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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跃简介：王茂跃，1987年7月安徽大学历史系档案学专业本科毕业，从事多年档案管理工作。2003年12月获得研究馆员任职资格。现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专职教师，主要讲授《秘书写作》、《文书学》、《档案管理学》、《现代社交礼仪》等课程，在省级以上档案和秘书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访谈主持人：张翠平
张翠平：王教授您好!欢迎做客《名家访谈》栏目。现在是学校期末考的阶段，您应该在忙于批改试卷吧，衷心感谢您拨冗接受我们的这次采访。
王茂跃：谢谢!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
张翠平：我曾经在此节目之前对您的一些学生做过采访，他们都说您是位比家长还要好的老师。学生们有什么事第一个便是想到了您，您是怎么做到让这么多同学都如此信任您呢?
王茂跃：学生在外求学，在学习、生活中遇到了问题，能够向老师求助，这是学生对老师的信任。作为一名教师，应当尽力去解决学生的问题，这是教师的职责。其实，我对学生的帮助并不多，做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学生给出这么高的评价，这就说明，我们的学生是重感情的，也知道感恩。但我们教师在帮助学生“解惑”上与学生的期望值还有不小的距离，或者说我们在尊重、关心学生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张翠平：呵呵，老师谦虚啦。听说您曾经给学生在一学期内强制布置了十篇作文?王老师够厉害嘛，学生们愿意写吗?写出来后效果又如何呢?
王茂跃：最多的时候布置15篇，后减为10篇，现在基本上是7篇。没有一定量的强化训练，写作水平是无法提高的。毕竟写作能力是秘书的看家本领，没有写作能力，今后求职就没有竞争力，也体现不出秘书专业的特色。还好，学生们都很配合，效果明显，写的好文章有的已经公开发表了。
张翠平：有您这样细心的老师指导，学生们发表文章就很有优势啊。学生们说，您的批改甚至细致到了标点符号和错别字，您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我是说，现在很少有老师这样批改作文了。
王茂跃：当秘书的没有小问题，小问题不注意就会变成大问题。
张翠平：后来，您又把他们的作文发到了《档案界》论坛上了。
王茂跃：为了在《档案界》论坛展示秘书专业学生的水平，我将学生写得较好的文章作为帖子发出来，其中也有你的一篇——《我听王蒙报告会》。蔡总编为了鼓励、提携年轻学子，选中刊登于《档案管理》。对学生来说，文章的发表无疑是一股巨大的动力，很有可能由此改变一生的命运。
张翠平：改变命运?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王茂跃：是啊，我的学生翠儿和漂流者，他们在论坛上锻炼了很长时间之后，现在都在担任版主呢。漂流者在单位很受重用，相信很快就会脱颖而出。
张翠平：那这样说来，年轻人在论坛上担任版主，真的是一件很锻炼人的事情了!
王茂跃：论坛是开放的，也是包容的。论坛这个舞台，只要你有才能，就可以在这里尽情展示。论坛也是培养、发现人才的好地方。年轻人是论坛的主力，论坛是年轻人的天下。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创造能力都很强，很多人在这个阶段经过不懈努力、奋斗，事业取得了成功。我常和学生说，年轻真好!年轻没有失败!
张翠平：是啊，年轻真好!记得您曾经说过：“非常喜欢和学生们打交道。”杨树森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和年轻人在一起，永远年轻。”您觉得呢?
王茂跃：我们的学生都非常可爱，年轻、单纯、真实、充满活力、思想敏锐。我非常赞同杨树森老师的这句话，杨老师的心理就非常年轻。人到中年以后就希望人家说过得年轻，我当然也希望自己能拥有年轻的心态。
张翠平：能和学生们打成一片，您的心态当然很年轻啦。听说您在教授《档案管理学》课程的时候，还带他们去学校的档案馆参观了，您是不是觉得现在的教学方式应该更加灵活一点?
王茂跃：应用型专业的课程一定要与实际相结合。带学生去参观档案馆，让学生增加一些感性认识，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可能的话，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到单位去见习，能够提升他们自身的能力，为将来的求职、工作奠定良好基础。学生一定要走出书斋，走出课堂，与实际相结合是提升自身能力的必由之路，此外别无他途。
张翠平：那这样看来，老师的责任不仅在于“教书”了，更多的还是要“育人”啊!
王茂跃：教师的主要职责就是教书与育人，教书与育人同等重要，教师对学生是有影响的。
张翠平：嗯，我很赞同您说的这句话：教师对学生是有影响的。
从您的学生们那儿了解的情况来看，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您治学非常严谨，甚至有些钻牛角尖了。听说您曾经被称作“商榷大师”?
王茂跃：做人不能钻“牛角尖”，做学问就要钻“牛角尖”。我的文章中有商榷文章，有的甚至是与档案名家商榷的。撰写这类文章是因为对有的观点有不同看法，有话要说，不吐不怏。“商榷大师”是有人开玩笑的说法，千万不能当真。大师绝对不可能是通过商榷造就出来的，呵呵。
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现在的商榷文章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然，怎么写了几篇商榷就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呢。这也难怪，档案学界的圈子就那么大，彼此间又是熟悉的人，起码作者的姓名是熟悉的，有的担心与人商榷会得罪人，伤感情，顾忌较多。
张翠平：难道您就无所顾忌?还是您坚持真理胜过一切?
