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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亿早慧，聪明过人，《宋史》说他：“七岁，能属文，对客谈论，有老成风”，国人一向喜欢追捧天才，尤其是那种一目成诵、下笔千言的天才，连阅人无数的皇帝也不例外。
少时聪慧，官运亨通
雍熙元年，杨亿年仅十一岁，宋太宗听说了他，特让江南转运使张去华专程护送杨亿至京，他要好好看看这天才少年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宋太宗连续三天面试杨亿，杨亿连写五篇诗赋，篇篇一蹴而就，意境俱佳，如《喜朝京阙》云：“七闽波渺邈，双阙气岧峣。晓登云外岭，夜渡月中潮。愿秉清忠节，终身立圣朝。”宋太宗赞赏不已，称他“越景绝尘，一日千里，予有望于汝也”，当即封他为秘书省正字（正九品），堪称史上最年轻的领导干部。
皇帝面试过的人，当然是天子门生了，这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身份，何况他还是皇帝寄予过厚望的人。宋太宗淳化三年，19岁的杨亿被赐进士及第，任光禄寺丞，不久直集贤院。宋真宗继位，杨亿刚刚24岁，又被重用为左司谏、知制诰，成了皇帝的秘书。他“文格雄健，才思敏捷”，才华被公认当时第一，独领风骚，是“西昆体”诗歌流派的卓越代表；那些文人墨客，争相拿着诗文集请他品评，经他品评的人，往往一夜成名；同僚向皇帝进呈表疏，每每重金请他润色；他精通典章制度，起草的诏书规范而优美，同僚们有什么岗位异动的要求，都要等到他值班的时候提出，好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他那文采斐然的诏书中。
有了两代帝王的栽培，加上才华出众，杨亿平步青云的前途是可以预见的。然而，官场是一个最说不清道不明的“场”，这个“场”的规则看不见摸不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顺应它就能步步高升，你违反它就会寸步难行。
身在官场，不屑同流合污
官场讲究团结，而潜台词往往是团结共事，共同谋利，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看不惯的要笑脸相迎，瞧不起的要亲热有加，你好我好大家好。然而，杨亿为人孤僻，刚介寡合，惟结交才德卓绝者二三。这样的做人原则，在官场无疑不合时宜，甚至自讨苦吃。比如，宋真宗身边有一个红人，想拉拢杨亿，杨亿是清流嘛，官场再坏的人也想与清流拉关系，便对杨亿马屁道：“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刚”，面对这张迎面而来的笑脸，杨亿却正言厉色道：“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在笑脸上泼了一盆冷水。
又比如，王钦若和丁谓皆因善于吹捧而骤贵，他们齐心鼓动宋真宗“东封西祀”，大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大唱英明神武的颂圣赞歌，在士大夫间口碑极差。不过，对于这种行为，大多数官场滑头只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而不说出嘴里，但杨亿眼里容不得一点尘埃，态度挂在脸上，鄙夷说在嘴里。杨亿与王钦若同在史馆上班，王钦若前脚进，杨亿就后脚出，其他同僚聚会文人雅集的场合，也是如此，根本不屑与王钦若照面。丁谓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同僚们纷纷赶去祝贺，杨亿却冷冷地说道：“骰子选耳，亦何足道哉”，讥笑他升官靠运气而不是才华，充满蔑视。杨亿到处树敌，终于遭到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人的联手排挤。母亲病重，他请假后匆忙启程，人家告他一状，说“不俟命而去”，要给予处分；他起草诏书，皇帝做了修改，人家参他一本，说起草诏书被皇帝修改的，理应降职。
性情耿直，不阿谀奉承
当然，与同事处不好，这在官场倒也不是什么大忌，因为对于官员来说，一言九鼎的皇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然而，要皇帝说行，必须俯首帖耳，把首长的毛发摩捋顺了才行。而最要命的是，杨亿非但不投其所好，反而摸倒毛，拂逆皇帝的旨意，让皇帝老大不高兴。宋真宗景德四年，郭皇后病故，宋真宗册封最宠爱的刘德妃为后，安排杨亿起草封后诏书，倔强的杨亿竟然要原则不要前途，固执己见，认为刘德妃的德行和出身，都比不上已故宰相沈伦的孙女沈才人，公然拒绝为皇帝起草诏书，皇帝只好收回成命，另外安排他人起草。
如果说与同僚为敌是自寻烦恼的话，那么与皇帝作对，就无异于自掘坟墓。终于有一天深夜，宋真宗在皇宫一小阁召见了杨亿。首先，宋真宗问这问那，与他拉家常，叙旧事，反常的亲切。接着，搬出几个堆满了文稿的小箱子，宋真宗手捧这些文稿对杨亿说：“爱卿啊，你是认得我的笔迹的，这些文稿都是我自己亲自起草的，从来没有命人捉刀代笔啊！”杨亿一听，马上明白皇帝已经不再信任他了，皇帝身边的大学士、大笔杆子却弄得皇帝亲自操刀，那还要你有何用？于是，杨亿开始佯狂，装疯卖傻，自甘堕落，然后请病假，出奔阳翟，归去，归去，狼狈如斯。
