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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起“中庸”这个词，所指的是两种不同含义。其一是指儒家经典著作《中庸》，《中庸》不长，但被认为是儒家学说中最难懂最深奥的理论。正因它博大精深，“中庸”一词，就特指一种精妙的思想，这也就是“中庸”的第二个含义。
程颐解释，不偏不倚就是中，不变不更就是庸；朱熹进一步指出，中是既无不过也无不及，庸是平常，中道即为常道；郑玄注书认为，庸就是用。综述来讲，中庸，就是符合常道、落入常理，正中正好、恰如其分。
这就是 “执中”的思维方式。执其两端用其中，“中”并非是简单的中间派，而是要在两种极端、两种可能里，选取最刚好合宜、最正中目标的那一个。因此，可把中庸理解为，不偏不倚、中正平和的人生态度，凡事不求绝对、不求偏激的适度原则。
◎为何中庸？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要求君子所为要符合中庸之道，而指出小人所做则违背中庸之理。为何中庸如此重要？《中庸》开篇就给出了解答：“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正中其分，这种恰到好处的条件，促成了万物生发，又成就了和谐共荣的世间万象。“和”是天道的追求，是世界之所以成立的本源。
这样一看，中庸就不再高高在上、玄之又玄，而是早就落实到了事物发展的核心规律上。
用中庸之道衡量人间社会：人人安处其位，事事合乎所以，这就是社会和谐。看似平常而不出奇，实则已命中最高标准。中庸之道，就在平常道中。
然而这最平凡不过的理念，却几乎是儒家学说中最向往的精神追求，也是最难行的处世法则。所以《中庸》虽然简短，却被放置在浩浩长篇之后才可最后学习。如同山顶的启明灯，纵然只占据一角山崖，却需要经过厚实基础的攀登，才能最终撷取它的光辉。
所以人们称，“极高明而道中庸”。在平实的中庸里，达成的是完美。
正因“庸”为常态，才难提炼，又因“中”为正好，才难实践。
◎如何中庸？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诚心，是最大程度发挥性情、体察万物、成就目标的秘诀，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中庸的实现亦是如此，从“诚”迈出，经“中”过路，向“和”进发。本于诚、用于中、致于和，这就是走向中庸之道的最佳途径。
做到中庸，首先从诚心开始。对人诚，则善于沟通；对事诚，则善于明晰；对物诚，则善于珍重。诚者，必能心达而意定，从而接近平和、大度、达观。
此时，就已经近乎于“中”的程度了。因为心诚意正，所以不偏不倚。一个惯于以中正之心处世的人，将看到比他人在自我那个狭隘角度所看到的更全面、更广阔的风景。
坐中才能守正。怀有“执中”的心态，可使生命境界走向不忧不惧、不惊不扰的和谐，包括与自身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拥有“和”的思维习惯与精神风骨，便是一个无限近乎了“道”的人，是一个守正无邪、中正平和的人。
中庸，非一味示好、掩藏自己，非见风使舵、毫无主见，恰恰相反，中庸要求的是，心中有定、手中有稳、语中有理、行中有序，能以不伤人也不自伤的方式去待人，以不委屈也能求全的立场去处事，以不动摇也不固执的态度去面世，以不畏缩也不激进的思维去考量。
道不远人，中庸之道，本诚而为。
◎中庸在今天
中庸是待人的态度，也是做事的艺术，更是把握局面的能力。
按照中庸的理念，面对纷争，就不是简单地快刀斩乱麻而后患无穷，而是能体察到多方的权益与隐患，做出让各方都尽可能满意的协调方法。在当代国际关系中，1955年周恩来于亚非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就是中庸思想的最好体现。保持各自的差异，承担共同的责任，使制度不同、文化不同的亚非国家得以互利。可以说，中庸就是平衡之后的共赢。
另一运用了中庸理念的国策，就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既可实现国家统一，又可维护特殊区域的权益，照顾各方利益，保证全面富强。在复杂关系中，所有方面都处理得恰到好处，这就是中庸的智慧。
所以有人认为，中庸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胡适曾说：“中庸的哲学，可说是一般中国人的宗教。”中庸的思想其实无所不在。比如兵家提醒“穷寇勿追”，要给对方、给己方都留有余地；而政界多信奉“功成身退”，不登峰造极，见好就收；在做人上追求“光而不耀”，光亮温暖却不灼伤旁人，内有光华却不刻意招摇。中庸提倡不张扬的人格，不极致的进阶，不逼仄的追逐。安近怀远，与人为善，进退有度，人我皆宜。
然而中庸，绝非是很多人误解中的好好先生、四面恭维，中庸是消解中的坚持，忍让中的坚定，平和中的坚韧，包容中的坚守。融合变通，经世致用。
