头被点燃。他过去没这个前奏啊，我突然想起来，老袁头儿也这么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