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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国际问题研究存在四大“支柱”：历史学、经济学、文化与政治学。今天我将主要谈谈历史，谈谈如何进行历史的思考。
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意味着要接受历史。接受历史也有积极的一面。我们都需要承认自己的传统和历史经历，并引以为荣。接受历史也意味着记住历史
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思考可能不那么容易。但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思考，对于任何对当代事务感兴趣的人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
历史并不只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以一辈子都牢记历史。历史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跟我们一起进步，所以，我认为，记住历史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很重要。它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历史并不会完全重演，但某些问题却会一再重现。
我曾经问起我最喜欢的一位姨妈，当时她已年届八十。“芭芭拉姨妈，”我问道，“你上了年纪，（生活）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她看着我，神情就像那时还是孩子的我一样，说道，“不，亲爱的，你只是看清事物更快一些——因为一切你以前都见过。”
我认为，历史无疑也是如此。你开始认清一些不断出现的问题和模式。历史也是教训的丰富来源。正如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雅那曾经告诫过的那样，“那些忽视历史的人会因为重蹈历史而受到惩罚”。
最后，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还意味着要接受历史。我说“要接受历史”有正面和负面两层意思。负面的意思就是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我认为，在现代历史上，德国就提供了一个已经接受了自己历史的国家的很好范例。或许我应该说“正在接受”，因为这是个持续的过程。我想日本就是一个不太成功的例子了，因为这个国家还没有完全接受其历史。世界上的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坦诚面对的历史。
接受历史也有积极的一面。我们都需要承认自己的传统和历史经历，并引以为荣。例如中国就拥有延续4000多年的伟大传统。所以，接受历史也意味着记住历史。
100年前美国的崛起与今天中国的发展的确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让中国适应世界与让世界适应中国，都需要各方付出时间、耐心和良好的意愿
我最近一直在阅读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小说的第一句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很精彩。这是中国人历史观的重要表述，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历史经历。此外，这本中国古典小说也提供了有关大国之间三角关系互动的许多智慧。我认为我们可以从研究相互之间的传统中学到许多东西。
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有一个问题，它们往往有些抽象，可能成为天空中的知识城堡：看上去很漂亮，但却难以把握。国际关系理论要有用，就必须与历史和政治现实紧密结合起来。
让我们转向历史本身，或许我们可从历史个案中获得一些启发。我们来谈谈美国的崛起和今天中国的和平发展。美国的崛起差不多出现在100年以前，它为今天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借鉴。
就像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样，100年前的世界体系是由英国领导的。但是到了世纪末，新的大国崛起了，最突出的是德国、美国和日本。美国的崛起对于既有的大国构成了经济和政治问题。南北战争之后，廉价的美国农产品出口浪潮开始涌入欧洲市场，这在欧洲几乎立即引发了经济危机。大多数欧洲国家作出的回应就是：提高关税和对这个新经济大国的产品实施各种保护主义的措施，这其中就包括法国实施的梅林关税法。意味深长的是，梅林关税法为后来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模式。
有关美国崛起的第二点是：美国用了50年时间，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才完全融入国际体系。在这一时期的很长时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在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与退回孤立主义时期之间摇摆不定。
假如存在相似之处的话，我们可以对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崛起进行何种比较呢？
如同一个世纪以前那样，今天的世界体系也是由一个国家主导的。现在那个国家是美国，而不是英国，但互动是相似的。如同100年前一样，新的大国正在崛起——最引人注目的有中国、印度和巴西。也存在廉价的中国制成品出口浪潮——众所周知的有鞋类和衬衫问题。还是像100年前一样，保护主义的压力正在欧洲和美国发展。但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完全融入国际体系所需要的时间。我认为中国不会有50年那么长的奢侈的时间——也许不止两个星期，但肯定不会需要50年。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行为者，这就是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调解人。中国完全有条件担任这一调解的角色。当然，这一角色并不容易扮演。有许多重大的难题需要解决，就像多哈贸易谈判中出现的问题所证明的那样。
