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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提，学校不提，家长对孩子也不提，最终导致孩子们不明白现代中国人应该是怎样的
中国人缺了什么？我想说两点：一是缺少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更加缺少社会对我们的保障。我不太能够分得清楚究竟是前种“缺少”还是后一种“缺少”，导致中国人目前的焦灼、烦燥和郁闷。
后一种“缺少”是大家更常谈到的，一个中国人几乎从一降生就开始有所感触，缺少安全感。当然，我们本身也缺少作为现代最文明人类社会对于他的公民的一些要求。前一段有过相关报道，一个孩子在埃及的古墓乱刻乱画，那是在埃及，是在人家古文明的建筑上，不是咱们自己家里。
中国人可能缺少这方面的教育，这是什么原因？似乎是由于社会本身应该给予人们的保障那么少，社会有时也不太好意思对自己的公民提出过多的要求，社会不提，学校不提，家长对孩子也不提，最终导致孩子们不明白现代中国人应该是怎样的。
我写过一篇文章——《文明的尺度》，结尾写道：我感觉可能是文明在西方，传统在台湾，腐败在大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乘车到法国巴黎郊区的一个乡村旅社住宿，当天刮风下雨，山路也很窄，当时有客人在等着我们，心里很着急，车又开不快，前面有车又不能超过去。后来有一段路够宽，前面的车停下来，开车的那位父亲下了车，我们车上负责开车的法国外交部人员也下了车。
那位父亲对他说，一路上都是他的车在前边，这不太公平，现在请我们开到前边去。外交部的小伙子说，我们马上就要到住的地方，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吧。那位父亲接着说了一句话，还是希望我们开到前边去，车上坐着他的两个女儿，他不能让女儿认为不让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恐怕我们中国人就缺这一点，我不太知道这是由于什么样的文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直抵人心，而且成为一种不可度量的似乎先天具有的遵守。
中国人可能觉得老外们生活太矫情，他们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旁边没有人，钓到的鱼不符合尺寸也要抛回水里，因为如果回到家偶然被邻居发现，会把你视为一个不遵守公共道德的人。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说欧洲人都是君子，从新闻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校园暴力、恐怖事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问题。但我们要看人家好的一面，向人家学习，有时他们好的一面是我们很难做到的。
今天也应该有好人，但是我们最有影响力的文艺，为什么就不表现这些
西方国家有宗教，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宗教，中国有宗教但是缺乏宗教信仰。佛教、道教圣地香火依然非常旺，求升官，求发财，求健康，求儿女的未来，甚至也可能有人暗地里求神惩罚别人，同时保佑自己。中国人在神面前忏悔的时候多吗？我们受过忏悔文化的影响吗？进一步说，我们受过好人文化的影响吗？
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在理论上相信有好人，但在生活中除了自己的亲人和工作单位的至交好友，是不是经常想谁在背后会做我的小动作？这种互相的揣度在一般人之间有，在官场上更是如此。
另外，我们的文化和文化受众之间有相当奇怪的一种关系，比如前一时期由我做编剧的电视剧《知青》播出，电视剧里的女主人公周萍回家探亲时，男朋友在小镇的旅店里等着她，而且发高烧，小店的老板和妻子对他们很好。有一次我在外地接受采访，一位媒体的副主编对我说，看过了电视剧，但很失望，他说一直看着，盼着，就那点满足没给他。我问什么满足呢？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周萍有可能被强奸，你怎么就不写？说实在话，我当时想吐他一口，这还是知识分子，就盼着看这样的情节，而且认为不这样写就是不符合生活。难道生活中只要女孩子单身住在一个地方就会遭到这种情况吗？我真觉得这是生了病的中国人，而且几乎是不可救药的中国人。
为了证明生活不是这样的，我把前两天翻到的一篇文章《秋雨中的回忆》念一段给大家。