王茂跃：刚开始也有顾忌，后来想到学术争鸣是对事不对人，也就释然了。有的学术观点在当时可能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学术观点也应当与时俱进。
张翠平：的确，争鸣性的论文是不太好写的。但是您仅就“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就发了一些争鸣的文章。目前许多学者对这一理论持肯定态度，您却恰恰相反，撰写了多篇文章探讨它不宜中国化。您能给出一个简单的解释吗?
王茂跃：关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我是写过几篇文章，如：《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评价不宜过高》、《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已经中国化了吗》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西方档案学的支柱理论，该理论被介绍到我国本也无可厚非，但必须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必须指导实践。该理论中的文件是一个大的概念(也有人称为“大文件概念”、“广义文件概念”)，该理论将文件划分为现行文件、半现行文件和非现行文件，完全依据文件所起的作用。该理论引入我国，作为比较研究是没有问题的，而想让它成为我国档案学的支柱理论之一，问题就来了。我国的文件与档案是并列的概念，国外有现行文件概念，但国外的现行文件概念与我国的文件概念是有差异的。一旦将该理论引入我国档案工作实际，就会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如：我国档案室中的档案，按照该理论有的是档案，有的还是现行文件，但我国都是作为档案看待并加以保管的。因此，不加区别地予以引进，势必难以正确指导我国的档案工作实践。
张翠平：有人把您列入“反对派”之中，您怎么看待呢? 王茂跃：从学术观点看，我的确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这一理论是科学的，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将该理论中国化，一定要具备一定的前提，前提不具备是难以中国化的。在档案学界一片肯定声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并不一定是坏事。其实，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持有异议的还有山西省档案局的林清澄、河南省濮阳市档案局的刘东斌等学者。我觉得无论是“赞成派”、“反对派”，还是“中间派”或什么派，都是无关紧要的。
张翠平：也就是说，我国与欧美国家档案概念的差异——广义的文件与大文件并不是一个概念，使得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适用于中国的国情。但它总有值得借鉴之处啊，在您看来，怎样才能使得这一理论更好地为我所用呢?
王茂跃：我国将这一理论引入以后，为我国建立文件中心找到了依据，为文件与档案一体化管理找到了依据，为对文件在形成阶段档案部门的前端控制找到了理论依据，甚至前几年档案馆设立现行文件服务中心，都有将该理论作为依据的，似乎该理论成了万能的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在我国却缺乏生长的土壤，我们不宜对它作过高的评价。不过，将该理论介绍进来，以作了解、参考、比较研究之用，则是完全必要的。这一理论引入后，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文件与档案的关系。
张翠平：哲学的观点告诉我们：新事物的发展道路总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您觉得这其中存在着什么样棘手的问题呢?陈兆祦先生提出的“文件运动周期理论”应该是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很好的继承与发展吧?
王茂跃：陈兆祦先生在国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文件运动周期理论”，有人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不可否认，陈先生提出该理论的确考虑到了我国的档案工作实际，并划分为四个阶段。但该理论依然还是认为“档案属于文件”，而我国普遍认为“档案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记录，而不是文件”。如果“档案属于文件”没有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那么“文件运动周期理论”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张翠平：吴宝康老先生说过一段话：
“不要对我们自己有中国特色的文件管理理论视若无睹，也不要盲目崇拜和推行外国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学习和吸收国外档案学理论中一切好的、有用的东西。”
王茂跃：吴宝康先生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待外国档案学理论，我们应当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其实吴宝康先生已经给出了答案：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应当在立足我国实际的前提下加以借鉴，“洋为中用”、“为我所用”。
张翠平：其实，这些争议跟文件与档案的关系问题有关。在您看来，文件与档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王茂跃：文件和档案是并列关系，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如果将文件与档案放到更大范围内去考察，那么文件与档案则属于同一事物(文献)。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文件与档案是两种不同的事物”，也可以说“文件与档案属于同一事物”。
张翠平：那么您又如何看待归档?归档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标志吗?
王茂跃：我国档案学界认为归档是文件和档案的分水岭，是标志、界限。如果这样的话，有的应归档的有价值的历史文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归档，那么该文件始终是文件而不是档案?有的单位还没有建立档案机构，难道就没有档案?许多单位在文书处理部门聘任了兼职档案员，高校还规定兼职档案员可以评聘档案职称。如果归档前不是档案的话，为何要称呼他们为兼职档案员呢?其实，归档是档案部门获得档案的一个程序，没有归档，档案部门就没有档案，仅此而已。
张翠平：您对文件中心的看法如何?文件中心这一“星星之火”在我国能够形成“燎原之势”吗?
王茂跃：国外先有文件中心，后才有为其提供理论依据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我国1988年开始建立第一个文件中心，到目前为止，文件中心的数量在我国依然是屈指可数。其主要原因，一是名称问题。这种类型的机构究竟使用什么名称应当与档案概念相一致，就我国而言，称为档案中心或机关档案管理中心，可能更容易被认同接受。二是与档案室的关系问题。我国机关单位有普遍建立档案室的传统，抛弃传统而一味地建立文件中心，是不是真的很有必要?在档案室这一保管机构几乎是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强制推行文件中心是否具有可行性?就目前而言，文件中心这一“星星之火”在我国依然是“星星之火”，难以形成“燎原之势”。
张翠平：您发表了六七篇关于文书处理部门立卷与档案部门立卷的论文，仅1994年在《安徽档案》上就发表了3篇，我国实行的是文书处理部门立卷制度，认为档案室立卷是错误做法的，您为什么要为档案室立卷正名呢?
