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浪漫狂欢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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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就迎来了传统的元宵佳节。人们出门赏月、赏灯、猜灯谜、吃元宵成为世代相沿的习俗。
  甲午年的元宵节恰好在公历2月日,这一天是西方的情人节,中西双节相逢,自然是喜上加喜。情人节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在西方,无论是热恋中的青年男女还是携手步入暮年的夫妇,都会借此日表达心中的美好感情,用心去感受爱情带给他们的幸福芬芳。殊不知,在传统社会中,元宵节同样是一个充满热情与浪漫气息的节日。它将自除夕开始的新春娱乐活动推向新的高潮,将人们从各自的私人空间引向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呈现出万民同乐的狂欢场景。流光溢彩的元宵灯会也为青年男女的相识、交往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乐府神姬﹄、“海洞仙客﹄、“执手行歌﹄、“锦街天陌﹄、年少才俊、“狂心不已﹄,演绎出无数爱情佳话。有人称其为“中国的情人节﹄也不无道理。
  元宵时节
  正月是农历“元月”,古人称夜为“宵”,因此正月十五被称作“元宵”,也做“元夕”、“元夜”。道教称元宵节为“上元节”,与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十五“下元节”合称为“三元节”,认为这是天官赐福的节日。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其有两个源头。一说,汉武帝在正月上辛日于甘泉寺燃灯祭祀太一神,灯火彻夜不息,后来人们将这种习俗移植到正月十五;另一种说法与佛教然灯会有关。东汉明帝迎经白马寺,提倡佛教。他听说佛教僧人有正月十五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宫廷寺庙燃灯礼佛,并令士族庶人挂灯。此后,慢慢发展为全民性的盛大节日。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元宵的节期与节俗活动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就节期而言,汉代张灯一夜,唐时三夜,宋代有两浙钱王送两夜浙灯之说,延长至五夜。明代长达十天,从正月初八起,至正月十七夜才落灯,与春节相连接,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清代节期缩减为四到五天,灯市中又加入了舞龙、舞狮、扭秧歌等百戏内容,更加热闹。
  中国古典名著里多有关于元宵节的描述,就如《红楼梦》中多次提到元宵节。第一次写元宵节是在第一回,甄士隐命小厮霍起带女儿甄英莲去看社火花灯,不料霍起一时疏忽,致使英莲落到人贩手中,历经磨折。应了癞头和尚的谶语:“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可以说,元宵节这场变故是甄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开篇这段甄家的小荣枯实际上也是贾府的缩影。
  《红楼梦》中另一次关于上元佳节浓墨重彩之笔,是在第十七到十八回,贾元春在元宵节夜间归家游园的情景。为了这几个时辰的“天恩浩荡”,贾府上下“年也不曾好生过的”,耗尽人力物力修建了大观园,“园内各处,帐舞蟠龙、帘飞彩凤、金银焕彩、珠宝争辉,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静悄无人咳嗽”,“街头巷口,俱系围幙挡严”,花灯则是“纱绫扎成,精致非常”,连贾贵妃看了,也默默叹息奢华太费。然而,无论外在的奢华如何炫人眼目,终究是做与人看的,身为贵妃,贾元春最想念的还是家人团聚的温情。一场展示皇室以孝治天下的戏份,却以眼泪作结,读者读到此,略过浮华背后,也应当看到以贾元春为代表的后宫女子的悲惨命运。她们背负了家族的使命,抛弃了常人应有的温情,在冷酷的深宫苦苦地消磨自己的生命。