那是一段30多年前的往事，返城火车站人满为患，行李在仓房里堆得像小山似的，火车票早已售謦。车站的墙上贴着醒目的告示，上海方向3日内的车票已经售完，旅客们请用已购好的车票办理行李托运手续。幸好站上一位值班的师傅发现了我的窘境，帮我把行李挪到了一个小屋里，雨夹着雪花绵延开来，看样子短时之内不可以停息。好心的师傅见我可怜，答应帮我照看行李，让我赶紧找家旅社休息一下。我深深鞠了一躬，谢过师傅，赶紧去找旅社。此刻，我已困倦得撑不住了。（第二天作者又因师傅以及站长的帮助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当晚拿到了去上海的车票。因为版面限制，本刊只刊登一段——编者注）
这是别人的回忆，证明即使在文革年代，这种事情也是有的。生活中当然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人，当然需要人写出来。今天也应该有好人，但是我们最有影响力的文艺，为什么就不表现这些？为什么总表现人和人的争斗？穿古装的斗，民国的斗，抗日时期也斗，到现在婆媳、妯娌还斗，单位斗，学校里也斗。
我创作剧本的时候，相信人在生活中应该像上面的师傅那样去做，也想通过电影和电视剧这种方式来表现。可导演经常会说，咱别这样写，没人信的，首先自己就不信。
好人文化就是说在不同的选择中，能做出这种选择而不是那样的。
最近两天我为什么说很烦呢？不断写序，给这样和那样的人，我的知青战友们也写书，看得头都疼，没有看见眼前一亮的东西，差不多到最后一篇，我看到了《烧档案》。
一个知青组成的兵团通信连在一个没人去过的深山里生活了几年，平均年龄不到20岁。最后只剩下3个知青的时候，实在坚持不住，因为一点事就吵起来，其中一个知青就动枪，所幸没有死人，但是受到纪律处分。后来返城的时候，另一名北京知青负责为档案袋装封条盖章，突然发现怎么这个知青战友的档案这么厚，拆开一看都是关于当年他开那一枪的档案，差不多有七八十页。当时这位青年就想，他带着这么厚的档案回北京，找工作怎么办？能不能不这样？于是就找到当时的连长，没想到连长也很爽快，两人就达成一致意见，把他叫到连部，关上门拿出档案说，虽然是违反纪律的，但文革已经结束，现在你要回城，请放心，当着你的面我们把它烧了。
这好不好？我们能不能那样做一点？我说的好人不是老好人，是经过自己的大脑思考一下，做一点，然后对别人的命运产生一点小小影响。今天的中国人恰恰有那么多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为了利别人才不会拔自己的毛，这太令人沮丧。
好人文化就是说在不同的选择中，能做出这种选择而不是那样的。这使我又想到即使在文革年代，傅雷夫妇自杀之后，骨灰没有人认领，两个儿子在国外，当时上海一位姜姓的普通女工，只不过因为读过他们的书，通过他们的书认为他们不可能是坏人，所以就去认领二人的骨灰，如果不认领的话，三天之后就会被丢弃。而且，她不但认领了，藏匿起来，还多方写信，替傅雷夫妇死后的名分进行申辩，自己也遭到不公平对待，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把骨灰交给傅雷的两个儿子。傅雷的儿子傅聪是音乐家，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给我一张票，听听你的演出。
我经常想，就这样的一个女工，这才叫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拍成电影？让全世界都看看，在极特殊的年代，中国人曾经是什么样的。
民盟前主席费孝通是潘光旦的学生，两人是师生关系，相差20多岁，后来都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潘光旦先生在积水潭医院住院，即使住院造反派也还要敲着床，让他交代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他已经感到自己身体非常不适，然后让女儿偷偷接出医院回家，可他已经没有家，只不过有一个小房子，水泥地，床上还没有被褥。第二天晚上潘光旦全身痛苦，半夜里让女儿去找学生费孝通，费孝通住得离他不远，都在民族大学。费孝通来了之后，当时也没有夜里开门的医院，买不到药，也不能背着他上医院，他是打入名册的人。费孝通只能把自己70多岁的老师潘光旦搂在怀里，搂了一夜，最后潘死在费孝通怀里。这种师生情，在那样的年代，我也经常想，要拍出电影来，放给全世界看。这不是中国人的羞耻，而是中国人的光荣。
有几千年传统文化和文明影响的中国，在特殊年代里，一些知识分子能把人性和师生关系演绎到这样的程度，可以让全世界都来看。但是，又不能拍，不能表现，我们的文化把我们生活中明明发生的，对于后人有影响的元素都剔除掉，现在就剩下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中国人缺什么？当然也缺文化的影响。