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处境就像是一块三明治：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挤压。这也是美国100年前面临的处境。差别只在于，世界不能再等50年才让中国决定该如何处置其力量。21世纪时间的运行要快于20世纪。
当今世界政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将在未来发挥怎样的作用？或许最保险的回答是已故周恩来总理在英国外交人士问起他是否认为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时所做的回答：“言之过早”。
在我看来，100年前美国的崛起与今天中国的发展的确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让中国适应世界与让世界适应中国，都需要各方付出时间、耐心和良好的意愿。
历史不会告诉我们如何处理一个具体的国际问题，但它可以为我们需要做出的决定提供背景
现在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历史为什么重要。
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国际事务的最好框架；没有历史，我们在政治上就会陷入茫然。历史不会告诉我们如何处理一个具体的国际问题，但它可以为我们需要做出的决定提供背景。历史教育我们，世界总是复杂的，我们需要尊重彼此的希望、担心和期待。我想引用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孔子的话来结束我的演讲。这段话源自《论语》里孔子与其最早的一个学生子贡之间的一段对话。有些意味深长的是，子贡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家和商人，还有些政治野心。他向孔子问起治理国家的要素。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现在我认为我们也可以将孔子的这条原则运用到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中。全球良治的最重要的要素包括经济增长、国际安全与信任——中文的“信”。假如要去掉一项，首先要去掉的就应该是军备。假如选择再去掉一项，就应该是粮食。而信任却仍然是最重要的要素；没有信任，国际理解与和平就没有了基础。
信任是最难以建立却又最易失去的东西，这让我得出了最后的一个看法。
我们可以从孔子身上学到的一个宝贵的教训就是，研究政治，包括国际政治，必须既要研究权力，还应该研究道德。政治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获取和保持权力，政治也应该是教导我们如何使用权力达到的目的以及如何为别人树立榜样。正如孔子教导我们的那样，道德问题是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既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他将我们在西方往往分离的东西结合了起来。我要再说一次，我们可以从对方、从我们各自的历史经历和传统中学到很多东西。
（摘编自《解放日报》2006年7月2日）
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意味着要接受历史。接受历史也有积极的一面。我们都需要承认自己的传统和历史经历，并引以为荣。接受历史也意味着记住历史
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思考可能不那么容易。但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思考，对于任何对当代事务感兴趣的人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
历史并不只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以一辈子都牢记历史。历史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跟我们一起进步，所以，我认为，记住历史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很重要。它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历史并不会完全重演，但某些问题却会一再重现。
我曾经问起我最喜欢的一位姨妈，当时她已年届八十。“芭芭拉姨妈，”我问道，“你上了年纪，（生活）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她看着我，神情就像那时还是孩子的我一样，说道，“不，亲爱的，你只是看清事物更快一些——因为一切你以前都见过。”
我认为，历史无疑也是如此。你开始认清一些不断出现的问题和模式。历史也是教训的丰富来源。正如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雅那曾经告诫过的那样，“那些忽视历史的人会因为重蹈历史而受到惩罚”。
最后，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还意味着要接受历史。我说“要接受历史”有正面和负面两层意思。负面的意思就是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我认为，在现代历史上，德国就提供了一个已经接受了自己历史的国家的很好范例。或许我应该说“正在接受”，因为这是个持续的过程。我想日本就是一个不太成功的例子了，因为这个国家还没有完全接受其历史。世界上的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坦诚面对的历史。
接受历史也有积极的一面。我们都需要承认自己的传统和历史经历，并引以为荣。例如中国就拥有延续4000多年的伟大传统。所以，接受历史也意味着记住历史。
100年前美国的崛起与今天中国的发展的确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让中国适应世界与让世界适应中国，都需要各方付出时间、耐心和良好的意愿