  街市点灯
  元宵节以放灯、观灯为主,大小灯市遍布各地,因此又被称为“灯节”。历朝历代都以十五张灯观灯为一大盛事,这一夜,上至宫廷、街市巷陌,下至乡村田间,大小灯会不计其数。梁简文帝曾写过一篇《列灯赋》:“南油俱满,西漆争燃。苏征安息,蜡出龙川。斜晖交映,倒影澄鲜。”描写了当时宫廷张灯的盛况。
  至隋唐,元宵灯市兴盛起来。隋炀帝时,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在洛阳举行大型灯会,宴请各国来宾与使节,尽展大隋富庶。据《隋书·音乐志》记载元宵庆典十分隆重,到处张灯结彩,歌舞演奏通宵达旦,戏台有八里多长,演奏者有三万余人,表演者有一万八千多人,观灯游赏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唐代,长安灯市盛况空前,燃灯万盏,花灯争奇斗艳。《朝野佥载》载唐玄宗在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绣,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玄宗与太上皇帝王登楼观灯,与万民同乐。唐代灯市中还有乐舞百戏,舞乐喧天,官民俱乐。
  沿至宋代,汴梁、临安灯市更为繁华。北宋出现了万盏彩灯相叠而成的“山棚”。南宋时,先是在大内张灯,继而在宣德门等处搭起高大的鳌山灯。所谓“鳌山”,就是将彩灯堆叠成山,好比传说中巨鳌的形状,其形制较北宋山棚更为壮观。“凡数千百种,极其新巧,无所不有”,又有乐官在上演奏,灯山下有大露台,“百艺群工,竞呈奇伎”。
  明代,京城观灯时间延长至十夜,各地观灯时间则三夜、五夜、十夜不等。京城于东华门外设灯市,街道两旁百市诸行齐聚,各店铺俱张挂绢纱、烧珠、明角、麦秸、通草制成的各式花灯,供人观赏。
  清代,灯市遍布北京城,其中以东四牌楼、地安门外最盛,其次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皆“亦有可观”。《燕京岁时记》载:“自十三以至十七,均谓之灯节,惟十五日谓之正灯耳。每至灯节,内延筵宴,放烟火,市肆张灯。”糕点铺、布庄、绸缎庄等各色店铺纷纷挂出花灯,这些大小、方圆、高矮不一的彩灯有传统的纱绢、玻璃以及明角、西洋灯各种款式。灯上绘有古今故事,山水花卉,飞禽走兽。“市人之巧者,又复结冰为器”,市中各色烟火,竞巧争奇,还有舞火把、舞龙、舞狮、秧歌、高跷等。
  灯谜暗语
  周密的《武林旧事》写到除了宫廷灯展,临安城中富贵人家也有放灯之举,歌舞艺人奔波其间,雅戏烟火,灯烛灿烂。西湖诸寺院中尤以三竺灯市最为兴盛,因有宫廷赐灯,规格很高,吸引市民前去观赏,灯谜也在此时出现。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写元宵节贾母设宴取乐,却因为贾政在场,众人都不敢放肆。贾母看大家拘束,便让贾政去歇息,贾政为了讨老太太喜欢,便要猜灯谜。《红楼梦》里的诗词曲赋都非泛泛之笔,往往预示了人物命运和家族结局。元宵佳节虽然喜庆热闹,却也通过灯谜暗示了曲终人散的结局。比如贾母出的灯谜是:“猴子身轻站树梢。”谜底是荔枝,荔枝者,谐音“离枝”,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话。再比如贾元春做的灯谜是:“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谜底是爆竹。爆竹是易散之物,暗示了贾府繁花似锦之后不免家亡人散的结局。其他诸如探春的风筝、惜春的佛前海灯,都预示了人物最终的命运。贾政亦是聪明人,猜完灯谜便暗自思索:“今乃上元佳节,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为戏耶?”这次写到的元宵节是贾府由盛而衰的的一个预示,承接着贾元春元宵归省的繁盛,以含蓄的方式对故事的走向作了暗示。同时,曹雪芹又以其天才的创造力展现了元宵节的民俗风貌,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贵族内眷的奢华生活。这在其他古典小说是不常见的,《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里提到的元宵节多是外面的街景,不外乎灯市、鳌山、天街、明月等,是出游的热闹。而《红楼梦》是世情小说,题材决定了它的描写范围是以内帷为主的,不写天街灯市的火树银花,专写荣国府元宵夜宴,花团锦簇,这其实对作者有着更高的要求。   民间灯会