（摘编自凤凰网）
中国人缺了什么？我想说两点：一是缺少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更加缺少社会对我们的保障。我不太能够分得清楚究竟是前种“缺少”还是后一种“缺少”，导致中国人目前的焦灼、烦燥和郁闷。
后一种“缺少”是大家更常谈到的，一个中国人几乎从一降生就开始有所感触，缺少安全感。当然，我们本身也缺少作为现代最文明人类社会对于他的公民的一些要求。前一段有过相关报道，一个孩子在埃及的古墓乱刻乱画，那是在埃及，是在人家古文明的建筑上，不是咱们自己家里。
中国人可能缺少这方面的教育，这是什么原因？似乎是由于社会本身应该给予人们的保障那么少，社会有时也不太好意思对自己的公民提出过多的要求，社会不提，学校不提，家长对孩子也不提，最终导致孩子们不明白现代中国人应该是怎样的。
我写过一篇文章——《文明的尺度》，结尾写道：我感觉可能是文明在西方，传统在台湾，腐败在大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乘车到法国巴黎郊区的一个乡村旅社住宿，当天刮风下雨，山路也很窄，当时有客人在等着我们，心里很着急，车又开不快，前面有车又不能超过去。后来有一段路够宽，前面的车停下来，开车的那位父亲下了车，我们车上负责开车的法国外交部人员也下了车。
那位父亲对他说，一路上都是他的车在前边，这不太公平，现在请我们开到前边去。外交部的小伙子说，我们马上就要到住的地方，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吧。那位父亲接着说了一句话，还是希望我们开到前边去，车上坐着他的两个女儿，他不能让女儿认为不让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恐怕我们中国人就缺这一点，我不太知道这是由于什么样的文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直抵人心，而且成为一种不可度量的似乎先天具有的遵守。
中国人可能觉得老外们生活太矫情，他们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旁边没有人，钓到的鱼不符合尺寸也要抛回水里，因为如果回到家偶然被邻居发现，会把你视为一个不遵守公共道德的人。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说欧洲人都是君子，从新闻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校园暴力、恐怖事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问题。但我们要看人家好的一面，向人家学习，有时他们好的一面是我们很难做到的。
今天也应该有好人，但是我们最有影响力的文艺，为什么就不表现这些
西方国家有宗教，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宗教，中国有宗教但是缺乏宗教信仰。佛教、道教圣地香火依然非常旺，求升官，求发财，求健康，求儿女的未来，甚至也可能有人暗地里求神惩罚别人，同时保佑自己。中国人在神面前忏悔的时候多吗？我们受过忏悔文化的影响吗？进一步说，我们受过好人文化的影响吗？
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在理论上相信有好人，但在生活中除了自己的亲人和工作单位的至交好友，是不是经常想谁在背后会做我的小动作？这种互相的揣度在一般人之间有，在官场上更是如此。
另外，我们的文化和文化受众之间有相当奇怪的一种关系，比如前一时期由我做编剧的电视剧《知青》播出，电视剧里的女主人公周萍回家探亲时，男朋友在小镇的旅店里等着她，而且发高烧，小店的老板和妻子对他们很好。有一次我在外地接受采访，一位媒体的副主编对我说，看过了电视剧，但很失望，他说一直看着，盼着，就那点满足没给他。我问什么满足呢？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周萍有可能被强奸，你怎么就不写？说实在话，我当时想吐他一口，这还是知识分子，就盼着看这样的情节，而且认为不这样写就是不符合生活。难道生活中只要女孩子单身住在一个地方就会遭到这种情况吗？我真觉得这是生了病的中国人，而且几乎是不可救药的中国人。
为了证明生活不是这样的，我把前两天翻到的一篇文章《秋雨中的回忆》念一段给大家。