王茂跃：在大学学习《文书学》时，教材就提到“档案室立卷是天经地义的”，尽管教材是不同意这一观点的。我就感到奇怪，立卷是档案整理的重要内容，档案室应该做立卷工作呀。工作后发现，绝大多数机关单位都是由档案室进行立卷的，那么我国为何非要推行文书处理部门立卷，非要将档案室立卷认定为错误做法呢?我国解放前是档案室立卷，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是如此，后来我们请来了苏联档案专家，苏联专家将他们的做法传授过来，就是文书处理部门立卷。1955年，我国先在党的系统改行文书处理部门立卷。1956年4月1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要求在1956年内“全面推行文书处理部门立卷，以建立统一的归档制度”，并将“零散文件随办随归档和成堆归档”认定为“错误做法”，从而否定了档案室立卷。实际上，立卷的对象和实质都是相同的，对象都是档案，都是在做档案的整理工作，都是为了更好地保管、查找和利用档案。因此，文书处理部门立卷和档案部门立卷并不是对立的，是完全能够统一的。只要能够保证案卷质量，任何立卷形式都是可行的。
张翠平：王老师论文很多啊，桑毓域老师曾用“铺天盖地”来形容。而且您的很多论文都是在档案馆工作期间发表的。您为什么要写作?难道仅仅为了评职称?
王茂跃：桑老师很会夸人。我的研究方向较窄，并没有“铺天盖地”。当初对论文写作有点兴趣，客观地说，也与需要晋升档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有关。当然，将大量的业余时间花在论文写作上，也充实了我的精神生活。
张翠平：能将工作跟爱好紧密结合，王老师高!我看了您的论文，感觉都是叙述流畅、逻辑严密、文字朴实，对于我们初写文章的学生来说，这一切该如何把握呢?
王茂跃：我的论文哪里有这么多优点。不过我觉得写文章需要文字的基本功，需要多思、多练、多推敲，此外别无他法。我们很多人缺少写作训练，写起东西来总是下笔艰难。以前有的人每天写一篇日记，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方法；现在很多人开博客，或上论坛发帖、跟帖，这也是一种好方法。就档案界论坛而言，沧海一粟版主的《琐事琐记琐忆(沧海一粟日志)》和漂流者版主的《秘书 漂流者工作录辑——漂流工作记》就比较好，宜长则长、宜短则短。我想沧海一粟版主和漂流者版主的文字非常流畅，即使是记流水账也是非常耐读，让人有读下去的欲望，这肯定得益于他们平时坚持不懈地写帖。
张翠平：嗯，漂版和沧海版的文字的确很流畅，看来多多锻炼，是有很大好处的。
您从高中到大学7年，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这说着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啊，很佩服王老师!那么，您上学时学习也是比较用功的喽!
王茂跃：我的语文基础并不扎实。高中语文教师提倡写日记，我刚尝试时，记的都是流水账，时间一长，就渐渐发议论，有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当然，坚持很难，需要有毅力。
张翠平：听说您当年正因为成绩优异、表现良好，所以在安排工作时，被优先分配进了安徽师范大学档案室。您当时对这样一份工作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王茂跃：我们虽是安徽大学第一届档案专业毕业生，但1987年毕业时的去向并不好，全班50人，2人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2人分到了省档案局，5人分到了高校(2人留校)，绝大多数分到了市、县档案局。因此，能进高校应该算比较理想的了。
张翠平：但是您怎么也没料到，刚来报到，就被抽调去了革命老区泾县支教。
王茂跃：的确没有想到。我报到是在7月中旬，正是暑假期间，报到后也没有上班。8月下旬返校上班，突然被告知，省委讲师团在师大抽调一名能够承担历史教学任务的教师到泾县去支教。
张翠平：呵呵，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您就踏上了那神圣的三尺讲台。您是如何将教学很好地进行下去的呢?那一年的教学经历肯定让您终生难忘。
王茂跃：我毕竟不是师范类专业出身，对如何教学毫无经验可言。记得刚开始备课时，很有意思，由于担心在讲台上无话可说，我就将上课要讲的话全部写在备课笔记本上。好在经过锻炼，渐渐适应了教学工作。泾县属于山区，山清水秀，教师友好，学生纯朴。一年的支教生活非常充实，在我的记忆深处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当时就认定，教师职业，其乐无穷!
张翠平：这也就是说，您真正从事档案工作，是从1988年开始的。那个时候，您觉得大学里所学的知识与实际中的档案工作衔接得紧密吗?这其中应该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吧?