中庸的精义，经两千余年而益发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它能使异议融会贯通、和谐共融，真正将智慧落实到生活里。中庸，是朴素诚恳的力量、悲悯达观的情怀、守中取正的情操，在至高至圣的哲学中闪烁，又在平凡常道的点滴里把握。
程颐解释，不偏不倚就是中，不变不更就是庸；朱熹进一步指出，中是既无不过也无不及，庸是平常，中道即为常道；郑玄注书认为，庸就是用。综述来讲，中庸，就是符合常道、落入常理，正中正好、恰如其分。
这就是 “执中”的思维方式。执其两端用其中，“中”并非是简单的中间派，而是要在两种极端、两种可能里，选取最刚好合宜、最正中目标的那一个。因此，可把中庸理解为，不偏不倚、中正平和的人生态度，凡事不求绝对、不求偏激的适度原则。
◎为何中庸？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要求君子所为要符合中庸之道，而指出小人所做则违背中庸之理。为何中庸如此重要？《中庸》开篇就给出了解答：“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正中其分，这种恰到好处的条件，促成了万物生发，又成就了和谐共荣的世间万象。“和”是天道的追求，是世界之所以成立的本源。
这样一看，中庸就不再高高在上、玄之又玄，而是早就落实到了事物发展的核心规律上。
用中庸之道衡量人间社会：人人安处其位，事事合乎所以，这就是社会和谐。看似平常而不出奇，实则已命中最高标准。中庸之道，就在平常道中。
然而这最平凡不过的理念，却几乎是儒家学说中最向往的精神追求，也是最难行的处世法则。所以《中庸》虽然简短，却被放置在浩浩长篇之后才可最后学习。如同山顶的启明灯，纵然只占据一角山崖，却需要经过厚实基础的攀登，才能最终撷取它的光辉。
所以人们称，“极高明而道中庸”。在平实的中庸里，达成的是完美。
正因“庸”为常态，才难提炼，又因“中”为正好，才难实践。
◎如何中庸？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诚心，是最大程度发挥性情、体察万物、成就目标的秘诀，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中庸的实现亦是如此，从“诚”迈出，经“中”过路，向“和”进发。本于诚、用于中、致于和，这就是走向中庸之道的最佳途径。
做到中庸，首先从诚心开始。对人诚，则善于沟通；对事诚，则善于明晰；对物诚，则善于珍重。诚者，必能心达而意定，从而接近平和、大度、达观。
此时，就已经近乎于“中”的程度了。因为心诚意正，所以不偏不倚。一个惯于以中正之心处世的人，将看到比他人在自我那个狭隘角度所看到的更全面、更广阔的风景。
坐中才能守正。怀有“执中”的心态，可使生命境界走向不忧不惧、不惊不扰的和谐，包括与自身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拥有“和”的思维习惯与精神风骨，便是一个无限近乎了“道”的人，是一个守正无邪、中正平和的人。
中庸，非一味示好、掩藏自己，非见风使舵、毫无主见，恰恰相反，中庸要求的是，心中有定、手中有稳、语中有理、行中有序，能以不伤人也不自伤的方式去待人，以不委屈也能求全的立场去处事，以不动摇也不固执的态度去面世，以不畏缩也不激进的思维去考量。
道不远人，中庸之道，本诚而为。
◎中庸在今天
中庸是待人的态度，也是做事的艺术，更是把握局面的能力。
按照中庸的理念，面对纷争，就不是简单地快刀斩乱麻而后患无穷，而是能体察到多方的权益与隐患，做出让各方都尽可能满意的协调方法。在当代国际关系中，1955年周恩来于亚非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就是中庸思想的最好体现。保持各自的差异，承担共同的责任，使制度不同、文化不同的亚非国家得以互利。可以说，中庸就是平衡之后的共赢。
另一运用了中庸理念的国策，就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既可实现国家统一，又可维护特殊区域的权益，照顾各方利益，保证全面富强。在复杂关系中，所有方面都处理得恰到好处，这就是中庸的智慧。
所以有人认为，中庸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胡适曾说：“中庸的哲学，可说是一般中国人的宗教。”中庸的思想其实无所不在。比如兵家提醒“穷寇勿追”，要给对方、给己方都留有余地；而政界多信奉“功成身退”，不登峰造极，见好就收；在做人上追求“光而不耀”，光亮温暖却不灼伤旁人，内有光华却不刻意招摇。中庸提倡不张扬的人格，不极致的进阶，不逼仄的追逐。安近怀远，与人为善，进退有度，人我皆宜。
然而中庸，绝非是很多人误解中的好好先生、四面恭维，中庸是消解中的坚持，忍让中的坚定，平和中的坚韧，包容中的坚守。融合变通，经世致用。
中庸的精义，经两千余年而益发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它能使异议融会贯通、和谐共融，真正将智慧落实到生活里。中庸，是朴素诚恳的力量、悲悯达观的情怀、守中取正的情操，在至高至圣的哲学中闪烁，又在平凡常道的点滴里把握。