  南方民间灯会十分兴旺,浙西硖石灯彩素有“江南第一灯会”之称。硖石灯彩始于唐,至清中期形成了演灯、顺灯、斗灯的盛况。灯彩以竹篾为骨架,糊纸绘图,手工针刺花纹,巧夺天工。灯彩以灯透彩,亮灯之后,各种书画图案跃入眼帘,光影流转,美不胜收。南宋范成大《灯市行》中有“叠玉千丝似鬼工,剪罗万眼人力穷”之句,赞叹它比轻罗、织锦剪裁的罗锦灯更加精巧、美观。迎灯之夜,街头巷尾张灯结彩,人们手提肩舆各式灯彩,四处游走,迎灯的队伍往往绵延数十里,观灯者更是人山人海,一片欢腾。
  元宵之夜,还有诸多民间杂耍戏班,穿梭于灯市、茶肆、酒楼之间,表演异彩纷呈。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元宵临安表演全棚傀儡戏的戏班就有69队之多,官府亦会“支散钱酒犒之”,并在市西坊繁华热闹处,搭台观灯,灯烛照耀如同白昼。即便元宵之后,仍有舞队不断来到临安,多至数十百队。民间艺人也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飞丸掷剑、缘竿走索、怀里藏火、使唤蜂蝶、追呼蝼蚁等绝技,令人目不暇接。元宵之夜的表演多由民众自发组织,自编自演,自娱自乐,普通民众构成了狂欢的主体,他们借此难得的机会嬉笑怒骂,宣泄压抑的情感。
  元宵夜的声响与灯光将民众由平常的生活世界引入非常的情境,他们穿戴非常的衣着,做出非常的行为,而达到狂欢的状态。在摆脱了常规的社会规范和理性约束后,人们暂时到了怪力乱神的世界,装神弄鬼的游行,逾越礼教的化妆表演,充满颠覆意味的模仿笑闹,反被视为精彩。节日的庆典为这种放纵与狂乱提供了合理性的庇护。
  的确,街市点灯令人难忘的不仅是花灯高照,龙腾虎跃,更有笑语盈香,恣意游冶的狂放,面对此番热闹“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看不来”。
  豪门夜宴
  同样是过元宵,豪门贵戚自然不同于一般小富之家,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最后一次写到元宵节是在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这次元宵夜宴描写极为详细,把贵族家庭的摆设、礼节乃至人情世故都作了详尽的描写。作者一上来便提纲挈领地写道:“……早又元宵将近,宁荣二府皆张灯结彩。”接着便是:“至十五这一晚上,贾母便在大花厅上命摆几席酒,定一班小戏,满挂各色花灯,带领荣宁二府各子侄孙男孙媳等家宴。”然后按照陈设、席位、灯彩等写下去。不但有堂会戏,而且“每席傍边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特别显示岁时风光的,不仅有焚烧御赐百合官香的全套工具,还有各色旧窑小瓶中插瓶的“岁寒三友”和“玉堂富贵”。“玉堂富贵”,是折枝牡丹或芍药,一般人家在这种时节极少看得到。这是最能显示豪门贵族之家岁朝气氛的清供(室内放置在案头供观赏的物品摆放)。
  贾母和王熙凤是此次夜宴的主角,而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两个人物对贾府命运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曹雪芹借贾母之口批判了历来的才子佳人小说:“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实际上,这一类的小说在当时的闺阁间还是颇为流行的,作者让贾母批判这些作品便赋予了这位老祖宗不凡的审美能力,再加上她对贾赦的训斥和对荣国府赌博事件的查处,我们不难发现她也是一位不输须眉的巾帼,而且要比王熙凤具备更多的危机处理能力。因此我们不难想象贾府落难之际,这位老祖宗一定有更出色的表现。这次元宵节过完以后,紧接着便是一场接一场的变故,作者在传统的喜庆节日描写中穿插了人物性格的展示和故事结局的暗示,尤为重要的是,曹雪芹也在不经意间向我们展示了清代的贵族家庭是如何欢度佳节的。换而言之,在今天传统节日逐渐淡化的时候,阅读这些经典可以帮助我们寻回那些久远的记忆。
  男妇嬉游