王茂跃：我是从1988年8月底正式开始从事档案工作的。大学所学的知识肯定有用，但书本知识与实际还是有距离的。因此，磨合期肯定是少不了的，只是有的人磨合得快一些，有的慢一些。
在刚刚工作阶段，我觉得要熟悉单位的基本情况，需要多向有经验的同事虚心请教，多做事，多思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尊重领导和同事的前提下尽快展示自己的优势，在单位站稳脚跟。
张翠平：“尽快展示自己的优势，在单位站稳脚跟。”看来老师做到了，您在档案馆工作期间，很快就成为业务骨干了。我们曾经对您以前的同事进行过采访，他们一致认为您当时工作认真细致，理论功底也很扎实。您一定有一些很好的经验要给目前正在焦头烂额找工作的毕业生们传授吧?
王茂跃：没想到翠儿真是有心人，还去采访了我以前的同事，他们说的肯定是溢美之词。现在就业难与毕业生人数多肯定有关，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自身缺乏竞争力。如果自身很有实力，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并不是问题。在具备实力的情况下，为人处世也很重要，人们常说“先做人后做事，细节决定成败”，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认真，一旦有机会的话，往往就能把握住。人生有选择的机会也就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
张翠平：“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认真，一旦有机会的话，往往就能把握住。”这也是您长期以来恪守的信念吧，所以您38岁就被评上了研究馆员的职称。
王茂跃：也可以这么说吧。认真做事，老实做人，最终会有好的回报的。
张翠平：1998年安徽师范大学“七十周年”校庆，103岁的老文学家苏雪林到学校参观校史展览馆，听说当时是您为她作的讲解?
王茂跃：5月26日，苏雪林来到安徽师范大学并观看了校史展览。由于我对校史比较熟悉，为她讲解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当我介绍到她当时的同事一一朱湘、郁达夫时，苏雪林还久久地注视着展板上放大的照片，似乎还在记忆深处搜寻着当年的印象。我从展柜中拿出了解放前编印的毕业学生纪念册，其中在省立安徽大学历任教授名单中，苏雪林的名字赫然在册。看到了发黄的纸张上有自己的名字，苏雪林微微点头，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事后，我写了两篇与苏雪林有关的文章，一篇是《难忘校史两件事》，一篇是《苏雪林的兰溪梦》。
张翠平：《苏雪林的兰溪梦》?听起来是一篇很不错的文章，老师有空发到论坛上给我们看看吧!老师在编研方面颇有收获，能不能介绍一下?
王茂跃：编研成果其实并不多，主要是《安徽师范大学大事记(1949-1999)》和其后4年的单行本大事记，还有《安徽师范大学档案馆概览》等。另外，我利用馆藏档案资料撰写了一些与校史、校史人物有关的文章，如：《用档案作证解校史之争》、《新发现的一封丁玲书信》、《解放前安徽高校生何止1052》、《安徽现代高教的创始人一一刘文典》、《朱湘与省立安徽大学》、《曾希圣与安徽高校二三事》、《杨亮功其人其事》、《四十年前的难忘一幕——少奇同志当年为皖南大学题校名》等。这既扩大了档案馆的影响，也宣传了学校的历史与人物。
张翠平：我看了一下您的经历，从1993年到1996年，您一边在档案馆工作，一边又教授秘书专业大专的《档案管理学》，那一段日子，会不会感觉很累?您怎样协调好工作与教学的关系呢?
王茂跃：那几年，我在工作的同时还承担了《档案管理学》的教学任务，由于档案馆的人际关系简单、和谐，工作轻松自在，心情愉悦，并不觉得累。教学与工作是可以相互促进的，那几年教学与工作的结合，加深了我对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理解。好在档案馆领导、同事对我一直非常照顾、宽容，我至今仍心存感激。
张翠平：
“教学与工作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怎么个促进法呢?
王茂跃：工作一般知其然即可，而教学既需要知其然又需要知其所以然。有了档案工作实践做基础，上起课来底气更足。而教学则加深了对档案工作的感悟，遇到实际问题可以避免条条框框的束缚，而且也有利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
张翠平：您前面说过一句话：“我当时就认定，教师职业，其乐无穷”，所以后来我们学校成立秘书学本科专业时，您便应杨树森老师之邀，转行当了教师。而且听说您转岗还经历了一些波折?
王茂跃：我从没想到会转行当教师。当时，杨老师征求我意见，说秘书专业缺乏专业教师，问我是否想转到教学岗位，我的心里是矛盾的，既有向往，也有不舍。转岗时部门领导不愿意签字，最后是校领导签字同意的。
张翠平：若不是您当初的转岗，我们就无缘在大学四年里结识您这样一位好老师了，这真是学生的大幸啊!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说我们80后是“垮掉的一代”，在老师的眼里，我们真的是这样的吗?您有什么话想对学生们说呢?
王茂跃：80后是“垮掉的一代”绝对是夸大其词。80后绝不可能是“垮掉的一代”，而是充满希望的一代。“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胜过一代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80后知识面广，思想解放，敢想敢做，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当然，80后多是独生子女，得到了父母更多的宠爱，有的可能考虑自己过多一些。因此，除了学好知识，提升能力外，最好能够注重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样就有利于今后在工作中取得成功。
张翠平：虽然转了岗位，但是您的兰台之恋并未结束，这一点学生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您带领他们去档案馆参观，安排他们去档案馆实习，您授予了他们档案人的细致与严谨……您把档案人的专业素养结合进了教学中，使得它能更广泛地为学生们接受。您虽然不在档案岗位上，但您还是安徽省档案系列副研究馆员评审委员会成员，是《档案界》论坛的版主，还在教《档案管理学》，还在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您依旧是一名档案人!