我最近一直在阅读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小说的第一句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很精彩。这是中国人历史观的重要表述，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历史经历。此外，这本中国古典小说也提供了有关大国之间三角关系互动的许多智慧。我认为我们可以从研究相互之间的传统中学到许多东西。
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有一个问题，它们往往有些抽象，可能成为天空中的知识城堡：看上去很漂亮，但却难以把握。国际关系理论要有用，就必须与历史和政治现实紧密结合起来。
让我们转向历史本身，或许我们可从历史个案中获得一些启发。我们来谈谈美国的崛起和今天中国的和平发展。美国的崛起差不多出现在100年以前，它为今天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借鉴。
就像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样，100年前的世界体系是由英国领导的。但是到了世纪末，新的大国崛起了，最突出的是德国、美国和日本。美国的崛起对于既有的大国构成了经济和政治问题。南北战争之后，廉价的美国农产品出口浪潮开始涌入欧洲市场，这在欧洲几乎立即引发了经济危机。大多数欧洲国家作出的回应就是：提高关税和对这个新经济大国的产品实施各种保护主义的措施，这其中就包括法国实施的梅林关税法。意味深长的是，梅林关税法为后来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模式。
有关美国崛起的第二点是：美国用了50年时间，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才完全融入国际体系。在这一时期的很长时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在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与退回孤立主义时期之间摇摆不定。
假如存在相似之处的话，我们可以对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崛起进行何种比较呢？
如同一个世纪以前那样，今天的世界体系也是由一个国家主导的。现在那个国家是美国，而不是英国，但互动是相似的。如同100年前一样，新的大国正在崛起——最引人注目的有中国、印度和巴西。也存在廉价的中国制成品出口浪潮——众所周知的有鞋类和衬衫问题。还是像100年前一样，保护主义的压力正在欧洲和美国发展。但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完全融入国际体系所需要的时间。我认为中国不会有50年那么长的奢侈的时间——也许不止两个星期，但肯定不会需要50年。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行为者，这就是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调解人。中国完全有条件担任这一调解的角色。当然，这一角色并不容易扮演。有许多重大的难题需要解决，就像多哈贸易谈判中出现的问题所证明的那样。
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处境就像是一块三明治：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挤压。这也是美国100年前面临的处境。差别只在于，世界不能再等50年才让中国决定该如何处置其力量。21世纪时间的运行要快于20世纪。
当今世界政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将在未来发挥怎样的作用？或许最保险的回答是已故周恩来总理在英国外交人士问起他是否认为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时所做的回答：“言之过早”。
在我看来，100年前美国的崛起与今天中国的发展的确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让中国适应世界与让世界适应中国，都需要各方付出时间、耐心和良好的意愿。
历史不会告诉我们如何处理一个具体的国际问题，但它可以为我们需要做出的决定提供背景
现在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历史为什么重要。
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国际事务的最好框架；没有历史，我们在政治上就会陷入茫然。历史不会告诉我们如何处理一个具体的国际问题，但它可以为我们需要做出的决定提供背景。历史教育我们，世界总是复杂的，我们需要尊重彼此的希望、担心和期待。我想引用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孔子的话来结束我的演讲。这段话源自《论语》里孔子与其最早的一个学生子贡之间的一段对话。有些意味深长的是，子贡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家和商人，还有些政治野心。他向孔子问起治理国家的要素。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现在我认为我们也可以将孔子的这条原则运用到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中。全球良治的最重要的要素包括经济增长、国际安全与信任——中文的“信”。假如要去掉一项，首先要去掉的就应该是军备。假如选择再去掉一项，就应该是粮食。而信任却仍然是最重要的要素；没有信任，国际理解与和平就没有了基础。
信任是最难以建立却又最易失去的东西，这让我得出了最后的一个看法。
我们可以从孔子身上学到的一个宝贵的教训就是，研究政治，包括国际政治，必须既要研究权力，还应该研究道德。政治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获取和保持权力，政治也应该是教导我们如何使用权力达到的目的以及如何为别人树立榜样。正如孔子教导我们的那样，道德问题是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既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他将我们在西方往往分离的东西结合了起来。我要再说一次，我们可以从对方、从我们各自的历史经历和传统中学到很多东西。
（摘编自《解放日报》2006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