  元陶宗仪辑录《说郛》卷三四引吕居人《轩渠录》载:“司马温公在洛阳闲居时,上元节,夫人欲出看灯。公曰:‘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游人。’公曰:‘某是贵耶?’”司马温公即司马光,是有名的礼法之士。传统社会中,女子平时上街的机会并不多,难怪司马光的夫人也不愿放过这个难得的元宵之夜。
  传统社会出于治安考虑,一般实行宵禁。《史记》载李广将军夜行,被霸陵尉呵止。可见宵禁严格。但是,元宵之夜却是一个例外。为了方便人们观灯,汉代就有元宵解除宵禁的惯制。刘歆《西京杂记》载:“西都京城街衢,有执金吾晓夜传呼,以禁止夜行,惟正月十五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唐代诗人苏道味《正月十五夜》也有“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的感叹。后世历代相传,形成了独特的“金吾不禁”习俗。
  金吾不禁、玉漏不催,人们的行动空间和时间较平常更加自由和开放,这一夜充满着浪漫的气息。北宋李邴描绘当时东京汴梁的元宵之夜,花市盈路、灯火辉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许多才子艳质,携手并肩低语”。良辰美景中,青年男女在众目睽睽之下,肩并肩、手拉手,情意绵绵,真是“这一双情眼,怎生禁得,许多胡觑”。(李邴《女冠子·上元》)于是,男男女女各自与意中人相会,造就无数良缘美眷。
  传统社会对女子束缚甚多,大家闺秀往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即便寻常女子为了生计到处奔波,也碍于礼教,不能肆意游乐。只有元宵这一天,才能借赏花灯自由出入。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买玉梅争戴,缓步香风度”,南观北顾,引人销魂。据金盈之《醉翁谈录》和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北宋汴梁、南宋临安女子在元宵夜都要佩戴“宜男蝉”或称“夜蛾”的节物。“宜男蝉”就是妇女用白纸剪成大蝉形状的饰物。《武林旧事》云:“游手浮浪辈,则以白纸为大蝉,谓之夜蛾。”“宜男蝉”是宜子的喜兆,因此有祈子、求爱的意味,佩戴的人多是未嫁女子。她们在元宵之夜佩戴此物,表达的自然是吸引男子、寻求爱情的意愿。而在周密看来,这般行为未免轻浮,因此称她们为“游手浮浪辈”。
  佳节情缘
  传统小说戏剧中,从来不乏因灯市而缔结情缘的故事。唐孟棨《本事诗·情感》记载一个故事,说南朝陈太子舍人徐德言和妻子乐昌公主恐国破后两人不能相保,便破一面镜子,“乃破一镜,人执其半”,相约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希望相见。最终,两人得以乱世相逢,回归江南终老。从此“破镜重圆”传为佳话。   宋话本《张生彩鸾灯传》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元宵节的爱情故事。宋徽宗时,元宵夜,汴梁城中一位富贵公子张生前往乾明寺着灯,于大殿下拾得一块红绡帕子,帕子上有一首女子的求爱诗,并有一行小字:“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请待来年正月十五夜于相篮后门一会,车前有鸳鹫灯是也。”第二年正月十五,张生如约前往,于乾明寺小轩处与佳人相遇,至此“两情好合,偕老百年”。
  宋代发生在元宵佳节的爱情故事很多,词人歌咏元宵,也多有描述恋情之作。欧阳修《生查子·元夕》描述了元夕夜情人幽会的悲喜场景:“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绵绵之情令人扼腕;辛弃疾《青玉案》“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宋晁冲之《传言玉女》“娇波向人,手捻玉梅低说:‘相逢常是,上元时节’”,柳永《迎新春》“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句。