掌声和献花送给可敬的档案人!送给可敬的档案老师!
(摘自《档案界》网站)
访谈主持人：张翠平
张翠平：王教授您好!欢迎做客《名家访谈》栏目。现在是学校期末考的阶段，您应该在忙于批改试卷吧，衷心感谢您拨冗接受我们的这次采访。
王茂跃：谢谢!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
张翠平：我曾经在此节目之前对您的一些学生做过采访，他们都说您是位比家长还要好的老师。学生们有什么事第一个便是想到了您，您是怎么做到让这么多同学都如此信任您呢?
王茂跃：学生在外求学，在学习、生活中遇到了问题，能够向老师求助，这是学生对老师的信任。作为一名教师，应当尽力去解决学生的问题，这是教师的职责。其实，我对学生的帮助并不多，做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学生给出这么高的评价，这就说明，我们的学生是重感情的，也知道感恩。但我们教师在帮助学生“解惑”上与学生的期望值还有不小的距离，或者说我们在尊重、关心学生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张翠平：呵呵，老师谦虚啦。听说您曾经给学生在一学期内强制布置了十篇作文?王老师够厉害嘛，学生们愿意写吗?写出来后效果又如何呢?
王茂跃：最多的时候布置15篇，后减为10篇，现在基本上是7篇。没有一定量的强化训练，写作水平是无法提高的。毕竟写作能力是秘书的看家本领，没有写作能力，今后求职就没有竞争力，也体现不出秘书专业的特色。还好，学生们都很配合，效果明显，写的好文章有的已经公开发表了。
张翠平：有您这样细心的老师指导，学生们发表文章就很有优势啊。学生们说，您的批改甚至细致到了标点符号和错别字，您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我是说，现在很少有老师这样批改作文了。
王茂跃：当秘书的没有小问题，小问题不注意就会变成大问题。
张翠平：后来，您又把他们的作文发到了《档案界》论坛上了。
王茂跃：为了在《档案界》论坛展示秘书专业学生的水平，我将学生写得较好的文章作为帖子发出来，其中也有你的一篇——《我听王蒙报告会》。蔡总编为了鼓励、提携年轻学子，选中刊登于《档案管理》。对学生来说，文章的发表无疑是一股巨大的动力，很有可能由此改变一生的命运。
张翠平：改变命运?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王茂跃：是啊，我的学生翠儿和漂流者，他们在论坛上锻炼了很长时间之后，现在都在担任版主呢。漂流者在单位很受重用，相信很快就会脱颖而出。
张翠平：那这样说来，年轻人在论坛上担任版主，真的是一件很锻炼人的事情了!
王茂跃：论坛是开放的，也是包容的。论坛这个舞台，只要你有才能，就可以在这里尽情展示。论坛也是培养、发现人才的好地方。年轻人是论坛的主力，论坛是年轻人的天下。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创造能力都很强，很多人在这个阶段经过不懈努力、奋斗，事业取得了成功。我常和学生说，年轻真好!年轻没有失败!
张翠平：是啊，年轻真好!记得您曾经说过：“非常喜欢和学生们打交道。”杨树森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和年轻人在一起，永远年轻。”您觉得呢?
王茂跃：我们的学生都非常可爱，年轻、单纯、真实、充满活力、思想敏锐。我非常赞同杨树森老师的这句话，杨老师的心理就非常年轻。人到中年以后就希望人家说过得年轻，我当然也希望自己能拥有年轻的心态。
张翠平：能和学生们打成一片，您的心态当然很年轻啦。听说您在教授《档案管理学》课程的时候，还带他们去学校的档案馆参观了，您是不是觉得现在的教学方式应该更加灵活一点?
王茂跃：应用型专业的课程一定要与实际相结合。带学生去参观档案馆，让学生增加一些感性认识，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可能的话，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到单位去见习，能够提升他们自身的能力，为将来的求职、工作奠定良好基础。学生一定要走出书斋，走出课堂，与实际相结合是提升自身能力的必由之路，此外别无他途。
张翠平：那这样看来，老师的责任不仅在于“教书”了，更多的还是要“育人”啊!
王茂跃：教师的主要职责就是教书与育人，教书与育人同等重要，教师对学生是有影响的。
张翠平：嗯，我很赞同您说的这句话：教师对学生是有影响的。
从您的学生们那儿了解的情况来看，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您治学非常严谨，甚至有些钻牛角尖了。听说您曾经被称作“商榷大师”?
王茂跃：做人不能钻“牛角尖”，做学问就要钻“牛角尖”。我的文章中有商榷文章，有的甚至是与档案名家商榷的。撰写这类文章是因为对有的观点有不同看法，有话要说，不吐不怏。“商榷大师”是有人开玩笑的说法，千万不能当真。大师绝对不可能是通过商榷造就出来的，呵呵。
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现在的商榷文章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然，怎么写了几篇商榷就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呢。这也难怪，档案学界的圈子就那么大，彼此间又是熟悉的人，起码作者的姓名是熟悉的，有的担心与人商榷会得罪人，伤感情，顾忌较多。
张翠平：难道您就无所顾忌?还是您坚持真理胜过一切?