那是一段30多年前的往事，返城火车站人满为患，行李在仓房里堆得像小山似的，火车票早已售謦。车站的墙上贴着醒目的告示，上海方向3日内的车票已经售完，旅客们请用已购好的车票办理行李托运手续。幸好站上一位值班的师傅发现了我的窘境，帮我把行李挪到了一个小屋里，雨夹着雪花绵延开来，看样子短时之内不可以停息。好心的师傅见我可怜，答应帮我照看行李，让我赶紧找家旅社休息一下。我深深鞠了一躬，谢过师傅，赶紧去找旅社。此刻，我已困倦得撑不住了。（第二天作者又因师傅以及站长的帮助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当晚拿到了去上海的车票。因为版面限制，本刊只刊登一段——编者注）
这是别人的回忆，证明即使在文革年代，这种事情也是有的。生活中当然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人，当然需要人写出来。今天也应该有好人，但是我们最有影响力的文艺，为什么就不表现这些？为什么总表现人和人的争斗？穿古装的斗，民国的斗，抗日时期也斗，到现在婆媳、妯娌还斗，单位斗，学校里也斗。
我创作剧本的时候，相信人在生活中应该像上面的师傅那样去做，也想通过电影和电视剧这种方式来表现。可导演经常会说，咱别这样写，没人信的，首先自己就不信。
好人文化就是说在不同的选择中，能做出这种选择而不是那样的。
最近两天我为什么说很烦呢？不断写序，给这样和那样的人，我的知青战友们也写书，看得头都疼，没有看见眼前一亮的东西，差不多到最后一篇，我看到了《烧档案》。
一个知青组成的兵团通信连在一个没人去过的深山里生活了几年，平均年龄不到20岁。最后只剩下3个知青的时候，实在坚持不住，因为一点事就吵起来，其中一个知青就动枪，所幸没有死人，但是受到纪律处分。后来返城的时候，另一名北京知青负责为档案袋装封条盖章，突然发现怎么这个知青战友的档案这么厚，拆开一看都是关于当年他开那一枪的档案，差不多有七八十页。当时这位青年就想，他带着这么厚的档案回北京，找工作怎么办？能不能不这样？于是就找到当时的连长，没想到连长也很爽快，两人就达成一致意见，把他叫到连部，关上门拿出档案说，虽然是违反纪律的，但文革已经结束，现在你要回城，请放心，当着你的面我们把它烧了。
这好不好？我们能不能那样做一点？我说的好人不是老好人，是经过自己的大脑思考一下，做一点，然后对别人的命运产生一点小小影响。今天的中国人恰恰有那么多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为了利别人才不会拔自己的毛，这太令人沮丧。
好人文化就是说在不同的选择中，能做出这种选择而不是那样的。这使我又想到即使在文革年代，傅雷夫妇自杀之后，骨灰没有人认领，两个儿子在国外，当时上海一位姜姓的普通女工，只不过因为读过他们的书，通过他们的书认为他们不可能是坏人，所以就去认领二人的骨灰，如果不认领的话，三天之后就会被丢弃。而且，她不但认领了，藏匿起来，还多方写信，替傅雷夫妇死后的名分进行申辩，自己也遭到不公平对待，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把骨灰交给傅雷的两个儿子。傅雷的儿子傅聪是音乐家，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给我一张票，听听你的演出。
我经常想，就这样的一个女工，这才叫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拍成电影？让全世界都看看，在极特殊的年代，中国人曾经是什么样的。
民盟前主席费孝通是潘光旦的学生，两人是师生关系，相差20多岁，后来都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潘光旦先生在积水潭医院住院，即使住院造反派也还要敲着床，让他交代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他已经感到自己身体非常不适，然后让女儿偷偷接出医院回家，可他已经没有家，只不过有一个小房子，水泥地，床上还没有被褥。第二天晚上潘光旦全身痛苦，半夜里让女儿去找学生费孝通，费孝通住得离他不远，都在民族大学。费孝通来了之后，当时也没有夜里开门的医院，买不到药，也不能背着他上医院，他是打入名册的人。费孝通只能把自己70多岁的老师潘光旦搂在怀里，搂了一夜，最后潘死在费孝通怀里。这种师生情，在那样的年代，我也经常想，要拍出电影来，放给全世界看。这不是中国人的羞耻，而是中国人的光荣。
有几千年传统文化和文明影响的中国，在特殊年代里，一些知识分子能把人性和师生关系演绎到这样的程度，可以让全世界都来看。但是，又不能拍，不能表现，我们的文化把我们生活中明明发生的，对于后人有影响的元素都剔除掉，现在就剩下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中国人缺什么？当然也缺文化的影响。
（摘编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