杨亿少有大志，理想远大，然身在官场，挥洒不开，一路磕磕绊绊，仕途坎坷，命运不佳，最后抑郁而终，年仅47岁。他的失败，其原因可归结为性格太倔，为人太直，即《宋史·杨亿传》所谓：“性耿介，尚名节”者也。
少时聪慧，官运亨通
雍熙元年，杨亿年仅十一岁，宋太宗听说了他，特让江南转运使张去华专程护送杨亿至京，他要好好看看这天才少年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宋太宗连续三天面试杨亿，杨亿连写五篇诗赋，篇篇一蹴而就，意境俱佳，如《喜朝京阙》云：“七闽波渺邈，双阙气岧峣。晓登云外岭，夜渡月中潮。愿秉清忠节，终身立圣朝。”宋太宗赞赏不已，称他“越景绝尘，一日千里，予有望于汝也”，当即封他为秘书省正字（正九品），堪称史上最年轻的领导干部。
皇帝面试过的人，当然是天子门生了，这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身份，何况他还是皇帝寄予过厚望的人。宋太宗淳化三年，19岁的杨亿被赐进士及第，任光禄寺丞，不久直集贤院。宋真宗继位，杨亿刚刚24岁，又被重用为左司谏、知制诰，成了皇帝的秘书。他“文格雄健，才思敏捷”，才华被公认当时第一，独领风骚，是“西昆体”诗歌流派的卓越代表；那些文人墨客，争相拿着诗文集请他品评，经他品评的人，往往一夜成名；同僚向皇帝进呈表疏，每每重金请他润色；他精通典章制度，起草的诏书规范而优美，同僚们有什么岗位异动的要求，都要等到他值班的时候提出，好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他那文采斐然的诏书中。
有了两代帝王的栽培，加上才华出众，杨亿平步青云的前途是可以预见的。然而，官场是一个最说不清道不明的“场”，这个“场”的规则看不见摸不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顺应它就能步步高升，你违反它就会寸步难行。
身在官场，不屑同流合污
官场讲究团结，而潜台词往往是团结共事，共同谋利，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看不惯的要笑脸相迎，瞧不起的要亲热有加，你好我好大家好。然而，杨亿为人孤僻，刚介寡合，惟结交才德卓绝者二三。这样的做人原则，在官场无疑不合时宜，甚至自讨苦吃。比如，宋真宗身边有一个红人，想拉拢杨亿，杨亿是清流嘛，官场再坏的人也想与清流拉关系，便对杨亿马屁道：“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刚”，面对这张迎面而来的笑脸，杨亿却正言厉色道：“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在笑脸上泼了一盆冷水。
又比如，王钦若和丁谓皆因善于吹捧而骤贵，他们齐心鼓动宋真宗“东封西祀”，大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大唱英明神武的颂圣赞歌，在士大夫间口碑极差。不过，对于这种行为，大多数官场滑头只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而不说出嘴里，但杨亿眼里容不得一点尘埃，态度挂在脸上，鄙夷说在嘴里。杨亿与王钦若同在史馆上班，王钦若前脚进，杨亿就后脚出，其他同僚聚会文人雅集的场合，也是如此，根本不屑与王钦若照面。丁谓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同僚们纷纷赶去祝贺，杨亿却冷冷地说道：“骰子选耳，亦何足道哉”，讥笑他升官靠运气而不是才华，充满蔑视。杨亿到处树敌，终于遭到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人的联手排挤。母亲病重，他请假后匆忙启程，人家告他一状，说“不俟命而去”，要给予处分；他起草诏书，皇帝做了修改，人家参他一本，说起草诏书被皇帝修改的，理应降职。
性情耿直，不阿谀奉承
当然，与同事处不好，这在官场倒也不是什么大忌，因为对于官员来说，一言九鼎的皇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然而，要皇帝说行，必须俯首帖耳，把首长的毛发摩捋顺了才行。而最要命的是，杨亿非但不投其所好，反而摸倒毛，拂逆皇帝的旨意，让皇帝老大不高兴。宋真宗景德四年，郭皇后病故，宋真宗册封最宠爱的刘德妃为后，安排杨亿起草封后诏书，倔强的杨亿竟然要原则不要前途，固执己见，认为刘德妃的德行和出身，都比不上已故宰相沈伦的孙女沈才人，公然拒绝为皇帝起草诏书，皇帝只好收回成命，另外安排他人起草。
如果说与同僚为敌是自寻烦恼的话，那么与皇帝作对，就无异于自掘坟墓。终于有一天深夜，宋真宗在皇宫一小阁召见了杨亿。首先，宋真宗问这问那，与他拉家常，叙旧事，反常的亲切。接着，搬出几个堆满了文稿的小箱子，宋真宗手捧这些文稿对杨亿说：“爱卿啊，你是认得我的笔迹的，这些文稿都是我自己亲自起草的，从来没有命人捉刀代笔啊！”杨亿一听，马上明白皇帝已经不再信任他了，皇帝身边的大学士、大笔杆子却弄得皇帝亲自操刀，那还要你有何用？于是，杨亿开始佯狂，装疯卖傻，自甘堕落，然后请病假，出奔阳翟，归去，归去，狼狈如斯。
杨亿少有大志，理想远大，然身在官场，挥洒不开，一路磕磕绊绊，仕途坎坷，命运不佳，最后抑郁而终，年仅47岁。他的失败，其原因可归结为性格太倔，为人太直，即《宋史·杨亿传》所谓：“性耿介，尚名节”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