王茂跃：刚开始也有顾忌，后来想到学术争鸣是对事不对人，也就释然了。有的学术观点在当时可能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学术观点也应当与时俱进。
张翠平：的确，争鸣性的论文是不太好写的。但是您仅就“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就发了一些争鸣的文章。目前许多学者对这一理论持肯定态度，您却恰恰相反，撰写了多篇文章探讨它不宜中国化。您能给出一个简单的解释吗?
王茂跃：关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我是写过几篇文章，如：《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评价不宜过高》、《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已经中国化了吗》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西方档案学的支柱理论，该理论被介绍到我国本也无可厚非，但必须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必须指导实践。该理论中的文件是一个大的概念(也有人称为“大文件概念”、“广义文件概念”)，该理论将文件划分为现行文件、半现行文件和非现行文件，完全依据文件所起的作用。该理论引入我国，作为比较研究是没有问题的，而想让它成为我国档案学的支柱理论之一，问题就来了。我国的文件与档案是并列的概念，国外有现行文件概念，但国外的现行文件概念与我国的文件概念是有差异的。一旦将该理论引入我国档案工作实际，就会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如：我国档案室中的档案，按照该理论有的是档案，有的还是现行文件，但我国都是作为档案看待并加以保管的。因此，不加区别地予以引进，势必难以正确指导我国的档案工作实践。
张翠平：有人把您列入“反对派”之中，您怎么看待呢? 王茂跃：从学术观点看，我的确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这一理论是科学的，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将该理论中国化，一定要具备一定的前提，前提不具备是难以中国化的。在档案学界一片肯定声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并不一定是坏事。其实，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持有异议的还有山西省档案局的林清澄、河南省濮阳市档案局的刘东斌等学者。我觉得无论是“赞成派”、“反对派”，还是“中间派”或什么派，都是无关紧要的。
张翠平：也就是说，我国与欧美国家档案概念的差异——广义的文件与大文件并不是一个概念，使得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适用于中国的国情。但它总有值得借鉴之处啊，在您看来，怎样才能使得这一理论更好地为我所用呢?
王茂跃：我国将这一理论引入以后，为我国建立文件中心找到了依据，为文件与档案一体化管理找到了依据，为对文件在形成阶段档案部门的前端控制找到了理论依据，甚至前几年档案馆设立现行文件服务中心，都有将该理论作为依据的，似乎该理论成了万能的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在我国却缺乏生长的土壤，我们不宜对它作过高的评价。不过，将该理论介绍进来，以作了解、参考、比较研究之用，则是完全必要的。这一理论引入后，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文件与档案的关系。
张翠平：哲学的观点告诉我们：新事物的发展道路总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您觉得这其中存在着什么样棘手的问题呢?陈兆祦先生提出的“文件运动周期理论”应该是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很好的继承与发展吧?
王茂跃：陈兆祦先生在国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文件运动周期理论”，有人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不可否认，陈先生提出该理论的确考虑到了我国的档案工作实际，并划分为四个阶段。但该理论依然还是认为“档案属于文件”，而我国普遍认为“档案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记录，而不是文件”。如果“档案属于文件”没有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那么“文件运动周期理论”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张翠平：吴宝康老先生说过一段话：
“不要对我们自己有中国特色的文件管理理论视若无睹，也不要盲目崇拜和推行外国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学习和吸收国外档案学理论中一切好的、有用的东西。”
王茂跃：吴宝康先生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待外国档案学理论，我们应当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其实吴宝康先生已经给出了答案：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应当在立足我国实际的前提下加以借鉴，“洋为中用”、“为我所用”。
张翠平：其实，这些争议跟文件与档案的关系问题有关。在您看来，文件与档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王茂跃：文件和档案是并列关系，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如果将文件与档案放到更大范围内去考察，那么文件与档案则属于同一事物(文献)。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文件与档案是两种不同的事物”，也可以说“文件与档案属于同一事物”。
张翠平：那么您又如何看待归档?归档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标志吗?
王茂跃：我国档案学界认为归档是文件和档案的分水岭，是标志、界限。如果这样的话，有的应归档的有价值的历史文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归档，那么该文件始终是文件而不是档案?有的单位还没有建立档案机构，难道就没有档案?许多单位在文书处理部门聘任了兼职档案员，高校还规定兼职档案员可以评聘档案职称。如果归档前不是档案的话，为何要称呼他们为兼职档案员呢?其实，归档是档案部门获得档案的一个程序，没有归档，档案部门就没有档案，仅此而已。
张翠平：您对文件中心的看法如何?文件中心这一“星星之火”在我国能够形成“燎原之势”吗?
王茂跃：国外先有文件中心，后才有为其提供理论依据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我国1988年开始建立第一个文件中心，到目前为止，文件中心的数量在我国依然是屈指可数。其主要原因，一是名称问题。这种类型的机构究竟使用什么名称应当与档案概念相一致，就我国而言，称为档案中心或机关档案管理中心，可能更容易被认同接受。二是与档案室的关系问题。我国机关单位有普遍建立档案室的传统，抛弃传统而一味地建立文件中心，是不是真的很有必要?在档案室这一保管机构几乎是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强制推行文件中心是否具有可行性?就目前而言，文件中心这一“星星之火”在我国依然是“星星之火”，难以形成“燎原之势”。
张翠平：您发表了六七篇关于文书处理部门立卷与档案部门立卷的论文，仅1994年在《安徽档案》上就发表了3篇，我国实行的是文书处理部门立卷制度，认为档案室立卷是错误做法的，您为什么要为档案室立卷正名呢?
