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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情那些讨厌中国传统的人，他们不了解中国存在过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Q：关于我们的传统，您认为它是“音调未定的”。您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在更高的意义上发扬虽已消逝却在本质上有生气的先辈传统呢？”那么，什么是本质上有生气的先辈传统呢？它为什么又会消逝？还有，这“更高的意义”又确指什么呢？
A ：上世纪80年代初，有批年轻的学者对传统是很讨厌的，认为传统至少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1986年，我们在复旦组织了全国第一个文化问题讨论会，就叫做“传统文化再估计”，之所以要再估计，就因为有不同的估计，那时将近100多个专家参加，是一次真正的国际会议，不仅有国内对传统感兴趣的专家，还包括一批北美西欧的汉学家参加。在那次会议里，我看出对传统的说法非常之多。
我同情那些讨厌中国传统的人，他们不了解中国存在过的生气勃勃的东西。比如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他们认为是极讨厌的，但是我在研究晚明史料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东林和宦官间的争斗，且不做价值判断，仅从言论来看，是十分生机勃勃的。台湾学者也研究这个，他们发现晚明的思潮里，对中国过去的统治文化传统里的三纲五常的解构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它只承认一伦——朋友之伦！其余统统不承认了！
再比如王阳明学派提出的一些命题，比起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提出的命题，不仅不保守，可能还更厉害！不是我要去消解，而是历史的人物自己要消解他们面临的历史的传统的东西。
到了满人入关，再到康雍乾三代，有些东西就消失了，康熙《圣谕十六条》，雍正时期发展为《圣谕广训》一万字，还搞宣讲，那时候的政治教育是很厉害的，我考证“莫谈国事”这个茶馆传统正是从雍正开始的。到了18世纪，中国过去很生动的东西就没有了。
倒是那些看起来迂腐的清代的汉学家们，他们所做的挖掘恢复经典原貌的工作——音韵训诂考证辨伪，却是真正地在研究传统。这工作很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对古罗马古希腊文化的一种抢救。
所以我一直说，你们藐视汉学家，认为他们把中国带到了一个不谈政治的空想中，你们恰好错了。没有他们的工作，我们根本不知道历史从何而来。其实皇帝是很笨的，乾隆就根本不知道汉学家工作的意义，其实他们的工作正是在拆毁中世纪的殿堂啊。
总而言之，我对传统的看法就是：首先我们要分辨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不是囫囵的整体，要进行仔细的分梳，这工作其实从汉学家开始已经在做了；而文化传统也不能说活着的东西就是好的，因为它活下来就证明它生命力强。话不能这么说。
无论如何要警惕的：不可以带着现在的感情，对历史做轻易的判断。所以我尤其不喜欢在历史方面不停地做价值判断这样的工作
Q：在强调搞清楚对象是什么之后，您曾说过您最看重的是这个问题——“我理解吗？”陈寅恪曾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里说：“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谓了解之同情，您怎么看？
A ：每个人都生活在他的时代，不可能对他的时代漠然视之。要真想把历史搞清楚，就要坚持一个原则——从历史本身把历史搞清楚。
因为没有人会真正站到历史之外完全客观地去看历史，总会带着某种感情。真的要就史论史，有一条无论如何要警惕的：不可以带着现在的感情，对历史做轻易的判断。所以我尤其不喜欢在历史方面不停地做价值判断这样的工作。
我赞成陈寅恪这句话，所谓了解之同情，前提是了解，不了解就同情就容易是很主观的同情了。清代汉学家强调研究历史要设身处地。要想设身处地，我认为只能基于了解，一个人不可能回到历史，不可能达到全面的设身处地，但是了解是必要的；所谓同情呢，绝不是为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辩护，辩护论我是极为反对的。
我们要避免研究历史时由于出于对现状的爱憎、出于主观判断而有违事实，才有可能达到所谓了解之同情。
Q：我们说，“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英国的鸦片战争，坚船利炮真的把中国从古代打入了近代么？我们的先人真的是闭目塞听的吗？