  元宵节的狂欢都在一个“闹”字,“喧声驱逐夜阑,灯光掩盖夜色”。人们打破了日常的秩序、礼教约束,能够随着节日的动感和韵律自由舒展内心,跟随着最本真的感官指引,获得愉悦,连平素最不易表达的男女情爱也得到了自由流淌的机会。难怪女词人朱淑贞在《元夜》中留下了:“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赏灯那得功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的词句,足见她心中对元宵是何等留恋与不舍。
  占卜祈福
  除了逛灯市,歌舞百戏,元宵夜还有一系列女性特有的民俗活动,比如迎紫姑、走桥、偷青等。这些民俗活动往往包含占卜祭祀仪式,表达妇女对家庭、婚姻、子嗣的期盼。
  先来说说迎紫姑。紫姑,又称姑娘、坑三姑娘、茅姑、子姑等,除是民间传说中的厕神。人们以为她能先知,每到元宵之夜,家中妇女便准备祭品向紫姑祈福,并占卜家中诸事,称为“迎紫姑”。
  紫姑信仰六朝已有,南朝刘敬叔《异苑》卷五载:“世有紫姑女,古来相传是人妾,为大家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鼓世人以其目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视曰:‘子婿不在,曹姑亦归,小姑可出。’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有色,即跳踱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宗懔《荆楚岁时记》亦云:“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
  迎紫姑时,男子不可在场。明代北京正月十五前后夜,妇女扎一草人,穿上衣裙,称为姑娘。祭祀时,两女童从旁扶掖,浇马粪祭祀,敲鼓,唱神歌,祈祷,最后以草人站立或是扑倒,预兆吉凶。
  南方又有“接坑三姑娘”。《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附录九》载:“其实民间之祭祀紫姑为妇女专行,且以坑三姑娘为单独一神,其信仰目的,为问休咎。”相传坑三姑娘本是《封神演义》中一座仙岛上的三位仙姑,名为云霄、琼宵、碧霄。她们因助申公豹与姜子牙作战而死,死后封神,有为落地婴儿化生的职责,因此又带上了送子娘娘的色彩。上海一带元宵夜,妇女须得准备一只竹编簸箕,下挂棉线,线下垂一只银簪,并在祭祀的桌面或者地面撒一层面粉。祭祀时,焚香祷告,请坑三姑娘下凡,接着问询家中诸事。问询完毕,一人或两人扶簸箕,悬银簪于面粉上方。待坑三姑娘显灵,簸箕晃动,银簪随晃动在面粉上划出不规则的图案文字,妇女凭此判断休咎。
  占卜的内容除了祈年、求子,女子们自然也要问问自身的婚姻大事。山东招远、黄县一带,少女们往往在正月十五前后取一簸箕,上置一碗清水,一杆秤,一面镜子。用手把簸箕顶起来,问话,若碗中水跳动,预示新年能找到称心如意的郎君。
  释放心灵
  元宵夜,女子还有走桥习俗。走桥,也叫走百病、散百病,明清走桥大多在正月十五、十六夜进行,各地名称、方式大同小异,大致指妇女结伴夜间出游,以最少走过三座桥梁为标准。其雏形可追溯到唐代。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载:“(正月)八日至十八日,集东华门外,曰灯市。贵贱相沓,贫富相贸易,人物齐矣。妇女著白绫衫,队而宵行,谓无腰腿诸疾,曰走桥。至城各门,手暗触钉,曰男子祥,曰摸钉儿。”可见,走桥有祛除百病,祈求身体康健之意。而“钉”与“丁”同音,旧时,妇女出城必经桥梁,趁走桥之际到城门口摸钉有祈子的用意。
  四川、贵州、福建、浙江、江西、台湾、广东、海南等地有元宵夜偷青习俗,偷青就是到别家菜地里偷菜。《台湾省通志稿》十卷载:“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未字之女以偷得他人之葱菜为吉兆。谚云:偷得葱,嫁好公;偷得菜,嫁好婿。”正月十五夜,“偷”是被默许的,被偷的人家毫不介意。但过了十五夜,便不得再偷了,正所谓:“十五偷青,十六骂”。
  元宵夜,女子获得了稀缺的交际机会,一系列的节日象征物以及仪式,使她们能够暂时脱离各自封闭的日常空间,走入公共的视野。她们结伴而行,赏花灯、散百病、占卜心事,游街串巷,走出城外。在花灯掩映下,她们祈求婚姻美满、子嗣绵延、身体安康与年岁丰收,获得身心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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