王茂跃：在大学学习《文书学》时，教材就提到“档案室立卷是天经地义的”，尽管教材是不同意这一观点的。我就感到奇怪，立卷是档案整理的重要内容，档案室应该做立卷工作呀。工作后发现，绝大多数机关单位都是由档案室进行立卷的，那么我国为何非要推行文书处理部门立卷，非要将档案室立卷认定为错误做法呢?我国解放前是档案室立卷，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是如此，后来我们请来了苏联档案专家，苏联专家将他们的做法传授过来，就是文书处理部门立卷。1955年，我国先在党的系统改行文书处理部门立卷。1956年4月1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要求在1956年内“全面推行文书处理部门立卷，以建立统一的归档制度”，并将“零散文件随办随归档和成堆归档”认定为“错误做法”，从而否定了档案室立卷。实际上，立卷的对象和实质都是相同的，对象都是档案，都是在做档案的整理工作，都是为了更好地保管、查找和利用档案。因此，文书处理部门立卷和档案部门立卷并不是对立的，是完全能够统一的。只要能够保证案卷质量，任何立卷形式都是可行的。
张翠平：王老师论文很多啊，桑毓域老师曾用“铺天盖地”来形容。而且您的很多论文都是在档案馆工作期间发表的。您为什么要写作?难道仅仅为了评职称?
王茂跃：桑老师很会夸人。我的研究方向较窄，并没有“铺天盖地”。当初对论文写作有点兴趣，客观地说，也与需要晋升档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有关。当然，将大量的业余时间花在论文写作上，也充实了我的精神生活。
张翠平：能将工作跟爱好紧密结合，王老师高!我看了您的论文，感觉都是叙述流畅、逻辑严密、文字朴实，对于我们初写文章的学生来说，这一切该如何把握呢?
王茂跃：我的论文哪里有这么多优点。不过我觉得写文章需要文字的基本功，需要多思、多练、多推敲，此外别无他法。我们很多人缺少写作训练，写起东西来总是下笔艰难。以前有的人每天写一篇日记，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方法；现在很多人开博客，或上论坛发帖、跟帖，这也是一种好方法。就档案界论坛而言，沧海一粟版主的《琐事琐记琐忆(沧海一粟日志)》和漂流者版主的《秘书 漂流者工作录辑——漂流工作记》就比较好，宜长则长、宜短则短。我想沧海一粟版主和漂流者版主的文字非常流畅，即使是记流水账也是非常耐读，让人有读下去的欲望，这肯定得益于他们平时坚持不懈地写帖。
张翠平：嗯，漂版和沧海版的文字的确很流畅，看来多多锻炼，是有很大好处的。
您从高中到大学7年，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这说着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啊，很佩服王老师!那么，您上学时学习也是比较用功的喽!
王茂跃：我的语文基础并不扎实。高中语文教师提倡写日记，我刚尝试时，记的都是流水账，时间一长，就渐渐发议论，有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当然，坚持很难，需要有毅力。
张翠平：听说您当年正因为成绩优异、表现良好，所以在安排工作时，被优先分配进了安徽师范大学档案室。您当时对这样一份工作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王茂跃：我们虽是安徽大学第一届档案专业毕业生，但1987年毕业时的去向并不好，全班50人，2人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2人分到了省档案局，5人分到了高校(2人留校)，绝大多数分到了市、县档案局。因此，能进高校应该算比较理想的了。
张翠平：但是您怎么也没料到，刚来报到，就被抽调去了革命老区泾县支教。
王茂跃：的确没有想到。我报到是在7月中旬，正是暑假期间，报到后也没有上班。8月下旬返校上班，突然被告知，省委讲师团在师大抽调一名能够承担历史教学任务的教师到泾县去支教。
张翠平：呵呵，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您就踏上了那神圣的三尺讲台。您是如何将教学很好地进行下去的呢?那一年的教学经历肯定让您终生难忘。
王茂跃：我毕竟不是师范类专业出身，对如何教学毫无经验可言。记得刚开始备课时，很有意思，由于担心在讲台上无话可说，我就将上课要讲的话全部写在备课笔记本上。好在经过锻炼，渐渐适应了教学工作。泾县属于山区，山清水秀，教师友好，学生纯朴。一年的支教生活非常充实，在我的记忆深处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当时就认定，教师职业，其乐无穷!
张翠平：这也就是说，您真正从事档案工作，是从1988年开始的。那个时候，您觉得大学里所学的知识与实际中的档案工作衔接得紧密吗?这其中应该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吧?
王茂跃：我是从1988年8月底正式开始从事档案工作的。大学所学的知识肯定有用，但书本知识与实际还是有距离的。因此，磨合期肯定是少不了的，只是有的人磨合得快一些，有的慢一些。
在刚刚工作阶段，我觉得要熟悉单位的基本情况，需要多向有经验的同事虚心请教，多做事，多思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尊重领导和同事的前提下尽快展示自己的优势，在单位站稳脚跟。
张翠平：“尽快展示自己的优势，在单位站稳脚跟。”看来老师做到了，您在档案馆工作期间，很快就成为业务骨干了。我们曾经对您以前的同事进行过采访，他们一致认为您当时工作认真细致，理论功底也很扎实。您一定有一些很好的经验要给目前正在焦头烂额找工作的毕业生们传授吧?