A ：当时清朝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4%左右，而整个欧洲所有的国家GDP总量也不过19%左右，这样的实力对比显然表明当时中国还不完全是落后的，至少在经济上是强大的。自唐代就开始沿袭的科举制度，对比西欧在官员任命上的血统标准，政治上的科举制无疑也是较之欧洲更领先的方面。中国被西方打败并非是因为我们穷，那个时候中国依然很富，文化也不落后。研究历史要具体分析落后与优秀的情况，而“落后就要挨打”，把结论建立在假设上面，把逻辑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逻辑上不通，也不符合历史的史实。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要有一个比较超然的态度，能够意识到人生短暂，能把历史当中的一个环节搞清楚，那我就不算白活
Q：您做研究时，有没有倾注个人感情最多的一段历史？总会有段历史与自己心气相通吧。比如您在发现汉学家时，会不会比较激动？
A ：我曾说，我最喜欢的东西我不写，我只写我存疑的东西，因为解答问题时是特别需要理性的。我的工作都是在夜里面，为解答一个问题，我要找很多书，花很多耐心，要抱着打破砂锅的决心，某些时候这过程是非常枯燥的。在研究时，我经常不感到喜悦，而感到痛苦。我的学生们做论文都有这个经验，当他们自以为发现了什么，我就说谁谁谁已经说过了，他们就很痛苦。
研究历史，面对浩繁的材料，还常会有非常乏味的记载，有时候会看到很多令人生气的东西，我研究思想史的时候，就看到有些人的言论迂腐得不得了，很生气，但是我要力求避免这些东西支配我，我以为搞历史的人最忌讳的是以自己的好恶来陈述历史。
Q：作为一门学科，历史研究的特别价值何在？它对个人的价值在哪儿？研究它这么多年，它对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A ：无论古今中外，第一在于厘清史实。我不能认同后现代史学的说法，即历史是历史家的主观产物，因而历史事实可有多个。在我看来，历史属于过去，过去已经消逝，所以我们只能以史论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绝不可以以论带史及至以论代史。
最大的改变是，这门研究使得无论我看过去还是看现在，看中国或是看外国，或者说看人生，我都把它当作历史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环节来看待。
Q：可能因此也不太去计较得失了？
A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要有一个比较超然的态度，能够意识到人生短暂，能把历史当中的一个环节搞清楚，那我就不算白活。在这个过程里，我不觉得乐在其中，不觉得苦在其中，我就是想要能在前人的东西里再增加一些东西，这样就不算白活。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25期）
Q：关于我们的传统，您认为它是“音调未定的”。您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在更高的意义上发扬虽已消逝却在本质上有生气的先辈传统呢？”那么，什么是本质上有生气的先辈传统呢？它为什么又会消逝？还有，这“更高的意义”又确指什么呢？
A ：上世纪80年代初，有批年轻的学者对传统是很讨厌的，认为传统至少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1986年，我们在复旦组织了全国第一个文化问题讨论会，就叫做“传统文化再估计”，之所以要再估计，就因为有不同的估计，那时将近100多个专家参加，是一次真正的国际会议，不仅有国内对传统感兴趣的专家，还包括一批北美西欧的汉学家参加。在那次会议里，我看出对传统的说法非常之多。
我同情那些讨厌中国传统的人，他们不了解中国存在过的生气勃勃的东西。比如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他们认为是极讨厌的，但是我在研究晚明史料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东林和宦官间的争斗，且不做价值判断，仅从言论来看，是十分生机勃勃的。台湾学者也研究这个，他们发现晚明的思潮里，对中国过去的统治文化传统里的三纲五常的解构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它只承认一伦——朋友之伦！其余统统不承认了！
再比如王阳明学派提出的一些命题，比起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提出的命题，不仅不保守，可能还更厉害！不是我要去消解，而是历史的人物自己要消解他们面临的历史的传统的东西。
到了满人入关，再到康雍乾三代，有些东西就消失了，康熙《圣谕十六条》，雍正时期发展为《圣谕广训》一万字，还搞宣讲，那时候的政治教育是很厉害的，我考证“莫谈国事”这个茶馆传统正是从雍正开始的。到了18世纪，中国过去很生动的东西就没有了。
倒是那些看起来迂腐的清代的汉学家们，他们所做的挖掘恢复经典原貌的工作——音韵训诂考证辨伪，却是真正地在研究传统。这工作很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对古罗马古希腊文化的一种抢救。