王茂跃：没想到翠儿真是有心人，还去采访了我以前的同事，他们说的肯定是溢美之词。现在就业难与毕业生人数多肯定有关，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自身缺乏竞争力。如果自身很有实力，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并不是问题。在具备实力的情况下，为人处世也很重要，人们常说“先做人后做事，细节决定成败”，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认真，一旦有机会的话，往往就能把握住。人生有选择的机会也就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
张翠平：“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认真，一旦有机会的话，往往就能把握住。”这也是您长期以来恪守的信念吧，所以您38岁就被评上了研究馆员的职称。
王茂跃：也可以这么说吧。认真做事，老实做人，最终会有好的回报的。
张翠平：1998年安徽师范大学“七十周年”校庆，103岁的老文学家苏雪林到学校参观校史展览馆，听说当时是您为她作的讲解?
王茂跃：5月26日，苏雪林来到安徽师范大学并观看了校史展览。由于我对校史比较熟悉，为她讲解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当我介绍到她当时的同事一一朱湘、郁达夫时，苏雪林还久久地注视着展板上放大的照片，似乎还在记忆深处搜寻着当年的印象。我从展柜中拿出了解放前编印的毕业学生纪念册，其中在省立安徽大学历任教授名单中，苏雪林的名字赫然在册。看到了发黄的纸张上有自己的名字，苏雪林微微点头，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事后，我写了两篇与苏雪林有关的文章，一篇是《难忘校史两件事》，一篇是《苏雪林的兰溪梦》。
张翠平：《苏雪林的兰溪梦》?听起来是一篇很不错的文章，老师有空发到论坛上给我们看看吧!老师在编研方面颇有收获，能不能介绍一下?
王茂跃：编研成果其实并不多，主要是《安徽师范大学大事记(1949-1999)》和其后4年的单行本大事记，还有《安徽师范大学档案馆概览》等。另外，我利用馆藏档案资料撰写了一些与校史、校史人物有关的文章，如：《用档案作证解校史之争》、《新发现的一封丁玲书信》、《解放前安徽高校生何止1052》、《安徽现代高教的创始人一一刘文典》、《朱湘与省立安徽大学》、《曾希圣与安徽高校二三事》、《杨亮功其人其事》、《四十年前的难忘一幕——少奇同志当年为皖南大学题校名》等。这既扩大了档案馆的影响，也宣传了学校的历史与人物。
张翠平：我看了一下您的经历，从1993年到1996年，您一边在档案馆工作，一边又教授秘书专业大专的《档案管理学》，那一段日子，会不会感觉很累?您怎样协调好工作与教学的关系呢?
王茂跃：那几年，我在工作的同时还承担了《档案管理学》的教学任务，由于档案馆的人际关系简单、和谐，工作轻松自在，心情愉悦，并不觉得累。教学与工作是可以相互促进的，那几年教学与工作的结合，加深了我对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理解。好在档案馆领导、同事对我一直非常照顾、宽容，我至今仍心存感激。
张翠平：
“教学与工作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怎么个促进法呢?
王茂跃：工作一般知其然即可，而教学既需要知其然又需要知其所以然。有了档案工作实践做基础，上起课来底气更足。而教学则加深了对档案工作的感悟，遇到实际问题可以避免条条框框的束缚，而且也有利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
张翠平：您前面说过一句话：“我当时就认定，教师职业，其乐无穷”，所以后来我们学校成立秘书学本科专业时，您便应杨树森老师之邀，转行当了教师。而且听说您转岗还经历了一些波折?
王茂跃：我从没想到会转行当教师。当时，杨老师征求我意见，说秘书专业缺乏专业教师，问我是否想转到教学岗位，我的心里是矛盾的，既有向往，也有不舍。转岗时部门领导不愿意签字，最后是校领导签字同意的。
张翠平：若不是您当初的转岗，我们就无缘在大学四年里结识您这样一位好老师了，这真是学生的大幸啊!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说我们80后是“垮掉的一代”，在老师的眼里，我们真的是这样的吗?您有什么话想对学生们说呢?
王茂跃：80后是“垮掉的一代”绝对是夸大其词。80后绝不可能是“垮掉的一代”，而是充满希望的一代。“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胜过一代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80后知识面广，思想解放，敢想敢做，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当然，80后多是独生子女，得到了父母更多的宠爱，有的可能考虑自己过多一些。因此，除了学好知识，提升能力外，最好能够注重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样就有利于今后在工作中取得成功。
张翠平：虽然转了岗位，但是您的兰台之恋并未结束，这一点学生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您带领他们去档案馆参观，安排他们去档案馆实习，您授予了他们档案人的细致与严谨……您把档案人的专业素养结合进了教学中，使得它能更广泛地为学生们接受。您虽然不在档案岗位上，但您还是安徽省档案系列副研究馆员评审委员会成员，是《档案界》论坛的版主，还在教《档案管理学》，还在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您依旧是一名档案人!
掌声和献花送给可敬的档案人!送给可敬的档案老师!
(摘自《档案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