所以我一直说，你们藐视汉学家，认为他们把中国带到了一个不谈政治的空想中，你们恰好错了。没有他们的工作，我们根本不知道历史从何而来。其实皇帝是很笨的，乾隆就根本不知道汉学家工作的意义，其实他们的工作正是在拆毁中世纪的殿堂啊。
总而言之，我对传统的看法就是：首先我们要分辨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不是囫囵的整体，要进行仔细的分梳，这工作其实从汉学家开始已经在做了；而文化传统也不能说活着的东西就是好的，因为它活下来就证明它生命力强。话不能这么说。
无论如何要警惕的：不可以带着现在的感情，对历史做轻易的判断。所以我尤其不喜欢在历史方面不停地做价值判断这样的工作
Q：在强调搞清楚对象是什么之后，您曾说过您最看重的是这个问题——“我理解吗？”陈寅恪曾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里说：“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谓了解之同情，您怎么看？
A ：每个人都生活在他的时代，不可能对他的时代漠然视之。要真想把历史搞清楚，就要坚持一个原则——从历史本身把历史搞清楚。
因为没有人会真正站到历史之外完全客观地去看历史，总会带着某种感情。真的要就史论史，有一条无论如何要警惕的：不可以带着现在的感情，对历史做轻易的判断。所以我尤其不喜欢在历史方面不停地做价值判断这样的工作。
我赞成陈寅恪这句话，所谓了解之同情，前提是了解，不了解就同情就容易是很主观的同情了。清代汉学家强调研究历史要设身处地。要想设身处地，我认为只能基于了解，一个人不可能回到历史，不可能达到全面的设身处地，但是了解是必要的；所谓同情呢，绝不是为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辩护，辩护论我是极为反对的。
我们要避免研究历史时由于出于对现状的爱憎、出于主观判断而有违事实，才有可能达到所谓了解之同情。
Q：我们说，“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英国的鸦片战争，坚船利炮真的把中国从古代打入了近代么？我们的先人真的是闭目塞听的吗？
A ：当时清朝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4%左右，而整个欧洲所有的国家GDP总量也不过19%左右，这样的实力对比显然表明当时中国还不完全是落后的，至少在经济上是强大的。自唐代就开始沿袭的科举制度，对比西欧在官员任命上的血统标准，政治上的科举制无疑也是较之欧洲更领先的方面。中国被西方打败并非是因为我们穷，那个时候中国依然很富，文化也不落后。研究历史要具体分析落后与优秀的情况，而“落后就要挨打”，把结论建立在假设上面，把逻辑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逻辑上不通，也不符合历史的史实。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要有一个比较超然的态度，能够意识到人生短暂，能把历史当中的一个环节搞清楚，那我就不算白活
Q：您做研究时，有没有倾注个人感情最多的一段历史？总会有段历史与自己心气相通吧。比如您在发现汉学家时，会不会比较激动？
A ：我曾说，我最喜欢的东西我不写，我只写我存疑的东西，因为解答问题时是特别需要理性的。我的工作都是在夜里面，为解答一个问题，我要找很多书，花很多耐心，要抱着打破砂锅的决心，某些时候这过程是非常枯燥的。在研究时，我经常不感到喜悦，而感到痛苦。我的学生们做论文都有这个经验，当他们自以为发现了什么，我就说谁谁谁已经说过了，他们就很痛苦。
研究历史，面对浩繁的材料，还常会有非常乏味的记载，有时候会看到很多令人生气的东西，我研究思想史的时候，就看到有些人的言论迂腐得不得了，很生气，但是我要力求避免这些东西支配我，我以为搞历史的人最忌讳的是以自己的好恶来陈述历史。
Q：作为一门学科，历史研究的特别价值何在？它对个人的价值在哪儿？研究它这么多年，它对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A ：无论古今中外，第一在于厘清史实。我不能认同后现代史学的说法，即历史是历史家的主观产物，因而历史事实可有多个。在我看来，历史属于过去，过去已经消逝，所以我们只能以史论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绝不可以以论带史及至以论代史。
最大的改变是，这门研究使得无论我看过去还是看现在，看中国或是看外国，或者说看人生，我都把它当作历史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环节来看待。
Q：可能因此也不太去计较得失了？
A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要有一个比较超然的态度，能够意识到人生短暂，能把历史当中的一个环节搞清楚，那我就不算白活。在这个过程里，我不觉得乐在其中，不觉得苦在其中，我就是想要能在前人的东西里再增加一些东西，这样就不算白活。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